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用科学态度研究古代文论遗产
王元化
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到我国四化建设成败的重大原则问题。各条战线都有个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文艺理论方面，也要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假使我们能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对文艺理论遗产加以清理，批判地继承，正确地借鉴，将会对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文艺理论体系大有裨益。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有自己的特点，《文心雕龙》就在许多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研究《文心雕龙》，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弄清基本概念（或范畴）的问题。我曾对许多由搞文学概论转向搞古代文论的中青年讲过，他们一方面具有某种优势，即比专搞我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多懂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文艺理论，可以以此为凭借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古代文论遗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严重不足的地方，在我国古典文学修养上，他们比老一辈学者差很远。这就是在训诂、校勘、考证和版本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底子薄，根基浅，有的不仅茫然无知，甚至加以轻视。如果在这方面不注意，就很可能造成望文生解，牵强附会，用现代的文艺理论术语生搬硬套，从而改变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借鉴以至于继承前人的科研成果。长期以来，人们把乾嘉学派视为烦琐哲学而采取一概摈斥态度。我认为，这是很不对的。清人在整理古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对汉儒和宋儒来说，清人在整理古籍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清人的治学方法，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要进步得多。如果没有为数在千卷以上的解经总汇、《清经解》和《续清经解》这样一些书籍，恐怕有不少古籍至今仍湮没无闻，有不少古籍还会只是残篇断简，还有大量的古籍直到今天我们还可能读不通，读不懂。最近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学派去”的口号，我不一般地反对这个口号。如果这是指继承清人科学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我是赞成的。今天，是到了纠正对乾嘉学派的偏见的时候了。对于缺乏训诂、校勘、考证、版本研究等方面知识的人，确实应该学一些乾嘉学派的著作，加强自己的基本功。可是我认为，我们又不能停留于乾嘉学派。我们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学术工作者，我们理应在继承乾嘉治学方法的同时，对这一方法予以发展。我们要尊重前人的成就，但不可泥古不化，以至抱残守阙。把古人现代化，用现代文论比附古代文论是不对的；但以古论古，以古证古，以古注古，难道就没有牵强比附的弊病了么？牵强比附是违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而不在于以今论古或以古论古的区别上。
研究古代文论，研究《文心雕龙》，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揭示这部书里蕴涵的意蕴，探讨其中的文学规律，从而为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的贡献。过去，由于主观主义泛滥，我们很少谈规律，仅有一些谈到规律的文字又多半有简单化的毛病。比如，五十年代有的人就把规律看成是“内部联系”（“必然联系”）。这当然不能说错，但规律并不简单如此。事物的运动过程、发展、关系，都存在着规律。规律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普遍性是多层次、分等级的。比如毛主席谈战争的规律，就运用“普遍”、“特殊”，“个别”三个层次或三个等级，分别研究了战争的一般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古代文论的规律，也要注意到规律的多层次、多等级的特点。我们既要研究文学艺术的最普遍的规律，也要研究我国文论和我国古代文论的特殊规律；既要研究中外文论的共同点，又要研究他们的相异点。不研究“同”，就不好研究“异”。我们在研究中从同的角度出发，先就那些最根本最普遍的艺术规律，进行中外文论的比较，目的是可以衡量在相同的差不多的时代，我国的古代文论，比如象《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煌煌巨制，在整个中世纪的地位，从而证明它在那时代是一部没有能与之比肩的卓越著作，并由此使它取得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应有地位。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方面。我认为从事别同异的比较研究，更重要的还在于一定要注意找出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过去的文艺理论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用普遍规律代替特殊规律。