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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河南、天津、山东的四家企业迎接新的挑战
在原材料提价、产品降价情况下利润上升
实践证明：只有提高了企业素质才能提高经济效益
本报综合消息 上海第四制药厂、河南郑州铝厂、天津手表厂、山东菏泽仪表厂等一批企业，面对原材料提价、产品降价的新形势，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产短线产品，注意点滴节约，在逆境中振奋精神，利润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近年来，随着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调整，一些过去比较廉价的原材料程度不同地提了价，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客观形势影响了企业的盈利水平。一些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把这种形势比喻为“逆境”。上海第四制药厂进入1983年后，由于4种药品降价，原预计今年利润将减少近千万元，约占这个厂全年利润的五分之一。面对严峻的事实，摆在这个厂领导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花大力气把利润补上去，一条是修改降低原订的利润指标。上药四厂党委毅然带领全厂职工选择了前一条路。经过不断努力，今年1至7月，实际利润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5万元。这个厂的实践证明，压力变动力，“逆境”成顺境，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素质。
郑州铝厂今年也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原材料涨价，企业其他负担加重，困难重重。厂领导认真分析了厂里的实际，认为要摆脱困境，必须走反浪费、挖潜力的路子。厂党委请了18位行家里手，在生产成本、劳动力使用、资金管理和物资消耗等方面算了细账，并发动群众提出了1，200条合理化建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以节能为中心的“反浪费、增效益”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连续四年生产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收了768万元。
今年年初，天津手表厂的男式表滞销，商业库存增多，本厂也严重积压，巨额资金被占用，企业面临危机。这个厂及时采取措施，提高应变能力，改造原有生产设备，增加了畅销的女式表的产量。本来这个厂今年上半年要亏损600万元，“山重水复疑无路”，由于及时改产，实际利润不但没有减少，还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1万元，“柳暗花明又一村”。
山东菏泽仪表厂围绕技术改造，努力提高企业素质。这个厂自筹资金更新设备78台，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47项，产品品种不断增多，质量提高，成本下降。今年上半年该厂实现利税比去年同期增长42．5％。
当前，每个工业企业都面临着如何提高企业素质的挑战。上述一批企业的经验表明，企业素质提高了，才能迅速提高经济效益。经济界一些权威人士认为：谁能跟上形势，早下决心提高企业的素质，谁就能成为经济工作中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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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路在哪里？
本报评论员
评价一个企业，需要一点辩证法。譬如有的企业产值增长很快，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乍一看还不错，但细细一问，效益并不好；也有的企业，利润率并不低，但细算起帐来，大部分利润的来源却不那么“硬气”。比如原材料价格过低，产品价格过高，低进高出，企业沾了价格不合理的光。这样的企业，尽管经营管理水平很低，但产值、利润指标完成得好，照样当先进，拿奖金。这样，企业一旦遇到原材料调价，产品价格降低，立即就会变盈为亏。好比是沙滩上的楼阁，经不起风吹浪打。
目前不少企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由于国家对农副产品和部分原材料价格作了调整，职工工资作了一些改革，加上有些工业产品（如化纤产品）降低了销售价格，这就使得有关企业乱了阵脚，严重的连工资都无法支付。对此，有些人悲观地说：今后原材料价格下不来，产品价格上不去，工资又要逐年有所增加，企业的路子越走越窄了！
事情果真如此吗？
寻找企业的“出路”，同样需要辩证法。上述变化，应该说是正常变化；过去靠价格不合理盈利是经济工作中不正常的现象。它既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也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今后价格体系要不断调整，职工工资仍将不断提高，企业在新的挑战面前如果不提高素质，不增加效益，肯定没有出路。
