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叶剑英同志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路辉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10月，中国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青岛、南京、广州、武汉，先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湖南省会长沙，在敌人还没有来到之前就被国民党自己给烧掉了。这时，国民党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把临时大本营搬到南岳衡山。
南岳衡山，有“五岳独秀”之称。它雄踞湘中，南起衡阳回雁峰，北到长沙岳麓峰，山峦叠嶂72峰，方圆800余里，地势十分险要。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的南岳古镇，是南岳衡山的中心。周围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山泉流湍，庙宇轩昂。自古以来，它是著名的游览胜地。战争年代，它不失为西南大后方的天然屏障。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检讨”前一个时期和展望第二时期的抗日战争形势。周恩来和叶剑英应邀参加了会议。
“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眼看着他手下的几百万部队，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一触即溃，节节败退，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用游击战打击日寇，日益发展壮大，卓有成效。因此，他在南岳会议上提出：“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他决定仿效共产党的办法，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认为，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一方面可以训练骨干，开展敌后游击战，对付日本人。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发展，对付共产党。但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工作，却一窍不通，怎么办呢？于是便打电报给我们党中央：请你们派一点干部，到我们南岳训练班，来教游击战。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参加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主席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当时中央确定由叶剑英同志负责，带几个人去。
这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国统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正辗转来到南岳衡山、衡阳，并且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2月，叶剑英同志在工作之余，偕战友攀登南岳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祝融峰，群峰叠衬，烟云烘托，给人一种烟波浩渺，高不可测的意境。剑英同志站在绝顶之上，天风劲吹，松涛阵阵，览物生情，心潮澎湃，环顾祖国大好山河，岂容日寇侵占！于是，即兴赋《登祝融峰》诗一首：
四顾渺无际，
天风吹我衣。
听涛起雄心，
誓荡扶桑儿。
剑英同志这力抵千钧的铿锵诗句，倾泻出对日寇的极度轻蔑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表达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坚决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心声。
这次登祝融峰后不久，叶剑英接到中央关于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通知。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且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参加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参加训练国民党中央军军官的创举。通过这些军官政治素质和军事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影响和改造这支抗日队伍。当然，参加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一场斗争。在游干班，我们大讲毛主席的一套，大讲游击战争，就是与国民党的妥协投降作斗争。
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以后（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剑英同志即召集随他来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到南岳游干班担任八路军教官的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崇等同志进行思想动员，共同讨论工作方式，准备教材，提出对该班的教育管理以及生活等各方面的建议，并对将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进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教育。其后，他与汤恩伯数次晤谈，并一同赴重庆见蒋介石。剑英同志返衡阳后，决定参加游干班工作的我方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对外叫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39年2月10日前往南岳。2月25日，游干班筹备就绪，学员基本到齐，即正式开学。
游干班训练时间三个月。军事占全教育时间的55％，政治占45％。军事教育，以游击战术、游击战斗及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民众运动及游击政工为主。第一期学员1，046人，编为八个队。第一、二、三队为各战区送来的军官。第四队为汤恩伯部三十一集团军教导团的一个队，并有少数战区送来的军官。第五队为政治部青年团、红十字会等送来的青年学生。第六队为西安行营增送之军官与学生及八战区迟到军官。各队均不分部队职级与水平，混合编队。第七队为收容被衡山县党部解散之前进工作团180余人。第八队为工兵学校毕业的学员130多人。
第一期学员包括全国各战区各部队送来之军官，按学历大部为黄埔及南京军校毕业，一部为军校高级研究班，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及其他地方军队教育机关毕业者。按职级大部为少校，一部为上校、中校及上尉。战区送来者大部为军官，政工人员为数极少。第五、六、七队均有女生，共百余人。
据叶剑英等同志向中央的报告反映，汤恩伯本人当时表现还比较进步，对统一战线及游击战的认识与态度均较好，比如，开学讲话公开引用毛主席论新阶段中的一些话，对我党衡阳公开代表李华杰之被捕及青年记者学会一同志失踪，在全体会议上慷慨反对，对我方建议多能接受，对我方所拟讲授大纲极少修改。
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为了团结抗战，采用我们党的传统办校经验来教育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使游干班与当时国民党其他军校相比，具有许多长处，如，较广泛地实行民主；教授法部分采用了启发式；实行“教”、“学”、“做”合一；教职员与学员生活打成一片；提倡自觉纪律；坚持做民众工作，各队订出竞赛条约，等等。