我们党在清算这种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方面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从那时党就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今天，我们搞四化，小平同志提出走自己的道路，这就是强调特殊规律的重要性。因此，研究《文心雕龙》的重点，就应该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特殊规律，当然《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论共有的特殊规律中，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我想再就《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近年来，有人提出它是佛家思想，也有人认为它是道家思想。这可以进一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上保持原来的意见，即认为《文心雕龙》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一个思想家不能超出时代，要受时代的影响。魏晋以来，虽然南北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方面打破两汉尊儒家一家的局面，诸子争鸣，儒、释、道、玄蠡起，学术界显得十分活跃。《文心雕龙》可能要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受到他那时代的思潮的一定影响，但我们不能根据这种影响就率尔判定他属于某种思想体系。分析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要注意两点：一、不能用简单的语汇类比法，即这一著作出现了另一著作曾运用过的词语，就认为这一著作属于另一著作的思想体系。有人论证《文心雕龙》属佛家思想，就采取了这种方法。这是非科学的。须知同一术语在不同思想家那里，往往具有不同的涵义。词语的借用并不等于思想体系的相同。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个思想家都必须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和前提。《文心雕龙》同样以前人和他同时代人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刘勰在论述中虽然涉及了玄学，如体用之辩，有无之辩和作为玄学三理之一的言意之辩，但同样不能据以判定《文心雕龙》以玄学为指导，而必须剖析他究竟是站在玄学立场来论述这些问题，还是站在儒家立场来论述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儒家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吸取了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而融为己有。魏晋以来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两汉的儒家思想，已经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的一些思想因素。我们不能采取“抽刀断水”的方法，把各种思想因素截然分开。一部著作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以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看待。但作为思想体系，重要的是要搞清其中的骨干和精髓，即指导思想。
最后，我想谈谈会风、文风的问题。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利用别人的成果可以，但一定要注明出处，以不没其首创之功。在开展百家争鸣的自由讨论中，不要带有人身攻击，意气用事，而以追求真理为指归。创新是值得赞扬的，但反对那种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意在求胜的翻案文章。孙冶方同志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同志关系上应强调“求同存异”，在学术问题上应强调“求异存同”。我觉得这里说的求同存异也应当是科研工作者之间的应有关系。应把争论当作推动学术发展的正常手段，应提倡心平气和互相磋商。至于说到在学术上的“求异存同”，我认为没有必要大家都讲一样的话，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这种文章还有什么价值？科研工作者必须在理论长河中增添新的一滴。而这是需要经过付出大量劳动和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取得的成果。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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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铁凝的小说创作
白烨
1979年，老作家孙犁对初露头角的铁凝的作品曾作过“写得很好”的称赞。如今，四年过去了，铁凝又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更显著的成绩：她的《哦，香雪》，荣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铁凝在创作上的新进展，说明她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