今天本报刊登的上海、河南、天津和山东的几家企业都是在原材料价格上调，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加强管理，引进技术，更新产品，提高质量，灵活经营，使企业越搞越活；都是在逆境中，闯出了一条生路。他们的经验很值得重视。今年上半年全国轻工业的形势并不怎么好，产值上升，利润下降，很多企业在新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这充分说明，我们的企业素质不高，应变能力太差，经不住风吹浪打，因此，上述几家工厂的做法是很值得推广的。
出路在哪里？事情很明白了，在于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那种企图回到老路上去，靠价格、靠补贴过安稳日子的想法，今后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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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两国经济部门负责人
分组讨论两国经济技术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参加第三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的两国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今天上午举行分组讨论。
双方对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并就扩大这种合作的具体办法交换了意见。
国务委员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同日本通商产业大臣宇野宗佑就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前景坦率、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对近年来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经济技术合作蓬勃展开，经济贸易关系正向广而深的方向发展感到满意。
双方一致认为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前景良好，要做的工作很多，并表示两国经济贸易部门将紧密合作，为增加两国贸易额、扩大两国经济合作的规模而共同努力。
陈慕华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预计今年较去年有所增加。由于原油、煤炭价格下跌、中国对日出口金额可能减少，而从日本的进口金额可能增加，预计今年将出现中国方面的贸易逆差。陈慕华要求日方增加从中国的进口，并希望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使两国贸易稳定地向前发展。
宇野宗佑表示日中贸易正在回升。他希望今年下半年能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在谈到中日合资企业问题时，陈慕华说，中日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合作生产以及补偿贸易已有良好的开端。但是日方几个企业的投资总额只占各国投资总额的1％，这与中日两国密切的经济关系不太相称。陈慕华说，为了便于外国投资，我国进一步放宽了政策，有关经济法规正在逐步完善。她说，中日租税协定即将签署，希望中日投资保护协议也能早日达成协议，从而为中日合资经营等方面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宇野宗佑说，日中两国正在进一步加强经济关系。如果两国投资保护协定能签订，这对两国在投资方面的合作将起很大的作用。他希望双方进行协商，早日签订这个协定。他说，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投资环境，日本通产省将派遣一个投资环境考察团访问中国。各方面的民间产业人士将参加这个代表团。陈慕华对此表示欢迎。
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同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在会谈时，介绍了本国的财政、国际金融交往等情况以及为解决本国财政方面的问题所采取的政策。
双方对于两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并高度评价两国这次准备签订的中日两国租税协定。
双方同意在今年10月由两国银行界人士共同商谈能源贷款问题。竹下登还表示日方愿意在其他方面的资金合作做出贡献。
在经济计划组会谈中，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和日本经济企画厅长官盐崎润同意在合作生产以及日方帮助中国改造企业方面采取积极的态度。
铁道部部长陈璞如、交通部副部长钱永昌等同日本运输大臣长谷川峻就两国在铁路和港口建设方面的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表示两国应该增加人员往来，在过去的水平上扩大技术咨询、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日本方面表示将积极考虑中国方面的建议，并希望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交通运输方面的合作。
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同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金子岩三就两国在农业科技合作和合作开发东北三江平原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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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常更新 产品勤换代
