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
何建章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基本建设规模控制不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有所增加，消费基金的增长也难以控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国家的重点建设就上不去。经过很大努力恢复起来的正常经济秩序和比例关系有可能重新被打乱，中央重大决策和措施就不能贯彻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并采取坚决措施加以解决。
陈云同志早在1957年就说过：“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我国1982年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加3，658亿元，三十年平均每年只有122亿元。就以增长较快的1979年至1982年来说，四年共增加1，237亿元，平均每年也只有309亿元。这300多亿元中，用于新增人口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的约占70％。剩下的30％即90亿元左右才能用于积累，而且这90亿元中，还有一部分归农民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因此，每年平均能用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可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一年猛增100亿元以上的就有四次，即1958年、1970年、1978年和1982年。其结果，一是大大提高积累率，挤了消费；二是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因为基本建设投资大部分是用于发展重工业）；三是国民收入的使用额（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生产额，造成财政赤字。总之，基建规模膨胀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市场紧张，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人民生活不能改善，最后不得不被迫进行调整。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再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再次出现的可能呢？
从主观因素方面来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是由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超越实际可能盲目追求生产的高速度发展。1958年的“大跃进”，1970年的“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1978年的“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1982年的不顾中央规定的步骤和重点，有的部门、地方和企业乱上项目、重复建设，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良好的愿望，但都是脱离了实际。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调整，算总帐，速度反而慢了。如果说，前三次基本建设投资猛增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上“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那么，近几年来，在中央已经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以后，为什么还继续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除了“左”的流毒没有肃清以外，客观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因此，解决基本建设投资盲目增长问题，必须双管齐下，既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又要解决经济体制问题。
1978年以前，我国对基本建设是高度集中管理的。在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除个别年份外，国家投资占80％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94．5％。因此，在此以前的基本建设投资膨胀，主要是预算内投资猛增，可以说是“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当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基本建设规模和项目的确定，既没有广泛征求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既不讲综合平衡，也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往往是少数人说了算。而且过去基本建设投资实行无偿的财政拨款的办法，助长了各部门各地区争项目、争投资。再则，无论是项目的确定、施工的情况、项目建成后的效果，都没有严格的考核和奖惩制度。所有这些，无疑都助长了基建规模的膨胀。
1982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则是另一种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实行各种形式的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在财政制度上，主要实行中央和地方“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即“分灶吃饭”的制度。这样，地方、部门和企业都掌握越来越多的资金和物资，也有权进行基本建设。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企业来说，似乎这些建设都是必要的，经济效益也是好的。但是，导致了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小，资金过于分散，基本建设投资失去控制。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37．2％下降到1982年的25．5％。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预算外资金却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371亿元，增加到1982年的650亿元，四年间增长75．2％。1982年基本建设投资超过计划110亿元，80％以上是地方和企业投资，其中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超过52亿元，国内贷款超过37亿元。相反，近几年来国家投资的基本建设规模是缩小的，从1978年的395．9亿元，降到1981年的208亿元，1982年也只增加到277亿元。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81年的56．8％下降到1982年的49．8％。由此可见，1982年基本建设投资膨胀，主要是财力和物力过于分散，自筹和贷款基本建设投资失控造成的。
赵紫阳总理强调指出：“整个国家的基本建设，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由国家计委负责综合平衡。”目前我国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已经不小，问题是国家预算内安排的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投资没有达到计划要求，而地方、部门和企业用自筹资金和用各种贷款进行的基本建设控制不住，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过多。我们一定要在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的前提下，集中全国的力量建设一批现代化的骨干工程和改造一批现有的重点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一步打下强大的基础。当然，重点建设也要量力而行，瞻前顾后，统筹安排，一定要避免重犯过去那种急性病，以及过分突出重点，挤掉一般的错误。一般说来，重点建设的项目投资量大，建设周期长，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们在长期内取走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却不能提供任何有用产品。重点建设安排过多，势必挤掉当前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协调发展。这是必须牢记的教训。为了避免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重点建设项目过分突出，除了做好财力和物力的综合平衡，对于重点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以外，还必须寻求一种直接制约的办法，在这方面，我认为孙冶方同志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他在1981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为了做到财力、物力（实物）两者都平衡，根本解决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我建议国家订立这样一个制度：每一个厂矿企业在动工兴建之前，除了兴建单位（经营单位）与承建单位，即平常所说甲乙双方必须签订建成投产日期在内的合同以外，兴建单位还必须与设备的供应单位订立设备供应合同。还必须与投产后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单位和产品的承销单位分别签订产供销三方面的合同。”任何一方违反合同规定，都要赔偿损失。如果企业的产品是自产自销，则提出和批准该项目的上级对其经营效果负行政责任。孙冶方同志的这个建议是针对过去基本建设项目草率决定，供产销不落实，或者建设期间停工待料，拖长工期；或者建成后缺少动力和原材料而开工不足；或者投产后产品根本没有销路而被迫停产、转产等等而发的。因此，可否下定决心，凡上述任何一项合同不落实的，一律不准上马，包括重点建设项目在内。这样做了，就可以真正实现“计划不留缺口”，可能成为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的一种有效办法。