四年前，这个二十岁的年青作者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就显示了她驾驭生活的能力。她可以写儿童，可以写成人，可以写农村，也可以写城市；她能从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提炼出质朴自然而又饱带诗意的东西，也能从人们屡见不鲜的平凡现象中发掘出情趣盎然而又启人心智的情节，而且作品的语言纯净，结构也比较严谨。当然，如果苛求一点的话，也可以说，她这一时期的作品，抒情长于思索，单纯多于浑厚，因而作品的思想意蕴还不够丰厚。
1981年前后，铁凝以一批对复杂生活中的复杂性格的探索的作品，表现出了向生活深处开掘的努力。如《渐渐归去》，写一个失去父母又受骗失身、生活极不顺遂的女营业员，由看破“红尘”、向往“净土”到看破“净土”、回归“红尘”的故事。作者令人心颤而又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一个不够坚强，而又不甘无为的心灵在复杂生活中挣脱迷惘、辨识方向、走向光明的探求过程。并以这个故事告诉了读者这样一个生活哲理：对一个人有决定意义的，并不在于你有着怎样的生活环境，而在于怎样认识、怎样对待所处的环境；生活要靠自己去认识，前途要靠自己去创造。
1982年发表《哦，香雪》，标志着作者的创作又上了一层楼。乍看起来，作品似乎较单薄，细一琢磨，方见出其中丰厚的意蕴。一个山村少女因为想拿鸡蛋换一个自己心爱的铅笔盒而被火车带走了，从而使自己吃了一次平生未有的徒步30里夜路之苦。愿望委实不大，但又多么的庄重、坚定；所得也微不足道，然而她又是何等的自得和欢欣。假如我们把她的行为既理解为对自己的信念（那怕是微小的）的坚韧追求，也理解为她对由学习文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的热望所作出的努力，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她的行为是多么难能可贵，她的精神多么值得赞美！一列火车，使我们看到了沉寂的山村所发生的变化；一只铅笔盒，使我们看到了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农村青年的积极人生追求！铁凝把她以小见大，平中求奇的创作特长充分施展出来了。
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是铁凝创作上的新探索。这是作者的第二个中篇。她的第一个中篇，是发表在《朝花》第八辑上的《红屋顶》。大概因为这篇小说写的是儿童题材，又发表在儿童文学刊物上，所以未能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这两个中篇，因为题材不同，写法迥异，很难作出对比，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于汪洋恣肆的文笔中更能见出人物形象的鲜活和生活容量的厚实。这篇作品主要以颇具个性的十六岁女中学生安然的喜怒哀乐，表现了当代青年在实际生活中保持那种直诚坦荡而又不随波逐流的人生态度的可贵和不易。安然作为一个由少年向青年过渡的中学生，既有着少年的活泼天性，好动、爱闹，无所拘束，又有着青年的思想特征，勤学、好思，追求自立。她的爱大声说笑，爱跟人辩论，爱放鞭炮，敢于当面指出老师的错别字，敢于顶撞唯唯诺诺的父母，甚至宁可当不上三好学生也要穿自己所喜爱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里面自然夹杂着她的不成熟所带来的某些缺点，但其总的倾向是健康向上、充满正气和生气的。然而，她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老师不喜欢她，父母看不惯她，平素最了解她的姐姐也不无忧虑地想让她多一些世故、少一些个性。她袒露出来一颗纯朴、赤诚的心灵，不同的人出自不同的考虑都想用一层纱布把它遮掩起来，似乎“这头灵巧、敏捷、精力充沛的小鹿”必须变成“一只”温顺的、毫无生气的“小绵羊”才能使人满意。如果说安然的遭际也算一种不幸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她个人的不幸，这也是社会的不幸。因为一种可以得到健康发展并使我们的社会更有活力的勃勃生气，正处于一种被世俗偏见所围困、所消融的境地，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痛惜和担忧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所以引起较大的反应，作者在这个作品里提出的尚未为人们所重视的社会问题在读者心里引起了深沉的回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应该说铁凝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了。她的作品，多着眼于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而且常常能发人所未发之蕴，道人所未道之意；她不以故事的离奇和情节的跌宕取胜，而以对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独到感受引人。她追求一种真诚地面对读者的感情交融，可喜可憎的，她都不掩饰；欲歌欲哭时，她也毫不做作，人们从作品中看得见她那热爱生活、探求生活的赤诚的心。她很注意作品的韵致和情调，讲求一气呵成之中又有波澜起伏，讲求单纯中含委婉，质朴中孕丰富；她的作品的语言，简洁而流丽，真切自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动人的诗意。一个写作时间还不长、年龄只有二十五岁的作者便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是令人欣喜的。当然，她还年青，今后的路还很长。但是，只要在赞扬声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艺术探求的道路上永不满足，扎根生活的土壤永不脱离群众，她会取得更大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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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西彦选集》自序
