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鉴往而知今
——读徐帅《历史的回顾》（上）随记
伍修权
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上册，已在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出版。书中记述了徐帅自青少年时代起，到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一期间的经历。通过徐帅和他的一大批革命战友以及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热情歌颂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英勇斗争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宏伟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的自传体著作。开卷读来，获益非浅。
徐帅是我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之一。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我与徐帅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但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事迹，我却早有耳闻，并不陌生。抗战期间，我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工作时，才认识了徐帅。自解放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徐帅也曾时有接触。但徐帅历来谦虚质朴，严于律己，极少谈个人的事。今天读了《历史的回顾》上册，才真正使我对他早期的斗争经历有个详细和全面的了解。徐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仅有的一名北方人，出生于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下，与国民党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同县，徐帅的家与“阎府”只一小河之隔。不过他们虽属同乡，所走的道路及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却截然相反。同我们党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徐帅走上革命道路，也有一个不平凡的过程。国家的不幸，社会的不平，个人生活的动荡不定，使身为青年教师又当过学徒的徐向前同志，时刻在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为此，他约了几个有志青年，于1924年春千里迢迢地奔赴革命形势较好的祖国南方，报考了孙中山先生刚创办的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周恩来、蒋先云等我国第一批共产党人，又接触了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通过现实斗争的教育和革命理论的学习，徐向前同志在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之后，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于1927年3月在武汉军校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帅对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在书中作了真切的记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徐帅当年的这一历史抉择，是无比正确的。书中有些篇章，读来倍觉动人，如在白色恐怖下，徐向前同志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得只身去上海找党，正在着急之中，偶然遇上了自己的同志，才恢复了同党的联系。这与我过去到上海找党的经历十分相似。
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是徐帅革命业绩中的光辉篇章。1929年6月，徐向前同志受党中央派遣来到鄂东北根据地。当时那里只有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队和一些游击队、农民自卫军，组织很不健全，军事经验更为缺乏。徐向前同志按党的指示，在鄂东北特委领导下，与当地斗争中涌现的一大批群众领袖一起，根据实际情况，运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指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军一次又一次反革命“围剿”。在斗争中，徐向前同志被选为鄂豫边区特委委员和军委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等职。至1932年6月，即徐向前同志来到鄂东北的三年以后，原来的一块小小红区，发展为拥有三百五十余万人口，占有五六个县城，并建立了二三十个县政权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则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四万五千多人，还有二十余万地方部队及游击队、赤卫军，其范围和力量仅次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成为反动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当时由于通信和交通不便等原因，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创造的许多经验和方法，未能更多地传到鄂豫皖地区来。尽管如此，徐向前同志和鄂豫皖军民共同创造的斗争经验，与毛泽东等同志制定的正确原则，则是共通和相符的，连许多条文和内容都是一致的。这证明了一条真理：毛泽东思想是包括徐向前同志在内的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徐向前同志和鄂豫皖军民的斗争实践，也进一步证明、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论断。
