第5版()
专栏：
赞吴晗同志的史德
张习孔
吴晗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长于明史，造诣极深，对于明代基本史实、基本制度、重要人物和明史的基本资料、工具书，都系统地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写出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如《明代的军兵》、《明初卫所制度的崩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胡惟庸党案考》、《记〈明实录〉》、《明史小评》、《论海瑞》、《谈迁和〈国榷〉》等，受到史学界的称赞和重视。特别是他四次改写的《朱元璋传》，所付功力最大，应视为他攻研明史的代表作，是对历史科学的重大贡献。就其一生治学而论，“博通古今，治学谨严，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十六个字，可以大体上概括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风貌。
我国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他所作的《史通》一书中提出，作为一个好的史学家（良史），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学者、史评家章学诚基于“史所贵者义也”的观点，又进一步发挥了刘知几的“才、学、识”理论，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什么是“史德”呢？章学诚解释说：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要求史学家能够客观地观察事物，如实地加以记载，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他认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心术”，纵然有才有学，所著的书也只能是“秽史、”“谤书”（《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当然，章学诚所说的“史德”，最根本的一条是不能违背“名教”，并没有超脱传统的封建道德的范畴。我们认为，史德，是指一个史学家应具有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忠于所事的优良品质。具体地说，在对待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敢于秉笔直书，据实纪事，不掩恶，不虚美，还其本来面目，即使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避。可以说，这是我国进步史学家的一个优良传统。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齐国的南史氏，都是著名的例子。今天，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应当而且必须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吴晗同志可称得起是具有这种优良传统的当代良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41年，吴晗同志在昆明西南联大任历史系教授，当时国民党设在重庆的“国立编译馆”约他写一部明史，明史是吴晗的专长，他答应了下来。可是，当吴晗同志写完该书的前四章共十余万字送去后，该馆的一些人看到书中有红军（元末农民起义军头上包裹一块红布，当时人称为红军，也有叫红巾军的）字样，竟要求吴晗同志把书中的“红军”一律改成“民军”（当时地主阶级组织的武装队伍），即可出版。把“红”改成“民”，这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这是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含义的，这样一改，恰好把两个敌对的军队颠倒过来，岂非天大笑话！吴晗同志当时的经济境况很困窘，夫人袁震长期卧床，很需要有些工资外的收入，弥补家庭生活。但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既无知又可笑的无理要求，不禁嗤之以鼻，表示极大蔑视。他用坚定的态度回答了国民党的官方出版机构：“我宁可不出书，这个字万不能改！”从此事可以看出，吴晗同志的道德情操是高尚的，宁可忍受生活上的极度贫困，也不肯以原则作交易。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吴晗同志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宁“左”勿右的邪风，主要表现在对待封建皇朝的体系，评价历史人物和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问题上。当时有些人曲解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主张要写人民大众的历史，就不能不取消封建皇朝体系；对于帝王将相，该肯定的不敢肯定，不该否定的倒否定了；在处理古代的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上，要求历史服从今天的方针政策等等。吴晗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种违反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从历史的具体实际研究出发，而只从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针出发，强迫历史实际服从今天的实际，是非科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学风。”他认为，“这个苗头是不对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学习集》第244、245页）他的正确主张，在当时“左”的邪风弥漫的情况下，曾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但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他的许多次报告和不少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毫不动摇，表现出他在探求真理上的科学态度和大无畏精神。
1959年，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倡的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的请求下，吴晗同志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破门而出，七易其稿，创作了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剧中歌颂了海瑞明辨是非、执法严明、不畏强权、刚直无私的好品质。广大观众为此剧的创作和演出欢呼鼓掌，称赞它是新编历史剧中的一朵鲜花。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剧本竟成了吴晗的一项“罪状”。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姚文元恶毒地攻击《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是1961年社会上出现的阶级斗争（指单干风、翻案风）的一种反映。开始时，吴晗还认为这是一场学术争鸣，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被迫写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对自己的剧作进行了如实的剖析。