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座谈会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邀请首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工作部门的部分同志，座谈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
从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是毛泽东经济理论的基本点
与会同志认为，从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我国实践经验，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汉族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所作的重大贡献。许多同志认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却长期没有很好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就整体上来说十分薄弱，农轻重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手段，调动八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调整国民经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开始了由重轻农向农轻重正确道路的实际转变，使国民经济在重大比例关系方面基本走上了正确轨道。这是我们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前进的大转折。大家也谈到，当前有一种轻视轻工业的苗头，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的发展有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值得引起注意。
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的思想
对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1959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存在的否定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错误，提出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与会同志深深感到，这是一个给人以巨大启示和教益的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不仅适用于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价值规律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从价值规律这个伟大的学校中，我们可以学会经济分析、经济核算；可以学会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从事经营和管理；可以学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利用市场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过去的一个长时期，我们对价值规律的作用重视不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不具备一种客观条件，使我们一方面非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不可，另一方面又能够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如“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并不要求人们去进行经济分析和经济核算；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不能很好发挥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作用；“统购包销”制度也使产品似乎不存在实现问题，等等。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的思想对我们的巨大启示，正在于原有的经济体制必须改革。我们改革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形成一种经济利益关系的体系和经济杠杆的体系，形成一种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有效而又灵活地起作用的经济条件，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促进国民经济有效地迅速发展。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处理
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仍然存在着国家、经济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怎样处理好这些矛盾？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仍是当前解决这类矛盾的最基本的原则。在谈到处理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有的同志说，以往长期存在的一种倾向是：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有的同志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或本单位的利益，而忽视或损害国家利益、共同利益。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许多同志认为，正确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统一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集中统一，同时也要使企业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和应变能力，使企业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充满活力。当前要把利改税的改革发展下去，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的理论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思想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一些同志指出，自列宁逝世以后，长期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思想，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似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是从生产力出发去研究生产关系，而仅仅是停留在脱离经济过程的、主观臆断的“规律表述”上。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既反对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机械论，又反对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唯意志论。政治经济学正是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研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寻找出同生产力要求相适应并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既防止企图人为地使生产关系
“超越”生产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又防止无视实际存在的生产关系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矛盾而不思改革的保守倾向，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趋向完善化。还有一些同志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许多方针、政策，都是以正确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调动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为基础的，因此，当前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摆在社会科学、尤其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科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在实践中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
