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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努力提高歌曲创作的质量
孙慎
歌曲创作近年来是有成绩的,出现了不少好的和较好的歌曲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些优秀的歌曲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内容上紧密地与人民的生活相联系,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个性,这说明我们的歌曲创作正在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艺术的正确道路前进。
在充分肯定歌曲创作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还存在不容忽视的缺点。
缺点之一是许多作品质量不高。近几年来歌曲创作的数量是很不少的,每年多达二三千首,但是在群众中广泛传唱的却为数不多。许多作品的歌词、曲调感染力差。显然,提高歌曲创作的质量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提高质量的关键只能从提高歌曲作者的思想、生活、技巧等素养着手。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包括歌曲作者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多方面需要的崇高使命,这就有一个如何提高自己思想的问题。作品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所以,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养。提高思想素养,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由于音乐是一门技艺性很强的艺术,因此,有些作曲家以为只要熟练掌握作曲技巧就能写出作品来,提高自身的思想素养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实际上,任何作品总是要受到作者创作思想的指导和制约,不管你承认与否。《国歌》作者聂耳是大家熟知的作曲家,他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好的作品,和他的思想素养是分不开的。为了有效地发挥歌曲“为人民而呐喊”的作用,他刻苦钻研作曲技巧,并从前人的作品包括从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他深入接触工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呼声,因此他能写出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来。另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例子是,在前些时上映过的影片《特高课在行动》中,有一个表现旧社会歌女在舞厅中演唱庸俗的流行歌曲的场面,影片的音乐作者为这个场面创作了两首新的流行歌曲。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创作这样的歌曲有必要吗?会在群众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呢?显然,这是由于作者缺乏正确的创作思想作指导的缘故。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田汉、孙师毅等同志和聂耳、冼星海等同志一起充分利用电影的阵地推广革命歌曲,大大发挥了歌曲的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今天,我们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得多,怎样发挥电影歌曲的应有作用,为建设两个文明作出贡献,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
现在许多歌曲作品之所以缺乏新意和感染力,也是同作者深入生活不够有关。有的人是愿意下去生活的,但客观上存在困难;也有的人是对深入生活的迫切性认识不足。当前迫切的问题是要制订具体措施,创造条件,使大家能够深入到生活中去。音乐有它的特殊性,它只能以运动着的音响形式来表现人的感情和思想,人的内心世界。有时也写景,写景也是为了写情。音乐反映生活有一个复杂、曲折的音乐思维转化过程。音乐工作者怎样深入生活,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但是到生活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懂得群众的内心世界,并进而反映出生活的真谛。音乐工作者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采风,向民间音乐创作学习,学习它生动的音乐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以及学习体现在民间音乐中的群众的审美观点。
掌握熟练的技巧,对于歌曲作者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不少同志注意借鉴外国的某些表现手法,这是有益的,但不能停留在模仿,模仿是不足取的,因为艺术是一种创造。其次还要明确这种借鉴应该有助于内容的表达,是为了创造自己的民族形式,离开了内容和民族形式去追求所谓现代手法,则是本末倒置,同样是不足取的。
歌曲创作的另一个缺点是题材不够广阔,体裁不够多样。大量的作品偏重于阴柔的一面,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听不到时代气息,甚至是趣味不高。而阳刚一面的作品则为数不多,特别是给人以强烈鼓舞的歌曲更是寥寥可数。当然柔和的歌曲也是很需要的,在紧张工作之余,听一些柔和的抒情性的作品可以调节精神;但如果缺乏另外一面的东西,也就不能满足群众和时代的要求。
