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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开展文艺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思想（三）
本报评论员
在实行伟大转折的历史新时期，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有助于推动四化与改革的胜利进行，就必须在各项工作中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肃清林彪、江青一伙的流毒，清除“左”的错误影响，又要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右的思潮，这是《邓小平文选》所阐述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对当前思想文化战线，特别是文艺工作，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有着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和光荣传统的，但正象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在它的发展道路上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左”的指导方针，曾使我们背离艺术规律，多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伤害了不少文艺工作者，也影响了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左”思潮，对文艺的摧残更为惨重。因而，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当然要以肃清“左”的流毒为主攻方向。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就强调指出：“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后来在谈到思想文化战线的问题时，邓小平同志又曾不只一次地指出：“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这一估计，完全符合几年来文艺工作的斗争实际。无论是在落实政策中，还是在理论和思想上清除“左”的流毒、纠正“左”的指导方针上，都因为它的“根子深”，遇到过顽强的阻力。“左”的流毒至今未得到肃清，在个别地区甚至还没有得到认真地批判和清理。
同时，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思想情况，同样也使我们的文艺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近年来的确出现了少数思想格调低级、庸俗的作品，甚至在创作上和理论上，还表现出某种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而在一段时间里，文艺界一些同志对这种“右”的错误倾向和右的思潮的危害，却认识不足。正是在这种主客观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正确地提出，在文艺工作中，既要反“左”，也要反右，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集中地论述了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实践证明，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是经常的不可忽视的任务。
怎样才能在文艺工作中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呢？《文选》中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等著作中，都有精辟的论述，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在进行现实斗争的领导艺术上，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方针。
第一，要坚持原则，掌握批评的武器。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一定要掌握批评的武器”，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提出：对那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对那些社会效果不好，特别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污染作用的文艺作品，决不能放下批评的武器，采取容忍、放任的态度。对那些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是否开展批评，“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对个别作品的错误的政治倾向及其危害性，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说理的批评，为文艺战线上坚持原则立场的斗争，做出了榜样。
第二，要具体分析，讲究方式方法。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而且不只一次地讲到，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采取克服错误的正确方针：“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几年来在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正是由于贯彻了党的“双百”方针和艺术民主，以及邓小平同志的具体分析、讲究方式方法的正确指导思想，才真正开辟了文艺工作中“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心情舒畅、繁荣创作的新局面。
第三，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邓小平同志号召“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衙门作风必须抛弃”，“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但同时也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能否有效地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危害，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左”的思潮往往与领导思想有关。邓小平同志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而右的思潮的出现和泛滥，也与领导相关联，如邓小平同志所严肃批评的，一些右的东西所以通行无阻，是因为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处置无力”。由此可见，要克服右的思潮，关键也在于领导首先要坚强起来。邓小平同志在具体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及其根源之后，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近几年来文学艺术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开展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邓小平文选》中有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的精辟论述，适用于整个思想战线。