对待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完整准确地理解，而且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与会同志共同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正确思想，在他的晚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经济建设中的曲折而看不到这些思想的正确性和伟大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任务，并在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中。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这些著作和文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勇于实践，勇于革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推向前进，努力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
（钟华 王蔷）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学点革命史》前言
本报自今日起开辟《学点革命史》专栏，介绍1919—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有关知识。对于过去介绍得比较多、读者比较熟悉的课题，少写或者不写；而着重介绍过去没有写、写得少，或者虽然已经写了但近年来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的课题。因此，这个专栏不是严格按照历史进程、系统地介绍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全部内容。欢迎读者对这个栏目的文章，提出建议和批评。
拒签和约运动的胜利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人民的直接斗争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二是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所以，拒签和约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6月10日罢免曹、章、陆以后，它便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内容了。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向“和会”提出了将德国掠夺的有关山东、青岛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可是把持会议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勾结，进行交易，竟无理地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将山东、青岛的权益让与日本，并写入了对德和约草案。帝国主义这种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吼声顿时响彻中国上空。一场轰轰烈烈的拒签和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参加这场运动的阶层非常广泛。不仅有城市里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还有乡村里的农民和旅居国外的侨胞；就连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等也通电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对是否在和约上签字曾一度犹豫不定。5月13日它给各省区的密电说：“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页）可是北京政府里那些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经详加筹虑”，认为不签字有六大害处，6月21日便电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专使，应按帝国主义的旨意，在和约上签字。但又怕承担罪责，于是接连电告专使，说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专使自行决定。6月24日，北京政府断然主张签字，它通电各省说：在巴黎和会上“只能签字。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因时期促迫，已于昨日电复陆专使照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351页）并说这是他们经过“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后做出的抉择。
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激怒了全国人民，要求拒签和约的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所以山东的拒约运动开展得最为普遍和激烈。五四运动刚刚兴起，山东有关团体就发表通电，反对在和约上签字。5月6日，山东各界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命令陆、顾、王各专使，坚决维护国家权益，收回山东、青岛主权。如达不到上述目的，就撤回专使，退出和会，并表示“东省人民，誓为后盾。”到了6月，随着和约签字日期的临近，山东各界群众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斗争更为高涨。6月5日，山东农会致电北京政府，指出：“青岛交涉，日趋险恶，和会签字期迫，东人誓死否认。恳速电陆专使，据理力争，万勿签字，以保国权。”（《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38页）接着几千农民包围山东省长公署，要求不在和约上签字。6月12日，山东工商联合会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提出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否认青岛签字”。为了直接向北京政府表达山东人民反对在和约上签字的强烈要求，山东各团体于6月19日派八十多名代表晋京请愿。20日中午，代表们齐赴新华门，向总统府和国务院提出三项要求：拒绝签字，废除高徐、济顺铁路草约，惩办国贼。总统徐世昌先是拒绝接见代表，后派秘书应付。代表们极为愤慨，表示当天如见不到总统，所提要求得不到相当保证，“则誓死于此，亦不归寓”。他们在雨中坚持斗争五个小时，迫使北京政府答应改日接见。6月21日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接见五名山东代表，没有结果。6月23日，山东六名代表在怀仁堂面见徐世昌，宣读了请愿书，重申三项要求，并说：我们在济南起程时，山东父老兄弟姊妹环跪车站，泣不成声，叮嘱代表说：“请求不遂，不得生还”。代表们发言时声泪俱下，在场的警卫人员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为了支持山东代表的请愿，天津各界代表十人也来京与山东代表一致行动。6月27日，山东、天津、陕西和北京的代表联合在京请愿，他们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徐世昌被迫于6月28日接见代表。徐敷衍学生代表说：希望你们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对此，代表们大为不满，纷纷发言批驳。陕西代表屈武发言时慷慨激昂，说到痛心处，跪地痛哭，以头触地，在场的警卫人员争挽不起，结果头部受伤，送往医院治疗。
当各地代表在京联合请愿时，上海各界人民积极配合。6月21日，学界和商界代表集会，在沪的留日学生代表和北京学生代表发言批驳了北京政府主张签字的理由。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会上说：北京政府主张签字的理由，是以加入国际联盟为词。但查国际联盟第一条，则以保持联盟各国之状态为主旨。我国今日送一土，明日卖一地，如中日密约不取消，青岛不收回，即或加入联盟，也永无收回国权的希望。上海的群众团体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23日还致电出席和会的中国专使，警告他们不准违背民意。如在和约上签字，“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7日，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演说者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主张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7月1日，由于尚未得到拒签和约的消息，上海十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工界代表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以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故国民必须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7月2日）游行队伍散发传单，号召上海市民抵制协约国拟在上海召开的庆祝会。
旅居法国的华工和留学生积极参加拒约运动，直接阻止了中国专使在和约上签字。当时报纸记载：我国旅法华侨纷纷集会，向各专使请求拒绝签字。6月28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顾维钧晚年撰写的回忆录证实，当时“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亲眼见到，6月27日晚数百名中国学生和商人闯进陆征祥住所花园，警告中国代表团秘书长说，如果签字，“要将他痛打一顿”，“要杀死他”。（《顾维钧回忆录》第206—207页）