在文中，他坚持了自己的研究结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明确地肯定了海瑞在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引用了大量史实，驳斥了姚文元的不学无术和信口雌黄，显示了一个革命史学家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四人帮”一伙索性撕掉“学术讨论”的假面具，阴险恶毒地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动机诬蔑为“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把吴晗一棍子打死。但是，即使在这样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吴晗同志并没有屈服，他对女儿小彦说：“姚文元的文章连起码的史实都不顾，只要能活下去，我就要同姚文元清算！”这是多么铿锵有力的豪壮语言！姚文元本是专靠舞文弄墨、乱打闷棍起家的文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历史，又怎么能谈得上尊重史实！吴晗同志的话，虽不免有些书生气，却代表了千千万万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对反革命势力的抗议！显示了一个真正唯物主义史学家具有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此外，我还认为，一个史学家的“史德”，也应表现在如何处理他所从事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吴晗同志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就有了深厚的功底，以他的造诣和功力，是完全可以写出一些大部头的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来的。可是他却不惜时间，满腔热情地为人民群众普及历史知识奔走呼号，坚持不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思想在支配着他的这一行动呢？这是因为他具有一种时刻不忘提高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强烈愿望，也就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心术”。他说：“单有提高，没有普及，只是少数人提高了，大多数人还是一穷二白，这是不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的。”他希望“使人人懂得点自己的和别的国家的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洪流中去”。他把普及历史知识作为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之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大声疾呼：“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权利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其中影响最大、用心最勤的是他以富有远见的精神主编了两种空前规模的历史丛书：一是《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是《外国历史小丛书》。在从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时间里，《中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近一百五十种，《外国历史小丛书》出版了五十余种，受到各方面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好评。中央领导同志对此也给予关怀和重视。吴晗同志对历史知识普及化的工作，既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是他在“史德”方面的突出表现，从它的性质和意义上说，是非常值得重视并应该大力加以提倡的。
今逢吴晗同志诞生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之际，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回首前事，恭撰此文，聊抒我对这位才、学、识、德四长兼备的当代良史的衷心怀念和景仰之情。
第5版()
专栏：
疏导的另一面
黄幸群
谈起疏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大禹治水的故事。
近几年，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强调疏导，主张用正面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去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允许一时想不通，不再随便扣帽子。毫无疑问，这比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堵和压，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但是真正善于疏导，也非易事。一讲疏导，似乎就是对教育对象（一般是青年）反复地做工作，一次不通，就两次、三次以至数十次地谈话，直到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为止。做政治思想工作需要耐心、细致，但疏导不是简单的灌输，不让人有不同的意见，而是要通过生动活泼、有来有往的共同探讨，达到共同提高。
青年人框框少，思想活跃，尤其是开放以后，接触面更广，思考的问题也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是当代青年的主流，是非常可贵的精神。青年人在思考和探索中也可能会有偏差，因此需要疏导。但是，切不要把青年人提出的一切与书本上或与自己不同的想法，都当作异端思想加以排斥、否定。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一些年长的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的哩！不是有不少的青年企业家，从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创造了不少新鲜的经验吗？学校中不是有许多很好的改革意见和措施来自青年学生吗？而某些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往往囿于过时的观念和经验，思想跟不上形势，这难道就不需要疏导？一个好的教育者总是善于从受教育者那里汲取营养、得到教益的。
提出这容易被忽视的疏导的另一面，不仅仅因为在政治思想教育过程中同样要承认“教学相长”，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民主的思想，即要用民主讨论、平等切磋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认识问题。多少年来，我们有些同志习惯沿用“我说你服，我打你通”的办法去“打通思想”。其实，有多少思想认识问题是靠居高临下地“打”而心悦诚服地“通”的呢？那种认为“疏导”只是对别人，却不曾想到自己也可以被疏导的观点，也是一种僵化。有一位大学校长说得好：“我主张民主办校……不能仅仅把学生看作教育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学校的主人。我自己感到，经常深入学生中，听取他们的意见，跟他们交朋友，是防止僵化的好办法。”
如果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都能看到疏导的这一面，同自己的工作对象彼此尊重，相互学习，那么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将更有声色，更有实效。
第5版()
专栏：
黄宗羲晚年锐意著述
