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历史的必然 革命的需要
——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
陆仁
1924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纪念六十年前的这次大会，缅怀伟大先行者们的功勋，当是今日为完成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而奋斗的人们的共同心愿。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摆脱“艰难顿挫”的困境，开创新的革命局面而采取的英明战略决策；也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致力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努力团结一切进步力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间经历过很长一段艰难崎岖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可是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可悲局面。南北军阀象走马灯般袍笏登场并相互厮杀，使得中国大地上“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自序）路仿佛越走越窄，原因在哪里？孙中山多方探求，久久找不到问题的症结；他十分苦恼：“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同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已经作为自觉的力量踏上政治舞台。世界和中国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把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的目光迅速吸引住了。多年盘旋在他头脑里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在中国共产党人及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反复的思考、论争和切磋，逐步看清：往昔斗争屡起屡仆的致命弱点，就是缺少一个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奋斗纲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并能率领最广大的民众去战斗的革命政党。1922年6月，挂着国民党员招牌的新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这个惨痛的事实更使孙中山坚定地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宋庆龄选集》第109页）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使他深信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决心联合中国共产党，并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依靠他们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国民党内真诚革命者的意愿。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踏上革命征途，就对孙中山怀着很大的敬意，真心实意支持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民主政党。诚然，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同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最终目标有着原则区别。但是，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为了领导这一革命早日成功，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相当顽固，单靠任何一个阶级都难以摧毁这种反革命联盟，只有团聚一切民主爱国的力量，才能在阶级搏斗中克敌制胜。在当时各政党中比较革命的是民主派的国民党，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应当联合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党也清醒地估计到，国民党有着许多严重的弱点，有改组的必要。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国民党内部帮助孙中山进行改组。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8页）他亲自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主盟，并对他们表示：“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疾风然后知劲草。孙中山对共产党人无限信赖，任命他们为国民党本部干部，委任他们为负责办理改组事宜的改组委员，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委托他们参与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办理各个地方分部登记，建立讲习所以训练干部；而共产党人也竭诚帮助孙中山。这样，依靠孙中山及其忠实追随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通力合作，便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好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二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代表共156人。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祖涵等都是代表，李大钊还是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宣言、党务、章程等审查委员会也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将大会的中心任务概括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全票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总章》等重要议案。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与监察委员，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大会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大会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国情，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北洋军阀政府为奋斗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被规定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言特别强调，“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宣言还强调，中国民族解放，“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国民党“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这就使民族主义不仅有了明确的新目标，而且包涵了新的社会阶级内容。民权主义，强调了“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明确规定国家权力“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只有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个人与团体才得享有一切自由和权利，而剥夺“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是将对人民实行民主同对敌人实行专政紧密结合起来。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着重强调了“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规定了“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宣言并明确宣布：“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新三民主义的提出，使国民党有了一个适应于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主义”，使改组国民党有了统一的理论和目标。因此，宣言的发表便成了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成果。
