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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于实事求是
——在《邓小平文选》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 项南
贯穿《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文选》集中了1975年至1982年这一时期党的集体智慧，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各种条条框框的巨大威力，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指导和推动全党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中特别突出的决策作用，而这些决策又无一不建立在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基础之上。
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教条主义泛滥、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尤其不容易。邓小平同志以他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冲破了种种禁区，重新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文选》，首先就应当学习这种精神。
在“四人帮”横行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目睹各条战线的混乱状况，不顾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种种戒律，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实事求是地提出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工作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虽然这个决策受到了干扰，但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打倒“四人帮”以后，为了使国家从疲惫不堪的境况下重新崛起，邓小平同志首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最先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如果“两个凡是”的观点能够成立，那就要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坚持下去。我们必须破除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同志引导和支持下，1978年5月开始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我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在坚定地肃清“四人帮”“左”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时候，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醒我们要对社会上极少数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摆脱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进行批判。
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同志认为，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他排除了不加分析的全盘肯定的教条主义干扰，又严厉驳斥了完全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强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他还指出，中央犯错误，不能只由一个人负责，而别人都正确。邓小平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一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这样一个十分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作出了圆满的处理，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少见的范例。
面对着过去左倾错误的影响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经济方面所犯的新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提出，必须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和方法，很快克服了当时十分严重的思想混乱，实现了全国的安定团结，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敢于实事求是，不随风倒，却在党内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人，是无所畏惧的，也是打不倒的。邓小平同志所以敢于实事求是，是来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深刻了解，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
党的三中全会以前一段时间，民主集中制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党内曾经出现过一言堂、一阵风、一刀切、一边倒的坏风气，整错了相当一部分人，使一些人直到现在还不大敢讲话，尤其不敢讲真话。说话做事，总要看一看有什么“来头”。要看一看上头在刮什么风。有些人长期来把领袖人物的片言只语看成绝对真理，看作判定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这是十分荒谬的。有些同志只要前人没有说过的，文件没有写上的，领导人没有作过指示的，一概不敢多说一句，不敢前进一步，更不敢独立负责。这种精神状态不改变，怎么培养人才，怎么开创新局面，怎么实现四化？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就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我们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要事事都等上面作决定，发指示。或者照抄照转，搞一刀切。这样做，好象挺“保险”，不容易犯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它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更谈不上有什么灵活性和创造性了。
我们必须学会在中央的总方针下，确定自己的具体方针。福建和其它省市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只能从福建的实际出发，确定福建的经济发展战略。比如福建有很长的海岸线，港湾多，交通就要以发展海运为主；福建缺少石油和烟煤，但水力资源非常丰富，能源就要以发展水电为主；福建工业基础薄弱，又缺乏建设重工业的资金，就应当把主要力量放在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上面，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讲究利润，发展社会化、商品化生产。
