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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整党学习体会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学习整党文件的一点心得
杨 波
集中20多天的时间学习整党文件，边学边想，按照整党文件的要求，以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问题，我有以下一点心得。
回顾我入党以来的历史，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同中央保持一致，从组织性方面来检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就自觉性和创造性方面来看，那就有相当大的差距。仅就近几年的思想状况来说，由于自己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受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较深，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我当时是接受的，思想上没有任何的异议。当报纸上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在山东工作，也曾在省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提过这个问题，认为应该讨论。但当时我思想上仍认为这个讨论还是批判“四人帮”的，没有意识到华国锋同志有严重的错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是一个路线的问题。自己开始有一点觉悟。特别是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讲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思想僵化，受“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这以前，说脑子里一点想法没有，也不是。毛主席讲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好多事我自己思想也不通，也想过是不是对毛主席也得一分为二呀？但是，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再不敢想下去，就象小平同志讲的那样，确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正由于这样一个思想状况、思想基础，“两个凡是”的错误我接受也是很自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报告，以及全会提出来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是完全拥护的，思想上没有任何异议。但当讨论农业问题时，提到包产到户，我的思想是有怀疑的，不解放，觉得这样是不是倒退呀？这个话在讨论时我并没有讲，但思想上是有这个问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不敢冲破旧框框；另一方面，在“文革”中我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批判，心里还有余悸。另外，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根本不了解农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因此，当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有疑虑的，并不是那么接受的。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拥护。实践也教育了我，提高了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我到部里工作一年零八个月了，在同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这个根本问题上，自己检查没有大的问题，但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从组织服从这一点来讲没有问题，自觉性也有提高，但从结合轻工部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来检查就有问题。小平同志讲：“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按照这个要求来对照自己，那是做得很不够的，有负于党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教育。如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轻工业如何翻两番？我们要抓几个什么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我不能说一点脑筋没动，但动得不够，没有提出有创造性的意见。这次在学习文件中，同志们对部里的工作、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下一步学习中和下一阶段的对照检查中我要很好地考虑。
入党以后，经过党的多年教育，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这一点，即使在十年内乱时期，自己也没有动摇，对党没有丧失过信心。但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始终存在着，有的时候私字还占上风。
