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登泰山而小天下”
——我学哲学的一点体会
周民震
文学艺术虽然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从事文艺创作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哲学虽不能代替创作方法，但由于它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就必然要把文艺创作包括在它的指导范围之内。这本来是一个明晰易懂的道理。
但是，在文艺创作队伍里，在实际创作活动中，这个道理并非为所有的人都承认。特别是有些青年作者，认为学习理论会干扰形象思维，总是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对立起来。还有的作者认为，只要忠实地反映生活就行，提什么“指导思想”，那都是框框条条，会妨碍解放思想。当然有的连哲学是什么也不甚了了，以为那是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有位勤奋的青年作者，给我寄来了许多习作，尽管作品写得流畅练达，生活气息较浓，有时也不乏一点闪光之处，但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直到我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哲学之后，才悟出他缺少一个总管一切的指导思想。他的作品没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缺乏对事物的辩证认识，透过作品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还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如果这确是我替他找到的症结所在的话，结合我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可以作出一些印证来。我写的作品平庸的不少，稍好的不多。平庸的多半也是由于上述原因所致。有幸的是，比起这位青年作者，我参加革命的经历要长一些，多少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耳濡目染也起些作用。我想，如果我能早一些自觉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能动地指导自己的创作，也许会少走一点弯路，作品的水平会提高一些。
哲学与文艺创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可以说，它贯串在整个文艺创作之中，或者说，它自始至终都在影响和制约着创作，包括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等。一部作品的诞生，本来就是客观事物通过作家头脑加工的产物，这个头脑的世界观如何，直接决定了这个产物的“加工”。鲁迅一语破的地说透了：“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这也可以说明哲学与文艺创作的紧密关系。清代诗人袁枚在论诗时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这一巧一朴，一浓一淡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辩证的思想。巧朴和浓淡，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使作品达到更高的境界。这里，我想通过学习和创作中的一些体会来谈谈哲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说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任何一个严肃作家的作品都是由情而生，有感而发的。对于当前青少年的一些问题，我早有所感触，而生活比我感触到的更为严峻。由于高考竞争的白热化，片面追求升学率，出现了重智轻德的现象，不少学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利己主义大大抬头。有的学生思想平庸，情操低下，甚至还有不愿入团的青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反映社会风气的寒暑表。当然，生活并不是单一的色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风气也有了好转的趋势，一度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的光彩，渐渐地又显露了出来，我在生活中也接触到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这就提出了一个怎样反映社会生活才更真实的问题。因为近两年来，我接连写了三个反映青少年的电影剧本，对这个摆在眼前不容回避的问题作了一些思索。我也曾借助于哲学思想的指导，试图解决好这个问题。现在较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进一步总结创作思想，是大有裨益的。
美与丑，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光明与黑暗，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的，矛盾着的双方在斗争中又不断发展和转化。如果舍弃任何一方，比如把歌颂光明和暴露阴暗面对立起来，要么纯粹的歌颂，要么一味地暴露，那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然而，矛盾着的双方又并非天平上等量的砝码，它有主导方面和从属方面，亦即主流和支流两个方面。主流是事物发展趋势的反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主流并不等于多数。蒋筑英、罗健夫、张海迪这样的先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多数，但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的先驱者。同样，我在《春晖》里展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崭新关系——一环扣一环的克己助人的链条，也许现在还较少见，但它是我国已经破土萌芽的共产主义因素，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生事物，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必然会从幼小到壮大，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生活中发掘尚处于萌芽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起催生助长的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具体地说，就是以满腔热情去讴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拂去掩盖在人们心灵中的世俗尘埃，加以净化，以美的心灵来呼唤心灵的美，作为一种仿效对象和道德力量引导人民激发崇高的信念和强烈的事业心。列宁曾说过：应该把美作为根据，把美作为构成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的标准。这应成为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座右铭。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主流方面。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支流方面不仅不能忽视，而且是构成对立统一体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支流，也无所谓主流，所以，必须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勇于揭露社会矛盾二者结合起来，它们相互依存而又相反相成。任何粉饰现实、拔高人物和堆砌英雄行为的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因为它失真了，背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所以，我在《春晖》中，在着力歌颂利他主义的同时，也写了陈淑珍的利己主义，钟晓星的嫉妒心，陆霞走入生活歧途，以及凌燕一度产生的“信仰危机”等等。这与辩证法的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
