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已是山花烂漫时
本报记者 艾丰
编者按 四化建设中，我们需要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干部，但更需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干部。“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伟大成功，在它的曲折发展中，涌现出了众多的开拓型人物。为什么生活在呼唤着开拓型人物？怎样才是正确的开拓之路？党组织应该怎样对待开拓型的干部？这些，无论对发展方兴未艾的农村大好形势，还是对推动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都是迫切的现实问题。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李云河、戴洁天的事迹和经历，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当今中国，有谁不知道“包产到户”呢？她已如烂漫山花开遍祖国大地，城乡人民不仅闻到她的芬芳，也已尝到她的果实了；连国外的一些人也对她发生了浓厚兴趣。
但是，是谁起初提出和实行这种责任制形式并总结了完整的经验？他们的经历又如何？对于这些，至今知道的人并不多。
信念
1978年，祖国大地春雷刚刚响过。一个哲学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徐徐化开人们头脑中的冰层。
微弱的灯光，照亮了昏暗的小屋。炎热的天气，更使那有限的空间充斥着油坛、酱缸、咸鱼、干虾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在他算完了各种伙食帐之后，又趴在满是油渍的小桌上，开始写作了。
他，李云河，二十多年前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县委副书记、现任永嘉农机厂炊事员，正在写什么呢？他，要为自己申诉，不，更确切地说，他要为一度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那个东西——“包产到户”申诉。
“党中央：我在1956年担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时候，因主张‘按劳分粮’和试验‘包产到户’，于1958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恳请中央对我的问题给予解剖……”
“包产到户”！爱人包于凤在他写的材料上看到这四个字，简直象触了电一样：“你还写什么‘包’呀‘户’呀的，你还没有给‘包’害死呀！”她阻拦、流泪。亲戚们也来劝。
难道李云河自己真的忘记了那些经历吗？
1958年2月14日，温州市永嘉县四级干部会上，对他作出了宣判：“李云河由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发展到目无组织，积极主张‘包产到户’，积极提倡‘多劳多得’，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已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李云河的脑袋“嗡”的一声，只觉得天旋地转。
他踉踉跄跄，木然走回家门，……
记忆又揭开另一幕：“横扫一切”的“大革命”，使李云河成了首当其冲的“双料货”。谁让你混进革命队伍还当了县农机厂的副厂长？一张大字报“批”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李云河被游街、挨批斗、遭殴打、受关押。他的生命象狂风中的蜡烛，他的家庭象在礁石上撞碎了的小舟……
这一切怎么会忘记呢？他原名苏凤庭，老家山东。因家穷，九岁过继给李姓。十五岁参加革命，十七岁入党，1948年随军南下，二十四岁当了县委副书记。啊，多难忘啊，那在党领导下奋发向上，充满革命激情的年月……“你还年青，要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在他被错划为右派后，一位领导同志对他说的这句话，始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
此刻激励李云河奋笔疾书的还不只是这扎根心底的坚定信念，还有那已经看得如此清晰的希望的火光。这火光，他是从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看到的，是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出来工作看到的。一行又一行饱含激情的文字，出现在他的笔端：
“人的一辈子有几个二十年？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谁不怕？”但是——“我现在考虑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农村工作碰到的问题。”
“自从1958年处理永嘉县两大问题以后，农村管理问题以及如何体现按劳分配问题，没人敢搞了。‘四人帮’流毒所及，经营管理更被划为禁区。”
他向党中央请求：
一、指定几位专家，对他的“两大错误”进行解剖；二、对“包产到户”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三、展开一次这方面的讨论。他说，“我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个‘铺路石子’，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将近半年之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一个新时期开始了。
标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给李云河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他更深地埋头于自己的“户学研究”了。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他欣喜地发现，家庭，户，在这里并没有被描述成可怕的东西，它“是一个积极要素，它从不停滞不前，而随着社会由较低阶段，发展到较高的阶段。”
针对当时有人惊呼农业生产责任制“危险”，李云河决心站出来讲话了。他是决心让实践，当年和戴洁天等同志一起搞包产到户的实践，站出来说话；让那小册子，纸张已经发黄的
《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总结》的油印小册子，站出来讲话……