至于我们党派在游干班工作的同志，叶剑英首先与汤恩伯商定，为便于集体研究，我们参加该班的人员，集中住在第一教官室。我们的同志自己制定工作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还邀请其他各主要教职员参加我们的讨论会。汤恩伯曾多次在会议中表彰第一教官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在课堂与学员接触以及个别交谈中，学员对我反应颇佳。
在教学方面，我们党派去训练班工作的同志，主要教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游击政治工作课程。剑英同志负责全盘工作，并且亲自担任一部分教学工作。其他，李涛、吴奚如、李崇负责讲授游击战中的政治工作，边章伍、薛子正负责讲授游击战术。政治工作，主要讲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如何做群众工作等。教材分别研究，制定大纲，编出讲义，集体讨论，由剑英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然后交训练班油印。我们的几个教官，除李涛、边章伍二人在延安红军大学当过教员、有教学经验外，吴奚如、薛子正、李崇都是初次任教，没有教学经验，剑英同志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说：不要慌，充分准备好教材，熟悉教材，然后拟个提纲去讲，千万不能死背。当教官要面向学生，不要光看讲义，讲课要自然。每天晚上，我们的教官，几乎都集体备课，试讲一遍第二天的课程，剑英同志亲自审查。剑英同志自己也带头编写教材，编好以后同样送给大家征求意见。他经常对大家讲：“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讲课只能讲好，不能讲坏。”他还严格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每一个人都是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党，不能给党丢脸。
叶剑英同志虽然工作很忙，但仍按计划分工给学员讲课，不仅讲游击战略、战术，还讲政治课。听他讲课的人很多，有时多达二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就在广场上讲大课。不仅学员们听，就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将领，都赶来听讲。
他讲课，通常都是身着那套退了色的军装，脚上穿一双旧长统马靴，桌上放着讲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站在大家面前，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讲授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每讲到重要的地方，还用手势加重语气。一次讲军民关系，他说：军民关系，象鱼和水一样。群众游击战争，要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刻也离不开群众。这时，他举右手，挥动拳头，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汤恩伯在一次全体大会上讲到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时，曾说：过去（指十年内战）我们打他们（汤指着叶剑英），为什么老打不过他们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红军）同群众关系是鱼水关系。
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游干班全体人员，在叶剑英的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了一次大型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动作逼真，近似实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学员七队在演习中充当“假设敌”，该队队长（汤恩伯部队一个少将副师长）对叶副教育长组织的这次演习，连连称赞，敬佩不已。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对游干班的“视察报告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1939年5月25日，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结业，举行了盛大的结业仪式。会后，许多学员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拿着自己的笔记本、纪念册，纷纷要求叶剑英副教育长签名留念。他接过每个人的本子，根据不同对象，题上“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去”、“路是人走出来的”，“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等等寓意深刻的语句，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些题字，给了他们以鼓舞和力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他们人生历程的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人结业以后，即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奔了新四军。有的人投身革命以后，才知道“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个话，是鲁迅先生原话的缩写。衡阳市政协委员、统战部专员，原白崇禧华中长官公署衡永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程鲁曾说：游干班结业时，叶剑英副教育长给我的题字是
“要作大事，不作大官”，当时我并不理解，认为只有作大官才能作大事。1949年，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我想起了叶剑英“要作大事，不作大官”的教诲，感到国民党的官不能再做了，“反戈一击”才叫大事，于是我便毅然决然率领部队起义了。
1939年6月，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准备回延安汇报工作，而叶剑英同志参加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已经结业，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调剑英同志回南方局工作。6月初，剑英同志即离开南岳，经桂林到达重庆。叶走后，由李涛同志任工作组组长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游干班工作。