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在文艺界有突出的表现，而且首先是针对文艺现象的，所以对党的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对文艺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起的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左”的流毒、简单化的粗暴的倾向仍然存在，有待于进一步清理和克服；右的在思想路线上同党唱反调的错误倾向也不断出现。近一个时期，在一些文艺工作者中间又滋长着“向钱看”的商品化的腐朽的思想作风。这一切都表明，我们一定要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为了做到这点，我们要深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有关这一方面精辟论述的精神实质，坚持贯彻到文艺事业的领导与实践中去。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轨道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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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生活沃土育新花
——漫谈近几年来的军事题材电影
舒凡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短短几年时间，拍出来的军事题材影片已达六七十部之多。其中受到观众广泛欢迎的，就有《吉鸿昌》、《西安事变》、《南昌起义》、《归心似箭》、《从奴隶到将军》和《风雨下钟山》等。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事题材的领域被开拓得更为宽广。首先是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片多起来了。例如：以陈毅同志为主人公的有《陈毅市长》、《山重水复》、《梅岭星火》；写贺龙同志的有《曙光》、《贺龙军长》……。在《西安事变》特别是在《风雨下钟山》里，观众看到了毛主席的丰采；在《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等影片当中，较为准确地刻画了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
不少影片对于敌人的描写，已经摒弃了脸谱化的方法，能够做到从阶级本性上暴露敌人的反动实质，同时又表现出是“这一个”具体的敌人，例如《西安事变》和《风雨下钟山》中塑造的蒋介石形象（孙飞虎饰）。至于描写我们的朋友，如《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金安歌饰）、杨虎城（辛静饰）和《风雨下钟山》中的张治中（智一桐饰），都能在广泛深入研究素材的基础上，抓住人物的特点，塑造出比较完整的艺术形象。这表明我们的电影艺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西安事变》所反映的是举世皆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影片中出现了敌我友三方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超过了我国以往所有的影片。它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再现历史。它纪实性强，但又绝非罗列事件过程。影片的编导善于通过一系列政治性活动展开矛盾，刻画人物，揭示主题，不象有些影片那样借助于并非必要的爱情描写以及纯属题外的小动作、小趣味来增添水分。《西安事变》以上、下两集的篇幅，表现了如此浩繁的内容，而又层次分明、跌宕有致、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足见创作者特别是导演的艺术功力。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截取历史的横断面，环绕着捉蒋、放蒋这一中心事件，反映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及国际上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那么，《从奴隶到将军》则是沿着罗霄的成长及性格形成的轨迹，展示了前后三十余年、连接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的时代画卷。影片接触到一系列战争：讨袁、北伐、长征、抗日和解放战争。创作者没有陷入讲解战例和军事思想的窠臼，而是按照故事片的创作规律，借助于军事、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从运动中表现人，特别是刻画罗霄这样一个从奴隶成长为将军的艺术典型。
在军事题材的广阔天地里，创作者们还不拘一格地选择自己的表现角度和表现方式。与《西安事变》、《南昌起义》等史诗式的长卷不同，《归心似箭》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名普通的连长，写他受伤离队以后的单独活动，长短四段事，接触三五人。然而，透过魏德胜的经历，可以看出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怎样艰苦卓绝地转战于日寇严酷统治下的白山黑水，他们是怎样地和广大人民血肉相联，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而对敌人作殊死的抗争。影片中的魏德胜是个铁铮铮的汉子，同时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性格鲜明的人。他的“铁”劲正是通过独特的个性表现出来的，迥异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人物。《归心似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人物的语言十分精确、完美。《归心似箭》用较重的笔触描写了齐玉贞对魏德胜的爱情，但这段描写不仅是健康的、美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应当说，没有齐玉贞的这段故事，也就没有魏德胜的完整性格。同时，齐玉贞的存在还不只是为了衬托魏的“归心”，她，以及齐大爷、董大爷，作为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的形象，都给军事题材影片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近几年的军事题材电影当中，确有关于爱情的不恰当的描写。有的把爱情当作粘合一切松散、枯燥内容的“万能胶”；有的则把革命武装斗争仅仅作为背景，主体却是三角恋爱加惊险打斗的陈腐公式。这类违背生活真实、格调低下的电影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观众和电影工作者的批评。
有些影片罗列战役战斗过程，图解战略战术思想，没有新颖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人物形象，流于概念化、雷同化。究其原因也还是对生活开掘不深，满足于俯拾素材中极为表面和现成的东西。
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如何塑造好领袖人物形象，仍然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新课题。目前有些领袖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个性不够鲜明，究其原因，除了对人物的理解之外，同时也存在生活不足的问题——艺术家们所能接触到的只有某些大事记、新闻片、公开发表的著作，最多加上战争年代的电报之类文献。这些固然都是重要的，但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则远嫌不够。我们热切地希望，革命老一辈在革命回忆录等文章中，能多提供一些领袖人物性格、风貌的生动材料。