1956年，成立高级社之后，永嘉县二十四岁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他的同事们，遇到了新的矛盾，群众的顺口溜唱出来了：“天光等等队，田头烟未未，夜间计工开开会”，懒的人一天天多了，勤的人一天天少了。群众在呼喊：“天天困在田里，困死了，困死了！做功做德把我们解开吧！”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的文章，李云河如获至宝。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大胆的、后来几乎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闪现了。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由李云河、戴洁天直接进行的“包产到户”试点在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开始了。试点的艰难，无须赘述。只知道戴洁天发高烧四十度，还坚持在第一线，只知道在病房中，李云河还和戴洁天讨论着怎样总结经验。
1956年9月，《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总结》出世了。
它写着：“在明确方向道路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与现代化的道路。结合讨论了少数人负责、多数人不管，与人人负责，哪个有利……明确了加强责任制是目前增产的主要措施，而增加生产，更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这件事情的深刻意义，也许到今天才看得更清楚，在我党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那个历史时刻，他们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在管理经济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及至后来为此付出惨重代价时，他们也没有懊悔。1958年，当戴洁天被遣返回乡监督劳动时，除了简陋的行李外，他偷偷卷走的就是那份给他带来大祸的《包产到户经验总结》。“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先隐藏的也是这份《总结》。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
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他当时写的这四句诗，充满了对实践的确信和期望。
当然，并没有等到五十年，那燎原的火种又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点燃了。
李云河从实践出发，提出这样的见解：包产到户绝非什么“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它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党的领导和经营管理比较强的地区首先搞起来的。它是根据农业生产特点总结出来的体现按劳分配的先进办法。
一个人的命运和一种生产责任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历史的安排，也是他们个人的追求。
土地
“包产到户”，这个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创造，终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燎原之势。
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李云河所在的地区，包产到户还被看成可怕的东西。
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却成了最害怕“包产到户”的地方，似乎是有讽刺意味的，却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搞“包”的人，遭遇如此惨痛，名声如此之“臭”！多少年，用千千万万句语言刻在人们脑子里的痕迹，要比用钢铁制成的斧子凿在石头上的痕迹还要难以去掉。
这气氛、这情况，是足以令人沮丧的。
李云河，冲破这一切，继续为“包产到户”呐喊。
1980年2月，在温州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他就包产到户问题，提出和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1980年3月，他给上级党委写信，要求到农村去，搞一个区的农业，并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不增产增收，自愿下台听候处置。
1981年3月，他给中央写信，反映当地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发生的争论……
这中间，他听到过严峻的警告，也听到过善意的劝告。
有人对他说：“说你被‘包’迷住了心窍，真是高度概括”。他说：“被‘包’迷住心窍的，有人比我厉害”。“谁？”“农民。”
又有人说：“你为包产到户受苦了。”他说：“是。不过比我受苦更多的是农民。”
是的，他怎么会忘记群众，忘记解放初，土改、清匪、互助合作时期，干部群众那种鱼水关系呢！可是后来，干群关系为什么紧张了呢？
他怎么会忘记温州地区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斗争。1956年，第一个回合。1966年到1975年，永嘉县又有不少农民搞包产到户。1973年，江青曾亲自批示，把坚持吃大锅饭的一个大队树为样板，并创作出电影《苍山志》，准备作为炮打“走资派”的炮弹。这是第二个回合。1975年至1976年，永嘉县被点名，永嘉不少干部、社员因“分田单干、集体经济被破坏”的罪名遭到批判斗争。这是第三个回合。
至于全国，围绕着包产到户、联产责任制引起的斗争波澜，也是一起再起。
李云河觉得自己背后站着亿万农民。
“实行责任制，我说，敢表态者大有人在。安徽、四川……千千万万农民积极要求建立队以下的组户为中心的责任制，这就是表态。‘担心者’眼里缺乏群众观点，有眼不识泰山。”
哈，曲折的河道并没有磨光这个石子。
李云河、戴洁天等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期简报上，用《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标题，发表了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和李云河、戴洁天等十名同志的来信，并加按语说：“这个情况，在全国来说，知道的人不多……现在，尽管‘包产到户’这种形式的责任制已在许多地区实行，但是，当年首创这种责任制的同志所受的冤屈，至今都未得到彻底平反。”1981年9月，李云河等同志写的材料，被送到中央领导同志那里……
