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不倒翁”何时倒?
郑心永
不倒翁可以算是一种不朽的玩具。不久前,上海玩具行业为恢复传统玩具特色,又生产了一批不倒翁应市。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就见到他的孩子趴在桌子上,用小指头按着那不倒翁玩,就象半个多世纪以前我们也趴在桌子上玩那样。看着不倒翁那副怡然自得的笑脸,我十分佩服它的永恒的魅力,直到现在,仍然唤醒我的童心。
然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倒翁”,却没有这么可爱。邓小平同志提到党内长期存在的一种怪现象:“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邓小平文选》132页)。我说的就是这种“不倒翁”,不必怎么费力气去寻访,生活中是到处可见的。
一种是在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地方,某些人常常以“党的领导”面貌出现,坐守成局,抵制一切新事物,谁也不能持异议,更不能提批评,否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等等。这样一些领导,往往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不倒翁”。
一种是在那“暮色苍茫”的地方,某些同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得过且过,即使形势逼人,也还是从容论道,不慌不忙,也是极少“犯错误”的“不倒翁”。
一种是随风倒的人。这种人善于看“来头”,测风向,左右逢源,凡事都给自己留下“后路”,有时还加上一点权术,因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也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不倒翁”。
还有一种人,凡是书本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不动一点脑筋,不出一点主意,因此也是“从来不犯错误”的“不倒翁”。
长期以来,似乎有一种不成文法:因循守旧、四平八稳是不算错误的,随风倒是不算错误的,“一言堂”、“太平官”只要尚未捅出乱子,也不算什么错误。当了许多年干部,即使半点建树也没有,只要没有“过失”,便是“好同志”,只要不偷东西便是品德高尚,依然可以步步高升。这些同志有一句自我解嘲的话,叫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这里不行,调到那里仍是“好官我自为之”。有的媚上骄下,还受到提拔重用。
直到现在,在不少地方,敢想、敢说、敢做、敢于独立负责、敢于开创新局面的同志,往往被抓住“辫子”,横受打击,因功获罪。不肯苟且偷安,不善随和逢迎的同志,容易得罪人,尤其容易得罪顶头上司,往往千灾百难,日子很不好过。而庸庸碌碌、唯唯诺诺者,太平无事,任凭水深波澜阔,稳坐钓鱼船,永远是逍遥自在的“不倒翁”。
现实生活中的“不倒翁”之所以不倒,是因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旧习气没有肃清;是因为有许多人对于什么叫做犯错误,什么叫做不犯错误的认识还没有弄清,把市侩庸人的标准,当作共产党员、人民干部的标准。
按照共产党员、干部标准来要求: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使事业不能日新月异地前进,就是错误;不讲原则,不坚持真理,随波逐流,使党的正确路线不能贯彻,就是错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缺少热情和责任感,暮气沉沉,敷衍塞责,就是错误。邓小平同志说:“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随风倒的“不倒翁”,能见容于世俗,流传于后代,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成自然地混下去,却不被看作严重的错误,所以就不易于纠正!
“不倒翁”何时倒呢?到了这种误国误民的“不倒翁”感到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就是党风根本好转、国家长治久安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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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和神话
袁珂
问:您为什么要研究神话?神话和当今的科学幻想小说有什么渊源关系吗?