不正之风，目前在我们党内还相当严重，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自身有不正之风，也是私字的一种表现。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关系到党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我的认识是不深刻的，觉悟是不高的。耀邦同志曾经讲过，凡是联系到自己的事情，损害了党的利益，要敢于吃亏。按这个要求，我没有完全做到，有的时候不是吃亏的问题，而是沾便宜。我举几个例子。我的大女儿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当时刚“解放”不久，还在干校劳动，就托一位在北京的老同志把她安排在工厂里当工人，现在还在这个工厂里工作。应该说这是搞不正之风，是托了熟人才进到这个工厂的，不然是进不去的。在山东工作期间，我也给4位同志的子女安排过工作。在山东和在部里工作期间，我都吃过请，买过便宜东西。这也是不正之风。远的不说，就说去年8月我在山东跑了七、八个县，每到一个县都吃过请。自己明知这样不对，也打过招呼，可到时候酒菜摆到桌子上，情面就拉不下来，还是照吃了。我在山东工作期间，还给别的同志买过市场紧俏商品，如烟台的手表我带到北京来的起码在200块以上，50元钱一块，价钱没打折扣，但当时市场上不好买。我还代别人买过自行车。我自己1975年到上海也通过熟人走后门买了一块当时的高级手表。我坐无轨电车时，一个青年问我这块表是从哪里买的，我说托人买的，不是在市场上买的。他说了一句俏皮话：“还得有门子啊！”这实际上是对我搞不正之风的批评。
我的官僚主义表现，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不是不动脑筋，不亲自动手，遇事推诿，怕负责，而是属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这一类。如同志们提到的轻工业如何开创新局面？我们许多行业的技术政策怎么定？技术改造规划怎么抓等等大问题，我就没有很好调查研究。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方面，我对同志们的意见一般还是能听的，但有时听得不够。集中有没有？也有。但有时集中得不当。毛主席讲，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我还没有学会。这对一个负责干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是工作作风的问题。
这次用20天的时间坐下来读点书，我回忆了一下，是自1943年参加整风以后的第一次，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今后，自己要挤时间读点书。这要从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着手才行。不然，还是整天忙忙碌碌地陷在日常事务和文件堆里，那就读不成。而不读书，也就提不高，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我有决心、也有信心通过这次整党，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干部。
（作者杨波同志是轻工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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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编读往来
希望刊登整党学习体会编辑同志：
全面整党三个月来，报纸报道了一些单位整党学习的经验，如果能选择一些整党学习体会刊登，对交流学习情况，促进整党学习的深入，那是很有益处的。
北京 张杰清
张杰清同志的意见很好。《党的生活》版开辟的《一得集》专栏，已经刊登了一些党员整党学习心得。我们从今天起再开辟一个《整党学习体会》专栏，欢迎第一批整党单位选择一些整党学习体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体会，推荐给我们。
——编 者
看到正气上升真高兴编辑同志：
我读了你报1月3日登的《为什么大贪污犯被说成“好书记”》，深受教育。象杨子义这类人物，在某些官僚主义者眼中“有魄力”、“听话”，因而纵容包庇。现在党报登载这种反面典型，不仅让人思考，催人清醒，而且表明了我们党争取党风好转的信心。
长春市郊区党校 穆振学编辑同志：
《为什么大贪污犯被说成“好书记”》一文，我读了5遍，甚至走路时也看。我今年62岁，看到正气在上升，搞歪门邪道的人被揭露，心里真高兴！ 浙江省余姚县 一位老人引用党章掉了一个字编辑同志：
1984年1月13日《党的生活》版《答读者》引用党章规定时少了一个字，“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会书记”应为“企业事业单位的团委员会书记”。报纸引用党章应该严肃，如果认真查对，漏字错误本来是不难避免的。
读者 袁英
我们因工作中的疏漏，出现了这个错误，今后要认真改进工作。——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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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在房子和孩子面前
——记核工业部第五安装工程公司党委
1983年春节前夕，核工业部第五安装工程公司党委书记黄建勋和经理吴秀坤同最后一批职工共庆乔迁之喜。整整九年，两位公司主要领导，全家老少都挤在海堤下一间潮湿的临时工房里！
并不是五公司九年来没有过宽敞明亮的居民楼房。