随着国民党五中全会反共反人民方针的确定和贯彻，开始了政策上的重要转变。此时，汤恩伯也已调赴前方，专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大部分人员都跟着汤走了，游干班第二期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员人数，由原来的1，000多人，减到了460多人。学员对象，原来主要是各战区送来的军官和招收部分青年学生，第二期改为现役军官和党务政工人员各半。课程内容有所调整，反共活动明显增加。第二期学员9月20日结业以后，我党工作人员利用训练班放假的机会，到重庆南方局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是否还继续参加南岳训练班工作？叶剑英同志当即请示党中央。党中央、毛主席估计，国民党虽然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但国共关系还不致一下子彻底破裂，仍让他们回到南岳，又继续办了一期。训练班第三期由于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在南岳办不下去了，先后迁到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我党参加办班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叶剑英等同志参加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间虽短，但由于他们身教言教，身体力行，对学员影响很大，对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重要作用。首先，宣传了我们党和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论持久战》的思想，使学员认识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和非神秘性，实际体验了游击战的打法和重要作用，使那些真正为着抗战利益的进步学员，找到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更加接近我们，和我们交上了朋友。也使少数顽固分子从实际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诚恳态度，对待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使他们的反共言行，在群众监督下，不得不有所顾忌和收敛。这几期学员回部队后，成了我们工作的基础。
在南岳，我们党派去的同志住在“桔子园”，方圆一大片，栽满了桔子树，他们没有摘过一个吃，树上掉下来的桔子，他们拣起来交给管园子的老乡。附近鱼塘养了不少鱼，他们也不去钓一条鱼吃。他们之中有几个女同志，穿戴和男同志一样，从不特殊。这些在当地老百姓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不象刮民党，共产党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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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丹心化虹彩 碧海抚英魂
——回忆于笑虹同志
王笑一 陈中民 翟向东 郭竟仁 李书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波涛汹涌的南太平洋上，灼热的海风吹拂着鲜红的“八一”军旗，中国海军舰队划出了第一道航迹。这支为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海上测量船只护航的海军战斗舰艇编队，安全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我国年轻的海军舰队首航南太平洋的重大胜利，鼓舞了全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军的亿万人民，也震撼了全世界。舰船上一直沸腾着胜利的欢乐，人们的心潮象大海波涛一样起伏不止。
就在这庄严的时刻——1980年5月22日，远洋测量船队的指挥船上，正在隆重集会，为献身于国防科研事业和舰船科学技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于笑虹同志
（原国防部某研究院院长）举行遗骨安葬仪式。在一阵排枪齐鸣声中，笑虹同志的老战友手捧红绸包着的遗骨走下舷梯，虔敬地安放在南纬7度13分33秒，东经172度18分31秒，水深5，400米的大洋之中。
笑虹同志的老战友们，得知他永远安息在无垠的大洋，无不想起他光荣战斗的一生，想起他为我国海军的建设所做出的功绩，想起他1965年春语重心长地号召全院同志要树雄心立壮志，为建设我国强大的海军和远洋船队，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他曾在院党委扩大会上郑重表示，愿在死后，有我国自行研制的远洋舰船，把他的骨灰带到太平洋，撒向波涛。在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图强，使他的志愿终于实现了，而且按照他的遗言，将他的遗骨在海洋上安葬了。
于笑虹同志1914年出生在山东省即墨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在青年时代，他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使人民大众苦难重重，不断增长了救国救民的思想。“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济南高中读书，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他参加了去南京请愿的行列。后来又领导“反会考”运动，竟被学校开除。“一二·九”前后，他在北平读书，在我地下党的影响下，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坚定勇敢，被吸收为民先队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同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历尽艰险到达济南，在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大批青年到鲁西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时，他被分配到聊城。这时韩复榘命令范筑先（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撤退到黄河以南，笑虹同志等几十名青年，反对不战而退，随即武装起来守卫聊城。范筑先在党的帮助和这些青年抗战热情的鼓舞下，拒绝了韩复榘的命令，通电全国“守土有责，誓不南渡”。笑虹同志担任了范的卫队长。1938年春，他被派往寿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政权建设，并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这年7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范筑先部第二十一支队任政治部主任，从事争取改造该部队的工作。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壮烈殉国，鲁西北的统一战线形势发生了变化。1939年春，笑虹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到临清以“八路军工作团”的名义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建立了卫河支队，先后担任副司令、司令。1940年春，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一团团长。这年10月，又任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政委。
二十二团作为新八旅的主力团，转战邯郸南北的平汉沿线和临清、大名间的卫河东西，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1年一度攻进广平、肥乡、成安、沙河等县城。1942年，日寇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进而多次纠集几千人的兵力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歼灭我军力量。笑虹同志在反“扫荡”和反“合围”的斗争中，坚定机智地带领部队英勇作战。这年1月24日，两千多敌人配以坦克、汽车，对活动在曲周、丘县、广平、馆陶交界的新八旅进行“合围”，该团正处敌人合围的中心。笑虹同志指挥部队，英勇地向敌人进行冲杀，在西张孟、崔庄、侯村、东阳固等村，多次展开激战，突破敌人一道道合围圈，最后转移到广平县的吕洞固。敌人反复猛烈进攻，我指战员逐院与敌搏斗。在十分危急的关头，笑虹同志机智地指挥大家到两个院落坚守，待机最后突围。他动员大家团结战斗，号召“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鼓励大家“只要坚守到天黑，一定能打出去”。激昂而坚定的语言，给大家以极大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当夜幕笼罩大地的时候，笑虹同志发出了突围的命令，经过激烈的拚杀，终于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对二十二团这次反“铁壁合围”的英勇战斗，新八旅开大会进行了表彰，《冀南日报》和三分区的《人山报》都作了介绍，冀南广大军民深为英雄们吕洞固之战的顽强战斗精神所感动。