和亿万农民心连心的党中央倾听着并且早已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思考
包产到户曲折发展引起的思考，远远超出一种经济责任制的范围。怎样鼓励和保护那些为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挺身而出的探索者？
辨别是非往往是困难的。刚刚出土的嫩芽，要马上断定它是鲜花还是毒草，那又增加了一层难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常说要倾听实践的呼声，那么，当实践发出与已有的认识不同的呼声时，你怎样办？当初，在追究“罪责”时，李云河是最难推卸的一个人。他是主动要求试验包产到户的，他是“自觉的”；他是直接在蹲点乡指挥干的，他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他自己动手写文章、作报告，因而是“有理论、有纲领的”。上推下卸均不得，只有“自食其果”了。有的人执行别人的，上边的，错了，打不到自己的屁股；由自己费力去倾听实践的呼声，常常要独立地做出判断，错了，“罪责难逃”。
也许，正是可以从这里总结出我们在四化建设时期对干部素质的某些要求吧。
“听话”似乎总比“骄傲”讨人喜欢。但如果这种“骄傲”是指那种勇于倾听实践的呼声而不愿轻易苟同的精神呢？知识和见解是不可分割的。
怎样看待一个党员对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有人问李云河：“你有什么特点？”
李云河回答：“我爱搞新东西，爱讲，爱写。干工作，把乌纱帽拿在手里”。
“你有什么弱点？”
“我有点看远不看近。我们山东家乡的人说：‘四十里外能看出蜢虫的公母，出门反叫驼骆绊倒了’。我正是这样的人。”
如果象他在包产到户上做的那样，为事业看得远，而忽略了个人面临的危险，那么，这种毛病也需要改正的吗？
又有人问：“为什么受了多年冤屈，你对党没有一点怨气？”
李云河回答：“搞革命总要付出代价。武装斗争，我们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和平建设，有时也要付出代价——政治生命的代价。没有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人们对一些事情，比如‘左’的危害，不会看得象现在这样清楚。比战争年代幸运的是，生命牺牲了不能复活，政治生命牺牲了，还可以复活”。
已经深入到人生观的问题了。戴洁天，这位解放初期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他穿过二十多年的逆境，平反、入党，如今已经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家庭长期不能团聚，工资不高，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屋里陈设近乎“家徒四壁。”
是否个人失去的太多了？尽管他们进行过创造性的工作，但是，他们当初既未期望格外的奖赏，今日也不索求特殊的补偿。象一切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一样，他们认为最好奖赏就在自己的事业之中。在阳光明媚的春天，他们来到阔别多年的燎原社所在地——任桥、曹棣、皇桥，看到这里的小学还命名为“燎原小学”，看到这里的石桥还凿刻着红字“燎原大桥”，更看到“包产到户”的火种重新在这里闪光。
“老李、老戴，这些年为我们吃苦了！”
当年的社干部、老社员围了过来。熟悉的村路，热情的面孔，亲切的话语，湿润的眼睛，紧握的双手……
“啊，二十多年了，群众没有忘记我们！”他们的心里感到最大的满足。
现在，李云河、戴洁天分别在浙江省和温州市政策研究部门工作。他们深深感到，过去的岁月，白白地流失了那么多；今日的形势，又发展得这样快，不努力是跟不上了。他们决心象当年那样，和群众肩并肩地走在这希望的田野上。（附图片）
李云河（前左二）戴洁天（后左二）同当年搞包产到户试点地方的群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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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红娘”多牵线 “老夫人”别作梗
凌辰
看过《西厢记》的人都知道，没有红娘牵线，张生和莺莺的好事，是难以成就的。没有老夫人从中作梗，张生和莺莺的结合不会那样多灾多难。
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要加强企业的横向联系，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让企业利用价值规律，在竞争中得到发展，没有“红娘”穿针引线是不行的；越是经济发达的社会，信息、媒介、市场交易的作用越明显。目前，虽然经济界不少人士对此有了初步认识，但终嫌“红娘”太少，许多好事还没有人做，或做起来困难重重。
相形之下，现在的“老夫人”则不是少，而是多了。多层次的管理体制，形成一个企业几层“婆婆”，办一件事情，要几层“婆婆”点头画圈。应该说，“婆婆”中成全好事的，大有人在，但从中作梗的也真不少。而且有一种情况，已看得很清楚，越是领导层次多的地方，从中作梗的“婆婆”就越多，办事就越难。人多并不一定好办事；婆婆多了，更是如此。
《西厢记》里的老夫人作梗于张生和莺莺的好事，是封建思想作祟。现在的一些“婆婆”作梗于经济体制改革，则主要是权和利之争。每一层领导都有相应的独立性，都有一个相应的“势力范围”，又都有一定的审批权和否决权。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只要触及到本单位本部门以及本人的权和利，就各不相让。宁可长期扯皮、国家受损，也不肯从自己的“地盘”上后撤一步。造成这种情况，都笼统地归罪于“婆婆”个人，是不公平的；主要的原因是体制不合理。只有改革体制，减少层次，减少“婆婆”，并且限制“婆婆”们的审批权和否决权，才能解放“红娘”，发挥“红娘”在改革中的作用。
《西厢记》里只有一个老夫人，红娘还能对付，若老夫人多了，或增加一倍、几倍，张生和莺莺还会有大团圆的结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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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市讨论特区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试行方案
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系统改革