文学即人学。作品成败的主要标准，就是能否塑造出各式各样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给艺术的画廊里增添几个典型，从而表达出深刻的主题思想。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是难解难分的。下面，我试举几个方面的关系加以简述。
第一，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母亲，要塑造好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当然必须具有客观实际生活的深厚基础。然而，处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并非是可以一眼看穿的“玻璃人”。这就要求作家独具慧眼去分辨假象和真象、外部表现和内部本质的关系。《人到中年》的作者塑造了一个十分成功的典型——“马列主义老太太”。那是从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言行举止无不“正确合理”，而本质上却十分自私伪善的人当中概括出来的。这种现象和本质的对立和差异，就需要作家具有一定的洞察力，而哲学就能帮助我们提高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第二，真实的人物形象就是个性，也可以说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但归根到底还是个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共性、普遍性是寓于个性、特殊性之中的。个性在艺术上就是通常说的典型，即“这一个”。而“这一个”，就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个性反映共性，通过特殊性反映普遍性，也就是通过社会典型反映社会本质的。我们知道，文艺作品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它靠的就是典型的力量。那些只有共性而无个性的“千人一面”的作品，恰恰是不懂得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所致。为什么看过电影《骆驼祥子》的人，都深深地记住了虎妞的形象，而主人公的祥子给人的印象却不太深呢？我想这是因为虎妞的个性更为鲜明的缘故。
第三，真实的人物形象不是静止的、绝对的，而是发展的、相对的。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而生活中的人物，即使是英雄人物，怎么能没有两重属性呢？这是唯物辩证法对待一切事物的两分法和两点论的观点。而在创作中，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好人绝对地好，恨不得把所有的桂冠都往他头上戴；而坏人则绝对的坏，把一切罪恶行径都加在他身上。好坏、美丑、对错，自始至终毫无发展，更无转化。这就是造成人物概念化和简单化的通病。影片《董存瑞》为什么如此真实感人呢？就是因为作家把董存瑞这个英雄人物塑造得亲切可信，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他首先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完人”。在他的身上，人们既看到了先进的一面，也有不很成熟的一面。在《春晖》中的中学生覃健，我也没有把他作为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来写。他对同学轻蔑地叫他“乡巴佬”不能容忍，竟慨然接受了一场格斗的挑战。当陆霞向他搬弄是非时，他立刻勃然作色，不能自持，跑去狠狠地呵责了钟晓星一顿，把一个暗中帮助他提高英语成绩的同学委屈得心酸落泪。试想，如果覃健听了挑拨之后，象一般所谓“先进人物”那样，冷静地分析思考，再去作缜密的调查研究，然后去正确处理好这件事，那就不是倔强憨直的“这一个”覃健了。
第四，真实的人物形象必须受生活逻辑的指导。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都是它自身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而不是受外力随意推动的。列夫·托尔斯泰说：我的男女主人公有时做了我所不愿有的事情：他们做的是现实生活中必须做的事，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艺术大师们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从来是受人物性格内部矛盾发展的逻辑指导的。所谓符合生活逻辑，实际上就是辩证法中因与果的关系。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原因的、不可思议的孤立现象，一切事物都要受因果规律的支配。我在《春晖》中一个失败的教训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陆霞就是一个有果无因的人物形象，我让她最后以满身珠光宝气的打扮走上生活的歧途时，并没有从因与果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反映她堕落的必然性，这就明显地表露出这不过是一个意念的图解，一个贴在人物身上的标签。另外，作为热爱学生超过自己女儿的凌老师，没有表现出他对陆霞的关注、帮助和挽救，也是不符合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个浩瀚的知识大海，更是人类先进思想的发展的结晶。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认为，只有登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才能高瞻远瞩，目穷千里，才能驾驭波澜壮阔的生活现象，抒写我们灿烂的时代丰采和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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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佳节迎战友 银幕传深情
丁峤
九月的北京，清风送爽，秋色宜人。我们满怀喜悦之情，迎来了以文化艺术部副部长许白山同志为团长的朝鲜电影代表团。他们这次前来参加我国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而举办的朝鲜电影周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朝鲜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深厚情谊。佳节迎战友，使人感到格外的高兴。让我们向朝鲜电影代表团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九月八日，朝鲜电影周在北京隆重开幕了。这次放映的《沸流江的新传说》、《月尾岛》、《妙香山上重逢》、《不能授勋的英雄》等四部故事片和纪录片《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是朝鲜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真实写照，充满了强烈的时代精神。那一幕幕动人的战斗景象，一幅幅现实生活的多彩画面，不但使我们从中深刻地感受到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同时让我们看到了英雄的朝鲜人民，用昨天的英勇斗争，今天的辛勤劳动，创造了三千里江山的光辉历史，谱写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篇章。
