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也说“吃文件”
蒋元明
某公社一文书,把60多斤文件、资料当废纸卖了,换回黄酒23斤,白酒两瓶,与几个人一块吃喝掉了。对此,有人认为是“一起少见的违反保密纪律事件”,且严重“泄密”,而林放同志“倒觉得是‘快人快事’,虽然荒唐可笑,也可颇同情的”。他的文章登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名曰《吃文件》。
我也并不赞赏用文件换黄酒的行动,但我却赞同林放的观点。如今社会上好些人不大了解内情,以为坐机关管文件的工作都很清闲、安逸,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合理想象”。一位多年做文书档案工作的同志向我诉苦说:他们收发文件,早些年用手抱,后来用提包装,现在得用小车推了,光是存档的文件资料就有几十箱,一天忙到晚,常常不得不请别的同志帮忙。他早就想改行了,可领导又不许,只好熬着。
其实,值得同情的又何止是他一人?文件的起草、打印、收发、批阅、存档,站在这条流水线上的,该有不少人值得同情!有的人似乎有一种“文件癖”,一丁点儿事就叫起草一份;一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也非让人打个书面报告不可;不管谁的讲话,哪儿的经验,都统统打印发放,还要注上“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字样;上边的文件来了,下边一级的各个部门往往分别发出贯彻指令,到再下边,又要仿效,就象按几何级数增加一样,难怪有“文件洪水”之说。
文件资料论斤算,成百上千斤地堆放着,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于是就有“销毁文件”一说。销毁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烧掉,二是卖掉。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文件少,保密程度就高。如果秘密文件汗牛充栋,“内部材料”满天飞,这密也就很难保全。何况,一个鸡蛋打十八碗汤,也密不到那儿去!
明太祖朱元璋算得上是一位改革家,他上台大刀阔斧地改了不少历代王朝的弊政,其中一条就是努力改掉文牍主义。“元朝以吏治国,法令极为繁冗,档案堆积如山”。朱元璋便立“案牍减繁式”,简化了公文,减少了文件,提高了工作效率。唐、宋两代还传下来一个坏风气,就是皇帝任命一个官,这个官就照例上表推辞,一而再、再而三,多达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是不许,一再降旨劝勉,直到上任为止。这种浪费时间、耗费纸墨的官场游戏,也被朱元璋下令废止。
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从此得出结论说,一切文件都要废除。文件还是需要的,必要的文件还非要不可。真正的机密文件是不能当作废纸卖掉的。但文牍主义,不论在什么朝代都是一大祸害,在今天尤其害大。反对的办法,有权的下令废止,无权的在不泄密的前提下,象那个公社文书,处理它几十斤、几百斤也无妨,只是不应换酒喝,以图个人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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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遵义掠影
万振环
到了,到了,遵义,我心中久已仰慕的地方!……
遵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光辉、神圣的名字。因为它的历史与中国革命紧紧联结在一起——1935年1月,党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节节走向胜利。
抵达遵义已是傍晚时分。到了下榻的遵义宾馆,刚放下行装,我便迫不及待地向本地一位同行打探:“当年遵义会议的会址在哪里?”
他好象理解我的心思,笑笑说:“不远,不远,就在靠右边的街道上,顶多走300米就到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独自前往参观。不知怎的,此时心头止不住的乱跳,是因为久已渴念的愿望很快就要实现呢,还是因为这个“会址”本身就具有无比的魅力?