笑虹同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1943年又带领二十二团去开辟卫河以东地区，不久，任冀南七分区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的八年，他转战卫河两岸，屡建战功。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又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军二十八师、二十九师政委，在刘、邓首长领导下，转战冀鲁豫战场，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逐鹿中原，参加了淮海作战，后又渡江南下，转战西南战场，并参加了成都会战和多次剿匪战役。笑虹同志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他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踏上了新的征途。建国初，他任海军修造部、工程部政委，1956年任海军二海校校长兼政委，1958年任科研部部长，1961年调国防部某研究院任副院长、院长，1971年任另一研究院院长。二十多年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倾注到海军建设事业上，为海军装备的现代化建设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主席提出：“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笑虹同志把毛主席的话牢记在心，1958年受命去加强海军装备事业的发展，满怀热情走访了全国十多所重点院校和科研单位，熟悉情况，组建研究所，吸收了一批大专毕业生和专业人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舰船科研协调会议，把全国造船科研力量组织起来，为发展海军装备科研工作服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海军技术装备的建造工程，遭到很大损害。在党中央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笑虹同志和他的战友刘华清、戴润生一起，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克服各种困难，组建了这个研究院，并有远见地积极筹建了大型的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各种试验设备和手段，为我国舰船科研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笑虹同志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重要地位，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1963年他在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许多科学技术问题要解决。”还说：“当前需要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迫切程度，如同大革命时期需要一支人民武装一样。”他对待引进国外技术问题，提出要掌握和消化国外转让产品的技术资料，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技术力量，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比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还主张“科研要走在前头，预研要先行”。他非常注意抓技术方向、技术政策问题，对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措施，总是亲自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专家和群众的意见，看准了的，就决心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毛主席十分关心的一项工程，因为苏联撕毁合同下马了，他力主保存研制这项工程的骨干力量，亲自组织某些项目的预研，保证了这项工程重新上马后用比较短的时间取得成功。这项重大工程的研制成功，把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笑虹同志在建院初期，多次宣传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1962年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后，他积极贯彻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聂帅的讲话精神，为知识分子进行了“脱帽礼”，亲自过问和解决了一些老年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问题。他团结新老知识分子，同许多学者和专家有密切的来往，凡有重大决策和需要立法的事，都倾听他们的意见，在工作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他很重视科研人员知识的不断更新，提倡大力开展学术活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把知识、知识分子看作一种“社会罪恶”。1972年他写信给叶副主席和周总理，汇报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认为相当数量的科技人员被长期下放农村，轻率地处理和外调成千技术人员，不符合党的政策，都应加以纠正。
几十年中，笑虹同志从一个学生到驰骋疆场的指挥员，从一个一般知识分子到一个科技内行，被同志们认为是学问渊博的人。他勤于学习，在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中学，把每件工作都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和锻炼，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吸取教益和新的营养。他常说，不懂就不能领导，不能指挥，不能工作。必须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掌握规律，才能由外行变成内行。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处理问题一丝不苟。他把时间看得很宝贵，时刻把事业放在心上，把马马虎虎视为犯罪行为，从不草率从事。他没有“官架子”，经常体贴群众，关心群众，尊重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向专家和青年人求教。
在十年动乱中，他旗帜鲜明地同林彪、“四人帮”的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68年起，王洪文、张春桥把所谓“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后台的罪名，强加在他身上，进行了五六年之久的审查和批判。他面对“四人帮”的陷害，坚贞不屈，坚持进行斗争，由于气愤难平，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73年6月8日含冤逝世。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平反昭雪，并被授予烈士称号。
笑虹同志离开我们已十年多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并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