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庆祝国庆 繁荣文艺
开创社会主义曲艺事业的新局面
罗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曲艺工作者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许多宝贵的经验。回顾过去，更加提高了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新曲艺的热情和信心。
努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并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现象作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曲艺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
新中国成立到六十年代初，是新曲艺的空前活跃的时期。广大曲艺工作者都为人民革命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地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为新中国而写作，为新中国而说唱。作家老舍、赵树理等运用曲艺形式创作出许多富于时代精神并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作品。快板《我们选举了毛主席》，山东快书《三换春联》，单弦《蓄洪区说话》，弹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相声《昨天》等，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三只鸡》，鼓词《歌唱英雄黄继光》，单弦《四支枪》，快板《战士之家》等，生动地塑造出“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唱词《考神婆》，相声《飞油壶》、《一贯道》等，有的讽刺、批评了旧思想旧习惯，有的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本质。评书《登记》，唱词《王家坡》，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婚姻给人们造成的悲剧，热情地歌颂了人们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篇和长篇曲艺作品，如鼓书《新儿女英雄传》，评书《灵泉洞》、《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红岩》、《林海雪原》等，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革命历史，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有积极的意义。正是由于大家的辛勤努力，编演新曲艺蔚然成风，为新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十年内乱中，社会主义曲艺事业遭到极大的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曲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重新迸发出来，很快就创作出许多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人物的优秀曲艺作品。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相声作为曲艺的尖兵，一马当先，揭露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以及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把相声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帽子工厂》、《闹而优则仕》、《特殊生活》、《如此照相》、《假大空》等，以及其他曲艺作品，都深受群众的欢迎。
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广大曲艺工作者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斗争，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演出，迅速地反映了我国城乡各条战线上的新面貌、新人物。我国农村中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唤起了曲艺工作者的极大热情。唱词《接婆婆》，故事《辣椒嫂》，评书《定盘星》，二人转《丰收桥》，大调曲子《二嫂买锄》等，都通过真实而动人的故事，反映出我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情景，描绘出一批一心一意奔向“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工业题材、军事题材，以及其他现实生活题材的好作品，也如雨后春笋。故事《韩冬梅巧难何矿长》，生动地表现了一位胆识不凡的当代青年工人形象。湖北小曲《难忘的一课》所歌颂的烈士的母亲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精神境界，河南大调曲子《老伴儿》中老军长夫妻的革命情谊和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都感人至深。中篇苏州弹词《真情假意》，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女青年琴琴的自私自利思想和错误的恋爱观，颂扬了佩佩的美好心灵，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是一篇“适应青年，教育青年”的好作品。表现革命历史题材、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曲艺，也出现了不少佳作。长篇扬州评话《挺进苏北》，展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寇、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成功地塑造出陈毅同志这位革命家、军事家兼诗人的光辉形象。中篇山东快书《武功山》，生动地描绘出陈毅同志的形象，也是一篇难得之作。