1974年初，当五公司刚到上海承担金山石化总厂的部分设备安装任务时，生活条件是艰苦的，一排排临时工房就是他们的住宅。也好，官兵一致，党委决定：从公司领导到工人群众，户户都住一间。五六户三代同堂的老职工怎么办？破格照顾，每户两间。其实，黄建勋和吴秀坤也不是不能破格，儿女都二十出头了，但他们还是和大儿大女挤在一起。
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改善。1979年底，石化总厂借给公司250套楼房。已经在临时工房里将就了整整五个年头的人们，谁不把渴望的眼光投向一栋栋崭新的宿舍楼？此景此情，公司党委7名委员是怎样想的呢？要说他们对楼房无动于衷，那是假话。论条件，他们也可以住进去：不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就是经理或总工程师。从250套中拿出7套分配给领导，似乎不算过分。工人们说得在理：你们是老同志，是领导，也确有困难，住楼房我们没意见。
领导越为群众着想，群众越乐意照顾领导，反之亦然。这种彼此关心，互相体谅的精神正是庞大社会机器转动的润滑剂。五公司分房前没人吵，分房后没人闹，靠的就是这种润滑剂。不过，分房结果是：除一名党委副书记和总工程师是搬迁户各得一套外，其余5名委员继续挤在临时工房里。
两年后的1981年，石化总厂又借给这个公司54套新房，还单独为委员们安排6套。然而，除3名委员搬迁外，党委书记和经理仍然守着临时工房。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记者问党委书记黄建勋。他回答得那样平静：“那时还有近百名老职工挤在临时工房里。从戈壁到四川，从四川到上海，这批老工人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了二十几年。只有上下同甘共苦，党才有力量带好队伍。要是扔下他们，怎能对得起艰苦奋斗的历史，又怎能期望他们及其后代继续跟随党拚力干四化？”
在欠帐较多、财力不足的今天，同住房一样，子女就业也象一面镜子，照出每个共产党员的精神风貌。
近几年，400多名青年陆续加入五公司的职工队伍。不少人为了给子女争个干净、轻松又有技术的工种，跑到公司领导面前，磨破嘴皮说情。
照此办理会怎样呢？公司党委自己设问。后果是清楚的：干脏活、累活的管工、铆工、起重工和通风工没有接班人，上下左右的关系会日趋紧张。绝不能干这种败坏党风的蠢事！党委决定，通过考核，择优录用，以工种的需要确定人员分配的比例。
现在，党委书记黄建勋的两个子女都在生产第一线当工人，经理吴秀坤的几个儿女还在西北地区工作。有人想把吴秀坤的小女儿从生产第一线调到科室，他立即制止。党委会决定，凡干部子女要安排到科室工作，必须按条件择优选拔，中层以上干部的子女，还必须经公司领导集体审定。
有个劳资干部到处活动，要把孩子弄到设备库当保管员。党委理直气壮地查清了这件事。这个干部申请入党，所在党支部也报党委审批。但党委不批准，因为这个干部没有正确对待子女就业问题。
核工业部第五安装工程公司的党委就是这样对待房子和孩子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先人后己的优良作风！
本报记者 洪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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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方党刊言论摘编
贵在自觉
每个党员，能否在整党中真正得到锻炼提高，并得到长足的进步，关键在于党员本人有没有高度的自觉性。如果以饱满的政治热忱和强烈的进步要求积极参加整党，就会在这场伟大的整党活动中不断地除旧布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党员。反之，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整党，把参加整党看作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处于消极被动状态，那么他在整党中就不可能很好地承受党的阳光雨露、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势必影响自己的锻炼提高，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这里，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是积极，一个是消极，虽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两种态度，也必将导致两种效果。我们应当采取主动、积极的正确态度。
原载安徽《党员生活》1984年第1期
学过了不等于学好了
在整党学习中，有些同志觉得许多文件、文章过去学过、贯彻过，因而学习不认真，走过场，读书一目十行，讨论东拉西扯，这是有害的。学过了不等于学好了，掌握精神实质了。人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向前发展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在政治、理论学习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坐下来，对整党文件和文章进行逐篇、逐句、逐字地精读，认真做笔记、参加讨论，结合实际反复钻研，积极参加整党。
原载甘肃《党的建设》1984年第1期
贪财受贿当自羞
在绥宁县工商局办公室墙上，张贴了一首自勉诗：“本职工作何所酬，贪财受贿当自羞。组织委派常自勉，不义之财决不收。”几年来，他们给企业和个体商贩办了几千张营业执照，从未收过一份礼，从未开过一次后门。
陈毅同志有诗写道：“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以营私为羞耻，这也是一种革命的自觉性。绥宁县工商局的同志具有这种自觉性，所以能够贴诗自勉，办事廉洁公道。