近几年来的军事题材电影中，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为数不少。有表现中越边境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花枝俏》、《自豪吧，母亲！》等；有表现航空兵执行国防科研任务的《螺旋》、《魂系蓝天》等；有从不同角度描写边防战士的《天山行》、《白桦林中的哨所》等。上述影片各自有其成功之处，但与前面所举的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片子相比，则无论是在思想深度或是在艺术感染力方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历史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生活和斗争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应当在电影中得到深刻的生动的反映。广大观众期望电影创作人员扎扎实实地深入到部队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今天部队的新情况，新风貌，新问题；了解和熟悉当代军人的工作和生活、思想和感情，抱着推进部队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激发全体军民爱国热忱的责任心进行创作，并且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的最佳表现手段，在创作中刻意求工、刻意求新，努力提高精神产品的质量，让银幕上的军事题材之花越开越盛，越开越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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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版画创作的大丰收
——“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览”观后
力群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版画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览”，现已同时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及合肥市安徽博物馆、贵阳市贵州展览馆展出了。这是中国版画界值得庆贺的大事，是版画的又一次大丰收。
展出的作品共466件，是由全国1，762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是历届全国版画展数最多的一次，而且作品的质量也比已往较高。标志着中国新兴版画以崭新的面貌和观众见面了。
在展览会上，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即从事木刻创作而现已白发苍苍的老一代版画家，虽尚有出品，但已为数不多，而中青年的版画大军已成为展览会的主体。不少初露头角的新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入选，而且不少获得了这次颁发的“中青年优秀版画奖”。这说明我们的版画事业后继有人，队伍在不断壮大。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版画家的革命传统和创作经验，不断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实践，使我国的版画出现了新的面貌。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举行的全国性的版画展览会，几乎全部是黑白木刻，品种单一，而今天则不但有了大量的套色木刻（包括油印的和水印的），而且有了石版画、铜版画、丝网版画、纸版画、石膏版画等品种。五十多年来，我国的版画在党的领导下，一向注重作品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形成了中国版画的优点和特色。但长期以来在形式风格上则不够重视，因此显得较为单调，缺乏创造性。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空气中，有了空前未有的艺术民主，因而在版画园地也就出现了重视形式的多样性，力求创造个人新风格的新气象。本届画展中的版画不论技法、刀法、印制、品种都比过去更加讲究了。这里再没有百歌一调、千人一面的不正常现象，而呈现了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风貌。
第八届全国版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表明，生活领域扩大了，内容丰富了，出现了很多优美的风景版画。总的说来，作品的思想是健康的，感情是向上的，能够鼓舞人民，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并使人得到美的享受。
成绩较为突出的是黑龙江省北大荒地区的版画，论者谓之北大荒第三代。很多作者都是新手。其作品特色是既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又创造了新的形式，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这次得“中青年优秀版画奖”者有三人，为全国之冠。如果说北大荒第一代的版画家们表现了农场创业的雄心和艰苦、辛劳和丰收，那么现在的版画家所反映的则是农场生活的欢乐和幸福、诗情和画意；而且在刻印方面更具有东方风格。但不论前者和后者都为祖国社会主义的版画艺术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江苏省的版画家们长期精心研究水印淡彩，多表现江南水乡风景，学习中国山水画而别具一格；揉水墨、金石与木味为一体，熔国画写意与版画刀笔为一炉，创造了清新的风格和水墨的韵味；不艳而有淡雅之风，不洋而有民族特色。在这次展览中，也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次共入选33幅，得“中青年优秀版画奖”者有二幅，其中一幅《农家》是一位名杨春华的女新手所作，具有江苏金山农民画的风味，受到了人们的赞扬。展览会上向民间美术学习的作品不少，而以这一幅特别引人注意。
人民解放军的版画共入选23幅，其中傅琳同志的《初尝温饱》是获得了“中青年优秀版画奖”的，描绘的是贺龙将军接待两个穷困的老乡，给他们吃饭，画面刻画老少的饥饿之状，和贺老总看着他们所表现的内心的欢慰之情，令人感动。
我们的版画创作要更上一层楼，版画家们还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生活的不深入，就难免作品内容的空虚与乏味，就也不能感动人。北大荒的版画家们长期生活在农场的劳动生活中，所以作品就耐人寻味，即使描绘的是最平凡的事物，也感到很有诗意。
现在我们的版画作品已具有了鲜明的中国作风，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日本。但还有进一步向民族、民间美术学习的必要，使我们的作品更有民族特色。如果每一省都能象黑龙江和江苏那样具有突出的地方特色，那我们的版画就会更多样更丰富、更受广大群众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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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弦上的歌
——读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郭志刚
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载《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可以说是一首朴实的、深情的诗，也可以说是一幅充满黄土高原气息的风俗画。在这些画面上，有唱着信天游民歌、赶着牛群在黄土丘陵间蹒跚的白老汉，有和白老汉相依为命、每天晚上象听另外一个星球上的故事似的听着有关北京逸闻趣事的小孙女留小儿，有过着游方僧般“化缘”生活的吹鼓手和说书艺人，有在七十年代和陕北老乡患难相交、偶尔用几个鸡蛋“解馋”的北京知识青年……，这些画面的每一部分，都深深地反映着陕北人民与陕北地区的生活、心理与风土特点，构成了那个地方的独具色彩的生活图画。