广大曲艺工作者不但积极地创作了这些好作品，而且通过自己的演唱，把新曲艺送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送到一切需要曲艺的地方。王尊三、韩起祥、高元钧、侯宝林、骆玉笙、蒋月泉等许多著名的曲艺艺术家和曲艺工作者都为新曲艺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无论是严寒酷暑，也无论是工地、山区、连队，以至炮火连天的战场，都留下曲艺工作者的足迹，洒有曲艺工作者的汗水以至鲜血。同时，曲艺这种艺术形式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他们创作和演出了许多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的曲艺作品，这就使得新曲艺普及到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中去，更好地发挥了曲艺娱乐人民、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业余曲艺活动中的不少优秀人才也不断被专业曲艺团体所吸收，为曲艺队伍增加了新的血液。
三十五年来，我们新曲艺的创作质量和演出质量不断提高，这是新曲艺所以能够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
故事、人物是否写得和演得真实、生动，是曲艺创作成败的关键。运用曲艺这种传统艺术形式来表现新故事，新人物，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缺乏对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如果缺乏对曲艺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入了解，如果缺乏革新和创造的热情和能力，不能做到推陈出新，要创造优秀的曲艺作品是不可能的。解放初期在曲艺创作和演唱上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艺术手法陈旧与新内容不相谐调的倾向，就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新曲艺的弱点。但是，经过曲艺工作者的学习、深入生活和艺术实践，这些情况就逐步有所改变，陆续出现了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作品。其主要标志，就是作品中的故事，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的，是根据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要求而精心组织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生活，故弄玄虚，生编硬造，也不是套用传统书的老路子，用新内容迁就旧形式，“削足适履”。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上的，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活生生的，具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而不是传统书中的古代人物的改头换面和“翻版”。优秀的新曲艺创作，正是通过真实生动的人物、故事，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提出了对于社会生活、对于各种人物的评价，从而给人们以启迪、教育和鼓舞。
“寓庄于谐”、“寓教于乐”，这是曲艺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相声，必须有笑料，有“包袱”，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发、教育和美的享受。但是，这种笑，必须是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冲突，经过作者、演员的巧妙构思而自然产生的；这种笑，又必须是与作品的思想性紧紧结合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化主题。上述一些好相声，好就好在既有娱乐性，又有思想性，妙趣横生而又寓意深刻。其它曲艺，也都有一个既要注意娱乐性，又要注意思想性，把严肃与活泼结合起来的问题。