王俊义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被称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在我国思想史上树有不朽的丰碑；同时，他又是博大精深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据统计所著书有六十余种，达一千三百余卷，并同顾炎武等共同开创了清初经世致用的学风，在古代学术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他晚年写就的，正如其私淑弟子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所说：“公虽年逾八十，著述不辍”。
黄宗羲本人曾在《怪说》一文中，概述了他晚年勤于著述的情状：“梨洲老人坐雪交亭中，不知日之早晚，倦则出门行塍亩间，已复就坐，如是而日而月而岁，其所凭之几，双肘隐然”。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静坐书斋，挥毫撰述，几至废寝忘食，常常不知日之早晚，几十年如一日，竟使所伏之案，双肘压痕，隐然可见，勤奋之状，实动人心弦。黄宗羲深深感到“未完文债堆书案”，不肯使大好的“光阴白日堂堂去。”（《南雷诗历》卷四）。越是到了晚年，越感到时间紧迫，为了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集中于著述，他毅然将“庆吊吉凶之礼尽废”，免去世俗间的贺喜、吊丧等人事应酬。他的长女嫁于本籍县城，他竟忙得终年无暇探望；其二女嫁于山阴（今浙江绍兴），一连三年未能回家省亲，思念老父，“涕泣求归”，宗羲“闻之不答”。为此，人们“莫不怪老人之不情也”。
黄宗羲进行著述的环境和条件，也十分艰苦。他开始从事著述时，政治上仍遭受清廷迫害，为逃避搜捕，常举家移居，东躲西藏；经济上也极困窘，有时甚至“屋崩粮绝”。后来虽渐趋稳定，清廷又推行文字狱，动辄得咎。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豪情满怀，读书写作不辍，如其在《山居杂咏》中所咏：“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南雷诗历》卷一）。为实现自己的著述理想，什么铁窗烽火、困顿饥饿，甚至死的威胁，都不能“废我弦歌”。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黄宗羲不为艰难困苦所迫，不为功名利禄所诱，不为世俗的人事应酬所缚，而全身心地倾注于著述呢？
对此，黄宗羲曾回答说：“自北兵（按：指清军）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焉能“不自爱惜”（黄宗羲《怪说》）。在明末清初激烈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黄宗羲目睹满族贵族统治者举兵南下，推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激发了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他投入了江南广大群众和汉族士大夫抗清斗争的洪流。在抗清斗争中，他屡遭清朝的悬赏缉拿，指名追捕，被围孤城，又曾为人告发，绝死沙丘，实在是九死一生。他感到自己能活下来，不过是幸存者。作为一个幸存者，自感如不兢兢业业，则无颜以对九泉下死难的先人。痛定思痛，他矢志要“深自爱惜”，保持晚节，决心在抗清斗争失败后，转入深沉的思想斗争，“毕力于著述”，这正是黄宗羲在晚年矻矻于著述的重要精神力量所在。
再者，黄宗羲因受其父黄尊素——著名东林党人的影响，少年时代就关心国事，总想把读书治学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他父亲被明末阉党捕害前，曾告诫他“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他铭记父亲的遗教，“自明朝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则已，盖两年而读毕”（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但是，他深感明末理学的空疏，想竭力扭转这种颓废的学风，他与顾炎武等“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提倡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他晚年孜孜不懈地从事著述活动，正是想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评论各种学术流派得失，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探讨社会改革方案。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并非盲目地为著述而著述。
经过数十年锐意著述，他终于写出了一部部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著作，除少数有关天文历算方面的著述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晚年写成的。他从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毕力著述”起，首先撰写了《汰存录》、《思旧录》、《行朝录》（其中包括《隆武纪年》、《鲁纪年》、《永历纪年》、《四明山寨记》）等，这些著作充满了亡国之痛，晚明的许多史事赖以流传。
在多年思考酝酿的基础上，他又于康熙元年（1662年）写成了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猛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了政治、经济改革主张，认为“工商皆本”、“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公是非于学校”，宣传了民主主义启蒙思想。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又撰成《明儒学案》，这部六十二卷的大著，对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哲学、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排比，分清源流，考订得失，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完整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为探索有明一代文章源流，研究明代文章发展盛衰，黄宗羲还从康熙九年起，至康熙三十二年止，先后编成卷帙浩繁的《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这些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当必以是编为极备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文海》编成时，黄宗羲已是八十四岁高龄。而他直到逝世前不久，还亲手选定了他历年的诗作与短篇文稿，编成《南雷诗历》、《南雷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可谓生命不息，著述不止！
第5版()
专栏：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和《吴晗纪念文集》出版
北京市历史学会编辑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和《吴晗纪念文集》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共收集了吴晗同志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发表于各报刊杂志的论著共二十篇，约五十万字。《吴晗纪念文集》共收录吴晗同志生前友好、专家学者及其亲属撰写的纪念文章、诗词和书画，约二十万字。
（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