故事影片《沸流江的新传说》，曾经使我多次流下激动的泪水。感谢朝鲜电影艺术家们，他们以深沉的感情，表现了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怀和热爱，歌颂了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罗盛教烈士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抢救落水儿童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功勋演员金胜梧同志成功地塑造了罗盛教烈士的艺术形象。他的表演真实，细腻，生动感人，使人忘记了是一位朝鲜演员所扮演。罗盛教烈士的形象，给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崇高品德，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纪录影片《鲜血凝成的朝中友谊》，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将激励我们两国人民，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为了建设自己强大的祖国，为了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兄弟情谊而永远并肩战斗，胜利前进。
当我看到银幕上英勇战斗的情景，看到朝鲜父老兄妹们坚毅、亲切的面容时，我的心就久久地沉浸在往日的记忆之中，仿佛又回到当年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场。在那战斗的年代里，我曾经在抗美前线度过了一些不平常的时日。兄弟之邦的山川，英雄的朝鲜人民，使我永志不忘。而当我看到银幕上再现出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新时代的生活时，又使我想起一九七九年间和赵丹等同志一起访问朝鲜的日日夜夜，想到所到之处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在不同年代里的两次踏上朝鲜的国土，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今天，我们迎来了朝鲜电影代表团的同志，观看了他们精采的电影艺术作品，我于是想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想到了中朝两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想到了我们两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朝鲜的电影工作者，有着光荣的传统。从他们的电影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因此，这次朝鲜电影周的举办和朝鲜电影代表团的到来，是我们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殷切地期望两国电影工作者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为两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各自做出更为积极的努力。我们也为朝鲜电影艺术的不断繁荣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朝鲜电影周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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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文艺报》等报刊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
近两三年来，我国一些报刊上陆续开展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文艺报》于去年第11期转载了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并发表了理迪的对该文的质疑。近一年来，又就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陆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其他报刊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研究、介绍文章。在讨论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分歧意见。
许多同志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吸取外国文学中一切优秀的成果，这是正常的和必要的。近几年来，随着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日益广阔和深入，一些作家在创作中尝试着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吸取一些艺术手法，用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这种艺术形式与技法上的探索，只要是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土壤，着眼于发展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应当受到鼓励的。但是，在探讨这种创作现象、评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时，也出现了一种值得人们注意的现象：一、在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和专著中（四百多篇文章，十余种专著），有些文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和评价是较为恰当的，但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却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作了无原则的推崇；二、在创作上，也有某些作品是用西方现代派作家的社会观、哲学观来观察、反映和评价我们的生活。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涉及我国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有待商榷的主张。有些同志要求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成我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他们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文学，说成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是陈旧落后的东西，而西方现代派文学则是“电子和原子时代”的先进的产物，“标志了人的思维形式的某种进步”，甚至疾呼“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
《文艺报》等报刊，大体是围绕着以下三个问题来展开讨论的。现综述如下：
一、是有鉴别、有批判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还是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