王西彦
从193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转瞬已近五十年了。回顾自己漫长的创作历程，我有着一种颇为复杂的心情，既有惶惑和自惭，也有坚信和自慰。我自觉沿着一条大体上接近现实主义的道路，一直走到现在，情形有如一个力弱的旅人，虽然有时难免感到处境的寂寞和步履的滞重，但始终朝着原来选择的目标，它通向我的乡土、祖国和人民。因此，当我决定编选这部《选集》，给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时，就无法克制一种想向读者倾吐长途跋涉的甘苦的冲动。
我将向读者诉说些什么呢？踌躇再三，我想还是谈谈自己选择题材的依据和对待描写对象的态度吧，也许这会是读者所关心和愿意知道的。
一位外国作家在回答“到底是什么决定艺术作品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的问题时，举出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对乡土的感情，对母亲的崇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过这段使我感到亲切的话。理由很简单，因为正是对乡土和母亲的感情迫使我走上了文学道路。
我没有给自己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做过精确的统计，说不出到底有多少篇是描写家乡农村生活的。我只记得，在三十年代初期最初学习写作时，我采用的几乎都是浙东家乡的题材。就拿收容在这部《选集》里的最早几篇作品来说吧，从《车站旁边的人家》和《摸秋》直至《寻常事》和《鱼鬼》，都没有例外。我还曾经把初期作品中四篇短短的小说，编缀在一起，给它们取了一个题目，叫做《悲凉的乡土》；只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未能编入这个《选集》。还应该承认，我非常喜爱《悲凉的乡土》这个题目。直到现在，只要一回忆起童、少年时代的家乡农村生活，就会在脑子里展现出一连串令人颤栗的悲凉景象。
但是，令人颤栗的也不止是往日家乡的农村生活。自从青年时代离开浙东家乡以后，我带着安徒生童话里那只丑小鸭的惊慌和惶惑，投身到城市生活里，开始了远较家乡农村更为长期也更为复杂的经历。就在这个时期里，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一直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为伍。当然不能抱怨自己的命运，但我不能不说，我觉得一经进入这片特异的国土，愈是熟悉它，痛苦也愈深沉。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里，我已经凭着初生之犊的勇气，起意选择写作为终生的职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要为自己所属的一群诉说苦恼。单从这部《选集》里，读者就不难看出，从《两姊妹》以后，我的作品主要就描写两种题材，两种人物——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过去那个黑暗时代里的遭受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呼号和反抗。而且，愈到后来，描写知识分子的题材就愈多。这自然是因为，一方面和家乡农村愈来愈疏远，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既体会得愈来愈多，也思索得愈来愈经常的缘故。
早年读杜诗时，对这位伟大诗人所描写的当时农民的悲惨遭遇，深深感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奴隶社会里，农民多半被分化为奴隶；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则被地主阶级纳入农奴化的轨道。无论是奴隶也好，农奴也好，农民始终无法摆脱被奴役的悲惨命运。问题还不只在物质生活上的受盘剥，更可怕的还在于精神上的受毒害。即使同是农奴吧，也还有驯顺的和不驯顺的区别。在奴役者的眼睛里，当然以驯顺的为最可取。既然不公允的社会地位在不间断地制造不驯顺的农奴，为什么不设法制造驯顺的农奴呢？因此，佛教的宿命观念和忍受哲学就成为最有效果的麻醉品。我进县城读初中，校址是一处久已荒废的文庙，它右边是城隍庙。在城隍庙里，大殿两侧塑画着阴森可怖的六道轮回和阿鼻地狱的图像，却在正面檐下悬挂起一块金碧辉煌的横匾额，写着四个大字：“神道设教”，把权势者建庙塑像的深远用心点得一清二楚。可是，这并不妨碍一些面容枯瘦，衣着褴褛的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磕头，捐烛助油。有什么办法呢？今生既已无望，除了向神圣祈求来世，还能有什么别的道路可走？
正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鲁迅描写浙东农民的《故乡》和《祝福》。我觉得，闰土和祥林嫂就是属于我的叔伯婶嫂一群的。因为今生的受苦是由于前世的有罪，只好在别人的施舍中特别去拣取香炉和烛台，用来向神明祈求福泽；只好到土地庙去求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写得多么真实，多么令人颤栗！虽然当时我已经见过家乡农民有组织的“扑城”运动，也见过驻扎在学校隔壁城隍庙里的省防军不分昼夜地拷打和枪毙从四乡捕捉来的“农匪”，但我的注意力仍然被普遍存在的闰土和祥林嫂们所吸引，在起意提笔从事写作学习时要走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因为闰土和祥林嫂们是我最熟悉的，他们渴望改变命运的努力也是给了我最深刻的印象的，而且我还凭着自己肤浅的理解，确信治疗农民灵魂的被毒害，远较改变他们的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里，贫苦农民既忍受保甲长们变本加厉的敲诈盘剥，又遭到异族侵略者残酷无人性的蹂躏屠杀，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创伤，呈显在一种异乎寻常的状态里。