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忆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方方同志
刘田夫 吴南生 杨应彬
1971年9月21日，方方同志因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
方方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熟悉和尊敬的领导同志。
（一）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一个破产的小商人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方方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投入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开始探寻救国的道路。1924年暑假，他到广州第二届农讲所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1925年5月，他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在普宁、潮安等地从事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积极组织农会、农民自卫军。当东征军进抵潮汕时，他发动群众在潮阳县关埠袭击潮汕军阀洪兆麟，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有力地配合第二次东征。1926年春，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方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仇视，扬言要把他开除出方氏家族，要杀掉他来“祭旗”。他得悉后，毫不畏惧，一笑置之，说：“我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不让姓方，我偏要姓方！就叫方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方方同志在潮汕农村坚持斗争，组织了四百多人的农军，举行暴动。同年10月，他被任命为赤卫军第三团的党代表，带领农民武装在韩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秋，他任普宁县委书记，坚决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发动群众，在全县九个区建立起农会，召开全县农民代表会议，组织县和区的武装队伍。方方同志这一系列的革命活动，为创建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作出了贡献。
1930年底，方方奉调去闽西苏区工作，任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在扩大红军和生产支前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多次受到表扬。他还和张鼎丞、郭滴人、李明光等同志一起，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制止了闽西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清除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3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这时，方方正在上杭、永定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也被调回后方，受到批判。他虽受到打击，但以党的利益为重，认真做好分配给他的扩大红军的工作。他在上杭召开全县党、团员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还亲自编写山歌，组织演唱，宣传参加红军的意义。他深入乡村，组织群众开展春耕生产和慰劳红军家属的工作，使上杭连年增产。群众都高兴地说：“红军天下，风调雨顺。”由于方方深入细致的工作，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战争，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全县出现了党、团员带头争先上前线，区、乡赤卫队整连整排加入红军队伍的动人情景。其中尤以才溪乡扩大红军工作做得出色，一百个青壮年中就有八十八人参加红军。1934年1月，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才溪乡的工作，说：“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在此前后，方方相继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及代理福建省委书记职务。
1934年4月，中央苏区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紧张时刻。方方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任红军独九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团政委，率领独九团挺进连城、宁洋、龙岩一带，消灭了周围的地主反动武装，建立了一个纵横三百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向漳平、宁洋出击，破坏敌人漳宁筑路计划，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国民党反动军队集中了八个主力师的兵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闽西红军和游击队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形势非常险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方方被撤销了独九团的领导职务，而新的领导人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采取了硬打硬拚的错误战略战术，使部队遭到严重伤亡。这时，部队思想混乱，团的领导人又闹不团结。在这关系到部队存亡的紧要时刻，方方挺身而出，严肃地对这些干部说：“队伍是党和工农的，你们尽管有意见，但不能把队伍放在这里置之不理。如果你们不指挥的话，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对阶级负责任来指挥！”在方方的率领下，这支军心涣散的队伍又重新振奋起来，冲破重围到达永定金砂与张鼎丞同志的部队汇合，成立了闽西（后扩大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方方为常委兼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闽西南的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南的游击战争是极其艰苦的。方方同其他领导人带领战士们与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紧密依靠群众，终于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建立和扩大了游击据点，击退了敌人多次“围剿”，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闽西南的红旗始终不倒。
1937年4、5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派，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受到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等同志的接见，并列席中央召开的一些会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闽西南游击战争非常重视，请方方到中央党校、抗大作“三年游击战争”、“三年群众斗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指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分得的土地。这部分土地直到解放时还基本保留在农民手里），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方方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对外称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领导闽西南、潮梅地区党的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促进了闽西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他提出“巩固闽西南、大力发展潮梅新区”的工作方针，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公开合法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闽西南普遍建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其中农会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潮梅地区，我党领导和组织的群众抗日团体，参加者达二十多万人。党的组织在1938年也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漳州、潮汕、梅县三个中心县委和五个直属特委领导的县委、两个市委、一个特区，到年底共有四百九十个支部，五千三百九十八名党员。这样，我党领导的地区，冲破了多年辗转山区基点的狭小圈子，扩展到漳州、厦门、潮汕和兴梅一带，形成一个西与广东的东江接壤，东与福建的永安、泉州毗连的大片地区，这是我党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方方十分注意抓好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1938年初，他就布置潮汕地区党组织，积极发动农民群众，准备组织游击武装；以后，他又从闽西南调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到潮汕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他亲自在省委的党刊《前驱》上发表文章，帮助干部认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党中央鉴于敌寇已大举进攻广东，指示闽西南、潮梅特委“应以抓紧时机，布置抗日游击战争及组织群众参战为中心任务”。方方立即传达贯彻，要求各级党委成立军事部，以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他在特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为实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而奋斗》的政治报告，提出：“我们一切准备都应为着战争，为着发展游击战争”的口号，号召加强抗战动员，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会后，领导机关从闽西迁到广东梅县。在这年5月，潮汕形势非常危急的时刻，方方再次亲临潮汕，布置加强潮汕铁路沿线的工作，准备游击战争。6月21日，日寇占领汕头、潮州。在我党的领导下，潮汕游击队和众多的战时工作队，活跃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打击了日寇侵略者。
