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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不能听任非科技人员大量涌进科研机构
不久前在南宁召开的全国部分科研机构改革整顿座谈会上，有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议题：近几年，随着科研事业的发展，科研机构的增加和扩大，许多地方和部门出现了大量非科技人员涌进科研机构的严重问题。据黑龙江省统计，从1960年至今，全省科研机构中，科技人员仅增加13％，而非科技人员却增加了近4倍。广西壮族自治区291个科研机构，职工总人数14，595人，其中科技人员仅有4，967人，约占三分之一。
国家对科研机构的各类人员的比例，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很难划一个具体的框框。因为，各个不同性质的科研院、所，对行政人员特别是普通工人的需要量是不同的。但是，同样性质的科研机构，对非科技人员的调进是否加以控制，结果大不一样。例如，广西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总共67人，其中科技人员62人，行政人员5人（4名干部、1名工人），科技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是12∶1；而广西另一个性质相同的研究所，总共136人，行政人员就有58人，科技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是3∶2。这两个所相比，后一个所比前一个所的行政人员多了好几倍！
科研机构（不包括科研院、所的下属单位实验厂、场）应以科技人员为主体，只能配备必需的行政管理干部和工人。否则，就名不副实，变成了行政机关。
据记者了解，许多科研机构，由于非科技人员大量涌进，出现了不少严重问题，占去了大批干部指标，削弱了科研力量。有的省反映，有40％的科研所形不成科研能力，大量涌进了非科技人员就是原因之一。非科技人员过多，还会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调度不灵，办事效率低。一些单位由于行政人员过多，分工太细，反而造成许多后勤工作没人做。更严重的是，有些非科技人员整天没有多少事干，又不了解科研工作的特点和要求，专门挑剔科技人员的毛病，给科研工作制造障碍、增添麻烦，而一到分房、发书报费时又纷纷伸手，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为什么有大量非科技人员涌进科研机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四条：一是盲目摆摊子，例如有一个省，现有143个工业科研所，就有28个所只有一二个工程师，但行政摊子早已配得很全，铺得很大；二是有人认为如今科研机构吃香了，在科研机构工作生活又安定、舒适，便千方百计走后门把子女、亲属调进来；三是把科研所当作就业所，只要有了人员指标，主管部、局就把本部门的待业人员往里塞；四是科研机构无人权，有些安置部门不顾工作需要与否，把大批不懂技术甚至没有多少文化的转业、复员军人，硬安置到科研机构中。
许多科研机构的业务负责人和课题组长说：“现在，需要的人太少，不需要的人太多；需要的人调不进，不需要的人大量进。人才结构比例失调，给科研带来了很大困难。”大家建议：1、立即控制非科技人员进科研机构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在分配干部时，要充分考虑科研机构专业技术性强的特点，不要任意安排非科技人员。2、对现有的多余的非科技人员，要抓紧进行调整，各级劳动人事部门要积极支持。3、对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安排进来的非科技人员，要严肃处理；对今后不按工作需要任意安排非科技人员的单位和个人，要追究责任。
本报记者 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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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余
把“吃科技的”请走
科技这碗饭不好吃。进这个门的，多少要有点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然而这几年大量非科技人员涌进科研机构。要他们干专业吧，当然干不了；让他们为科研服务吧，又“龙多不治水”。说他们是来“吃科技的”，大概不冤枉。
这些“吃客”中，有些是颇有点“神通”的。他们往往哪里有甜头往哪里钻。当兵吃香时，他穿军装；“上管改”时髦了，他进工宣队；现在科教文卫受重视，他又挤到研究所、大学、医院、剧团里来，使这些单位的行政后勤部门恶性膨胀，弄得尾大不掉，行政后勤工作也越搞越糟。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人中还有不甘寂寞的，无事生非，干扰业务工作，干扰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一般说来，无论哪个科教文卫单位，非专业人员比例过大，那里的工作一定搞不好。
要治这种浮肿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那些“吃科技的”、“吃教育的”、“吃医院的”、“吃剧团的”都请走，另找干活的地方去，而不管他们是谁的儿子、女儿，谁的七大姑、八大姨。
·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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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可敬的人
藏胞怀念的“强巴”
——记助理研究员卢耀曾
本报记者 彭占魁
一个光辉的名字——卢耀曾，在西藏高原上传诵着。
卢耀曾是西藏农牧科学院农科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响应党的号召，从南京华东农科所来到西藏搞土壤研究。二十六年中，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科研事业上，收集了4，000多个典型土样，成为我国第一个对西藏土壤进行分类的科技工作者。
“我要在西藏干一辈子”
为了摸索高原旱地改良经验，卢耀曾在海拔4，000多米的萨迦县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试验；为了在西藏高寒的黑河牧区试种青稞和蔬菜，他来到这个艰苦的地方蹲点，一去就是六七个月；在山南乃东县蹲点搞土壤普查时，由于生活条件差，他得了肝炎，但一直坚持工作……