北京洗衣机厂产品畅销不衰
本报讯 记者李亚非报道：北京洗衣机厂生产的白兰牌洗衣机连续3次大幅度降价，但这个厂创造的利润却连年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82年他们生产的洗衣机零售价比1980年初降低了40％，实现利润却比1980年增长了近10倍，今年又提前6个月完成了全年国家下达的利润计划。
这个厂能够取得这样好的经济效益，首先是坚持技术常更新，产品勤换代，从而赢得了市场。1980年全国各地纷纷试制和生产洗衣机，有的性能和质量超过了白兰牌，致使这个厂的产品在市场上一度受到冷落。该厂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开展技术攻关，改进设计，于1981年2月生产出白兰牌二型洗衣机，很快又变成了畅销货。此后，这个厂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协助下，又对二型洗衣机进行了130多项改进。今年2月，具有洗涤和甩干两种功能的双桶一型洗衣机又投入了生产，从而使产品保持了盛销不衰的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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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日合作开发海上石油有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邢凤炳报道：中日海上石油合作又有新的进展。9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日本石油公团以及日本出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美国纳托玛斯（远东）公司、英国克拉夫石油有限公司投标集团，签订了两个在我国南海合作勘探开发石油的合同。三年前，日本石油公团就开始和我国合作勘探、开发海上石油。现已取得初步成果。这次新合同的签订，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增进中日人民的友谊。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秦文彩和日本国石油公团总裁和田敏信，以及日本出光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社长大西彰一、美国纳托玛斯（远东）公司董事长里德、英国克拉夫公司董事斯托克维尔代表各自的公司在合同上签了字。
国务委员陈慕华、石油工业部顾问张文彬和日本国通产相宇野宗佑出席了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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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卒”变“将军”的奥秘
张继慧
山西省闻喜县玻璃器皿三厂，是个只有百余人的小厂，生产的“兰花牌”啤酒盛具，今年3月在南宁举办的“全国旅游产品展销会”上，以式样新颖、物美价廉引起了轰动。短短3天时间，就和经销单位成交订货额近40万元，占山西省玻璃器皿成交额的一半以上。
1981年这个厂派人对市场进行调查，了解到多数人在饮酒习惯上开始发生变化，饮啤酒的人增多了。为此，这个小厂大胆创新，试制出各种颜色的透明、套料的啤酒盛具，还镶有风景画，成为一些省市争相订购的热门货。
“小卒”晋升为“将军”，奥秘就在于心里装着“市场”，时时刻刻想着消费者需要。正是依靠这一“法宝”，这个小厂仅今年上半年就实现利润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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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绿灯”下的罪恶
——大贪污犯杨绍林“吃”掉一个供销社记实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最近，在辽宁省兴城县大寨供销社查出一个大贪污犯——杨绍林。此人从1974年到1982年的8年间，共作案119次，贪污138，000多元。这个数目，比大寨供销社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总额还多6，000元。人们说，“一个供销社”被吞噬了！
杨绍林是个会计，无权接触现金，他怎么贪污呢？其实，作案的手段并不诡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贪污都在帐面上，只要照像机一拍，我的罪证就有了！”他犯罪的蛛丝马迹，有人检举揭发过。那么，为什么他能在罪恶的漩涡中潜游8年之久？
供销社里的怪事
这个供销社有职工57人，其中党员13人，有党支部、社务会。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企业经营管理，象千千万万个基层社一样，有分管者，也有各种计划、制度。可是，这里却与社会主义企业的要求大相径庭：供销社办公室开设赌场，会计赌博不但可以继续任职，还能进社领导班子；出纳员不经训练就可以工作；看不懂会计帐的人可以担任财务的领导……