原载湖南《党支部生活》1984年第1期
扫除懒汉思想
现在，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和领导同志，工作缺乏创造性。上边来的文件，原文下发，照本宣科；下边来的请示，不置可否，动辄上转。事无巨细，都要求上边“咬牙印”、“划杠杠”，自己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圈圈，盖图章，所起的仅仅是“转运站”、“收发室”、“传话筒”的作用。这完全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作风，是缺乏革命事业心和革命责任心的表现。
今天，我们正处在开创性的时代，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因此，特别需要彻底扫除懒汉懦夫思想，大力发扬“创造性”的工作精神。
原载河南省《党的生活》1983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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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营私舞弊 职务升 扶正祛邪 遭迫害
发生在芜湖、马鞍山的一桩怪事
这桩怪事发生在安徽省芜湖、马鞍山：马鞍山港务局负责人李前彬、崔景德营私舞弊，压制批评，职务提升；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民警刘平安，反遭迫害打击。
1982年底，长航芜湖分局给马鞍山港务局下达招工指标16名。根据有关规定，招工条件按当地政府招工规定执行，报名、考试等由该港自行负责，审批手续由马鞍山市劳动局代行办理。1982年12月29日，马鞍山港务局派人到市劳动局办理招工手续时，港务局党委副书记李前彬、副局长崔景德之子不符合招工条件的情况，被有意隐瞒，马鞍山市劳动局未经认真审查，便草率批准。后经马鞍山港派出所民警刘平安等人检举揭发，安徽省、马鞍山市纪委和市劳动局作了调查，确认李、崔之子招工有弊，除多次口头通知他们纠正外，马鞍山市劳动局正式给马鞍山港务局发出《关于对崔鸿林不符合招工规定条件应予纠正的通知》。马鞍山市纪委调查后，也向长航芜湖分局党委发出函件，请他们研究处理。长航芜湖分局不但不予理睬，反而由分局局长韩荣田等人签发了一份给其下属单位马鞍山港务局的专门通知，继续坚持错误。马鞍山市劳动局见长航芜湖分局的“通知”后，再次发出文件，坚持认为“马鞍山港务局没有如实汇报情况，违背招工规定，群众意见很大，应予纠正”，韩荣田等人硬是不改，群众义愤难平。马鞍山港务局人事科长李增瑞在李前彬、崔景德等人指使下，找到长航芜湖分局人事科长张昌裕，暗中商定让李、崔之子转到芜湖上班。张昌裕背着分局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直接找韩荣田局长，经韩点头同意，决定不下调令，只凭对方介绍就接收人员。于是李增瑞利用手中人事大权，于1983年9月16日把二人弄到芜湖当上了水手。1983年10月，长航芜湖分局有关部门竟然将以权谋私、拒不改悔的李前彬由港务局副书记提升为书记。
搞不正之风的人升了官，斗不正之风的人却挨了整。刘平安因检举揭发领导人错误，于1983年10月31日被长航公安局芜湖分局以“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思想作风较差”为理由，“调离公安队伍”，“继续审查”。与此同时，一位因公负伤、曾被照顾到电话总机当话务员的郭正华，因知道作弊内情，也被视为“不可靠”，罚到供应科钢材仓库干重活。他左手四指残废，搬不动钢材，常饮泪度日。
这些怪事所以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两个局的党委均属芜湖、马鞍山市委领导，而人事、行政均由长江航运管理局领导。这两个局的主要负责人以为长江航运管理局远在武汉，鞭长莫及，地方党政部门对他们又似管非管，因此把各自单位经营成为所欲为的领地。特别是韩荣田自恃其职务和两市市长“一般高”，不仅目中无人，而且目无党纪国法，对错误行为包庇纵容。这两局的人事科长，为了讨好领导，把党的组织原则丢在一边。在开始全面整党的今天，有关领导部门如何处理这起营私舞弊、打击报复案件，人们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 张振国
安徽日报记者 张宝玖（附图片）
——听说全面整党开始了。
——呵呀，那我们就要失业了！
《解放日报》“党的生活”专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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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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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怀来县板达峪大队共产党员封进贤（左）把孤寡老人吴世文（中）接到家中，和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十年如一日象对待亲人一样尽心照顾。图为他给老人读报。
秦一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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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听说全面整党开始了。
——呵呀，那我们就要失业了！
《解放日报》“党的生活”专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