上述现象的出现,我以为是和下列观点有关:
一是有些人认为音乐仅仅是一种休息娱乐的消遣品。这种理解显然是片面的。诚然,音乐作品是不能忽视娱乐作用的,失去了娱乐作用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除了娱乐作用之外,还同时具有教育和认识的作用。例如轻音乐,虽然侧重于娱乐性,但也要给人以高尚的情趣和美的享受,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把音乐的娱乐作用绝对化,并把它和教育、认识作用对立起来,将使音乐艺术走入歧途。
二是有人认为现在不同于过去的战争环境,现在到了“抒情歌曲的时代”。这种说法也是片面的。歌曲同任何其它艺术一样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内容以及和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抒情歌曲如同进行曲、叙事歌曲、表演唱歌曲、讽刺歌曲等等一样,只是声乐创作中的一种体裁。任何时代,体裁总是越多越好,才能适应群众的广泛需要。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提倡艺术上不同形式(包括体裁)和风格的自由发展,这是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的。如果出现了一个所谓抒情歌曲的时代,不就成了一花独放了吗?片面强调抒情歌曲的观点,阻碍了歌曲体裁的多样化。当前歌曲创作忽视阳刚的一面,特别是忽视具有强烈鼓舞力量的进行曲体裁的创作,同这种片面认识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
这里顺便谈一下进行曲的问题。现在凡是一提进行曲,有人就以为又来提倡概念化和高、强、硬、快这一套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概念化的产生是脱离生活所致,和进行曲并无必然的联系;而且进行曲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写得威武雄壮,很有英雄气概,也可以写得轻快活泼,富有抒情性。它是群众喜爱的一种体裁,有必要加以重视。
坚持不懈地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党和人民对文艺工作的殷切期望。我们的歌曲作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专业素养,加强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努力创作出多种题材、多种形式风格的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质量的歌曲来,以适应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兴趣的群众对于歌曲艺术的需要。


第5版()
专栏:

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
曾镇南
以当前城市经济改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载《十月》1983年4月号,作者李国文)发表以后,引起了文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
《花园街五号》描写的是临江市的经济改革,处理的是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尖锐性的题材。驾驭这样的题材,固然需要作家政治上的敏锐和对现实生活的强烈的热情,但更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和丰厚的生活知识。李国文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的观察,不是就事论事地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或拘泥于某一个局部,而是以对历史的全程和社会的全局的深长而广阔的把握,来透视临江市经济改革发生的远因、现状和后果,这样,作家就把他笔下的改革者刘钊的形象,置于广远而辽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
在刘钊这一形象的塑造上,我们不难看到,尽管作家为刘钊安排了一连串有声有色的经济改革活动:从改变亏损的拖拉机厂的面貌,到推进拖沓的沿江新村工程;从筹划吸引外资生产出口矿泉水,到主动要求抓临江大厦工程……但是,这些实际的经济改革活动,并不是作家着意描写的重点。作家侧重写的,是刘钊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改革者的形象产生的社会历史的根由,以及他的改革活动在临江市各种人物心理上引起的震动,是刘钊和临江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吕况,现任市委书记韩潮,副市长丁晓等人物之间渊源流长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作家这样安排他的情节,是意深而笔长的。他不仅要让当代读者一睹刘钊这位改革者的风采,更重要的是,他要让当代读者透过刘钊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际遇,看到一部虽然充满曲折、失误但毕竟逐渐走上改革的坦途的社会主义建设史,看到一部共产党人在进城以后一直到今天的政治风浪中精神上的发展与变化、迷误与觉醒、锈蚀与更新的历史。