有些人一讲到福建，就说福建人多地少，好象“地少”是导致福建落后的根本原因。福建面积比江苏大五分之一，人口不及江苏的一半。如果上面的论点能成立，福建应该比江苏富裕得多才对。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人口密度很大，每个国民平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很少。日本每人不到5亩，比利时、荷兰只有4亩半，都比福建少，而他们的经济都比福建发达得多。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复杂的事物是不能用同一模式去解决的。既然福建的陆地面积有1 ．8亿亩，人均7亩土地，为什么只在7分耕地上做文章？既然福建耕地少，海域宽，为什么不在海上找出路？福建的山和海，潜力大得很。福建要翻身，就要念好“山海经”。福建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出自己的致富之道。
福建要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彻底摆脱长期封闭停滞的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一方面立足国内，充分发挥福建山、海、人的优势，把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成为现实的强大生产力。另方面又要面向世界，充分利用福建海运方便、面对港台、华侨多的优势，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处于滞胀的局面，大胆地、不失时机地引进国外资金、国外技术、国外管理和人才。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我们必须这样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一个省要实事求是，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也要实事求是。不论哪个地方，都不应当按一个模式、一个要求部署工作。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非犯错误不可。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我们必须敢于解放思想，敢于独立负责，敢于进行改革，善于总结经验，一句话，敢于实事求是。
学好《邓小平文选》的意义是深远的，多方面的。我们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文选》的思想上来，并且要着重学习邓小平同志坚持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实事求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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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首届年会
7月下旬，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首届年会。
一、商业流通体制改革要继续抓紧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流通体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实行“三多一少”，放宽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工业品采取多种购销形式，改变城乡分工，实行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减少流通环节，调整社会商业结构，等等，都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也应该看到，现在的商业流通体制仍然不能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大发展的新形势的要求。已经进行的改革，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好。国营商业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发挥得不够，经营方式不活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不少地方仍然按照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环节多，周转慢。农村有一部分地区存在“卖难”和“买难”的问题，城市生产的工业消费品则有一部分积压和滞销。特别是近年商业经济效益明显下降，1982年，商业部系统经济效益总的不如1981年。同1981年比较，商业利润下降36％，商品流通费用增加14．8％，平均流动资金占用增加10％。商业经济效益差有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是现行的商业流通体制不合理。国家和企业之间、商业企业内部责权利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分配上“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没有解决好，许多企业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缺少活力。由于已经进行的改革不配套，由于有些地方推行商业经营责任制缺乏经验以及许多工作没有跟上，有些国营商业企业官商作风有所滋长，服务质量下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广大群众和商业部门内部职工都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状况。这些情况说明，商业流通体制一定要继续改革下去。只有改革，才能促进生产，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改革是势在必行，改革是人心所向。
二、关于批发商业体制的改革
与会代表认为，批发商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业的规模和结构有很大变化，经营的商品也越来越复杂。零售商店经营着成千上万种商品，不可能都直接到各个生产企业进货，成千上万个工厂也难以直接到星罗棋布的零售商店去推销自己的产品。调节商品生产和消费之间时间和空间上的矛盾，主要要靠批发商业。专门商业的存在比起生产部门自己从事全部商业活动，可以使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可以使资金占用减少。如何使批发商业占用的资金少，流通的速度快，流转商品的数量大，从而促进生产，扩大流通，取得更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是改革批发商业体制所要解决的课题。