推崇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变革，几亿人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决定了中国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派艺术的兴起，“有它的必然性，它既是现代派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艺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戴厚英：《人啊，人！》后记）。有的同志在文章中说：“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是一次‘历史的必然’”，“社会要现代化，文学何妨出现‘现代派’？”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说：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到时候将出现“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就“将给我们带来……现代派文艺”，就“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有的同志则说：“中国现代诗歌的出现，使人们对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原则产生了动摇”，“归根结底，现代倾向要发展成为我国诗歌的主流”。
针对这些意见，一些同志认为，现代派文艺的产生，并非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西方社会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垄断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不具备我国文艺必须走西方现代派文艺道路的历史条件。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确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这只表明了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有发展、丰富自己表现手段的需要，它必须充分地批判借鉴、吸收一切（包括西方现代派文学）有利于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化、满足群众的要求的东西，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李准在《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一文中说：“每一种文艺流派、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特定的社会根源（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其沿革，人们的社会实践状况）和思想根源作为直接原因，而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则是间接的。比如，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为一个遍及全欧洲的文艺思潮的出现，是法国大革命、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直接产物；十九世纪中、后期，批判现实主义文艺在欧洲的辉煌发展，是封建社会加速瓦解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进一步暴露所直接决定的，……而要从物质生产力发展上去找它们的直接原因，则很困难。”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三题》中说：现代派文学的起因是复杂的，它可以说是西方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强大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对现代派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具体的历史社会变化，包括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生活、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变革；主观上则是现代派作家的阶级地位、世界观和艺术观。这两种主客观力量撞击的结果才迸发出现代派文学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火花。而这些条件显然不是“现代化”一词所能概括的。理迪说：现代派文艺或现代主义文艺是一个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具体概念，是专指本世纪以来在西方文艺中出现的被称作各种“主义”的资产阶级艺术思潮和流派，它的内容和性质是十分确定的，它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和世界观。正象不可以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达达主义”一样，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也是说不通的，这实际上不过是提倡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罢了。
二、是继承、发扬我国五四以来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优秀传统，还是否定、抛弃这个传统？
主张否定、抛弃我国革命文学传统的一些同志认为，权威和传统已经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孙绍振说：“一切传统，包括艺术传统都有它的保守性，艺术创新要进行到底，便不能不以异端的姿态向传统发出挑战”（《给艺术的革新者更自由的空气》）。谢冕说：“中国由于民族之古老与传统之丰富，较之世界其它民族，我们有无可比拟的因袭的重负”（《失去了平静以后》）。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一文中说：“伴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的对象之一，就是“三十年来的诗歌艺术基本上重复地走在西方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老路上，从五十年代的牧歌式欢唱到六十年代与理性宣言相似的狂热抒情，以至于到文革十年中宗教式的祷词——诗歌货真价实地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几乎使所有诗人都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产歌吟者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诗歌的现代倾向，则“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表现了反现实、反理性的倾向”，“有一种彻底抛弃几千年的因袭，全面走向现代社会的现代感。”