应该说,作家这一透过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概括社会历史和现实面貌的意图,是部分地实现了的。少年时代的刘钊,是在吕况、韩潮、吴纬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背叛了自己剥削阶级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从那以后,他一直保持着开拓这一事业的激情,一直在与人民的紧密联系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他坚持真理,关心人民疾苦,敢于仗义直言,但却因此陷入了长期的政治逆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解除了对他的禁锢,把他从历史的后院推到了社会经济改革的前台。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二十多年的磨难,玉成了刘钊这样头脑清晰、意志坚强、作风泼辣、正气凛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干才。我们从刘钊的改革活动和他的曲折的历程中可以感觉到:象刘钊这样带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许多新的时代特征的改革者,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地层中的。他代表着一种被历史的失误禁锢在地层中的巨大的能量。透过刘钊的命运,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历史的运行和时代的前进。
刘钊这一改革者形象在艺术创造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作家没有让人物停留于具体、琐碎的经济改革的思路、方案之争中,而是根据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发现,勇于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在惊心动魄的典型冲突中来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
刘钊与吕况、韩潮的思想冲突,实质上是在用人路线上革新与守旧的矛盾的反映。吕况曾经是刘钊的革命引路人之一,他对自己的两位秘书刘钊与丁晓在品质上的优劣,也是有觉察的。但是,他终于还是屈服于当时愈演愈烈的“左”的压力,逐渐模糊了自己的理智与良知,亲自把刘钊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使刘钊伤心的,是吕况居然在心中改写了自己与刘钊共同战斗的革命历史,把自己曾经那样了解的刘钊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看来,对现实中敢于直言抗争的刘钊的恐惧和嫌恶,使吕况对历史上那个大义灭亲的革命少年的信赖也发生动摇了。历史就是这样在现实需要的挤压下变形的。与吕况相互映照的,是韩潮对刘钊看法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当刘钊挺身而出直率地批评我们工作中“左”的失误时,韩潮虽然也劝告他要注意保护自己,然而他内心是欣赏这位鲠直的战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又亲自为刘钊平反、让他出来工作。按理说,他应该是刘钊的改革活动最有力的支持者了。但恰恰是这位爽直仗义的韩潮,在刘钊显示出锐不可当的改革锋芒的时候,却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一方面,他不能无视刘钊改革活动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为他承担某些来自反改革者们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却又对刘钊那种绝不妥协、咄咄逼人的斗争锐气表示反感,对他的过人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甚至产生妒意,因而处处对刘钊的改革活动起掣肘作用。在选择刘钊还是选择丁晓的问题上,他明知刘钊是干才而丁晓是庸才,明知刘钊一身正气而丁晓满心私念,但仍久久举棋不定,以至在市委常委会上的一次无记名投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这就说明,屈服于环境和旧习惯势力,满足于无所作为的看摊守成,会使一个理智清明的老共产党人的头脑发生怎样的瞀乱!
刘钊与丁晓的矛盾,是小说情节的另一条贯穿线。以丁晓为代表的经济改革的反对派,实际上并没有对于经济问题的任何有迹可寻的理论见解,也提不出任何可以与刘钊的改革活动抗衡的主张。他们反对改革,只是因为改革的犁铧翻动了他们私人既得利益的领地,改革的成就暴露了他们因循守旧的领导方法的平庸与无能。因此他们就悻悻然甚至狺狺然地来反对刘钊了。丁晓的灵魂是完全被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锈蚀了的。正是极端个人主义,把这位温文尔雅、处世圆通的泥鳅式人物召唤到反改革的战场上,让他使出了最粗鄙最低劣的手段。透过丁晓的种种表演,你不能不痛心地感到,象丁晓这样的干部,虽无剧毒但却有隐患,人们切不可等闲视之!刘钊与丁晓的斗争,既是为了推进改革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一严肃的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中,刘钊作为一位经济改革的干才与作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刘钊这一改革者形象塑造的再一个特点是,作家比较充分地写出了支持他进行改革的党的集体力量。当丁晓因为刘钊命令干部楼停工而质问他“谁给你的权力”时,刘钊威严地吐出了一个字:“党——”。这个字真是有千钧的重量!实际上,党心、民心,都是支持刘钊的改革活动的。市委常委举行的那一次推荐干部的无记名投票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次投票中,看似孤立的刘钊得到了十一票,比丁晓多了两票!甚至有一位和丁晓关系密切的常委也居然投票支持刘钊!这真是发人深思、激动人心的一笔。透过这十一票,我们看到了,在我们党内,尽管还有阴暗面,还有不正之风,还有丁晓们的能量很大的活动,但邪不压正,“在关键时刻,大节和全局,党性和党心,总还是第一位的。”一种从对党和群众的力量的确信中升起来的希望之光,照亮了小说的整个画面,使整个改革斗争带有一种雄伟的气势,一种绚烂的色彩,一种动人的诗情!