“遵义会议会址”跻身在一条小街上,是一幢较精致的木式楼房建筑,墙壁的朱红色显然是解放后才涂上的。正门上悬挂一块“遵义会议会址”的大匾,那遒劲有力的草书,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同志的笔迹。朱红大门紧闭,我看看手表,已过8点,怎么还不开门?一问门口闲坐的老人,才知道今天休息,不开放。我扑了一空,不禁有点儿扫兴。幸好住地来这里近在咫尺,心想改期再来参观吧,但我在门口徘徊、流连,久久不忍离去。我凝神谛听着,仿佛听见了当年中央正在里面开会的声音,于是我把脚步放得轻轻,轻轻,生怕惊扰了会场的肃静……
5月的遵义,夏天的脚步来得早。中午,烈日炎炎,我们几个人驱车来到娄山关,凭吊旧战场。大家先在“娄山关”碑石前照相留念,吟诵了刻在山岩墙壁上的毛主席词《忆秦娥·娄山关》,然后登上一个险峻的山峰,极目远眺,娄山关的雄奇景色尽收眼底。
娄山关位于遵义市北面,是贵州入四川的一个“大门”,两旁是悬岩峭壁的山岭,中间一条狭长的峡谷,大约有2公里长,靠东是一座一千多米高的主峰,两山遥遥相对,虎视眈眈地盯着下面那条弯曲的公路,真有“一人当关,万夫莫过”的险峻气派。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经桐梓、渡赤水河准备北上时,碰到反动派在那里集结重兵,我军只好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再渡赤水,重新向遵义进军。当时贵州军阀王家烈调两个师前来扼守娄山关,企图阻止我军南进。经过一场激战,我军拿下制高点,全歼守敌;敌军仓惶南逃,我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乌江边……至今两个山头还遗留有敌人构筑的旧工事,那残垣断壁实际上就是敌人失败的见证,也是对反动派一个绝妙的嘲笑。当时红军无论人力、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为何能克敌制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勇敢,机智,不怕死。当然,这一切又都来源于正确路线的指引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一个明朗的清晨,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迈着缓慢的步子,沿着石阶拾级而上,走进了“红军烈士陵园”。我们仔细地看了原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将军之墓,看了那个巨大的圆顶集体冢坟,以及大理石的牌坊墓碑,仿佛要把烈士们一个个辨认出来。其实,这儿除了极少数有名有姓的之外,其他都是无名英雄,简直是无处可查考的。但,我们怎么能忘记他们呢?
我们缓步下山,走累了,坐在大理石栏杆上暂歇一会。此时,天空碧澄如洗,璀璨的阳光洒在苍翠欲滴的树林上,使整个陵园显得更加静谧、美丽。山脚下,湘江水闪烁着鱼鳞似的波纹,在哗啦哗啦地流淌着,终年不停,昼夜不息。它们唱的是什么歌?又是唱给谁听的呢?
哦,我知道了。它们是在唱一支美妙的赞歌,是唱给长眠在山上的英雄们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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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绝句六首寄新疆
黄既
多年听唱“新疆好地方”,到1981年9月,才有新疆之行。去新疆前,向往新疆;去新疆后,深爱新疆。爱新疆的风土,更爱新疆的人情。曾于当地写过六首小诗,虽只反映了极少一部分印象,却出于当时的实感。现加整理,以寄怀念。
一、游天山
天池在乌鲁木齐东南海拔1,500米的高山之上。中秋节翌日,与金里同志等同游。其时细雨才停,松林增翠,微风轻起,池水无波,令人不禁神怡。
山上行船天上游,碧空静影雨初收。
一幅春色江南景,写入秋高云尽头。
二、南疆途中
南疆盛产哈密瓜、无花果、葡萄、西瓜、苹果、核胡、石榴、梨、桃等水果,全由雪融的山水灌溉而得。从喀什去莎车,沿途右望,是望不尽的雪山,左望是一条条夹在戈壁滩中的绿洲。
转首天涯近眼前,层层雪岛出云端。
山流不息清渠水,染绿南疆万顷田。
三、莎车晚会
在莎车出席了音乐晚会,演奏极为精彩。主人维吾尔族同志告我,莎车为音乐之乡,演奏长达四十小时的世界最长曲子“MuKANO”
(“长音乐”之意)即产生于古代莎车。
自古莎车音乐乡,几声弹奏满堂芳。
遥闻似有天人唱,弦外传来歌绕梁。
四、老维吾尔医
在和田参观医院时,与三位年逾九旬的老维吾尔医生相见。他们精神矍铄,最关心的是维吾尔医药要后继有人。
三老拈须频点头,人生九十更何求,
愿将千载维医药,传与青年四海流。
五、去吐鲁番途中
冒大雨自乌鲁木齐出发,去吐鲁番。同行的俊昭同志说,乌市有雨,吐鲁番必晴。过大盐湖小盐湖后,渐至无雨之地,风却愈来愈大,天气愈来愈冷。至达坂城,烈风怒吼,俨如严冬。据云,有时行人至此,必须伏卧在地,以待风过。入吐鲁番境,忽热如炎暑。