反对这些意见的一些同志认为，传统是文化的历史积淀。因此，对变革时期文化发展与传统的关系，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传统。王先霈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读后》一文中说：中国小说有自己深厚的传统，有过多样的体式，远不止章回体、笔记体两种；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作品，也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形式和有特色的艺术技巧。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遗产中关于艺术技巧的论述也是很丰富的，这些都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学趣味，蕴含着古代艺术家的可贵经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不注意下苦功学习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忽视对小说民族风格的追求，已经妨碍了一部分作者才能的发挥和艺术上的成长。缪俊杰在《关于文学创新问题的思考》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重视文艺的民族化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要不要‘民族化’，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民族风格，这不单纯是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能否真正地开创新局面，能否真正适应新时代的群众需要，能否真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把继承民族传统，搞民族化摆到艺术创新问题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艺都要有自己民族的特色。”杨匡汉在《评一种现代诗论》中说：艺术传统充满活力，它有如一条长河，新泉不断涌入，不应也不会割断。列宁说，我们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但《崛起的诗群》一文却对我国诗歌传统采取了几近打倒一切的态度。作者将古典诗歌不加区分地一律视为“以封建政治、道德和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怪胎进行嘲笑，把民歌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封建田园牧歌”予以训斥；把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开创的一代诗风，也不加分析地统统看作“小生产歌吟者的汪洋大海”，进而又把源远流长的我国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称作“变色龙一样的创作标签”，并要求“给以合理的排斥”。因此，如果说它关于“社会否定”的观点反映了一部分人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精神支柱上的动摇，将导致创作思想上背离社会主义文学特征的危险；那么，这文学上三个“否定”的论调，势必造成切断艺术之水的渊源，放弃现实主义的精神，脱离时代与人民的危害。
三、是遵循和不断探求艺术规律，还是否定艺术规律？
有些同志认为，任何艺术创新都不能不和现成的传统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发生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它的破坏，传统的、流行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正是改造的对象。高行健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认为，巴尔扎克式的小说已经成为了古典，现代作家不着重刻画个性，也不会象雨果描绘巴黎圣母院那样去细致描绘环境；在现代小说中，情节不得不让位于种种新的结构方式。该书列举小说创作的传统手法是情节提炼、环境描写、性格塑造、典型……等等，列举现代小说技巧则是意识流、怪诞与非逻辑、艺术的抽象……等等。徐敬亚认为，“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要不要，或者可不可能，逐步地脱离‘具象艺术’走向‘抽象艺术’？……这不仅是对世界艺术的估价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道路，关系到如何认识当前作品中已经出现的现象。”孙绍振则说：“与艺术传统发生矛盾，实际上就是与艺术的习惯发生矛盾。”“艺术革新，首先就是同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
反对这些观点的一些同志则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意象主义的、诗歌式”的表现方法，缺少生活的具体性，因此它的一些作品中人物性格是苍白的，即使有某种性格出现，也往往被抽象化为一种普遍的性格类型。缺少性格，尤其是缺少个性鲜明、个性与共性高度统一的典型性格，已经成为现代派文学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缺陷。不把这个缺陷当作失败的教训来吸取，却反而当作成功的经验来提倡，应当说是很不妥当的。艺术的典型化规律是艺术的普遍规律，而性格的典型化则是艺术典型化规律的核心内容。这是由艺术反映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提倡小说仅仅表现感觉、情绪、心理、意念、思想、场景，而不提对这种表现的典型化要求，将表现感觉、情绪、心理、幻想与表现性格，与艺术的典型化要求对立起来，实际上是否定艺术典型化要求，否定艺术的根本规律，这自然只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关林在《文学的提高和现代主义的呼声》一文中说：现代派作家所宣称的反传统，不仅否定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否定传统的哲学观念。在思想上，现代派文艺和现代派哲学是分不开的，否定从启蒙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反理性，强调直觉、潜意识。在艺术上，它首先是否定现实主义，反对面向客观生活，主张面向自我，面向个人的内心世界。现代派文艺创造了一些独特的表现手法，这是不能一笔抹杀的。但它们的反传统，也包括相当程度的对艺术规律的否定。譬如摒弃叙事艺术的情节、人物、环境描写，摒弃塑造典型形象，以至走向“反文学”、“反小说”。很明显，现代派文艺的世界观、艺术观，同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吴元迈在《生活之路和现实主义之路》一文中说：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人的个性在不断丰富，现实主义文艺对人物的性格描绘也应不断变化和发展，它的某些形式、体裁、风格、手法会老化，会被某些新的形式、新的体裁、新的风格和新的手法所补充或代替；现实主义的这种新陈代谢、除旧布新的辩证发展过程，会象生活本身一样永远继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永远是年青的，是不会变老的。问题是，应该循着生活的方向，不断地探索，不断地革新，而不能墨守成规。它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决不拒绝过去和现在一切进步艺术中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也决不拒绝现代主义中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但现代主义中那些破坏和违背艺术规律的东西，却是不能吸取的。王先霈说：小说要繁荣、要发展，就一定要保持和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就一定要继承和发展它在久远的历史中形成的艺术传统，抛掉了这特殊性和传统，那就会引来小说的厄运。离开艺术规律，离开某一艺术种类、文学体裁构成形象的特殊手段，仰仗所谓“现代技巧”，不但不能“拯救”小说，反而会使小说失去大批忠实的读者。
当前《文艺报》等报刊正在继续进行讨论。坚持“双百”方针，把这场讨论积极地、深入地、正常地进行下去，将会有助于我国文学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前进。
（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