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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新干部也要“一看二帮”
臧 谦
在机构改革中，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是实现干部“四化”和建立“三个梯队”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标志。经过大量工作，突破重重阻力，选拔出这样一大批新干部是相当不容易的，但切不可以为就此大功告成了。更重要、更艰巨的工作还在后头。
我曾接触过几位刚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问起他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喜形于色的几乎没有，忧心忡忡的倒是不少。有位同志的回答颇有意思：“我们这些人受命于转折时期，心情也是矛盾复杂的，真是一言难尽啊！”这些同志被历史推上领导岗位，确实交织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情。看到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受到老同志的关怀支持，他们当然由衷地喜悦；但面对繁重的任务，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们又不免忧心忡忡。一些新干部遇到的压力，一是工作上的，要在第一线挑重担，要努力去干那些不很熟悉甚至不大胜任的组织领导工作；二是精神上的，要时时接受“在野监督”和各方批评，也得准备承受某些刁难、挑剔和非议。可以说，这是双重的压力。
年轻干部感到有压力，并不一定是坏事。引导得法，可以把他们锻压成材；措施不力，也有可能把一些人压倒搞垮。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老同志，要充分理解他们的复杂心情，并根据他们的处境采取相应的措施，争取前一种可能，避免后一种结果，决不可一提了事，任其自生自灭。
如何着手呢？这是新时期干部工作的新课题，值得全党特别是老同志花工夫去探索。过去，我们常说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看二帮”。我觉得，对待年轻干部更应该“一看二帮”。不论是从新干部能够发挥自身的潜力来说，还是从增强他们对领导工作、对各种外部因素的适应性，尽量少犯错误和不犯大的错误，尽快培养锻炼成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的领导者来说，“一看二帮”都是十分必要的。
先说“看”。新干部上来后，领导在看着，群众也在看着。所谓“看”，就是继续考察和深入了解。这次选拔的新干部，是按党中央的要求，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百里挑一、好中选优的，一般说来是比较理想的。但是也难免有些看得不深、看得不准的，特别是一个干部的政策水平、领导才能、组织能力、思想作风往往要在领导工作实践中才会充分表露出来，因而需要继续考察，以求得更真切的了解。考察干部，应该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对新干部的考察了解事关大局，要满怀热忱，而不能冷眼旁观。现在，有少数同志对新干部也在看着，但却是冷眼旁观，幸灾乐祸，是在等着看笑话、看好戏，甚至看到一点细微末节就很不顺眼，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小题大做。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是很不应该的。
当然，在考察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发现个别新干部选得不准，实在不适合做领导工作，那就要重新调整，而不是选上就“定终身”了。老干部要能上能下，新干部也要能上能下，不能坐“金椅子”。这应该成为制度。
再说“帮”。许多老同志对新干部“扶上马，送一程”，送的过程，就是帮他们熟谙马性，驾驭坐骑，还要帮助掌握点在发生意外、出现险情时制服烈马的绝招。新干部需要帮的内容很多，主要应当是帮思想，帮作风。帮法也可以多种多样，手把手地帮教是一法，关键时指拨一下也是一法，介绍点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的诀窍又是一法，要因人、因事、因时、因地制宜，宜活不宜死，切忌越俎代庖。刚上台的新干部象是刚出土的“嫩苗”，既要精心培植，又要悉心保护。党组织和老同志的帮助不仅要贯穿于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当他们碰到困难、出了毛病、受到打击的时候，更要热情地予以帮助和保护。只要他们本质和主流是好的，问题是在工作中出的，就要真诚地爱护、体谅、帮助，千万不要看到不足就嫌弃，出点毛病就指责，听到流言蜚语就轻信。当然，这不是主张放松对新干部的严格要求，更不是要去护短和放纵，而是为了在复杂的情况下帮得得法，帮得有效。
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内部而不在外部，新干部的锻炼成长同样也是如此。党组织的培养，老同志的帮助，广大群众的监督，这些都是不可少的，但它们毕竟是外部的助力；外部助力要起作用，要转化为内部的促进因素，关键还得有内部的动力，即需要新干部有一股严于律己、虚心好学、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现在，党和人民对走上领导岗位的新干部寄予殷切的期望，党组织和老同志正为他们的锻炼成长倾注着巨大的热情和心血。我们的新干部应该时刻牢记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经常想到自己的不足，非常珍惜各方面为自己提供的条件和帮助，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这样，我们的党和国家也就可以依靠合乎“四化”要求的干部队伍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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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实践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薛德震
《邓小平文选》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化、统战和党的建设等等方面，读了以后使人很自然地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即无论哪一方面他都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上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
《文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正确地解决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无产阶级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当然要巩固这种政权、发展这种制度，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和获得真正的发展，是靠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抓走资派”等等呢，还是靠建立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谁都清楚，但是在一个时期内的确搞得混乱不堪。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真正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同志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强调地指出，在我们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时指出，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并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邓小平同志还从党的政治路线的高度，论述了经济建设的意义，他说，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论证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就要真正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而“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邓小平文选》第216页）“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在论证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即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论证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对于巩固我们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
第二，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时代，面临着的是如下的既成事实，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却严重地束缚了它的发展，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从事革命活动，还是从事理论著述，注意力主要是放在论证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怎样去发展生产力，以及这种发展的结果必然引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他们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运用它去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主要任务是揭示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及其社会后果。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并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但是，我们过去对列宁的这些教导领会不深、重视不够。我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后，我们党面对着新的社会现实，曾经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经在这个问题上作过可贵的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八大”所提出的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意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等主张，未能顺利实现。
邓小平同志在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时，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拨乱反正中，特别着重地阐发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他强调地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邓小平文选》第153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等一切劳动者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这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一致的，是真正实现了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同目的（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一致。对于这一根本特征，邓小平同志是牢牢地把握了的，所以在《文选》中反复阐明了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根本目的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一致性，提到了衡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我们的政治领导是否正确的高度，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同上第123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论证了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的辩证关系：“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同上第22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正是按照这样的辩证法来处理发展生产同改善生活之间的关系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完全能够从道理上理解它，而且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因而对于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建设高度繁荣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了信心。