新曲艺表现的思想内容是新的，作品的语言、音乐唱腔和表演艺术，也必须推陈出新，有所革新，有所创造。几十年来涌现的一些深受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一方面学习、继承了传统曲艺中一切好的东西，一方面又摒弃了传统曲艺中一些陈词滥调，而注意学习、提炼和运用了活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新鲜活泼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同时，注意了说唱艺术在语言上的特殊要求，做到有韵律，有变化，富于节奏感和动作性。为了演唱好新曲艺，广大的曲艺演员、音乐伴奏人员和曲艺音乐研究者，对曲艺的音乐、唱腔进行了研究和改革，大大增强了新曲艺的艺术表现力。曲艺中演员的表演艺术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感情，在表演上就不能墨守成规，简单地套用一些老的表演程式和表演方法，而要根据表现新内容的需要和曲艺的特点，进行革新和创造。学习和借鉴戏剧、电影、歌舞等姊妹艺术的一些表现手法是必要的；但是，学习不是模仿，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把姊妹艺术中可以学习、借鉴的东西，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消化，在保持曲艺的独特艺术风格的前提下，适当地加以吸收。许多有成就的曲艺工作者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表演艺术的革新的。比如侯宝林的相声，高元钧的山东快书，骆玉笙的京韵大鼓，李润杰的快板书等等，都在表演艺术上有很大的革新和创造，力求与所表现的新内容相一致，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新曲艺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曲艺工作者努力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他们把人民当作自己的母亲，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是人民的生活和火热斗争哺育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韩起祥说得好，“离开人民，就没有我韩起祥；离开人民，我韩起祥就写不出人民需要的作品，我就变成真正的瞎子。”这说出了广大作者、演员的心声。许多曲艺作者、演员还从自己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中深切地感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有些作品写得深刻，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经过学习，能够透过现象看到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创作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许多曲艺工作者勤奋地钻研业务，学习文化知识，这也是他们能够不断地提高新曲艺质量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曲艺工作者和演员、音乐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加强联系，通力合作。实践证明，采取多种形式，加强作者与演员的联系和合作，是搞好曲艺创作的一个好办法。
社会主义新曲艺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是同当前新形势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曲艺队伍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很整齐，在一部分曲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一些旧思想旧作风，有些地方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还亟待解决。上演的新书目、新曲目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远远不能满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少长篇传统书目还没有经过认真整理，有的地方还流行着一些内容很不健康、艺术上也很低劣的东西。有些文化部门还没有把曲艺工作摆在自己工作的日程上来，甚至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总之，存在问题不少，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陈云同志所指示的“出人、出书、走正路”。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现有曲艺队伍的思想和艺术素质；一方面要下大力量培养新的曲艺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年轻优秀的曲艺创作人才和演唱人才。要继续抓紧新曲艺创作和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以及曲艺音乐和表演艺术的革新，特别要大力发展表现新时代、新生活、新人物的曲艺创作。我们要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积极地主动地把新书、好书送到农村、山区、工矿、部队、学校中去，尤其要注意争取广大的青年听众，真正做到“适应青年，提高青年”。
我们只要自觉地高举社会主义文艺的旗帜，发扬新曲艺的革命传统，坚持以高尚的健康的艺术去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那么，社会主义曲艺事业就一定能够开创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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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一个农村开拓者的典型形象
——读中篇小说《燕赵悲歌》
李希凡