1974年初，杨犯赌博输掉了借来的500多元，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当他的眼睛看到社里的金库时，一个罪恶的念头萌动了：能不能从这里搞些钱堵堵窟窿？但有会计把关，钱是动不了的。他窥测着时机。三个月后社里的会计调走了，领导让他兼任会计。“绿灯”开放了——这是罪恶的“绿灯”！杨犯贪污得手后，贼胆越来越壮。大寨供销社与所辖的4个分销店相距二三十里，收、送销货款的人有时不愿跑腿，杨绍林巴不得代劳。他积极捎带，途中暗暗截留，回到社里在会计帐上制造假“平衡”，到1978年，他贪污已达9，000多元。后来，供销社调来一个不懂得现金管理制度的女青年担任出纳员，杨欺骗她说：“现在纳税办法改变了，要用现金缴税。”她没看到税款单据，只凭杨打的白条子就付款。杨谎说他亲戚卖成衣款汇到供销社帐户上来了，找她提取现金，她没见原始凭证，只凭这么一说，打个白条就付现金。杨犯从她手里前后骗去58，000多元。
大寨供销社党支部、社务会，是个烂了的班子，四名支委都有严重问题。职工向社领导反映：“杨是‘大耍’，又抽高级烟，下酒馆，钱哪来的？”领导把群众意见当成耳旁风，竟说：“人家副业搞得好，家里有钱，不要瞎怀疑！”1980年，大寨供销社组建社务会，党支部竟上报了包括杨绍林在内的7人名单。县社审批时把杨的名字划掉。可是，大寨供销社党支部竟然把县社批文压下、不传达，不久，仍按他们原报的7人名单公布。主持供销社全面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副主任李文林，对杨“护着干”。1981年4月，杨赌博被抓，公社党委给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社撤销他社务会委员职务，并降一级工资。李文林竟为杨鸣不平：“公社给处分，县社再给处分，不是一枪两眼么？”“我保留意见！”分管财务的供销社副主任张久儒，看不懂会计帐，他对杨“靠着干”；他还擅自批准“出租”供销社的银行帐户，使杨趁机贪污6，000多元。党支委、分管购销业务的供销社副主任于德生，对杨则是“捧着干”，杨白天赌博，晚上下帐，于德生竟在职工会上表扬杨“加班加点”。
在这些领导者的包庇怂恿下，杨绍林这个一贯搞坑蒙拐骗的罪犯，竟成了社里的“双委”（党支委、社务委），控制了社里的经济大权。他掌握着现金支票，携带着单位印鉴，随时随地可以开支票、做传票。
“三 不 管”
大寨供销社党的关系隶属大寨公社党委，供销社又在公社党委的眼皮底下。可是，供销社支部班子这样烂了，13名党员中7人有赌博、受贿、贪污等问题，公社党委却对他们放任不管，说什么“社办企业的贪污归我们管，供销社的贪污我们管不着，也管不过来！”
大寨供销社是东辛庄银行营业所的银行帐户，这个营业所基本上丧失了对大寨社的财务监督作用。在“大寨供销社财务指标表”上，从1974年到1982年，“收购额”、“销售额”几乎逐年增加；“利润总额”、“利润率”却逐年下降，还出现赤字。面对这种反常现象，营业所和县银行不但不过问，反而盲目地给大寨社逐年增加贷款，1974年“银行借款”是17．4万元，到1982年竟增加到60．4万元。
兴城县供销社在业务上、人事安排上领导大寨供销社，可是，县社对此似管非管。1981年，县社党委连续接到四封检举信，揭发杨绍林贪污、赌博问题。党委副书记杜英杰认为，会计一不管钱，二不管物，三不管票据，四不管公章，贪污的可能性不大。第一封信没查出啥来，第二封也没查出什么。四封群众来信都被打入冷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县社每年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每次都委任杨绍林担任西片五个基层社的“片长”。
在“绿灯”的背后
杨绍林在罪恶的路上行进，为什么从大寨供销社到县社、公社、银行一路都给他开放“绿灯”呢？大量事实告诉人们，这些“绿灯”开放者，除了一些人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财务管理上的无知与无能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本身就不干净，他们有的收受贿赂，有的则与杨犯同流合污。请看，大寨公社有9名干部参预赌博，他们怎么能去制止供销社的赌博呢？公社负责禁赌的公安助理王国华和公安员张文刚，都接受了杨的几十次吃请、几百元现金和一些物品，他俩在杨犯用公款赌博时，不但不闻不问，还在那里替杨站岗放哨。东辛庄银行营业所出纳员吴承彬收下了杨送的缝纫机、烟、酒，就允许杨打白条子从他手中支取3，000元现金。被杨称为“钱匣子”的大寨供销社营业员刘桂芬，被杨拉下水后，只要杨捎个口信或写个纸条，她的手就往“钱匣子”里伸。两年多，她为杨偷拿销货款28，000多元，她还从中分得赃款800元。县供销社财务科长田文彬，有严重贪污问题，是个经济犯罪分子。他与杨吃吃喝喝，也收过杨的礼物。他经常在县社吹捧杨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基层社会计”，是“信得过”的。
杨绍林的贪污犯罪活动是怵目惊心的。由于杨犯的贪心和有些单位、有些人为杨的罪恶活动开“绿灯”，竟把一个基层供销社搞到破产的境地了。
这件事启示人们，千万不应忽视有些基层商业部门的经济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在吸取杨绍林贪污案教训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某些基层商业部门严重亏损的原因，多问几个“为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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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宝钢一号纯氧顶吹转炉于8月31日试车成功。这座转炉高11．5米，直径为8．5米。图为纯氧顶吹转炉正按规定速度转动。
新华社记者 张 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