搞土壤研究，要经常同当地藏族群众接触，卢耀曾刻苦地学习藏语，努力适应藏族的生活习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卢耀曾闯过了“生活关”和“语言关”，下乡工作时可以不带翻译了。
为发展西藏科研事业，卢耀曾把个人的婚事不放在心上。1962年，他已经35岁了，母亲和妹妹想方设法在内地给他找对象，他都婉言拒绝了。农科所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农场工作的藏族姑娘达嘎。这位姑娘很喜欢卢耀曾勤劳、朴实、好学上进的品质。她问卢耀曾：“你生在北京，长在上海、南京，为啥要在西藏找对象呢？”卢耀曾诚恳地说：“我是来建设西藏的，这里工作很需要，我决定在西藏干一辈子。”卢耀曾和达嘎结成了夫妻。
长期在西藏干下去的决心加深了卢耀曾对西藏的感情。他每次给南京的妹妹去信，总要捎些在西藏各地采集的花、草、植物标本；他经常与藏族群众在一起，乡亲们亲切地给他起了个藏族名字——“强巴”。为了把知识传授给藏族青年，不善言谈的卢耀曾承担起举办短训班的任务，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
“长年住招待所的人”
卢耀曾懂得，在条件比较艰苦的西藏搞科研，不付出巨大的劳动、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能取得成果的。他象上满弦的钟，不停地工作着。为了收集各种土壤标本，他跑遍了拉萨、山南、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地，是农科所下乡最多的科技人员之一，被人们称为“长年住招待所的人”。卢耀曾常说：“我是搞土壤的，不下乡，我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他在西藏工作二十多年，少说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乡下度过的。
在机关，卢耀曾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到化验室里去工作，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个盛糌粑的铁盒子，饿了就抓几把吃。人们说：“化验室成了老卢的‘家’，家成了他的招待所。”大家向他的妻子达嘎打听他在不在家时，总是问：“住招待所的人在吗？”
“为了工作，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在西藏的二十六年中，卢耀曾一直忘我地工作。
刚粉碎“四人帮”时，卢耀曾没有助手，没有办公桌，天天蹲在地上，一边称土，一边记录，搞土样化验。他本来患腰脊劳损，蹲的时间长了，痛苦难熬。但是，他在给妹妹写信时却说：“我荒废了十多年时间。现在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能搞自己心爱的工作，再苦也是甜的呀！”
卢耀曾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爱人达嘎看到这种情况，愿意与他一起调回内地。在上海的母亲更是盼子回沪。卢耀曾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按说，我应该调回内地照顾妈妈。可是，我是研究高原土壤的，一旦离开了西藏，我的科研工作就等于零。为了工作，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几次放弃了调回南京的机会。
卢耀曾和别的同志合作，选育出“拉萨一号”优良蚕豆品种，创造了亩产1，250斤的高产纪录，荣获西藏科技成果四等奖。他最早提出在西藏种植绿肥，进行“绿肥种植试验”，写出了试验报告。他在藏北黑河地区试种成了多种蔬菜，为解决牧民的吃菜问题闯出了路子。他还先后写出了《土壤耕作试验——深耕施肥》《土壤培肥——绿肥的种植和利用》以及关于西藏农业区划的意见等，对发展西藏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
1981年4月底，他随森林调查队去林芝县考察。这时，他已年过半百，又患有多种疾病。他爱人劝他不要去。他说：“不去不行，我还没收集多少森林土壤标本，要补上这一课。”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卢耀曾在林芝跑了八条山沟，挖了25个剖面点，收集了100多份土样标本。6月19日下午，卢耀曾在更张林场考察后回住地时，路过一座独木桥，不幸坠入河中。在湍急的河水中卢耀曾不顾个人安危，紧紧抓住装有考察资料记载本、海拔仪、指南针的工作包不放。为了保护科技资料和仪器，他被激流卷进漩涡，光荣牺牲，终年只有五十三岁。
为了表彰卢耀曾的模范事迹，今年5月，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授予“自治区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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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萧殷同志追悼会在广州举行
据新华社广州9月10日电 今天上午，广东省各界人士500多人在广州举行追悼会，追悼于8月31日在广州因病去世的著名现代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萧殷同志。萧殷1915年出生于广东省龙川县，终年68岁。1938年他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萧殷历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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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邓小平同志新近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北京景山学校是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从1960年开始，为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新路子而艰苦奋斗。在这20多年中，他们在集中识字、抓紧写字作文、编写数学教材新体系、儿童科学知识的启蒙、外语训练、思想品德教育、劳动技术教育、高年级增设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课程，以及学制年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不断地进行探索。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又把这个学校作为在中国的联系中心之一。