这次大会议决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议决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在农民和工人中发展党员，议决在改组国民党过程中，要坚决淘汰反对革命的不纯分子，吸收革命分子加入，议决必须整顿各级组织，严明党的纪律。所有这些决策，从组织上保证了将国民党由一个既缺乏民主又难于集中的、缺乏纪律的、无法统一行动的旧政党，逐步改造为一个纪律严明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新的革命政党。这次大会标志国民党已经发展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只有这种组织，才有可能使孙中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国民革命目标得到实现。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获得了新生。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谭平山、林祖涵分任组织、农民部长，毛泽东不久也任宣传部代理部长，所有各部负责日常实际工作的秘书多数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中央领导机构内注入新血液，使国民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各省国民党的组织，主要依靠共产党人的工作，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党员数量猛增，成分也发生重要变化。仅广东地区，1926年底已有国民党员十八万三千余人，其中农民占40％，工人、学生各占25％。从建立同盟会算起，过了整整二十年，直到这次改组以后，孙中山方才看到他所开创的党真正开始成为一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积极果敢地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战斗的革命力量。而这正是大革命浪潮汹涌高涨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建议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宣布创建黄埔军校，以便在这座新型革命军事学校中培训军事政治干部。孙中山的“战争事业”可以远溯到1895年的广州起义，可是直到国共合作实现，他方才得以组织起一支有主义并有新制度保证的军队。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新制度使军队面目为之一新，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逐步趋于团结，充满了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革命武装中坚力量的形成，保证了广东战争与北伐战争的胜利。
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直接地推动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发展。1925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近55万有组织的工人向大会派出代表，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新阵容。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工人阶级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广东农民协会于1925年5月成立，到1927年夏，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农会相继成立，全国农会会员逾千万人。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过去一直同广大工农民众缺乏密切联系。而在国民党“一大”以后，由于有了共产党人参加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不过短短两三年时间，面貌就完全改观，为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革命洪流就此浩荡直下。1924年至1925年对于广东省内反动势力的扫荡，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至1927年举行的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在短短的时间里，发动起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未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革命实践充分证实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国共合作和各界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无比威力。
四
历史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然而，正是迂回的进程使人们更容易从比较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其后的历史变迁，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永远记取的经验与教训。
共产党人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完全是基于革命和人民的需要，是光明磊落、真心实意的。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曾严正宣称：“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一切忠实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的国民党人的真正战友。当时，国民党正是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人的帮助，方才发展了三民主义；正是在组织上和共产党人通力合作，方才建立起宏大的组织，把影响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使国民党重新获得了生命力。而在国民党右派势力抛弃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后，又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了符合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精神的各项政策。“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7页）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持并发展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阐明的纲领，所以在三十年代强寇压境、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积极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大业。而在国民党当局再次陷国共合作于破裂之后，又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生前的理想。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尊重这一事实。
当然，在二十年代之初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共合作，都是新事物。反动分子便利用人们还不熟悉这些新事物以售其奸。当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还在酝酿时，国民党右派便表示反对，诬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在国民党“一大”上，他们又提出“不许跨党”，企图以此破坏国共合作。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其卓越之处，就在于他能高瞻远瞩。他在认清共产党人是实现其理想的可靠盟友之后，就义无反顾地作出决断，摒斥各种中伤和挑唆，迈出决定性的历史步伐。正是孙中山的这种坚定立场与鲜明态度，为确保这次大会的成功和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是共产党人的知己。
通过长期合作的实践，所有忠实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理想的国民党人也都公认：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是他们的真正战友。宋庆龄、何香凝等一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本来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然而，在历史前进的曲折过程中，他们逐步认清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地合作共事，不仅并肩走过了民主革命的征途，而且一起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宋庆龄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实现了她的宿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光荣的一员。他们的认识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体现了孙中山的忠实继承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的理解。
过去两次国共合作都遭到了破坏。然而，历史早已无可辩驳地表明，背弃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破裂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不仅对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利，对民族复兴的大业不利，就是对于那些逆时代潮流而动者，最终也并不是有利的。这种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孙中山曾经写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而今，亿万炎黄子孙正在为完成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大业而奋斗，历史又在呼唤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先驱者开拓了前进之路，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后继者理应继续前进并发扬光大。积极推进第三次国共合作，尽早共同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大业，以无愧于历史赋予的使命，这将是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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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
于光远
