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谈谈开拓青海省的问题
——对准备大规模开发青海省的意义、目标和如何进行准备工作的几点看法
于光远
准备大规模开发我国西北部的问题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
在《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这个讲话里，胡耀邦同志说：“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我国经济开拓的重点，势必要转移到大西北来。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共同看法。”我认为，他在西宁宣布这一点，标志着准备开发我国西北部的问题第一次提到了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如果从兴安岭起，经张家口、榆林、兰州至昌都，自东北斜贯西南划一道线，将我国分为西北和东南两部，则我国人口和工农业产值的95％都集中在东南部，西北部只占5％。这样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而面积却几乎相等的两半个中国，是我国国情中很重要的特点之一。在考虑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时，不能不注意到这点。这样两半个中国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开发的先后次序和如何正确处理这两半个中国之间的关系。
在本世纪内，我们不能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东南部。这是因为在东南部进行建设与在西北部进行建设相比，投资效果大得多，见效也快得多。但是西北部有极为丰富的土地资源，它们还没有开发。一定要把西北部开拓出来，我国的经济才能获得全面的和更快的发展。大规模开发西北部，需要大量的材料、大量的机器和各种技术设备、大量的能源，并且需要解决许多科学技术上的难题，需要有大量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只有东南部的经济更进一步发展起来之后，我国才能拿出这么大的力量去对大西北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因此，在今天把建设重点放在我国东南部是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
我认为，在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本世纪内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重点、步骤等作出了众所周知的规定之后，党中央又进一步考虑准备开发大西北，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青海的干部和群众欢欣鼓舞，同时又觉得这一件事也应该引起包括东南部在内的全国很大的重视。大家都要对开发大西北有个更清醒的认识，懂得当前的任务是抓紧这种准备工作。
把青海省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省”
青海现在还是一个待开发的省份。这些年来，青海省的某些有利于我们的环境因素，如固沙植物，虽然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但是对整个有利于我们的环境的破坏终究还是有限度的。将来在对青海进行大规模开发时，如果不注意环境保护，后果就会很严重。例如，假定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盆地的水受到污染，污染的治理会很困难，因为盆地的各条河流不是流入地下就是流到柴达木地区的五十五个湖泊和青海湖，不可能外流，更不可能流入海洋得到稀释。因此，一定要很认真地对待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
但是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不只是环境保护的问题，还要在准备开发大西北时接受国内外开发得较早的地区的经验教训，一开头就坚持合理开发的原则（其中包括根据生态学的原则），在开发中正确地使用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从中取得长期的最大的经济效益。我想用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省”这样的语言来表述这种主张。
生态这个名词近几年来在我国文献和日常语言中已经用得很多。人们通常把注意生态和保护环境看成是同义语。其实前者的含义比后者更宽。什么是生态？生态就是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也是生物，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态。这样就有两种生态。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态，一种是以其他生物为主体的生态。从人的生态的角度来看，人以外的其他生物以及这些生物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人的生活环境中的重要因素。此外，无机的自然界也是人生活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同时人对环境的关系，不只是保护本来对人有利的那些环境，而且包括按照一定的目的去利用它们和按照一定的目的去改造它们。在利用、保护和改造三者中，中心的一点是利用。保护和改造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获得可以被人利用的最好的环境。同时，人又要依靠事物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生态学的规律，想出并采用最好的方法来为自己的目的去利用环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有利于自己的生态系统。但是人的这种努力在历史上往往不是自觉的，因而也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必要的物质手段和必要的社会制度的保证，是不能更自觉地去建立这样的生态系统的原因。当代科学技术有了很高的发展，生态学的原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所能做到的终究是很有限的。只有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自觉地有计划地去建立这种有利于人的生态系统。现在在为大西北的大规模开发做准备工作时，我认为有可能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考虑建立这样的生态系统。