蒋子龙，是以写工业战线的“开拓者”家族而蜚声文坛的。他的《乔厂长上任记》一发表，很短的时间内就风靡全国，在社会生活里形成了“乔厂长旋风”，其影响又何止于工业战线！这篇《燕赵悲歌》，也正是由于乔光朴的威名而闯进作者的创作思维的。小说开头的“引子”里，有这样一段记述编辑与作者的对话：
“他们没有包产到户，已经是千万元富翁了！也不叫大队，而是农工商联合公司，公司经理是个当代怪杰，他叫我带信给你，原话是：‘五年前我们看了《乔厂长上任记》，当时的副大队长看了四遍。我佩服蒋子龙。但是，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
我不觉堆出一脸苦笑，心里涌起万千滋味。自从乔光朴这个冤家来到世界上，给我惹下了多大的麻烦！乔厂长五岁，我四年未得清静。心想，今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波了。怎么又冒出一个胆子更大的乔厂长，而且又是点名叫号地和我挂上钩。
这是“乔厂长旋风”出现的新的更为奇特的文学反响，显示了乔光朴的形象在历史新时期的深刻的典型意义。所谓蒋子龙笔下的“开拓者”家族，如果不具有四化创业者这样的时代精神的内涵，哪能如此深情地激动了这位老东乡的“当代怪杰”，以至使他的副大队长把《乔厂长上任记》读了四遍呢？“乔厂长不如我胆大，乔厂长不如我”，这位老东乡农民的豪迈宣言，不也透露了蒋子龙在廓大“开拓者”家族的形象喻义么？
《燕赵悲歌》写了一个大队粉碎“四人帮”后如何在原大队党支部书记武耕新领导下创业致富，开拓社会主义新路的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全面贯彻农业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解放思想，打破了限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条条框框，对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创造，不仅使我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貌，也在逐渐改变着城乡之间的差别和距离。更为深刻的是，这场变革也打开了中国农民智慧的闸门，涌现了大批多才多艺的专业户，还出现了能与城市经济部门进行竞争的多种经营的农工商联合公司的经理人才，或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企业家。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向时代和历史提出了新的课题。农村的这种惊人变化，不仅发生在富饶的南方，更为重要的是，在贫瘠落后的北方土地上，也不断地闪现出这样的璀璨的明珠。《燕赵悲歌》中所写的这个“他们没有包产到户，已经是千万元富翁”的大赵庄，就出现在华北平原上。《燕赵悲歌》在表现手段上，虽采用了报告文学的某些“形式”，但它又不是报告文学，而是小说，所以尽管它所描写的人和事，可能有真实生活中某些素材原型或影象，但作品的情节和形象，却是经过作家创作思维的充分典型化了的艺术真实。
《燕赵悲歌》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当代新型农民，或者叫做“农民企业家”武耕新的形象。比较起蒋子龙笔下的那些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如霍大道、乔光朴、车篷宽等，武耕新的形象有他自己的特色。如果说对于那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工业干部，作者集中笔力写了他们在十年动乱后忧国忧民的紧迫感和一颗共产党员的火热的心，写了他们如何在百废待兴和复杂的形势里艰苦地开创新局面，那么，这武耕新的形象，却是作者在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际遇里，开掘出来的一个富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新型农民的形象和性格。它既经历了我国农村经济长期缓慢发展的历史磨难，又强烈地反映着历史新时期广大的农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追求。
武耕新生长在贫穷的北方农村，他是地道的农民，文化刚够“人之初”的水平。从1958年以来，武耕新当过大队主管会计、大队副支书、生产队长，以至这现任的支部书记。可以说，“大跃进”以后我国农村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他都亲身经历了。在蒋子龙的笔下，这个已经声名显赫的武耕新，并没有被塑造成先知先觉的完人。《燕赵悲歌》开宗明义第一章，那“历史的回顾”，虽写的是武耕新的“自省”，但它又何尝不是作者通过这历史的叙述，对我们农村工作的“左”的失误，巧妙地做出的一个形象的“小结”？大赵庄所经历的种种，不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写照么！武耕新不能超然于历史之外，“大跃进”、“小四清”、“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先治坡后治窝，一桩桩，一件件，都有着他的磨难或耻辱的印迹，但也都没能治了大赵庄的“穷”字，倒把社员折腾得肚里怨气越聚越大。“四人帮”倒台了，开了三天群众大会，社员们给他提了三百条意见，一人一把箭，都拿他的胸口窝当了靶心。武耕新不是圣徒，他也曾满腔孤愤幽怨，在夜色凄迷、寒气逼人的地头，活象幽灵一样“整整转了三宿”。当他重新回到使他怨气冲天的会场上，灾难的历史就只变成了这样几句简要的结论：“我不怨天，不怨地，不怨上，不怨下，就怨我自己没有真主意，明白得太晚了！如果大家信得过，我还想再干三年，大赵庄要是不变个样儿，你们可以用唾沫把我淹死，可以把我送进县大牢，也可以掘我家的祖坟……”这言词深刻地表现了此时此境中武耕新的闪光的精神面貌，它是屡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的忠诚共产党员发自内心的呐喊，又是在党的历史新时期总任务的感召下，勇于闯新路的四化创业者的充满豪情的誓言。