准确地反映党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准确地表现改革者个人与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是部分改革题材的作品未能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应该指出,在一些作品中,对党的形象的描写是存在着某种片面性的。由于党和群众的力量没有得到准确全面的表现,因而就使得某些改革者和他们进行的改革事业给人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甚至流露出某种绝望的情绪。这样的描写是不符合我国现实生活的情况的。实际上,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没有党内外众多的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集体奋斗,没有拥护改革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任何从事改革事业的英雄好汉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刘钊的命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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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不要忘了大众化、通俗化
董大中
近来,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后记》里,看到一种意见说,他们决定采用通俗小说的形式,因为“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任务,仍然非常急迫和重要。”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在当前尤有重要的意义。
请翻阅一下我们的文艺刊物吧,“普及”这个词似乎已经消失,“大众化”也只在一些研究老舍、赵树理等的学术性文章中才能见到。好象我们的文艺已经到了只讲提高、不讲普及的时候。于是,晦涩朦胧、时序颠倒、镜头跳来跳去的小说、电影出来了。当然,这些东西即使二亿人看不懂,也总是有一小部分人喜欢的。问题在于,二亿以上的人能够看懂的东西太少了。只想着“提高”,忽视“普及”,忽视“大众化”,这现象值得重视。有的同志说,现在人们文化水平提高了,你写通俗化的作品,谁看?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艺术。一件艺术品,主要应该看在本国是否受欢迎,拥有多少读者。不可想象,一件在本国只有少数人喜欢、甚至不受欢迎的作品,能够具有世界影响。我国的《红楼梦》等作品之所以“打入世界”,首先在于我国人民喜欢它。可以说,越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越容易为其它国家人民所瞩目,所欢迎。
文艺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四十年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刚一出版,仅在太行区,就销行三四万册。那时的读者,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彻底翻身,对文学艺术就表现出了如此惊人的兴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八亿农民,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提高,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许多地方出现了“电视村”。有些大队建立了电影院。可是,可供农民欣赏的文艺作品不多。据调查,现在文艺刊物的订户,大多是中学生和知识青年,广大的中青年农民不订或很少订。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一篇作品,丢掉了我国文艺的传统,没有故事性;或者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分割成许多碎块,时而现在,时而过去,文化程度还不高的农民,读上半天还弄不清头绪,怎么行?
写“普及”的作品,大众化的作品,就不能流传下去吗?不见得。《小二黑结婚》够大众化了,现在人们仍然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当时,也属普及性的作品,至今流传不辍。实际上,真正受大众欢迎的普及性的作品,必然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因而也是提高的作品。
1957年,赵树理写过一篇文章,叫《“普及”工作旧话重提》。他的总的意思是,不要只谈“提高”,忘了“普及”,还要时刻想着全国人民。时间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今天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所谈的“普及”和过去很不相同,但普及工作仍然需要,而且长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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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谈谈滑稽戏
汪培
滑稽戏是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地区的剧种。前年,上海首届戏剧节期间,有五台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甜酸苦辣》、《三万元》、《“出租”的新娘》和《阿Q正传》作专场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好评。人们对于滑稽戏那种通俗易懂的内容和轻松活泼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到它达到了戏剧艺术应该“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要求。当然有些问题也值得我们研究。