在这里，我们不妨略为具体一点地讲讲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青海有广阔的天然草场。它们的面积有5亿多亩，即近4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青海牧区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96％，主要在日月山以西，而农业区仅占全省土地面积的4％，主要在日月山以东，耕地集中在那里。解放前，青海耕地面积只有600多万亩，相当于这个省草场面积的10‰强。解放后，在柴达木盆地进行了开垦，加上东部地区农业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近30％，达到近900万亩，但仍只是草场面积的15‰多一点。青海属于高寒地区，牧场的天然条件不算好，加上牧业的方式原始，百倍于农业的土地所得到的牧业产值仅占全省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同时青海的农业与牧业，不论在东部或者西部地区，也不论从牧业或者从农业方面来看，直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分离的。而农牧结合正是依靠生态学原理取得更多农产品和畜产品的至为重要的途径。这种情况正好说明要把青海省建设成为生态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再讲讲水资源的问题。青海水资源总的概念是全省631．4亿立方米的径流量，每平方公里可平均得8．7万多方，每亩平均58方，当然是偏少的。同时水资源的分布又不平衡。如何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合理地使用这个为数不多的水资源，就是一个要在大规模开发前反复研究、仔细研究的问题。
还可以讲讲能源的问题。青海有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它是我国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流的发源地。在青海境内有很大的落差，又有许多建筑水电站的优良坝址，淹没损失又很小。同时青海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河流，可以用来发电。此外，青海的直接的太阳能与风力资源也十分丰富，可以也应该积极利用。这类既可以永续利用又不存在污染问题的能源，理所当然地要加速开发，尽量用它们来代替各种不能永续利用的可燃矿物。从生态学的原理来看，必须严格区分“能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和“用一点就少一点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资源，并且对它们采取原则不同的方针。前者应该充分利用和及早利用，后者应该特别珍惜，使它们能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经济地被利用，能够尽可能长期地被我们利用。
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省”，内容当然不止上面举的那些方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研究。这种研究有两个值得强调的要点。一是要把生态学原理用于积极提高经济效益上，要把生态研究和经济效益研究统一起来。对于这一点，在过去发表的文章中讲得比较少。我认为强调这一点特别重要，它可以使更多的人们重视生态问题。二是要有人为这种统一进行设计，根据各种具体的情况，提出具体的方案和计划。不做这种设计工作，就会把按生态原理进行建设停留在口头上，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实现生态和经济的统一。
为大规模开发青海省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工作？
我认为除了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外，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物质准备。这里首先是发展农业和畜牧业。胡耀邦同志的讲话里强调地讲了这一个问题。
青海除了有各种畜产品和特产外，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与包括石油、天然气等在内的各种金属与非金属矿藏。为了对这些资源进行开发，就会从外省迁进相当数量的劳动者，引起青海省人口比较快的机械增长。同时迁进的居民的生活习惯是以粮食为主食，为此就要供给更多的粮食。建国以来因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大量人口的迁入，省内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能完全自给，每年都需要调进几亿斤粮食。调给青海几亿斤粮食对国家来说算不得什么大问题。但因青海离我国商品粮基地的距离实在太远，长途运粮是很不合算的。同时从外省迁进青海的人，还需要大量的蔬菜、水果以至猪肉、禽蛋等食品，现在，很大一部分也是从外省调进的。在运输中耗费的劳动量很大，物资也受损害。将来进行大规模开发时，对农牧产品的需要一定会有很大的增长。同时青海在事实上又存在不少发展农牧业的有利条件，所以发展农牧业应该是为大规模开发青海所必须进行的一项主要的物质准备。
第二项物质准备就是能源和交通。这也是要走在大规模开发前面的。能源方面准备的重点，根据前面讲过的道理，主要放在开发水力资源以及太阳能、风能的利用上。火力发电当然也要搞一点作为辅助。除龙羊峡到寺沟峡黄河干流上的水电站建设工程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外，在青海还可以有步骤地建立一些小型的水电站。在太阳能的直接利用方面的研究和试验工作也要抓紧进行。在准备大规模开发而现在还缺少道路的地区，也要有计划地进行公路建设。不论能源还是交通方面的建设，由于它们的性质是为大开发做准备工作的，规模不可能大，投资不可能多，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
（二）科学准备。大规模开发青海省的事业要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必须做好科学上的准备工作。在这里我想强调下面三点意思。
第一点，关于青海的资源，特别是矿产的储量要交代清楚，并且要继续努力去寻找有用矿物更多的储量。
这次我参加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组织的赴青考察团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柴达木的水资源究竟有多少？在西宁看到的一个材料说，柴达木的地面水加地下水有三千多亿立方米，相当于三个青海湖。这个材料也是有根据的。它是将整个柴达木地下水的静储量都计算在内的估计数字，而地下水的静储量是用“柴达木整个土地面积×地下含水层的厚度×地下含水层土石的孔隙度”这样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有特别的需要，偶尔动用一下静储量不是不可以，但是能够经常利用的水，在柴达木盆地（茶卡盆地不计在内）只有44．4亿立方米的动储量。在这44．4亿立方米中又只有一小部分事实上可以利用。这说明矿产的储量必须交代清楚才能作为研究和决定大规模开发问题的依据。
还有一个例子是盐湖中钾盐的储量。盐湖中的钾如果按照钾的元素的数量计算，当然是一个固定的数值。但是由于盐湖钾矿的特点，从可开采的观点来看，钾盐矿藏的储量其实是很复杂的，而且是可变的。例如在沉积盐层中氯化钾的含量，无论从平面分布或者从垂直分布看，都有较大的差异，不便于工业处理，因而没有开采价值，不能看作工业储量。而便于处理的卤水中的氯化钾，又有可能因只开采氯化钾而对氯化镁不作处理，使停留在卤水中的浓度越来越低，而达到不可能结晶出光卤石，从而丧失开采价值。这种复杂的情况如果不被了解，就不可能做到把开发钾盐的工作很好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已经查明的青海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是象青海这么大的地区，虽然过去做了大量的地质勘探工作，而再多找到一些矿藏也还是有可能的。在某一个地区寻找到的有用矿物越多，大规模开发这个地区的意义就越大。