全国人民掀起的拒签和约运动阻止了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点北京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北京政府编的《巴黎会议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中说：“自专使来电，对德草约于交还胶澳一层未能列入，全国舆论鼎沸，愤懑达于极点。各界合词请愿政府，对于和约毋得签字。府院两处，接各团体来电日数十起，而尤以学界最为激烈。始而中学以上全体罢课，渐至联合商界，终至津沪各处相继罢市。……会巴黎方面各专使，亦迭接国内数十处去电，对于签字保留，一致呼吁，异常愤激。各使鉴于全国舆情，不敢拂逆众意，对于保留办法，坚持益力，顾会中仍不允认，于是不签字之局遂以实现。”（《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357页）
近百年来，惧洋媚外的中国反动统治者在与帝国主义者办理交涉时，“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没有一次不屈服的。这次的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制订的，而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空前之举，是继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后，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又一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中国人民就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和英雄的气概。
（李义彬）
第5版()
专栏：书评
《中国通史》第七册评介
陈有和
蔡美彪主持续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通史》共分十册，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原名《中国通史简编》，包括从原始公社到隋唐五代部分）。第五册是宋代历史的发展过程，第六册是辽、夏、金统治下各民族的历史，已分别于1978、1979年出版。第七册的内容，包括元代的政治、经济和宋、金、元时期文化概况。
元代建号至灭亡，不到百年，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编者指出，元朝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结束了宋、辽、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长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多方面联系，并且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二是蒙古奴隶主所建立的国家，在统治了汉族及其它民族的封建制的地区后，不能不经历一段对新的生产方式的适应和过渡的过程。奴隶制因素的注入，使得宋代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遭到挫折，经历了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
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在政治、经济方面：一、蒙古国家的出现，结束了草原长期的部落纷争，蒙古社会从此进入了阶级社会，确立了奴隶制；而元朝封建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从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到封建国家转化的完成。二、忽必烈以汉地为根基，依靠汉人地主的支持夺得皇位，他依据汉族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以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中原王朝的继续。三、元朝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元朝制度基本上沿袭金、宋的旧制，但同时也保存了蒙古的某些旧制，加以改变，并在各方面都贯穿着民族等级制的原则，使元朝制度又带有许多新特点。四、元朝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继承了汉人的封建统治制度，同时又保存了蒙古的某些奴隶制的残余，还采纳了西域色目人的剥削方法。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不同的统治政策和方式，发生了多方面的冲突，元朝的统治因而不能维持长久。五、元朝建国时期，由于战乱的破坏和奴隶制度的注入，阻碍了汉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元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总的说并没有超越南宋时期的生产水平。只是若干部门，如棉纺织业、印刷业和火炮制造业的生产技术，有所前进。元代的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编者认为：中国到了宋代，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经学和哲学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代的理学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为维护封建统治提供理论，从而构成完整的封建意识形态，对宋、元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的学术研究则转而趋向务实，出现大批卷帙浩繁的文史著述。在文艺领域里，宋词、元曲相继以新的艺术形式反映新的历史内容，在我国文学史上竞放异彩。宋元时期也是科学和技术最为发展的时期，出现不少居于世界前列的创造发明。
该书力图通过对具体史实的构画，向读者展示出时代的特征来。编者针对元朝是多民族的国家，特设专节，概述诸民族的发展状况，以体现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元代的历史。
第5版()
专栏：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
组织生产资料流通调查
不久以前，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组织有领导干部、专家、经济理论工作者十多人参加的调查研究组，先后到江苏省、上海市调查生产资料流通问题。调查组在南京、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地听取了市、县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并与当地物资主管部门、物资流通企业及工农业生产企业的同志一起座谈，同时还参观了一些生产资料门市部、仓库和工厂、农村。
通过将近二十天的调查，大家了解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几年间，江苏省、上海市的物资流通领域出现了可喜的新变化。主要是：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开展地区经济协作，组织各种计划外资源，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改革物资供应办法，为生产建设服务；适应市管县的新经济体制，以城市为中心，按经济区合理组织城乡物资流通；对重点工程试行主要材料配套承包供应，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调整物资管理机构，整顿物资流通企业，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等等。
根据各地有关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大家认为有以下一些理论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一）生产资料流通如何更好地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二）地区之间物资经济协作的必要性、原则、渠道、形式和办法；（三）以城市为中心，按经济区合理组织生产资料流通；（四）生产资料流通与社会经济效益；（五）生产资料流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这次调查为经济理论工作者、领导机关实际工作者深入了解实际情况，为地方实际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开展经验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调查组中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常州、无锡、苏州作了学术讲演，反映较好。这些都推动了中国物资经济学会和地方物资经济学会学术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第5版()
专栏：书讯
△中山大学刘嵘教授著《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述》一书，最近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通俗地、扼要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及其基本原理。
（陈启方）
△徐节文著《论按劳分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基本特点、学说历史和工资改革的基本方向等问题。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的《1981年经济理论动态》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全面地介绍了1981年经济理论讨论情况。
△金春明、孙敬勋著《执政党建设初论》，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