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新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北京景山学校的教职员工。校长贺鸿琛说：这个题词对我们今后进行教学改革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积极实践，在总结20多年来教学改革工作的基础上，取古今中外之所长，在教学改革中不断进行新的努力，为我国现代化培养知识劳动者的后备军献出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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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届全运会自行车比赛胜利结束
五队一人九次刷新三项全国纪录
本报太原专电 第五届全运会自行车比赛9月10日在太原胜利结束。最后一天上午进行了公路自行车女子70公里个人和团体赛。山西队二十二岁的胡秀芳以1小时51分33秒92获得个人第一名，第二名是北京队刘桂梅，第三名是辽宁队陈维秀。辽宁队以5小时34分42秒92的成绩夺得团体冠军，第二至六名的队是山西、北京、上海、青海和黑龙江。
这次比赛共有13枚金牌，山西队夺得5枚，北京队和辽宁队各得2枚，河南队、上海队、江苏队和黑龙江队各获1枚。在赛车场比赛中，共有5队一人9次刷新三项全国纪录。
大会还开展了评选精神文明奖的活动，北京、山西、甘肃男队，辽宁、新疆女队，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还有36名运动员和4名裁判员荣获精神文明奖。
马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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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写在第五届全运会自行车比赛之后
第五届全运会自行车比赛已经圆满结束。比赛中各地健儿力争上游，奋勇进取，创造了一批好成绩。赛车场5个有全国纪录的比赛项目中，5队、1人共9次打破3项全国纪录；在公路比赛中，有8个队超过两项原全国最好成绩。这次比赛，大多数代表队都取得可喜的进步，许多项目的成绩提高幅度之大，是近几年来所没有的。
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自行车运动的差距仍然相当大。这次比赛创造的全国纪录和最好成绩中，只有吕玉娥的女子3，000米个人追逐赛成绩比较接近世界水平，其余项目都还不行，特别是男子项目。象男子4，000米个人和团体追逐赛的成绩均比世界纪录相差25秒以上，男子1，000米计时赛成绩相差9秒，男子百公里团体成绩相差14分钟。即使在亚洲，我们的成绩也低于日本和南朝鲜。
我国自行车水平为何不高呢？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自行车运动太不普及。自行车运动在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是深受群众喜爱、仅次于足球的体育项目，开展得相当普及。自行车又是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之一，占有6至8枚金牌。我国虽然有9，000多万辆自行车，有上亿人会骑车，但是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却寥寥无几，全国不过几百人。比利时这样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小国，参加自行车运动的人数就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我国生产自行车的厂家大大小小现在有一百三十多个，可是只有一家工厂附带生产赛车，产量少，质量也不高。我国一共只有两个赛车场，而日本全国有五十多个室内和室外赛车场。此外，全国那么多体育院校中，没有一个研究自行车运动的专业，没有见过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我国被外国人称为“自行车王国”，可是自行车运动如此不受重视，开展得这样不普及，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当然，自行车运动是一项比较费钱的体育运动，不容易一下子普及。但国内可以首先生产一些价格低廉的简易赛车、运动车、旅行车等，以适应青少年参加这项运动的需要。体育部门、新闻单位和生产厂家应当互相配合，多做些工作，把我国自行车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只有普及工作抓好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自行车运动的落后状况。
从本届全运会的比赛来看，加快年轻运动员的培养也是我国自行车运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次比赛中涌现了一批象上海选手吕玉娥这样的新秀，但是总的来说，新秀的数量还不多，成长得不够快。不少项目依然老将占优势，如男子1，000米计时赛前3名选手的平均年龄32岁多，3人都已当了爸爸；在男子争先赛中，年过40的老将张立华又一次夺得冠军，这些都不能说是好现象。依靠这批老将去夺取今后亚运会、奥运会的金牌怎么可能呢？
世界上自行车运动水平高的国家，象法国、苏联、比利时等，都非常重视对青少年选手的培养。少年运动员从10岁左右就开始进行系统训练。国内的许多事实也证明，凡是在培养新手方面抓得早，抓得好的队，都已收到良好的效果。福建队、江苏队和辽宁女队前几年一度青黄不接、成绩不佳，后来选了一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今年已经开始展露头角。福建队17岁的林旭方，在全国青年比赛中一人独得4枚金牌。辽宁女队以3名不满20岁的新手为主，勇夺全运会女子50、70公里团体赛金牌。他们的成功经验，值得各队很好地借鉴。
本报记者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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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苏女子自行车队夺得全运会3，000米团体追逐赛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新华社记者 周树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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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体坛前辈话今昔