第二点，要科学地制定各方面的开发方案。我主张要趁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可以做大规模开发的准备，现在就抓紧时间来研究和编制各个方面各个重要建设项目的开发方案。我有一个建立“建设项目方案库”的想法，那就是不要等国家提出某个项目之后才着手去研究这个项目的方案，而应该现在就对应该开发的项目，组织已有的力量，乃至加强力量去进行研究，提出各种方案，存入“建设项目方案库”，准备在需要时取出，以便做进一步的研究，作出决策。在研究方案时一定要有可靠的事实根据。如果发现哪一方面的根据还不充分，就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要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进行论证，证明所提出的方案是可行的和最佳的。在作方案时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不应为了人事关系或其他方面的顾虑，使国家的事业蒙受损失。在技术问题上要确定若干个技术人员对技术上的可行性完全负责，在经济问题上要确定若干个经济工作人员对经济上的可行性完全负责。对同一个项目应提出若干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说明各个方案的优点与缺点之所在。对决策者的要求则是根据自己对全局的了解，在各个方案中作出正确的抉择，而不是代替技术人员和经济人员另作主张，使这些专家不可能负起自己的责任。
研究和制定开发方案的工作是大量的，要动员很大的人力去做，不但有关的科研机构要做这样的工作，政府各有关部门都要承担这样的任务。在为大规模开发做准备工作的时候，青海的许多政府机关除了进行日常工作外，都要承担科学研究工作，并且把科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一个重大任务。
第三点，要研究整个地区综合开发的规划。上面说的还只是个别方面的开发方案。但是只有这样的方案是不够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行的。要把青海建设成为“生态省”的目标要求有一个综合规划。
为大规模开发而要做的科学准备，可能不止上面说的这三点。但是即使只是这三点，工作量也已大得很。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不但要求在青海工作的同志做出极大的努力，在北京工作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志，与开拓青海省的工作有关的，或者有志于帮助开拓青海省的同志，也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在大开发准备时期做好科学准备既然具有头等的意义，也就要舍得多拿点科研经费出来。但是应该指出，进行科学工作经费毕竟还是第二位的，居首位的，应该说还是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认真工作。
（三）人才准备。事在人为。大规模开拓青海省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解决人才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教育。我主张办好专门为开拓青海作准备的学校。扩而言之，办好专门为大规模开发大西北作准备的学校。这样的学校除设立与其他学校相同或相似的课程外，还应该设立关于青海省的客观条件和关于如何开发青海省的各种知识的课程。这样学生学成之后，就可以立刻以一个懂得青海建设事业的人的身份从事建设工作。而要开好这样的课程，就要开展对青海问题的研究，写出有关的教材。这就又回到科学准备这个题目上来了。科学应该为教育服务。反过来，科学研究本身也需要人才，这样，教育也就应该为科学服务。
关于人才准备的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要通过贯彻党中央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通过我们的工作，使知识分子能够安心在青海工作。
总之，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的性质是属于大规模开发前准备工作的性质。看来这个准备工作还有近二十年时间供我们利用。抓紧这个时间是可以把应该做的准备工作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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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下）
中国的官僚资本“四大家族”压倒了过去数十年的一切官僚资本，也压倒了同时期的一切地方官僚资本。它的出现和膨胀并不是中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反映，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其买办性是十分强烈的。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个政权建立后为了对其他各派军阀势力作战和对苏区红军“围剿”，又源源不断地从帝国主义那里取得经济援助和军火供应。抗战前，国民党政府共举借外债计6，400余万美元，240余万英镑。这些外债和所进行的军火买卖，既是他们用来屠杀人民的资本，也是他们聚积财富的源泉。再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金融来说，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是它进一步完成其金融独占的重要步骤，而向蒋政府建议施行这个政策的则是英国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法币政策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以外汇为本位，对外汇率法币一元合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把法币和英镑联系起来，使中国货币变成英镑集团的一员（后又与美国联结一起）丧失了中国币制的独立性。自此以后，中国金融进一步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
在工商企业方面，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依靠德国以独占中国的工业。早期成立的资源委员会就是“以利用外资为上策”，它所属的钨铁厂、钢铁厂等都是与德国合作。在商业上，“四大家族”一开始就注重进出口贸易的独占，蒋政权建立之初，国际贸易入超就空前激增，1932年入超比1928年增加2．6倍，可看出其强烈的商业买办性。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援，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出卖中国的主权。特别是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的签订，允许美国人在中国设厂置地，在一切工矿业投资，并享受与中国国民一般的待遇；又允许美国商品在中国合法倾销。这不仅使美国资本独占了中国的工矿业和市场，而且“四大家族”的工商企业也成了美国资本的附属物。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是靠政权加枪杆建立起来的，其封建掠夺性尤为突出。拿财政金融来说，“四大家族”以政治强制手段掠夺中国、交通两行外，还于抗战前先后将规模较大的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控制和兼并，建立起封建的买办的金融体系。