我国批发商业体制经历了多次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批发商业体制的主要问题是统得过死。一是在生产上包得过多，生产什么，批发就得收购什么。二是批发商业同商业行政部门职责权限不分，批发商业是各级商业行政部门的附属体，重大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指标的确定，完全以行政部门的指令为依据，企业没有自主权。三是批发企业对零售商店和基层供销社严格控制购销，固定购销关系。批发商业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封闭式”的批发体制，代之以“开放式”的批发体制。以中心城市为主，按大中小经济区来设置各种类型的批发商业网络，实行专业划细。具体改革有7个方面的要求。（1）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购销形式，实行灵活的多种购销形式。除了坚持现有的统购包销、计划收购、订购、议购、选购和代营代销外，还可以实行工商联营、批发联营和批零联营等购销形式。（2）批发与批发、批发与零售或基层供销社之间的关系，从“分配式”的上下级关系改为企业之间经济上的平等关系。除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可继续实行自上而下的平衡分配外，其余商品的品种、花色、规格、数量都可以自由选点进货，自由选购。（3）批发商业企业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人财物、收供销上有自主权。（4）在坚持国营批发商业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其他多种经济形式从事合理的批发业务。（5）打破地区封锁，城乡分割，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6）按照合理的商品流向和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7）在保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价格管理权限。
三、关于农村商业体制的改革
代表们认为，农村商业体制改革，主要是要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系，实行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对供销社的改革，认为供销社是农民自己组织的商业企业，1958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供销社本身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重点户、专业户蓬勃发展，农业商品率大大提高，农产品流通规模扩大。农民出售的农副土特产品不仅增多了，而且改变了单纯出售初级产品的情况，出售加工后的半成品的比重逐步增加。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需求迅速增加，消费结构有很大变化。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使得供销社体制不合理而积累的矛盾更加突出，原有的供销合作社体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许多代表认为，供销社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恢复和增强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建立县联社，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开展农商联营，把供销社办成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具体改革有五点。
（1）改过去的行政隶属关系为经济关系，把供销社办成群众性的经济组织。正确处理上级社和下级社的关系、供销社和农民的关系，做到县联社为基层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
（2）改变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坚持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3）改变以社队为依托的流通体制，实行以中心集镇为依托的流通体制。（4）改变单一的、死板的经营方式，采取多样的、灵活的经营方式。（5）改变干部委派和职工“铁饭碗”的制度，实行民主选举负责人和职工的合同工制度。
许多代表认为，目前把县供销社改为县联社，是供销社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问题在于要弄清县联社与县供销社的区别，真正把县联社办成经济实体，发挥县联社的作用。不然，就会成为改名字、换牌子，实际还是老路子。
关于供销社的性质，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意见认为是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的联合，一种意见认为是全民所有制。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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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怎样估计当前可能动员的建设资金
赵海宽
正确估计我国是否还有更多资金动员的可能，对于合理安排重点建设规模，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要正确估计这种可能，首先必须全面考察财政资金收支状况和信贷资金收支状况。
一、如果单从近几年财政收支的状况来看，容易把我国现在存在的资金困难夸大，低估进一步动员资金的可能。
近几年我国财政收支连续出现赤字，这几年的财政收支赤字，还是在举借了一些内外债务的情况下发生的。举借这些内外债款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财政的真正收入。如果剔除这部分收入，财政赤字还要大。不仅如此，同以往财政收支正常年份相比，这几年财政还向银行多抽调了一些资金，并少安排了一些支出。
应该承认，近几年我国财政收支的确十分紧张。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适当解决财力过分分散的问题，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是完全必要的。但也要看到，财政资金只是我国建设资金的一个部分，财政收支状况只是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方面表现，银行信贷收支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表现。这几年财政收入减少是同银行资金来源增加较多、国民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同时发生的。我们绝不能单从财政收支一方面算帐，而对国家整个资金收支状况作出论断。否则就可能把困难估计过高，看不到资金的潜力。
二、单从银行过去几年的收支情况来看，又容易把可能动员的资金潜力估计过大。
这几年银行存款增加较快，1979年至1982年四年间共增加1，151．68亿元，接近以往三十年的增加额。其中企业存款平均每年增加87．35亿元，四年共增加349．4亿元，较以往三十年的增加额368．4亿元只少19亿元。城乡储蓄存款1979年增加70．4亿元，1980年增加118．5亿元，1981年增加124．2亿元，1982年增加151．7亿元，四年共增加464．8亿元，比以往三十年的增加额210．6亿元多1．2倍。
由于银行信贷资金来源增加较多，在银行资金运用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79年开始，银行除基本满足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外，还发放了中短期设备贷款，到1982年底此项贷款余额已达151．98亿元。银行还拿出大量资金购进外汇，人民银行的外汇资金占款到1982年底高达142．8亿元。