小说塑造的白老汉这个形象，是很有生活深度的。他1937年入党，曾跟着队伍打到广州，正象他说的，“那辰儿要是不回来，这辰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想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球！要不，我的留小儿这辰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这里讲的，无论他的经历或见解，都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式的，也是朴素的、无可厚非的；只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曲折和现实生活中的教训，在他的生活和思想里注入了许多困惑和不平的成分，才发为这样的感叹。不能责怪白老汉的牢骚。十年内乱把我们国家搞得那样凋敝，就连他唱的“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这样本来是应该讴歌解放的歌，也不免带着忧伤的情调。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虽然陕北和我们祖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陕北很多土地还是那么贫瘠，陕北人民的生活也还穷苦——历史在某些点上，停滞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不是早就应该把这种历史的停滞现象，连同白老汉的愚昧状态，一起送进历史博物馆了吗？不靠说教，而靠形象本身具有的内涵，去启示读者自然认识与思考这一现象，是小说的一个成功之处。
是的，白老汉在文化上可以说是愚昧的，但在思想上却十分敏锐。他看出，国家所以弄得这样苦，“都是那号婆姨闹的！”他唯恐别人不懂，用烟袋指指天：“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在“四·五”运动前几年，就对江青一伙发出了这样的“天讨”，这说明历史在陕北人民头脑中，积累了多么深邃的洞察力。如此说来，历史到底没有荒废它的岁月，是它，在孕育着无数个白老汉这样的人物，在准备着震撼广场和世界的那一声春雷。
白老汉也十分善良可爱。他特别能够体会外乡人的难处，遇到那些串乡糊口的吹鼓手和说书艺人，他“尤其给得多”。他也有自己的伤痛，在十年内乱时期，因为舍不得给大夫送“十来斤米或者面”的礼，耽误了儿子的病。这样，虽然他在和一个寡妇互恋着，却并不结婚，因为他怕对不起儿子留下的女孩——留小儿；这样，当和他一同喂牛的北京知识青年回去医病时，他竟“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一张陕西省通用粮票，托人捎到北京，以备那位忘年之交的青年伙伴的急需。他的善良，正无处不在地反映着他的经历和认识，反映着我们民族的生活色彩和一定时期的生活教训。
在小说中，我们还能碰到不少这样丰富和诚实的性格。例如，那个只露了一下面的队长，他把这清明节才能吃到的白白的“子推”馍，端一碗给北京来的插队青年，坐在炕沿上看着他吃，只抽烟，不说话；临走时，才说一声：“唉！‘心儿’（即孩子）家不容易，离家远。”这分做三次停顿的十个字，该有多么重的感情分量呵！再如，在四害横行的那些年，老乡明知在小油灯底下的那些开会并不抵事，但当支书召集大家来“酝酿”的时候，还是服从了他，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支书也是难”。走完这个“过场”，彼此便能在“公事儿”面前交账了。在这个空洞的“过场”之中，就包含着在那特殊年代，干部和群众相互体谅、同舟共济的一种感情。
所以，陕北的土地虽然贫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心灵却非常丰赡。这样，当小说揭示的生活中的阴影以及人们的忧郁情绪铺排开来的时候，那些美丽的心灵也在闪光，也在显示和延伸它们的力量，从而使小说的艺术画面放射着复杂而奇异的色彩。由此，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西北地区这块贫瘠的土地，为什么能在长时间内哺育着中国革命、并做了它的灯塔和摇篮？除了其它历史条件之外，我想最根本的，就是由于这些心灵的支持。再推而远之，由黄河中游灌溉着的这块土地，也曾经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摇篮；如果说，儿时的性格会影响人的一生的话，那么，在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人民的性格，也会影响到它的未来的。
小说的结尾，已令人看到了八十年代的曙光。留小儿终于攒够了到北京的路费，报告了农村变化的好消息，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民，也象那伴随着他们开拓了中华民族历史的黄河一样，在经过九曲十八弯之后，又以欢腾、豪迈的气势流向前方了。
可见，生活并不总是一种色调。即便在那特殊的年代，在生活中有忧，也有乐，有苦恼的种子，也有希望的胚芽。作者以其敏锐和真诚，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五味瓶，全倒出来了，使读者不禁佩服道：这才是生活！
作者这样说过：“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真情的陕北民歌，笔下每有与这种旋律不和谐的句子出现，立刻身上就别扭，非删去不能再往下写。”可以说，他的这篇小说，就是由这种歌声诱导出来的，那些朴实、清新的语句，就象是有力的音符，谱写着他心中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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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 北京出版社编辑了一套《希望文学丛书》——北京文学界新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作的个人选集。即将出版的有：《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萧复兴）、《笨人王老大》（锦云、王毅）、《老桥》（张承志）、《“花脚王”开棺》（陈昌本）、《啊，野麻花》（陆天明）、《淹没》（韩蔼丽）、《蜜月日记》（王梓夫）、《啊，姑娘们》（晓剑）等。《希望文学丛书》展示了色彩纷呈的多种生活画面，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化，看到人们前进的足印。 （胡 容）
△ 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高等艺术院校艺术概论编著组撰写的《艺术概论》。该书通俗易懂地阐述了艺术理论上的基本问题，既适合高等艺术院校艺术理论教学的需要，也适合广大业余文艺爱好者和一般文化艺术工作干部自学的需要。 （亦 山）
△ 在纪念柳青逝世五周年的时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文斗、孔范今合著的《柳青创作论》。作者围绕柳青的三部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论述了柳青同志如何结合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使自己的创作达到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如何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根据生活发展的新特点，在艺术上刻意求新，不断探索前进。 （吴成瑞）
△ 原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的遗著《刘绶松文学论集》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主要由两部分论文组成：一部分是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一部分是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文心雕龙》所作的研究和探讨。 （之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