第三，科学地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早就提出的命题，但是，在我国不但长期未得到重视，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还遭到了无辜的批判。邓小平同志不但澄清了“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而且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经验，进一步科学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命题。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要使它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必须使它同生产资料、同劳动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说：“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同上第85页）
从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发展科学技术，都必须通过人这个中介，因为无论是新的发明和创造，还是这些发明创造在生产中的推广和使用，都离不开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这里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不但十分重视现有人才的合理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更加重视智力的开发，强调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培养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同上第37页）邓小平同志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显出它的重要性。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四，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建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合—促进”关系。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过去比较多地把着眼点放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上，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原理，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片面的、概念化的理解，错误地以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越大越公越好，未能深刻地理解，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固然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桎梏，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会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不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破坏性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方面的沉痛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按照我国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同志还以安徽搞包产到户为例，论证了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如何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同上第275页）
邓小平同志还针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所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等问题，提出了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任务，还强调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同上第287页）针对这些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进行改革的意见。为了克服弊端，邓小平同志还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和批判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论证了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重要性。
第五，正确地解决了建设物质文明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的任务，既改造社会、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改造主观世界。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把这两方面的改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重视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重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的建设，主要是属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客体方面的建设，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则主要是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是主体方面的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把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同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把客体方面的建设同主体方面的建设、把建设理想的社会同培养理想的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高速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使人获得更加全面的发展；在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同时，使生产力获得更迅速的发展，这就使他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更加完整的科学形态，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在今天的中国，不但要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一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使它同中国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几种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应该不断地学习和运用它，并继续推进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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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纪念太平军北伐一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召开的纪念太平军北伐13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8月15日至8月19日在石家庄市举行。这是在北方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
1853年5月开始的北伐，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的一次重要战役。这次战役经历了长驱北上、相持待援和粮断援绝三个阶段，到1855年5月以全军覆没而告终。
与会代表围绕北伐的战略得失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太平军北伐的战略问题，史学界过去不少同志认为，如果当时全军北征，太平军有可能摧枯拉朽，一举推翻清王朝。许多代表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太平军定都之后的战略方针，应集中力量，先歼灭两江大营，东取苏、杭、上海，控制清王朝的经济命脉，然后回师西征，经营南中国。俟南中国底定，再行出师北伐。这是因为：一、太平军攻坚力量不足，要打下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没有一次消灭或击溃封建国家军队主力的大决战，就很难进入首都。前期攻下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主要依靠水师的优势。而北伐，将与清军的骑兵作战，水师的优势得不到发挥。二、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虽然号称百万，但真正能战之兵，只有十余万。清政府虽然腐朽透顶，但还没有达到垮台的地步。这时清政府有常备兵八九十万，且大部分驻扎在北方各省，单京师之地就有军队近十五万人。三、从后勤保障上看，由于战线甚长，运输粮饷很难解决。据史载，许多北伐的太平军后来不是战死的，而是被围活活饿死的。总之，太平军北伐，不但不能一举推翻清朝，反而将自身陷入极被动的地位，使太平天国革命很难长期坚持下去。
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同志仍然认为，北伐总的战略没有错，只是一些具体的措施未跟上，错误发生在天京的最高指挥上。当时如果从西线抽出大批兵力增援北伐军，即便不占领北京，在黄河以北活动也可以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关于北伐的进军目标，是与会代表热烈争论的又一个问题，基本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一些同志根据新发现的《李开芳供词》中，曾谈到洪秀全要他们“到天津扎住”，主要是为了牵制北方清军南下，以减轻天京的压力，并不是要攻打北京。另一种意见是，提出北伐目标是天津虽有一定的资料根据，但并不足以完全推翻北伐的进军目标是北京的结论。一些同志又认为，洪秀全对北伐军提出的“直趋燕都”、“天津扎住”两条旨令不仅不是矛盾的，相反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计划，而“天津扎住”则是一个过渡的战略计划。
会议还就太平军北伐期间咸丰皇帝弃守北京的决策、对李开芳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穆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