在壮大革命力量，开展抗日斗争的同时，方方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破坏抗日的阴谋，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坚决、果断地进行反击。他领导闽西党组织和农民群众开展保卫土地的斗争，采取争取开明的中小地主、中立中间动摇分子，集中打击顽固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策略，向社会公开揭露顽固派破坏协议、强夺土地的阴谋，取得了舆论界的同情。在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有些同志提出攻打龙岩县城，并从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地证明其正确。方方得悉后即明确指出：这是书呆子造反。攻城是错误的！及时制止了这些同志的冒险行为。1939年，蒋介石颁布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造反共逆流，各地反共磨擦事件频频发生。梅县的青抗、学抗先后被解散，由党领导的《梅县民报》、普宁《青报》被取缔。这时，方方在重庆南方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投降提纲》。叶剑英同志指示他，要准备“下雨”、“要打伞”，即要反击顽固派进攻。方方回到闽粤边后立即领导各地进行反逆流斗争，组织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指示抗日群众团体做转化工作。1940年春，闽西南顽固派向我进攻，枪杀我永定县委书记等干部，方方对此十分气愤，集中武装力量，给顽固派以迎头痛击。随后指示闽西南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留下基干武装保卫机关和干部安全，其余复员。而一些干部却主张继续扩大武装斗争，认为方方的指示是“孟什维克的策略”。方方耐心地帮助这些干部认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样做，对于坚持长期斗争是不利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也主张必要的退却，使这些干部受到教育。
1940年秋，中共中央指示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直属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翌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我党干部和抗日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方方与张文彬等同志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们派出干部分别到闽南、闽西、潮梅、粤北、江西、桂林地区，加强党组织领导工作。他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切实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工作方针，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他还对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指导。
1942年5 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粤北省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疯狂的敌人又直扑南委机关，方方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坚决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果断地组织机关和干部撤退、隐蔽，使党组织避免更大损失。后来，他被土匪绑票，在土匪洞中，他对土匪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同时，经过党组织的营救，他终于脱险。以后，回到南方局。周恩来见到方方，热情地和他拥抱，两人激动地流下热泪。不久，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到达延安。
1943年8月，方方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5月，参加党的“七大”。他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整风文献和“七大”报告，并回顾和总结自己二十年来的斗争经验，特别是认真地总结了抗战六年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撰写了《自传及反省》、《六年工作提纲》等交给党组织。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派方方参加国共和谈，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的政治顾问，随后任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到广东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问题。在谈判中，他旗帜鲜明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和廖承志、尹林平、曾生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半年时间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我华南抗日游击队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我东江纵队。6月30日，东江纵队二千四百多名指战员（包括各地区各部队的一部分干部）安全北撤山东。
1947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方方任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等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
华南地区远离中央、孤悬敌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环境错综复杂，斗争艰巨曲折。方方与分局的同志一道，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善于结合华南地区的斗争实际，运用党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华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迅速开展起来。
当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序幕时，方方于1948年初，向党组织作了《刘邓大军渡黄河后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布置各地开展武装斗争，提出“普遍发展、大胆进攻”的方针以及建立地区主力、向新区发展的新任务。在分局的领导下，我各地党组织领导的人民武装到处袭击敌人，攻城陷镇。并于1949年向敌人展开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以广州为基地作最后挣扎的梦想。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迅速发展壮大，相继成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桂滇黔边、琼崖、粤桂边、粤中、西江区党委及其领导的武装纵队，党员发展到四万人，武装力量发展到八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发展扩大，到全国解放前夕，广东省大部分乡村已获解放，解放区人口约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占当时全省人口40％以上，在三分之一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开始了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1949年5月，华南分局迁入粤东。8月，方方奉命赴江西赣州与叶剑英同志以及南下大军会师。并于9月参加由叶剑英同志在赣州主持召开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参与部署解放华南、广东的计划。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的华南分局。会议还一致通过决议，指出：“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1946年以来，在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绩的。”