他们又运用这个体系对人民进一步搜括。抗战前十年间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22亿多元，此种公债通常按票面五折六折发行，还本付息则按十足计算，承购公债者可获取极大的利益。“四大家族”把持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1935年所持有的有价证券（主要是公债）占全国银行持有数的59％，他们从中所获取的巨额财富当然是通过赋税等方式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有人估计，至1947年止，“四大家族”以公债的形式从人民中榨去法币127亿余元、美金6亿元和巨额的英镑。在金融政策方面，法币的施行和实行白银国有，吞没了人民手中的存银。而恶性通货膨胀，纸币天文数字的增发，更是对人民财富和血汗的无情掠夺。比如抗战胜利后，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实际比例为1与25之比，而国民党政府竟规定伪币200元换法币1元。在1948年8月实行金元券时又规定金元券与法币为1与300万元之比。人民手中的财富就这样在国民党政府的法令强制下流入“四大家族”的腰包。其他如利用特殊地位与权力牟取暴利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如1946年2月下旬，陈立夫趁外汇将要变动之机，以法币20元对美金1元的外汇率预购外汇119万美元。至3月1日美汇官价涨至2，000余元，一转手间即获取了23亿余元的暴利。除此而外，在商业方面利用贸易统制扼杀民营企业，以实施专卖制度操纵物价，制造黑市。在工业方面挟其雄厚的资金与政治权势侵吞民营企业，建立自己一家或一系的工业据点；利用工业管制打击民营工厂。在农村不仅以田赋征实征借以及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实行超经济的劫掠，而且对农民土地实行大规模军事性掠夺。
这种靠出卖国家权益和残酷掠夺人民建立起来的官僚资本是极端腐朽的，是社会生产发展的极大障碍。在官僚资本控制下，不仅民营工商业遭受严重摧残，农业经济日益破产，就是官僚企业本身也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抗战胜利后，“四大家族”所霸占的收复区产业，生产力大量地被破坏，大部分工厂没有开工，许多机器和原料变成废物。他们吹嘘的所谓工业建设，到1949年止，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不用说钢轨、优质钢材需从外国进口，就是建筑用的钢窗、铁钉也要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棉纺业比其他工业发达一些，而且有着清末洋务企业的基础，到1949年止也总共只建设了棉纺锭500万枚。
国民党政府以这样极端腐朽的官僚资本作为它生存的经济基础，也就决定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性和必然垮台的命运。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新的全国性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空前的财政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1947年全年收入13万亿元，支出竟达100万亿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印刷钞票来弥补。至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14亿元的47万倍。随着发行额的无限扩大而来的则是币值急剧贬值和物价疯狂上涨。1947年一年内物价普遍上涨20倍左右，较之抗战前则上涨了14．5万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机，虽然采取过一些措施，但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反而趁机掠夺，这就更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总崩溃，促使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军事上加速失败以至灭亡。
（江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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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出版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美国三位学者福克纳、沙伊贝和瓦特所著的《美国经济史》第九版（1976年版）的节译本，中译者为彭松建、熊必俊、周维。
本书叙述和探讨了1865年至1976年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材料比较丰富，有助于了解和研究美国经济历史的发展。美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碰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经济管理混乱（铁路的经营管理混乱尤为突出），企业经营不善等。了解这些问题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得到解决，是有参考意义的。
（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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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出版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选译的内容，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止，前后十五年政府和统帅部陆续发表的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文件，某些反动人物的回忆和笔记，以及对外签订的协定等。 （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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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收集了戴逸、李文海等同志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成果。
（肖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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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济改革》出版
潘治富撰写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经济改革》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扼要的通俗的叙述。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