本报记者 黄振中 陈兴贵
江湾体育场——历史的见证
随着全运会的临近，将要举行大会开幕式的江湾体育场，越来越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老体育工作者在这里流连忘返。他们一边观看，一边讲述着江湾体育场的今昔。的确，它是历史的见证，象一面镜子，映照出新旧社会体育事业的盛衰。曾经参加过旧中国第七届运动会的上海体院院长张钜林，向记者回忆了当年江湾体育场破败的情景；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湾体育场变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军火库。1948年军火库爆炸，整个中心体育场南端从东到西被炸成废墟。同年，旧中国第七届运动会就在这个濒于荒废的地方举行。南侧看台的断墙残壁，只能用竹篱笆遮挡，可怜体育场只剩下三面看台。场内的一角还驻扎着国民党军队新抓来的壮丁。运动会开得混乱不堪，栏杆倒塌，观众受伤；斗殴打架，屡见不鲜，甚至出现警察拿枪对准裁判的恐怖气氛。往事不堪回首。
如今的江湾体育场，披上了时代的盛装。体育场的北端，新建了一座宏伟高大的门楼，南侧是三层楼高的电子计时计分牌。北门是拔地而起的大型火炬。场地四周红花似火，中间绿草茵茵。四面看台，整修一新，显得整齐坚固。张院长谈到这些，不胜感慨，真是今非昔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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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沂源县中学教师刘嵩善，不恋城市爱山乡，多次放弃调回原籍上海的机会，把全部心血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扎根山区二十四载，为改变农村文化落后面貌，做出显著成绩，受到了沂蒙山区人民的爱戴和各级党组织的表彰。今年4月份，他荣获山东省模范教师称号。
本报记者 陶俊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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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新中国为体育人才开拓用武之地
在上海老体育工作者中，有一些是解放初期怀着爱国热情，冒着风险，远涉重洋回国的。五届全运会即到，他们更是心潮澎湃，抒发情怀。上海体育科研所研究员吴之仁一九四七年去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体育，学成后，于一九四九年回国。几十年来，他担任过上海田径队总教练，大学体育教授、研究员。谈到新中国的体育成就，他兴奋地说，旧中国只能在梦中可望的东西，今天都变成了现实。旧中国几十年在世界体坛上没有一个冠军，没有一项世界纪录。但是，今天在世界体坛上，一面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升起；一个个金杯捧在中国运动员的怀中。算一算吧，从第四届全运会到第五届全运会，四年时间里，我们就夺得了七十一个世界冠军，打破了三十三项世界纪录。
在胜利的欢乐中，吴之仁回忆起周总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上海虹口体育场接见上海体育工作者时的情景。周总理说，现在时代不同了，从前那个旧的社会制度是不能培养人才的。周总理的话，已被无数事实所证实。中国人在世界体坛上放出光彩。正是社会主义祖国为体育健儿开拓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使每个有运动才能的人得到充分发挥。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体育工作者，对这一点体会的最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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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珍惜今日的幸福 创造优异的成绩
华东师大体育系主任黄震，在大会前夕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时的遭遇。旧中国第五届全运会在南京开，他是作为江苏选手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住的是芦席棚，吃得更差。没几天他就得了虐疾，发高烧无人过问，只好自己挣扎爬起来去找冷水喝。当时不要说破纪录，连命都难保。今天的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上海市各届群众在吃住上已给运动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主食到蔬菜，从饮料到水果，一一都做了细致的安排，而且反复检查。社会主义的温暖给每一个运动员增添了勇气和力量。我们是沙，要聚成堆；我们是水，要汇成河。我们要为全运会做事情。这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老体育工作者美好的心愿。
九十一岁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六十六年前曾发表过《中国体育史》，当年叶圣陶为这本书写过序。他在青年时曾教过体育史，几十年来一直关心着中国体育盛衰。现在，他虽然已年迈行动不便，可每天坐着轮椅到电视机前看全运会节目。每天要家里人给他念报上登载的全运会的消息。郭老希望健儿们发愤努力，刻苦训练，创造更好的成绩，为祖国争光，为振兴中华民族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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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上海7，000人看记者赛球
本报讯 10日晚，上海7，000多名观众怀着浓厚的兴趣冒雨来到沪南体育场，观看首都体育记者足球队同上海元老队的比赛，结果双方1∶1握手言和。另一场比赛，上海体育记者队0∶0战平东华元老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