（五）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1月6日，中央任命方方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广东省的工作。
1950年，方方兼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根据党中央关于要在广大解放区有步骤有秩序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同志领导下，从广东社会情况复杂、华侨多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从1950年秋起，先在兴宁、龙川、揭阳三县进行试点，创造经验，从点到面全面铺开，三年完成。
1952年，正当方方竭尽全力工作的时候，却受到批判。说他在土改中“右倾”，说他犯“地方主义”错误。历史的实践证明，方方根据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在土改中对华侨、工商业者兼地主及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是符合广东的实际的，是正确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广东历史上批判“地方主义”的问题，也已有了正确的结论。当时对方方同志的批判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他对这一批判，有想不通的地方，但他没有怨言，能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听从党的指挥，继续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工作。
1955年，他接受党的新任务，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他积极地协助何香凝、廖承志同志主持中侨委的日常工作，团结广大华侨、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诚然，正如许多革命前辈一样，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其它原因，方方同志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方方同志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但敢于实践，敢于负责，而且善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工作，使工作取得新的发展。例如，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北方解放区土改出现“左”的错误倾向的时候，华南一些游击区也过早实行分田废债，以致脱离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后来，中央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停止新区土改的指示，方方立即纠正这一错误，使华南地区的群众斗争走上正确的轨道，获得更大的发展。
方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多了！岁月易逝，洗不掉我们对方方同志的深切怀念。方方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艰苦朴素，几十年如一日，生平重视实践，不尚空谈，顾全大局，勇于负责，光明磊落，胸怀坦白，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的情操，革命者的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广东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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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征途中的另一个外国人
张国琦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曾以唯一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而闻名于世。然而，还有一个在长征的红六军团中生活了十八个月的外国人，却鲜为人知。他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名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ALFRED·BOSSHARDT）。前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才被人重新提及。
事情是这样的：
1984年3月11日，著名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给肖克同志写了一封信。这位专程来中国寻访当年红军长征足迹的七十六岁老人，是在与肖克同志会见之后随即来信问到这件事的。
他在信中说：
“我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与法国传教士及一张法文分省地图有关的问题。我读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本书，书中谈到一位名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的法国传教士说，他曾经帮助你认识这张地图，他曾在你的部队里呆了十八个月……。书中写道，他对于红军的非凡能力和严明的纪律，印象非常深刻。”
肖克同志看完信，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这位当年率部长征的红六军团军团长渐渐想起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提到的那张法文地图和那位法国传教士。
那是1934年10月1日，红六军团在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他们在一教堂内见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贵州省地图。这张图对于刚进入贵州开展武装斗争的红六军团，无异于无价之宝，因而就作为“战利品”取走了。因为是法文，只好请那位懂中国话也认识一些中国字的法国传教士一同来到六军团司令部，帮助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腊烛光下，肖克同志细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那一个个法文地名，那位传教士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一个一个地进行翻译。两人边讲边比划，地图上的山川、河流、村镇、城市，逐一附上了中国字。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的尤其是红军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已是三更了。
这件事，对肖克同志来说，终生难忘。事隔多年，他记忆犹新，曾以兴奋的语调谈到：
“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我们从湖南进入贵州，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用的地图，图上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只有约二十平方厘米大。得到这样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于传教士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无形地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几年全是靠这张地图。”
后来，这位传教士随军到了湘西，在逐步了解了我党方针政策，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心情也有变化，曾多方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其间，艰苦的根据地生活曾使他试图离开红军，因湘西周围敌情严重，情况复杂，他去而复返。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他又一起行动。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他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整整走了半年。到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红军首长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于是让这位法国传教士离开部队，前往昆明，临行，还送给了旅费。
这位在红六军团呆了十八个月（湘鄂川黔根据地一年，从湖南长征到云南半年）的法国传教士，虽然在红军中生活时间不长，但他对红军印象很深，回国后，曾写文章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这也可能是外国人介绍中国红军的先例。
这位法国人没有忘记中国红军，红军的同志们也没有忘记他能坦然相助。尽管他所做的工作不多，但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一经提及，肖克同志便欣然命笔，回了一封长信，给提问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先生，“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在肖克同志心中，这位法国人还活着。人们也希望他还活着。
今年6月17日，刚从长征路上考察归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不顾旅途劳累，立即给肖克同志回信。
“肖克将军：
我很高兴地收到了你的来信，知道了这位法国传教士的情况。不过，这位法国人我大体上可以肯定他已去世了。虽不一定能见到此人，但我愿意尽力找到他写的关于他的经历的那本书，并把它寄给你；如果他还活着，我会找到他的地址的。”……
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热心的读者，我们一起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