云烟似海欲吞山,风雨茫茫戈壁滩,
才过冰天寒刺骨,当头忽已日炎炎。
六、吐鲁番晚会
到吐鲁番的当晚,暑气稍减,在招待所院内观看舞蹈。表演者全为招待所工作人员,其舞蹈之熟练,几乎不亚于专业演员。始知维吾尔族,家家善舞。晚会结束前,来自西洋的男女外宾均应邀上台歌唱。一时全场热情洋溢。
手鼓声声足蹈声,人随明月舞清风。
远洋来客也登场,喜放喉咙唱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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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黎锦晖也写爱国歌曲
黎泽荣
知道我父亲——黎锦晖的人,往往会想起《毛毛雨》、《桃花江》这些歌曲。确实,从1928年起,他写了一批迎合小市民胃口的格调低下的歌曲,在社会广为流传,造成不良影响,曾受到田汉、聂耳等人的严肃批判。幸喜近年来,文艺界对我父亲一生的创作活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定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写的好些爱国歌曲。这是我们作为子女引以为慰的。
1926年北伐时期,父亲正筹办我国第一所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当时,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鼓舞着父亲的创作热情,他写下了《最后的胜利》、《神仙妹妹》这两部儿童歌舞剧。《神仙妹妹》旨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表现比较含蓄。其中“老虎叫门”一段老虎和羊的对唱:“小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以后曾编入小学国语教材中,一直到解放后还在流传。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我父亲写了《总理纪念歌》,流传很广。有一次他率歌舞团在香港演出,在开幕式上演唱这首歌时,观众全体肃立。许多身穿大礼服的英国绅士们,在四周观众的影响下,也不得不随之站了起来,气氛相当严肃。1935年,父亲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热情的激发下,拒绝了日本人要他带歌舞团去日本演出的邀请,毅然来到长沙参加救亡工作,谱写了《中华民族战歌十七首》、《向前进攻》等抗日歌曲。这也说明,父亲的创作作风这时已经有了转变。(原载《羊城晚报·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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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一笑了之”
报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廖承志同志率中日友好之船访问日本。当他的亲属也想跟着去时,廖公出于公心,对亲属晓之以理,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最后按规定办事,使那些与工作无关的亲属都没有破例登船东渡。可是,事后居然有人传闻廖公不但带了子女,还带孙子、阿姨,他的亲属都觉得冤枉,但廖公听了这些传闻,仅是一笑了之。
廖公“一笑了之”,令人拍案叫好。好就好在它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襟怀坦白、豁达大度、置个人得失恩怨于度外的高贵气质。一个人能够做到“一笑了之”并不很容易。如果心胸狭窄,听到一些不符实际的“闲话”,轻者感到委屈,重者火冒三丈,有的甚至互相猜疑,影响团结。
自然,“一笑了之”不是“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严格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党章规定去做,对己有利的事情抢,不利的事情则推,开后门、拉关系,搞不正之风,群众很不满意,他就很难象廖公那样,坦然自若,“一笑了之”了。一定要厚着脸皮
“一笑了之”,也只能说明他精神上的麻木。 陈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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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藤圈操〔雕塑〕   俞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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