为了弥补巨额赤字，这几年财政除动用历年结余存款外，还向银行进行了大额借款和透支。
这几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虽银行增加了许多支出，致连续大额发行货币，但市场情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一年好于一年，1982年出现了20多年来最好的市场商品供应状况。
如果单从银行的这些情况来看，就可能认为银行的确很富，资金潜力很大。甚至可能形成银行资金多使用一点没问题的盲目乐观情绪。
三、只有把财政资金同信贷资金综合起来分析，才能对我国的资金潜力和经济形势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
应该看到，近几年财政收支比较困难，同银行资金增加较多，出于同一个原因。
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近几年逐年有所增加，计1979年增加8．5％，1980年增加7．2％，1981年增加4．5％，1982年增加8．7％。其中轻工业发展更快，四年共增加53％。社会商品零售额1979年增加15．5％，1980年增加18．9％，1981年增加9．8％，1982年增加9．4％。显然，财政收入减少的原因不在生产和商品流转方面，而是由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有了变化。
这几年，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度，企业利润留成增加。几次提高职工工资，国家工资支出由1978年的568．8亿元增加为1982年的882亿元。同时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农副产品价格提高。这些都相应地减少了财政收入。
由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发生了重大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52年到1978年的平均34．3％，降低到1979年的32．9％，1980年的29．6％，1981年的27．4％，1982年的26．5％（不包括国外借款收入为25．5％）。1982年比前二十七年的平均比例降低7．8％，按1982年的国民收入4，247亿元计算，财政当年约少收入331亿元。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压缩得不够，收支就自然出现紧张现象。
这几年银行资金增加较多，除了由于工农业生产增加，国民经济的商品性加强，商品流转和货币、信用活动范围扩大外，也主要由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发生了变化。银行储蓄存款猛增，主要因农业丰收，农副产品提价，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和职工工资增加。企业存款增加主要因是企业利润留成增加。由于初次分配发生较大变化，一部分原来财政渠道的收入，转化成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收入，企业和居民把增加的收入用掉一部分，其余存入银行，又转化为银行的资金来源。这样银行的资金来源就大大增加了。在1953年到1978年的二十六年里，银行每年增加的存款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3％，到1979年提高为6．1％，1980年提高为8．7％，1981年进一步提高为9．2％，1982年为6．6％。1982年的银行存款增加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比以往二十六年提高3．3％，以1982年的国民收入计算，一年约多增加存款140亿元。
从财政收入和信贷资金来源增加额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变化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减少和银行资金来源增加较多，是互相依存着的两个经济现象，财政收入减少导致银行资金来源增加，银行资金来源增加较多是由于财政收入减少。单从财政收入变化分析，或单从银行信贷收入状况分析都有某些片面性，是不能得出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结论的。其实，我国每年财政收入额和银行存款增加额的合计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这几年同过去相比变化不大，即1952年到1978年为37．7％，1979年为39％，1980年为38．3％，1981年为36．3％。
那么，从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总体来看，我国当前的资金状况究竟怎样，还有无潜力，资金潜力大小的标志是什么？这就要分析货币发行和市场货币流通状况。前面已经说过，财政资金同信贷资金是密切联系、互相渗透的两种资金。在信贷收支发生困难、财政收支有结余时，国家可以把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作为信贷基金增拨银行。就是不采取增拨的办法，财政出现结余增加的存款也有利于信贷收支的平衡。在财政收支发生困难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其收支差额都要直接、间接挤到信贷收支方面来。也就是说，财政收支的结余和赤字最终都要反映到银行信贷收支上。信贷收支差额，也即货币投放回笼数额，实际上是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共同差额。因此，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加起来的国家资金收支情况，集中表现在货币投放和回笼方面，货币投放正常或基本正常，可以适当多筹集一些建设资金，反过来如货币投放过多，货币流通不正常，就不能再追加建设资金，否则市场会出现问题。
当前市场货币流通状况到底怎样？我国市场货币流通量1979年增加26．2％，1980年增加29．3％，1981年增加14．5％，1982年增加10．8％，显然增加过猛。但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市场商品供应，积极开展人民储蓄，严格控制货币投放，近几年的市场货币流通不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而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当前我国的建设资金虽已紧张，但还是有一定的潜力，还可以再挖掘一些资金进行重点建设。
四、积极挖掘资金潜力，支援重点经济项目的建设。
为了充分挖掘这些资金潜力，既要运用各种财政办法，又要充分发挥银行作用。前面说过，财政收入这几年分散较多，采取适当措施集中一点，消除赤字，并争取多安排一点重点建设资金是十分必要的，但财政办法通常是行政性的，运用过度容易损伤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够集中的资金又很有限。只有在运用财政办法的同时，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由银行采取吸收存款、发行银行债券、扩大保险业务等经济办法，在保护企业、个人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的条件下，把这些资金的使用权集中起来，才能既保持企业、个人的积极性，又较多地为国家集中建设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