本报讯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特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今后的发展趋势，要逐步向配套、综合、全面的方向发展。”这是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在8日结束的市改革工作会议上宣布的。
梁湘认为，自1980年开始的特区体制改革，已取得很大成绩，方向对头，发展健康。当前，要逐步向配套、综合、全面的方向发展。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开放型、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效率很高的管理体制。
特区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重点在计划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三个方面。要把高度集中型管理体制逐步改变为适当分散的多层次管理体制；把只重视指令性计划体制改变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体制；把低工资、多补贴逐步改变为高工资、少补贴或不补贴的分配体制。
深圳特区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形势在不断发展。目前国际上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起，世界经济中心将逐步从大西洋向西太平洋转移。国内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要求加快城市改革的步子，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主题就是城市改革。改革之风，势不可当。这种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我们的紧迫感。
经济体制是个有机整体。以往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试验，虽然有不少新突破，但还只是局部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从局部改革转向全面改革，从单项改革转向系统改革，从初步改革转向深入改革，重点是改掉那些妨碍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管理体制、规章制度和工作作风。其发展趋势是要逐步向配套的、综合的、全面的方向发展，以建立一个开放型的、信息灵通、效率很高的崭新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深圳特区“四个窗口”的作用。
在特区体制的全面改革中，需要特别明确特区的产业结构是以发展工业为主体的综合经济体。在工业发展中是以引进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工业项目为主，要选择“朝阳工业”，而不能引进“夕阳工业”。只有这样，才能强化特区外向型经济，生产出更多的“拳头”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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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数字与事实
民用航空展翅翱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为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1979年至1982年四年间，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实现了翻番，现在，平均每天完成的运输量比解放初期一年的运输量还要多。
国内运输持续增长
1979年以来，民航增加国内干线二十九条，航线里程延长三万多公里。新建扩建了一批机场和航空站。首都国际机场经过扩建，能够起降世界上最大型飞机，旅客吞吐能力比原来提高四倍。哈尔滨、桂林、福州、成都、武汉等机场经扩建已能够起降大型飞机。国内航线大型机航班增多，重点旅游城市和内地至边远地区之间，较多地增加了航班密度，提高了运输能力。1983年国内航线运输总周转量达到三亿多吨公里，比1978年增长41％；旅客运输量近三百万人，比1978年增长35％。
国际运输出现新的飞跃
1979年以来，我国先后与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航空运输协定，现在与我国签订协定的国家已增加到四十六个。新辟国际航线十三条，航线里程由六万八千公里增加到十七万公里。目前，国际远距离航线已基本上由波音747飞机飞行。1983年，国际航线和香港地区航线完成运输总周转量三点四亿吨公里，为1978年的四点六倍；旅客运输量九十三万人，为1978年的八点四倍。
专业航空取得较大进展
每年出动几百架飞机在全国近百个地区进行专业飞行作业，作业项目已扩展到六十多项。主要林区均采用飞机护林，六年来飞机播种造林共五千多万亩。农作物播种、施肥、除草和防治病虫害等也已进行综合飞行作业。为中外合作勘探开发海上及西北高原石油提供了较好的飞行服务。
（据民航局资料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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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业部和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
联合召开贯彻《森林法》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欧庆林报道：全国人大六届七次常委会通过的《森林法》，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执行。为了做好对《森林法》的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10月10日，林业部和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在京召开联合座谈会，邀请三十多位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科技教育界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专家、教授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林业部部长杨钟主持了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