滑稽戏这个年轻的剧种,是从独脚戏(也称滑稽)发展而成的。尽管在四十年代初,上海已经有部分独脚戏艺人以戏剧形式走上了舞台,但大多数独脚戏艺人却还是各自结成档子,以曲艺形式演唱为生。那个时期的滑稽戏,以舞台艺术来衡量,是显得十分原始、简陋的,大多是将一些独脚戏的段子串连、敷衍成篇,既没有完整的戏剧结构,又不讲究戏剧动作的统一,当然更谈不上人物形象的塑造了。从内容上看,它用以逗人发笑的那些“噱头”多半是低级庸俗,乃至是黄色下流的。当时,由于生活圈子的影响,艺人们熟悉小市民,也比较熟悉下层社会三教九流的形形色色。他们所扮演的也大多是这些方面的人物,致使舞台上充斥着粗俗的“切口”、丑恶的形象,这就更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剧种的轻视。因此,解放前的滑稽戏,比之其他剧种,在社会上更没有地位。
滑稽戏这个剧种的真正形成和健康发展是在解放以后。社会变了,阶级关系变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服务对象。独脚戏艺人面对这一现实的巨大变革,在党的戏曲改革政策有力的教育、推动下,认识了自己今后的出路和方向。于是,由一些所谓“红档”自愿结合,组成剧团,纷纷走上了舞台,把原来以说唱为主的独脚戏改为以表演为主的滑稽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
广大观众欢迎滑稽戏这种形式,这是为什么?归纳起来,不外乎是它的现实性、娱乐性和群众性这三个原因。
首先是它的现实性。从滑稽戏三十多年来演出的剧目看,除了为数不多的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外,绝大多数是反映现代题材的戏。
近几年来,滑稽戏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好成绩。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在题材领域上开拓得更为宽广,在思想内容上发掘得更为深刻。例如,《路灯下的宝贝》接触到了如何正确对待待业青年这一当前的重大社会问题;《甜酸苦辣》提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该注意发挥人才作用的迫切性;《三万元》描绘了人们对待金钱所持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出租”的新娘》揭露了追求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丑恶灵魂,等等。通过这些剧目,剧作家们提出了人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评价。观众看戏,如身历其境,引起共鸣,获得启迪,因而感到格外亲切。
其次是它的娱乐性。滑稽戏即使表现严肃的主题思想,也总是和喜剧的手法融合在一起的,让你在欢乐的笑声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笑总是和滑稽戏联结在一起的。当然,笑也有个质量问题:有发自内心的开怀畅笑,也有用硬噱头造成的廉价的笑,不能单纯以笑的次数多少来评价一出滑稽戏艺术上的优劣成败。但是,如果滑稽戏离开了笑,也就是说,离开了它通过艺术夸张而引人发笑的特点,那就不成其为滑稽戏了。事实上,滑稽戏的编剧、导演、演员,甚至作曲、舞美人员,他们的艺术构思、创造和设计,无不随时随刻伴随着对笑的考虑。著名滑稽戏演员周柏春说:“上了台,三分钟台下没有笑声,我难过得要死!”这说明他在台上时刻想着观众。他认为观众不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这是滑稽戏演员所共有的群众观点。作为一个滑稽戏演员,他所钻研的业务,就是如何以自己的表演(内心的和外形的动作)去博得观众的笑,让观众通过笑,或赞美生活中的先进事物,或批判落后现象,从正反两方面去评价生活,发扬真、善、美,唾弃假、恶、丑。这就是滑稽戏的娱乐性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是它的群众性。一般地说,娱乐性强的东西容易争取到更多的群众。但是,我这里所讲的群众性,是指滑稽戏的通俗易懂,便于为群众接受。人们看滑稽戏,没有人会说看不懂的。纵然是哲理性较强的思想内容,它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观众容易理解。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戏剧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首先要考虑我们的演出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是否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滑稽戏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独特的戏剧体裁。只有确认滑稽戏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戏剧体裁,才能使这个年轻的剧种在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进行新的探索,把路子开拓得更加宽广。
我们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要力求题材、样式、风格的多样化,才能保持生气勃勃的活力,呈现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否则,就会形成单一化和模式化,走入死胡同。滑稽戏的创作也同样如此。我认为,今后滑稽戏发展的路子应该越宽广越好。