虽然徐帅在书中尽量不讲自己的功勋和贡献，但从大量事实中不难看出他为着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扩大，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人类的共同命运，曾献出了全部精力和智慧。他与别的同志一起，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制定了整套的军事战术原则、政治工作制度和各项政策纪律等等，对于发展根据地部队建设起了不可抹煞的作用。他在书中根据历年的战争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并运用实例对其作了理论性的阐述。他说“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但是“没有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又说红军作战多次以弱胜强，甚至反败为胜，主要靠一股硬劲。而部队要过硬，关键在于干部，“假如干部惯于打滑头仗，他能带出部队的过硬作风来，才是见鬼的事呢！”对于“快”，徐帅说就是“兵贵神速”，就是全体指战员坚强的时间观念和令行禁止的紧张作风，而这必须靠平时养成，要习惯成自然。徐帅对“猛”和“活”，一是强调“首先靠强有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其次是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一是养成“人的主观能动适应战场条件及其变化的表现”，也即灵活机动性。徐帅所说的这几条，我早在战争时期就听到过。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同志指挥下的能打能拚，更是久已闻名。徐帅在书中总结并阐述的这“五字诀”，不仅完全合乎当时的斗争情况，对于今后的军队作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使在完全新型的现代战争中，军队还是要讲究狠、硬、快、猛、活，正如徐帅所说的，“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使之更加充实、完备，以适应更高的作战要求罢了。”所以徐帅总结的这几条，既是为历史证明有用的经验之谈，又是对新一代我军指战员提出的必要要求，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去领会和贯彻的。
徐帅不仅在军事指挥和军队建设上花费了大量心血，立下了功勋，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聪明和才智，而且在对敌斗争和对党内错误路线作斗争时，尽管遭受挫折和打击，也无所畏惧，这也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和博大胸怀。
他在书中提到了自己几次负伤和遇险的情况。例如，有一次战斗中，敌人一颗子弹打在他背上，可是那子弹是穿过一堆麦秸飞来的，自己恰巧又穿着棉衣，结果那弹头只嵌在他棉衣上，没能打进肉里。另一次右肩负了伤，但他照常坚持战斗。徐帅记述这些事情时说：越是关键、激烈、危险的时刻，下级指挥员看到你在现场镇定从容，士气就越打越旺盛，再危险的局面，也能撑得住。所以屡次战斗徐帅都亲临前线指挥，有时子弹从身旁嗖嗖穿过，或是负了伤，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站在那里指挥战斗。这种身先士卒和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正是他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宝贵素质，也是带兵用兵的无形力量。
革命从来无坦途，有来自外部敌人的“围剿”，还有党内错误领导和某些个人野心家的破坏。徐帅在书中以亲身的经历，实事求是地揭露和批判了叛徒张国焘的种种罪恶。张国焘在“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下，来到鄂豫皖后就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从不调查研究，更不倾听不同意见。一些同志对此稍有异议，就被扣上“立三路线”，“反中央”等大帽子，轻则批判撤职，重则逮捕杀害。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原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同志，就因为对张国焘提出过不同意见，遭到打击和撤换。特别恶劣的是张国焘搞的“大肃反”，任意诬指他人为“反革命分子”，残酷杀害了许多忠于革命并立有战功的好同志。徐帅说，被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他曾气愤地责问“肃反”负责人：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但是他的抵制和反对很难改变大权在握的张国焘的罪恶决定，结果三个月不到，就肃掉了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和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成为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有的群众当时就喊出口号，要“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徐帅在书中愤慨地说：张国焘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认为“象张国焘这样品质不好，搞家长制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当一把手”。真是一针见血，令人深思。
徐帅又以无限痛惜和怀念之情，列举了许多冤死于张国焘屠刀下的战友和同志，补述了他们的功劳、战绩特别是对党的忠诚。例如，红军师长周维炯烈士在临刑前对张国焘的爪牙说：“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在叙及“白雀园大肃反”时，徐帅又简要叙述了程训宣烈士在“肃反”中的遭遇。原来张国焘早已忌恨徐帅，但慑于他的威望，不敢贸然下手，就将他的夫人、妇女工作干部程训宣同志秘密逮捕，刑讯逼供，要她提供关于徐帅的材料。程训宣同志坚贞不屈，使张国焘一无所获。他们恼羞成怒，竟杀害了程训宣同志！徐帅抑制着一腔悲愤，叙述了这段往事及程训宣同志全家革命、满门忠烈的事迹，然后又沉重地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多么重要！”又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是永远值得后人记取的吗？
徐帅在书中写到许多党内军内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中如沈泽民和陈昌浩等同志，也是我比较熟悉的。应该说他们有的是有过严重错误的，他们的某些主张和行动对党造成过损失，徐帅同他们有过深刻的分歧，进行过必要的斗争。陈昌浩同志也曾打击过徐帅。但是徐帅在写到他们时，既严肃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也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有一段就详细记述了陈昌浩同志曾以战士之勇，带着手枪、手榴弹和炸弹，乘上刚缴获来的敌人飞机，亲自飞到敌区上空去投掷炸弹和散发传单。由于飞机驾驶员是刚刚解放来的，政治上还未经考验，因此陈昌浩同志一上飞机，就随时准备连人带飞机同归于尽，这也表现了他忠于革命的献身精神。这些叙述，反映了徐帅真诚待人与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和宽阔胸襟。当然，徐帅也如实地写了陈昌浩等同志的错误，严正批评了他们某些有损革命利益的言行，充分体现了徐帅的原则立场和实事求是态度，既不抹煞任何人的功劳，也不隐晦他们的过失，让后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历史的回顾》一书，真实而生动地回顾了徐帅所亲历的许多历史大事，其中有情况的叙述，有经验的总结，也有功过是非的评说。这对今天和后人来说，无疑是一部很好的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教材，对于研究党史、军史和战争史的同志，又是十分珍贵的文献和史料。它又是一本很有文学性和故事性的自传性回忆录，不仅内容丰富详实，文字也很朴实、亲切和生动引人，不少地方写出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和幽默性格。例如，有一处徐帅写道：“有一次，我站着指挥战斗，一炮弹打来，在前面距我三四米地方开花，但没炸着我。巧不巧？”又说：“还有一次，警卫员在我后面走，飞来颗子弹，把他给打死了。走在前面的人没吃上子弹，走在后面的人倒吃上。战争就是这样，说说笑笑，嘻嘻哈哈，一个弹头飞来，就能把你打死。”在另一处又写道：“有个小警卫员叫马宝山，平时挺活泼的，我喜欢逗他，开开玩笑。我正在山头上拿望远镜看部队作战，敌人‘叭’的一枪，打中了他的头部，牺牲了，他才十六岁，叫人惋惜不已！”读到这里，怎能不为这战争的无情和战友的深情而感动呢？书中还引用了不少当时的历史文件、信札、民歌以至顺口溜，使人读来更真实可信和饶有风趣。