要实现某种产品生产的现代化，购买高价设备，盖高标准的车间，由技术水平高的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进行操作，这种办法可以叫做“富办法”；与这相反的，可以叫做“穷办法”。对于这个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办法来进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这几年我国经济学家们也讨论过。经济学家们把技术分为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先进技术就是上面我们说的“富办法”。适用技术则是适合这个国家比较落后的经济水平的技术。它不一定那么先进，但可以可靠地给我们国家带来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主张要兼顾先进技术和适用技术。这是很正确的。
现在我想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讨论一下：（一）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采用“富办法”？（二）在今天在我国实现现代化中“富办法”和“穷办法”两者的地位怎么摆法？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即采用“富办法”对于某些产品的生产或某些问题的解决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采用“富办法”，或者说“富办法”并不是无条件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对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对某些骨干工业和尖端工业来说，我们需要采用“富办法”，以取得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和取得尖端产品，但是就整个社会生产来说，采用“富办法”不应该是主要的。我国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穷的国家，普遍提倡采用“富办法”，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富”是我们进行建设的目的和结果，它不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前提。占主要地位的只可能是“穷办法”。
不过“穷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落后的“穷办法”。这种“穷办法”虽然也能起为现代化建设积累资金的作用，但是它不是我们要提倡要发展的东西。还有一种是运用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
“穷办法”。
在这里人们可能发生这样的疑问：究竟存在不存在这种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认为科学不至于那么势利，只愿为富裕的国家效劳，科学也不至于那么愚蠢，只能为富裕的国家作出贡献。科学应该能够适合各种不同的实际情况帮助人们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先进的科学一定能够用于“穷办法”，帮助比较穷的国家富起来。如果与发达国家比“富办法”，我们是永远赶不上人家的，这是很简单的逻辑都可以证明的。因为和发达国家相比，富这个条件恰好是穷国望尘莫及的。我国科技工作者应该重视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的研究和创造。
让我们再来看看现代世界的这样一个历史趋势。七十年代中期欧美国家爆发的能源危机，使依靠廉价的古生代以来几亿年中积累下来的“化石燃料”的时代不能长远地维持下去。环境与生态的破坏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向人类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因此，即使在发达的国家，那种传统的、耗费过多能源和过多物资的办法也在一个一个地受审查，有的已被认为是“笨办法”，需要考虑用新的、更为聪明的办法来代替它们。由于我国长期闭塞，我们有些同志至今还把某些已经在国外不那么行时的办法当作时髦货来引进。
买东西要看行情。引进外国的东西要看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这个总的行情。
怎样称呼这个总的行情，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看到上面说的那样的事实：那就是当今有不少新的东西已经出现在现实生活之中，它们已被眼光比较敏锐的人所掌握。
在这些新的东西中，对我们最有价值的，是那些适合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个现实条件的、能使我们的经济较快增长起来的聪明的思想和聪明的办法。
打个比方说，生态学的原理是近几年来正确地得到重视的科学思想。它应该看作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生产可以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根据生态学的原理，我们就要充分重视植物通过对太阳辐射来的能量的吸收而把地球上的物质合成的有机物，使人们对它们能够进行充分的利用，把对它们的“浪费”减少到最低限度。根据这个原则进行的食物链的设计，应该说是现代科学的运用。这一年来我国出现的一些新思想，如借助于“笼养苍蝇”而建立“猪——猪粪——蛆——鸡——鸡粪——猪”的生态循环的思想；利用水葫芦和蚯蚓能够在比较高浓度的有毒物质中生存和繁殖的特性而产生的“污水——水葫芦——蚯蚓——貂”这种使有毒物质脱离食物链的思想；在食物和饲料中加入添加剂，使人体或饲养动物能够因此大大增加其吸收营养物的效率的思想；从以往的若干种营养物料扩大到各种有利于体力的维持与恢复、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一切物质，打破食物与药物之间传统的界限的思想；……都属于现代科学思想的范畴。它们是先进的科学思想，它们的实行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它们并不是“富办法”，它们是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在我国的一些领域，从采用这些“穷办法”入手，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一切领域中运用现代科学都可以采用穷办法。我只是说运用现代科学并不一定要采用富办法，只是说采用富办法并不是无条件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个别的问题，那么该采取富办法就必须采取富办法，为此就要挤出些力量来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但是考虑到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特点，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出发，采取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是一个带方向性的事情，它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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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出版
叶尚志所著《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一书，最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的党的建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系统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党在执政时期的建设问题，分章阐明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内容以及有关制度；论述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它同党内斗争之间的关系。
（梁洪游）
第5版()
专栏：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出版
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规律，并结合我国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历史和现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比例、计划和速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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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出版
叶尚志所著《论执政时期党的建设》一书，最近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的党的建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当前党的建设的实际状况，系统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党在执政时期的建设问题，分章阐明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主要内容以及有关制度；论述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和它同党内斗争之间的关系。
（梁洪游）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出版
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规律，并结合我国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历史和现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比例、计划和速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王贵三）
△天津财经学院刘儒等编著的《工业企业统计》，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 （庞）
△许涤新主编的《〈资本论〉研究——全国〈资本论〉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