可是，实际上他们在这场全民族的生死搏斗中，不仅是真正的牺牲者，更是真正的给予者。我曾经在鲁南苏北的北运河两旁战地上停留，又在各后方的乡村和城镇里奔走，我的确看得很多，也想得很多。正因为这样，我才会为回答“谁在抗战”的严峻问题而寝食不安。我甚至觉得，如果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错误的答案，就等于在叔伯兄弟们肉体和精神的创伤上加上一刀，就是对他们犯罪。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初学写作者，对艺术创造还缺乏经验，但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一个作家的良知和使命。
现在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对自己的期许。情形很有些象一个心志高远的孩子，空望着遥远的目标发愣。且不说内容的深刻和艺术的完美了，单是原先预定的计划也没有完成。在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尽可能地纳入短篇和中篇小说的形式里的同时，我也曾计划创作三部描写我所熟悉的婶嫂姊妹们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并拟了个“农村妇女三部曲”的题名。但结果只写出了《村野的爱情》和《微贱的银花》两部，第三部《换来的灵魂》却只保留着一份粗略的提纲。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已写出的两部就没有收在这个《选集》里。
描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忧郁凄凉面容的第一人，也是鲁迅。他的名篇《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描写一个原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大约十年以后就变成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随随便便”的自欺欺人的麻木者；又描写了另一个原是被人看作“吃洋教”的“可怕的新党”，他在到处碰壁以后竭力保持自己的倔强，结果竟然堕落成为原来被自己所不齿的人物。从学生时代起，几十年来我曾经无数遍地重读这两篇令人颤震的作品。而且，每一次重读它们，总要使我联想到另一位我所终生崇敬的文学大师契诃夫，联想到契诃夫那些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和剧本，我指的是例如《带阁楼的房子》、《第六病室》、《醋栗》和《伊凡诺夫》、《海鸥》和《万尼亚舅舅》等名作，我想，这总是由于当时俄罗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遭遇，才会在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出现面容和声音都如此相似的知识分子的吧？但不论怎样，从契诃夫和鲁迅的作品里，都可以使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曾经走过一条怎样曲折的道路，遭受过怎样的磨难，经历过怎样的斗争。
由于年龄和阅历，我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上有着很大局限。我只熟悉自己所曾经接触过的人，我的祖辈、父辈以至于儿孙辈。自然，我最熟悉的应该是自己所属的一辈，即经历了从二三十年代直到现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充满惊风骇浪的年代的一群。在历史上，我们既有“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也有“明哲保身”的哲学，但知识分子好象从来没有过好的命运。到了我自己也属于这行列的漫长的动乱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遭遇显然更为凄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人民最受苦难的年代。我觉得，无论过去和现代，正直的知识分子都和人民共呼吸，同命运，一起受苦难，也一起反抗和流血。我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来描写自己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读者当然可以看出，我使用在这类作品上的色彩未免太阴暗了。我的主人公们不仅大都在灰暗的背景里行动，而且莫不有着一副阴沉悲苦的表情。有些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曾经在这一点上表示过惋惜甚至不满，我自己也曾经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我所生活的年代毕竟和鲁迅当时不尽相同，离契诃夫的时代则更为遥远，还有着国土的相异。据研究家们说，就是契诃夫吧，他也觉得自己有负于读者，因为他只是揭露了人类关系中残酷的喜剧和生活的矛盾，却没有指明出路，明确回答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怎么办”的问题。我还特别注意到契诃夫的讽刺喜剧中透露出来的欢乐气息和对美好未来的热烈憧憬。至于鲁迅，大家更不会忘记他曾在自己过分阴冷的作品里加添“亮色”。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光耀史册的文学大师，尚且如此尊重读者，我这个不成材的小学徒自然更应深抱自惭了。契诃夫名剧《伊凡诺夫》里的主人公，不是劝告旁人“不要单人匹马和千万人对抗”吗？我觉得，出现在契诃夫和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所走的只是一条“单人匹马”的道路，所以他们只能得到失败的结局。