滑稽戏的职能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的人认为,滑稽戏的职能在于揭露生活中的消极面。按照这种论点,滑稽戏就不可能担负起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歌颂社会主义新事物的光荣职责。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以来,许多滑稽戏的作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早就在作着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因此,滑稽戏的职能问题,即揭露还是歌颂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毋宁说是一个实践问题。实践证明:滑稽戏能够歌颂光明,也能够塑造好正面人物。我们且不说六十年代出现的《满园春色》、《满意不满意》、《一千○一天》、《样样管》等在塑造正面人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滑稽戏创作来说,《出色的答案》里不怕“四人帮”重重迫害而专心致志于祖国科研事业的曾晓云;《性命交关》里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坚决斗争的医生常春来;《我肯嫁给他》里对失足青年进行热情帮助的青年女工张小玲;《三万元》里一心向着四化建设的退休工人陆益明;《路灯下的宝贝》里关怀青年一代成长的区长和老师;《甜酸苦辣》里重视人才并且锲而不舍地做好男青工思想工作的团支书劳玉兰,不都是很有光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吗?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人物出现在滑稽戏舞台上,对于今后开拓它的创作路子是十分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开拓路子的时候,也只能把歌颂作为努力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作为唯一方面;否则,我们又会落入狭隘的见地。其实,歌颂与揭露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反映生活,既有对积极进步的赞美,也有对消极落后的批判。我认为,歌颂为主的,揭露为主的,歌颂与揭露并重的,都应该在滑稽戏的创作中占有各自的位置。但是有一条:不论是歌颂还是揭露,赞美还是批判,不论选取何种题材,我们都应该给观众以鼓舞、希望和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创作和表演上要善于掌握讽刺的分寸,分清揭露和展览乃至宣扬的界限。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取决于剧作者、导演和演员的立场观点与思想感情。
滑稽戏是否容许有正剧性的乃至悲剧性的穿插,也是一个关系到它的发展的重要问题。有人认为,滑稽戏应是纯喜剧性的,凡是不能引人发笑的内容,就不该在戏里出现。这种主张对开拓滑稽戏的路子同样不利。我认为,纯喜剧性的,是滑稽戏的一种艺术方法;在保持滑稽戏总的风格的前提下,戏里有正剧性的乃至悲剧性的穿插,是滑稽戏的又一种艺术方法。各种艺术方法都应并存,而不应排斥,都应相互补充,不应彼此对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人的思想感情也是喜怒哀乐多方面的,这就要求有不同的艺术方法去表现它们,对滑稽戏提出纯而又纯的喜剧性要求,规定一个模子,强求艺术方法划一,是不利于它的发展的。只有让滑稽戏的艺术方法多种多样,才能增强它的表现能力。
最后是滑稽戏的剧本问题。如前所述,解放前,滑稽戏没有脚本,它只有一张简单的幕表,靠演员在台上自由发挥。解放后从事滑稽戏的新编剧,虽然具备写戏的条件,但对它的艺术规律还不熟悉。因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滑稽戏剧本都要经过编剧、导演、演员的通力合作,加工丰富,才能达到适合演出的要求。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滑稽戏的创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为了更好地驾驭它,还必须向传统学习,其中经常接触到的问题是“套子”的运用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滑稽戏的作者们从人物、生活出发,运用“套子”结构情节、酿成笑料,已作了许多探索,并且有所发展、创新,赋予了更强的表现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某些滑稽戏里,作者不从人物、生活出发,而是把人物、生活硬往“套子”里塞的创作方法,其结果,和表演上的硬噱头(不从人物和剧情出发,专为逗乐观众而设置的台词、动作)一样,只能给人以人为、造作和虚假之感。我们不反对运用“套子”,但反对滥用、乱用。我们看一出戏运用“套子”是否得当,要用是否符合人物性格、生活真实这个准则来检验。
广大的观众是欢迎滑稽戏的。但是,它不能自满于今天已经取得的成就,而应该看到自身尚存在的不足。在有些戏里,迎合某些观众的落后意识和低级趣味的现象,不是还时有所见吗?那种摆弄无聊的噱头、追求廉价的笑声的演出作风,仍是这个剧种向前发展所必须努力克服的弱点。同时,它也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思想、艺术水平上,而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提高自己,以适应青年观众日益提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特别是它要多方吸收养料,化为自身的血肉,使自己反映生活具有更强的表现能力,这样,也就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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