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了徐帅这部著作，情不自禁地记下了以上一些感想，领会还很肤浅，议论也无鲜见。徐帅在本书自序中有一句话：鉴往而知今。希望广大读者通过学习、了解、研究我们党的历史，以借鉴历史的经验，为今天的四化建设服务。相信大家读了徐帅这部著作，能从中悟出许多革命真理，并吸取为四化而战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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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人生死足千秋”
——忆吴茂荪同志
王炳南
吴茂荪同志逝世了！茂荪同志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老战友，正当他可以大展鸿才，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不幸遽尔逝世，这是我们统战工作和外事工作的重大损失！
我同茂荪论交，已经四十多年了。早在四十年代初期，我受党的派遣，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万方多难，风雨如晦。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有如茫茫长夜中的灯塔，照耀着国民党统治区一切爱国者和革命者的道路。
当时的茂荪，风华正茂，才气横溢，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吸引和进步力量的推动下，他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越来越倾向我们党，靠拢我们党，参加了我党领导下的一些政治活动。
1941年夏，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重庆政治气压令人窒息。在这国民党反动派对大后方统治最严的时期，在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和王若飞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等同志和我在一起酝酿，在重庆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解放后曾被简称为“小民革”）。这是由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较高的幕僚职位的革命人士组成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秘密组成的一个革命的政治工作团体。吴茂荪同志是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恩来同志经常往返于延安、重庆之间。他每次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总要邀集“小民革”少数同志座谈。有一次，恩来同志在郭春涛同志家里约见茂荪同志和其他同志。这是茂荪同志第一次见到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分析当前形势，传达党中央新的方针、政策，指点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给茂荪同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他此后的政治方向和生活道路，是在“小民革”组织的领导下而不断前进的。1945年春，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全体盟员大会上，茂荪当选为“小民革”的中央委员。
武汉失守以后，茂荪同志入川，起初是在中苏文化协会担任资料组组长，后在国民党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和市党部任职。他以国民党民主派的面貌，出现在各种时事座谈会和政治场合，公开地或秘密地帮助我党和其他进步力量的活动。记得阳翰笙同志曾经编过以太平天国内讧为题材的多幕话剧《天国春秋》，影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大局、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国民党当局多方禁止上演。剧本送到市党部审查，茂荪同志力排众议说：太平天国是孙中山先生肯定过的，孙 中山说他领导的革命就是继承洪杨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演？！茂荪同志开放绿灯，使这个剧终于上了舞台，轰动了山城，教育了群众。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45年春，国民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个与我党的七大针锋相对的大会。两个大会代表着中国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王昆仑同志以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公开揭露和指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妥协活动，同蒋介石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茂荪同志也是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他在分组会上提出质问：党内是否还有小组织存在？国民党一向标榜什么“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以此来抹煞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存在，掩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不光彩的事实。这一质问使掌管国民党组织大权的CC派狼狈不堪。CC是国民党内的一个顽固反共的派系，他们怀疑茂荪是地下党，阴谋加以拘陷，终以没有掌握到确实证据而作罢。
抗战胜利以后，茂荪回到上海，在国民党教育部任职。1947年初，他受命赴美采购电化教育器材。当时，内战已全面爆发，两种中国之命运正处于激烈决战之中。茂荪同志到达纽约，其时冯玉祥将军以考察水利的名义出使美国，住在美国西部的伯尔克里。冯公开主张停止内战，与中共合作，团结建国，开始走上了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的道路。茂荪同志同唐明照、赖亚力等同志一起，敦请冯玉祥将军移居纽约，领导反蒋民主运动。1947年9月，冯将军到了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他写了给蒋介石的公开信，在纽约《下午报》上发表，宣布与蒋介石全面决裂。这年10月10日“双十节”，由唐明照、赖亚力和茂荪出面，举行了一个近二百人的聚餐会，邀请美国和旅美华侨中的知名人士参加，冯将军发表了长篇演说，给蒋介石起了个诨号，叫“运输大队长”。还说美国纳税人的钱，被美国政府用来买枪买炮送给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应该起来反对。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冯将军还亲自走上街头，在行人众多的闹市发表演说，呼吁停止援蒋。由于冯玉祥将军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西北军的领袖，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威望，他登高一呼，影响很大，使国际上有识之士，看清了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仅在中国人民中，而且在国民党内部，是多么不得人心，进一步孤立了蒋介石。