答:我研究神话三十多年了。记得小时候,我喜欢到家附近少城公园(如今成都市人民公园)的儿童图书室去,贪婪地阅读那里的许多有趣的小人书,什么《三大刀》呀,《黑足男》呀,《能言鸟》呀,《竹王子》呀,等等。它们使我脑筋里充满着幻想。
青年时代,曾尝试写过二三十篇童话。由于不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这些童话,大都带有一点讽刺的性质。其中有几篇,如《夸父和他的子民》、《叶公见龙》、《龙门》等,也略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这是我和神话接触的开始。那时我读了玄珠(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浏览过《山海经》里的一些神话片段,深深感到有兴趣,虽然我对于它们还不很理解。
在文学的道路上,最初我是一个“杂家”。执笔为文,什么都写: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学评论,还有前面提到的童话。几乎文学领域的各方面,我都曾经涉猎到。长时间泛无所归,连自己也感到很成问题。1946年许寿裳先生就任台湾省编译馆的馆长。许寿裳先生与我有师生之谊。1940年我曾在成都华西大学听他讲《小说史》和《传记研究》。许先生邀我为该馆编辑。我重又涉猎古书里一些神话资料,我既讶其丰美,又惋其零碎,终于不顾自己学识能力的浅薄,把它们缀集起来,编写了简本《中国古代神话》(此书195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57年又出了增补修订本,扩充成为原书的4倍)。我还写了长篇论文《山海经里的诸神》,分三期连载在1948——1949年的《台湾文化》上,这就是我从事神话研究跨出去的第一步。
许先生不幸在台湾惨遭杀害。1949年初夏我匆促离开台湾,回到老家成都。解放初期我作过编辑、教学、专业创作等工作。经过一些小周折,毕竟又回到专业神话研究的道路上来。三十多年来,我写了《神话选译百题》、《山海经校注》等书,近十年来,更是集中精力编写《中国神话传说辞典》。
在神话研究中,我觉得神话和科学,看来好象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主观幻想,一个却是具有严格条件和要求的客观现实。但是说也奇怪,往往神话中幻想的东西后来被科学实现了,神话竟成了科学的先声,科学的预言,或者说,神话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科学——这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吗?所以说,神话幻想的翅膀所翱翔的地方,总带着人们向着科学、向着客观真理一步步地前进。因而某些神话,便可说是“古代的科学文艺”,它帮助人们从蒙昧无知或所知不多走向科学文明。而“现代的科学幻想小说”,则是将现代各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将要取得和可能取得的成果及理论,依据假想的逻辑加以推想,形象地表达人们所愿望的可能实现的东西,给人们以更新的科学的启示。因此我认为神话对今天的科学进军、科学文化的发展会起一定的作用。
我在神话研究方面,只做了些微薄的工作。今后自然还须继续努力,但攀登高峰的宏业,恐怕已非力所能及,只有期望于今后年轻的一代。中国神话有着自己的特色,又非常浩博,在世界神话之林,丝毫也无愧色。只因材料散碎纷乱,至今还是问题多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身,去建造中国神话的大厦。如今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还是太少,据我估计,连专业和非专业的,总共不过二三十人,这是和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地位不相称的。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同志,将他们对某些“热门”学术研究的视线,转移一部分到“冷门”的神话研究上来。须知具有世界意义的神话研究,其实是外冷而内热的,它必然将会得到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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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山楂嫂
宋一平
我又来到山楂沟。满山遍野的山楂树,结满了红红的果实。近看,象树枝上挂着一个个小灯笼;远看,象一片绯红的彩霞。我望着这累累红果,听着从村里传来的欢歌笑语,一位泼辣豪爽的山村妇女赵兰的形象,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山楂沟原是个出名的光棍沟。因为穷,大部分小伙子娶不上媳妇!赵兰家在沟外住,她和光棍沟的一个小伙子相爱着。爹妈劝阻她:“你到光棍沟得受一辈子穷。”赵兰回答:“事在人为。我富起来给你们看看!”她爹是个栽山楂的能手。临出嫁那天,爹妈陪送给她的箱柜衣物,她全不要,单单带去了些山楂苗。她和丈夫在房前屋后栽上了这些山楂苗,没过几年就得益了。于是大伙都叫她山楂嫂,也跟着她学栽起山楂来了。这样光棍沟就慢慢变成了山楂沟。象梧桐招惹凤凰一样,山楂沟也把沟外的大姑娘招引进来,小伙子们再也不愁找不到对象了。
我原先在公社收购站工作,这里出产的山楂每年都有出口任务,每到秋天,都要进沟收购山楂,经常同山楂嫂打交道。看到这过去的穷山沟变得这样红火欢腾,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十年动乱期间,一次,我来到山楂沟收购山楂。可是走进山楂沟一看,满山遍野的山楂树全被砍倒了,山楂嫂房前屋后的也没幸免。山楂嫂的男人正蹲在一棵山楂树前流泪。山楂嫂朝男人瞪了一眼:“哭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我由于调到县里工作,一直再没到过山楂沟。这次领导让我到山区摸一下水果收购情况,我顺便来到山楂沟看看。真没想到,这里的山楂树又长起来了。
山楂嫂住在沟当间,原来的三间泥房变成了五间青砖白墙瓦房,院子里鸡猪鹅鸭吵吵嚷嚷,热闹非常。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正爬在一棵山楂树上摘果儿。我问小男孩:“山楂嫂在这里住吧?”小男孩跳下树,把一筐山楂倒进树旁的一辆手推车的车斗里,朝屋里喊:“妈妈,有位叔叔找你哩!”