这武耕新，的确不同于霍大道、乔光朴或车篷宽，他指挥的不是现代化工人，也没有现代化机械工业供他驱使。武耕新始终面对着的是，摆不脱“穷”字的农民和贫瘠的盐碱地。他也曾领导群众进行过多次改善命运的奋斗，但是，那条“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赶着大伙走“以粮为纲”的路，却不仅使他自己蜕了几层皮，也使得大赵庄越斗越穷。可他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搞合作化，不就是要使中国农民摆脱千百年来贫穷落后的命运，走上富裕幸福的道路么？而几十年的惨痛经验教训告诉他，“要想发富光靠修理地球，土里刨食是不行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虽没给武耕新带来多少现代化的文化教养，但多年来的基层工作，也开阔了他的眼界。“曲折使他升华了，灾难洗净了他的灵魂。”武耕新被“封闭”的智慧从此打开了闸门。蒋子龙也正是从这里开掘了他这位主人公的心灵世界。这个地道的农民，这个“不平常的平常人”，就这样脱颖而出，“成为老东乡一带几乎无与匹敌的新型农村的领导人”。
在武耕新“治下”的，仍然是那盐碱花花的大赵庄，也仍然是那三千多口人，但三年后的生活与精神面貌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呵！盐碱窝里的土坯房不见了……住宅是清一色的红砖大瓦房。村北有占地三百亩的两个大养鱼池；村西是工业区、变电站，机声可闻，白烟袅袅；村南是三百亩果园，梨花白、桃花红……每一个农民的家庭，现代化的生活设备——彩电、冰箱、洗衣机以至新式空调等高档货一应俱全……
是的，武耕新如何领导大赵庄农民致富创业的过程，在《燕赵悲歌》的情节里，并没有着重地去写。作者往往采取“取巧”的方法，在每章的开头做必要的交代。因而，我们在小说情节的具体描绘里所看到的，只有第十节割芦苇，写了他们最初的奋斗，但作者却不放弃在任何细节里——那怕是林元秀梦境和武耕新两小无猜的往事——突出、烘托、映照以至反衬他的主人公的鲜明的个性与形象。红花还要绿叶扶持，作者在塑造武耕新形象的同时，也并未忽略精心刻画大赵庄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武耕新一家，林元秀自然是作者重点要写的人物，而大儿子明理、大女儿明英，甚至包括用笔不多的小儿子明伟，也都写得个性鲜明，令人难忘，更不要说大赵庄那些当权的群雄们，如武耕田、李汉忠、刘心远、张万全、马胜锐，作者往往几笔勾勒、简短介绍，就能活画出他们活泼泼的性格。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还少不了能人当主角的历史安排。在第三章第十一节，作者有意安排了一个龙虎风云的“碰头会”，集中地展示了大赵庄生活激变后的干部们的精神风貌和个性风貌，而在作者的笔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众星捧月的场面呢？不管马胜锐怎样的能能梗，刘心远多么有心计，张万全如何万能能，他们都只是武耕新手下的一员将，都在他运筹帷幄之中。尽管他们的自我感觉已经同历代农民的意识大不相同了。他们身居重职，掌握着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资产，盘算的也不光是自己的一家一户……但是，使他们低首心折，领导他们走上这条道路，并能对他们量才使用的，不正是先前的大队支书，今天的农工商联合公司的经理武耕新么！他正是他们中间最强烈地改变了农民意识的代表。小说第十二节，在他的“书记官邸”举行的博览会和交易会，多么生动地写出了新农村创业者武耕新的开阔的精神境界！他的深谋远虑，他的长远规划，岂只是要改变小生产的农民意识，简直是宣告着向城市的挑战！新农村创业者的形象，近几年来在小说特别是报告文学中，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能够以丰满的形象、鲜明的个性，以及强烈的时代精神，跻身于“开拓者”序列的典型画廊，应该说，蒋子龙笔下的这个由乔厂长联接起来的武耕新的形象，确可称得起还是第一个。
创业维艰，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善于用雄浑的笔触在广阔的时代环境的不平静的波涛中，塑造破浪前进的开拓者的形象，又是蒋子龙创作艺术的一个特色。一切想在某些方面打开新局面的人，在我们目前的社会生活里，还不可能不遇到抵制，甚至顽强的阻力，何况武耕新所要改变的还有农民的生活和农民的意识。武耕新的这种独树一帜，哪能不招来怀疑、妒恨以至排斥、打击？斗争是复杂的，也是尖锐的。千百年来的习惯意识，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多少年来“左”的政策在农民思想上留下的余悸，伴之以现实的不正之风，能够允许武耕新这样不合“格调”地改变农民生活，改变农民意识，塑造新型农民的形象么？不是连蒋子龙自己，都对他创造的这个“武耕新”产生了“恐惧”情绪了么：“这是个危险人物，我的笔跟他搅在一起，将来说不定有麻烦。”和武耕新同住医院的“高级干部”谢德，就看不惯这位农村“土皇上”。据说谢德并不“反对”包产到户，只是反感农民一有钱就“耀武扬威”、“腐蚀城市”、“污染社会”！武耕新与谢德在病房的那场十分尖锐的思想交锋，多么意味深长地写出了这斗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生活，哪有个尾声呵！”谢德的那份《以“土皇帝”自居向钱看》的“内参”，已经向该地区各单位散发了。只不过，今天的大赵庄农民政治神经不再那么脆弱，他们形成了“一股势力”，也有了“自卫的力量”；至于武耕新，他已经不知蜕了多少层皮，何况生活又给了他“第三只眼睛”——思想和智慧。历史是难于逆转的。既然乔厂长能走向全国去上任，那么，武耕新的“燕赵悲歌”，也一定会汇合成当前我国农村生活的主调，因为武耕新已经以他成功的实践证明了他是社会主义“四化”大业开拓者家族的一员，一个当代农村开拓者的典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