1947年11月，成立了以冯玉祥将军为首的“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当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同时在纽约成立了“民革驻美洲总分会”。茂荪同志是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不离冯玉祥将军左右，协助他分析时局，研究对策，起草文件，翻译演说，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8年夏，茂荪由美国回到香港，代表冯玉祥将军参加民革的创建工作。1948年12月，他随李济深、朱蕴山、梅龚彬等同志，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他随大批民主人士来到了解放了的新北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出席了开国大典，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的新阶段。
建国以来，茂荪同志除了做统战工作外，还以大部分心血，倾注在人民外交活动上。他是不可多得的外事人才，也是外事战线的优秀干部。1949年12月，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任名誉会长，茂荪被推为秘书长，负责机关的日常工作。建国初期，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还不多，和很多国家的交往是采取民间方式通过人民外交学会的渠道来进行，任务重大，事务繁剧。茂荪勇于任事，精明干练，而又谦虚谨慎，一丝不苟。他的工作作风，以严谨细密著称，经手处理的工作，很少发生失误，凡是和他共过事的同志，至今尚在津津乐道。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发挥各人的长处，赢得大家的尊敬和钦佩。
茂荪同志任外交学会秘书长职务长达十五年之久。1964年改任副会长。1978年改任顾问，1981年始恢复副会长职务。他一贯不争名利，服从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自觉地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十年内乱期间，他也受到了种种迫害，但他始终如一地信任党，相信祖国的未来。“四人帮”被粉碎，他受任审判员，代表人民的意志，执行历史的判决。他对敌狠，对友和，爱憎分明，表现了很可贵的革命品质。
茂荪同志奉派出国访问多次，先后到过东欧、西欧、日本、美国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逝世前数月，他还带病赴日内瓦，代表我国参加各国议员联盟的会议，并当选为理事。他持身谨严，廉洁奉公，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力求符合人民利益，这同某些借出国机会以谋私利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至于茂荪参加接待和陪同外宾访问的次数，那就更多了，并且数次代表我国参加民间协定的谈判和签订。他熟悉外国事务，理解我国对外政策，风度翩翩，谈吐高雅，赢得了许多外宾的赞赏，为我国结交了许多朋友。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新中国外事工作者应有的风格。
茂荪同志逝世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写完了一生最后一页历史。如今，党旗覆盖在他的遗体上，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的光荣归宿。台湾海峡的涛声日夜不息，寄托着他生前渴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山河一统的崇高心愿。“故人生死足千秋！”茂荪，您可以死而无憾了！您的夫人王枫同志，是您半个世纪来共同追求进步的革命伴侣，您的子女也都学业有成，分别在外事和科研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他们一定能继承您的遗志。您未完成的工作，将由我们这些后死者来分担。光明在前，中兴有望。茂荪！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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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毛主席到延安
陈绍林
1936年10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了。这以后，党中央由陕西保安迁到延安，领导军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当时，我刚从陕北红军八十一师调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做为“抗大”的一名学员，参加了欢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到延安的活动。
1937年元旦刚过，正是我们第二期学员报到期间。5日晚上，队长在点名的时候向大家宣布：“明天早上不出早操，起床以后大家好好整理一下卫生，准备迎接中央首长。”
6日这天，天还没有大亮，同志们早早地起来了。大家把内务整理得比平时更加整齐，把已经打扫得很干净的院子里里外外又重打扫了一遍。大约八点半钟，各队分别集合。队伍被带到了延安城北门外，按照各队的顺序分成两列，站到路的两旁。
就在太阳跳出清凉山的时候，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来了，来了，毛主席来了，骑在前面那匹枣红马上的就是毛主席。”大家顿时又活跃起来，都朝着北边沟岔望去。只见有五六个骑马的人出现了。离排头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毛主席翻身下马。这时，整个队伍沸腾了，人们欢呼、雀跃。
我们三队排在队伍的中段，尽管我抬起脚跟，视线还是被前面的同志挡住了。等毛主席到了跟前，我才清楚看到：他头上戴着八角红军帽，身上穿着布大衣，脚上穿的普通便棉鞋。
毛主席一面向我们挥手，一面对我们说：“同志们好！”
由于当时我只有一个心眼，就是想多看几眼毛主席，所以对同毛主席一起来的其他中央首长没有完全看清楚，只在人群中看见了朱总司令，还有博古和张国焘。
迎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到延安的活动，是我们入校后的喜事，也是开学前的动员。它大大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鞭策着我们努力提高军政素质，跟随党中央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刘嘉钧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