山楂嫂从屋里迎出来,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笑着说:“哟!是老刘呀!你可是大稀客啊!”她把我让进屋里坐到茶几旁边。我一边吃着她给我拣来的又酸又甜的山楂,一边打量着屋子里的摆设:立柜、高低柜全是新的,还有收音机、缝纫机和电视机呢!我感叹地说:“真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她风趣地问:“你还记得那年我说过的那句话吗?”我激动地说:“记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向她问起了这里的山楂交售情况。她向我介绍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每年山楂都获得大丰收。估计今年全村能向国家交售五万多斤上等山楂。她还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又是集日,村里女社员放假,让大伙摘自家房前屋后的山楂去卖。
我随着山楂嫂母子的小车朝前走着,走到村口时,山楂嫂却绕过热闹的集市,推着车向供销社走去。我不解地问:“大嫂,这是你自家产的,可以到集市上卖,那里比国家收购价高……”山楂嫂往后边一努嘴说:“你看,大伙都往供销社送呢!我们丰收了,日子好过了,更要想着党和国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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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大森林流出的小溪(外一首)
关登瀛潺潺的、缓缓的,从草间花丛中流出的,是远方绿色的云的奶汁吗?——从无边的大森林里流出。汇集着、嬉戏着、奔跑着,是大森林送来的礼物——那么多鸟儿的歌,那么多花儿的笑,那么多大树的身影,那么多动人的音乐。驾一叶小舟,准能扑进大森林的怀抱。
绿色的云飞向远方,展一列绿屏,贴近地面,撒一片绿荫,有时聚成一潭碧水,却又不倦地向荒野延伸。在她的怀里,仿佛怀抱着千千万小生命,颗颗小生命,紧紧连接着慈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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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文与实
湖北省钟祥县县长黄益洲,一年收到上级印发的各种文件达一百零九斤,已签发、转发的还未计算在内。他诉苦说:“如今文件太多,看不完,消化不了,只得看书看皮,看报看题,红头文件看大意,其他关在抽屉里。”我想,与这位县长有同样苦恼的人,大概是不少的。有没有解救之法呢?
于是,我想起了清代唐甄写过一篇题为《权实》的文章。其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唐子被委任为长子地方的官吏,长子地瘠民贫,但宜植桑,如能因地制宜地种桑养蚕,定能除贫致富。唐子不靠出“告示”,行“文书”,他深入民间,先动员父老以为倡导,再遍访民家以明事因,使这里的父老妇孺都知道了种桑的好处。然后,又聘来植桑能手传授技术。这样,长子小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种桑树八十万株。后来桑蚕丰收,解除了民生困苦。唐甄在引述了上面的故事之后,感叹地说:“树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劳而信于众,乃能有成。”
我并不主张绝对的不发文件,但有些事上级不必发文件,而是让下面干部学一学唐子的办法,也许会好些的。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倒认为文件多到足以把人拖得不能动手办事,反倒不如没有的好。于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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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日〔中国画〕 蒋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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