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尚且如此，那么，到了我所描写的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斗争如果不能改弦易辙，失败岂不要更加悲惨吗？但在事实上，在这条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当时的确曾经拥挤不堪，我不过只是摄取其中的少数场景而已。在艺术创造上，我是始终相信，描写了“不应该这样做”，只要写得真实，写得诚挚，读者是能够得出“应该怎样做”的结论的。这也正是文学艺术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契诃夫在名剧《海鸥》里借一位文学家的自我表白来说明自己的庄严目标：“我喜欢这湖水、树木、天空，我爱大自然，它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种热烈的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可是我到底不单是一个风景画家，我也是一个公民！我爱祖国，爱人民，我觉得，既然我是个作家，我就有责任写人民，写他们的苦难，写他们的未来，就应该谈到科学，谈到人民的权利，等等，等等。”正因为我爱自己的乡土、祖国和人民，我是为自己的乡土、祖国、人民而写作的，所以我立志要对生活和艺术怀抱诚恳的态度，力求反映生活的真实。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选集》，就象是一个小学生交出来的一份试卷，我惴惴于试卷里的答案会远离自己的要求。即使情况确是如此，我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条，并有勇气在未来的努力里谋求补救。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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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召开《当代作家论》写作座谈会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于九月五、六两日在京召开了《当代作家论》写作座谈会。与会者围绕作家论写作的有关问题，对近年来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并就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和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交换了意见。大家高兴地看到，近六、七年来文学战线上创作繁荣、思想活跃、队伍壮大，出现了不少好作品，文学在拨乱反正、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成绩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大家也清醒地看到，在一部分中青年作家中存在的非理论化、非政治化、非现实化和非民族化的倾向，某种轻视作品的社会内容而片面追求形式创新的不健康的美学倾向，以及新的公式化概念化、粗制滥造的现象。文学评论近几年来也是活跃的，有成绩的，但是科学地深入地研究作家的全部创作，并总结新时期文学经验和发展规律的则相当薄弱。为此，大家认为，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邀请文学评论家进行第一批当代作家论的写作是适时的，搞得好可以促进创作和评论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参加了座谈会并讲了话。参加座谈会的有撰写作家论的和其他在京的文学评论家共三十余人。 （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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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举办“红烛奖”征文活动
本报讯 为了繁荣教育题材的文艺创作，宣传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讴歌人民教师创造性的劳动和教育战线上的共产主义新人，《人民教育》杂志举办建国以来第一次教育题材文艺“红烛奖”短篇小说征文。征文由冯牧、王蒙、孔罗荪，谢冰心、严文井、陈伯吹等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担任“红烛奖”评委。
征文自今年一月份开始，至目前为止，编辑部已收到应征稿件近一千篇，该刊从今年第五期起已陆续选登部分作品，不久还将编辑教育小说集出版。应广大读者和作者的要求，《人民教育》编辑部最近决定延长征文时间，截稿日期由今年八月底改为十二月底，评选优秀作品与授奖将于明年夏季举行。
（夏村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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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市话剧创作情况交流会在青岛举行
文化部艺术局最近在青岛召开了部分省市话剧创作情况交流会。就近两年来话剧创作的情况、经验和问题进行了交流。十一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及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着抓质量出好戏、创作与生活的关系、话剧创作中的人物塑造、话剧的特性、话剧与观众以及话剧事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易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