基本建设的集中的统一管理，可以考虑分为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凡产供销面向全国、限额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审批。特大项目由国务院审批。凡产供销地方可以自己平衡的、限额以下的项目由省、市、自治区审批，并报国家计委备案。必要时国务院或国家计委可以进行干预。严格禁止各级、各单位随意搞基本建设的无政府状态。要知道，连资本主义国家新建企业也要申请许可证，并根据需要来审批，何况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呢！
为了避免地区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使基建总规模控制不住，有必要结合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的办法，改革财政分灶吃饭的制度。任何企业都要按规定向中央上交所得税，中央给地方若干留成。地方留成主要用于市政建设，而不能用于兴建新的企业。地方政府也不再直接插手管理企业。今后除铁路、邮电、民航、重要军工生产等少数企业外，逐步实行一般企业都交给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去管理。这种地区具有经济区性质，它既不受部门的限制，也不受行政区划的分割，可以合理规划本地区内的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活动，形成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网络。这样，中央和地方的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摆脱直接管理企业的具体事务，集中力量来进行地区之间的协调，进行行业统一规划，组织地区之间的协作和联合。
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留成的比例。要开征一些必要的新税种，合理调整税率，按照税种划分中央收入、地方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改进和稳定国家与企业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使中央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在国营企业新增收入的分配中，要切实做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以确保国家集中必要的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同时避免财力过于分散，预算外资金和投资过多，冲击国家计划。此外，一定要维护国家计划的严肃性，要制订有关基本建设的法规，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建立层层的责任制，实行资金的有偿使用制度，等等。
以上我们着重讲了从经济体制上如何保证基本建设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为了保证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顺利实现，还必须利用经济杠杆。多年来，我们的燃料、原材料的价格偏低，而加工工业的价格偏高，助长了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目前的重工业增长速度过高，主要是机械工业增长速度过高。真正的燃料、原材料等基础工业的增长速度并不高，这就引起了能源和原材料的全面紧张。因此，应该考虑在适当时候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和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另外，近五年国家用于城市职工住宅的投资共480亿元，新建住宅3．5亿平方米。这些住宅基本上是按供给制的办法分配给职工，房租还抵不上维修费用。住宅建筑投资越多，国家负担越重。与此同时，城乡储蓄余额已达700多亿元，手持现金也有几百亿元，对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许多同志建议实行住宅商品化，初期可以按实际价值的一定比例的优惠价格卖给职工。以后，随着职工收入的增加，全部实行商品化，使建筑行业也成为一个赢利的产业部门。这样做，国家可以收回一部分成本，免除一部分住宅维修费用，用这些资金可以建设更多的住宅。职工把一部分存款和手持现金用于购买住宅，可以减少对市场的压力。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基本建设包括住宅建筑在内要逐步实行投资包干或招标办法，改变建筑产品只按实际成本结算，既无税收又无利润，或仅有微利的作价办法。这种办法只能鼓励敞开口子花钱，浪费惊人，基本建设造价越来越高，而国家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同时，要坚决取缔对基建工程乱收费用，“吃基建大户”的不正常现象（这也是基建投资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在防止基建投资膨胀中也有重要作用。目前除对预算外资金以及突破计划的基本建设征收一定比例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外，可以考虑对重点建设和非重点建设，对短线产品和长线产品采取不同的税率，以资鼓励或限制。银行对基本建设贷款也要集中统一管理。贷款一定要按国家计划，不能只顾回收期限，而不顾国家计划争相贷款。国家规定利率的一定幅度，由银行根据国家计划要求灵活掌握，以利于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和监督基本建设的进程。
只要我们的经济体制比较合理，又善于利用经济杠杆，我们就一定能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进行重点建设，又能够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促进生产和建设协调发展，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第5版()
专栏：
科学预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何华生
各国预测机构的规模和组成
预测由来已久，但是有计划地使用它，还只有四十多年的历史。
预测技术四十年代起源于德国，随后在欧美，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应用。六十年代以来，各国建立了大量的预测咨询机构。到七十年代初，世界各国已有2，500家专业预测咨询机构。美国在预测咨询机构的数量和开展预测活动的规模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每年各政府部门都要公布经济活动的主要预测结果，作为制定与执行政策的依据。
各国预测咨询机构均由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享有很高的声誉。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西德工业设备企业公司、人类2000年国际协会、世界未来学会以及12个国家组成的（以美苏为主）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等等，都是举世闻名的预测咨询机构，被人称为“思想库”或“智囊团”。
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激烈，风浪险恶，各企业都把预测看作是决定企业成败兴衰的关键。各大企业不惜重金聘请专家组成顾问团、顾问评议会，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来评鉴公司的计划，评估新产品的潜在市场，依靠他们的经验引导公司开拓新领域。美国的大企业家认为，公司内部的人员往往不大客观，不能对公司既定的政策提供有效的建议，而从外面聘来的顾问可以向公司管理当局提出内部人员不敢提出的批评、建议和评鉴。
预测，是咨询智囊机构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预测所获得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据美国估计，通过预测所获得的利润，相当于预测经费的50倍。同样，如果不进行预测或预测失误的话，则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是极为可怕的。例如，本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错误地选择了核发动机进行研究，结果苏联的卫星首先上了天。
预测的出发点
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科学预测，首先应从我国有十亿人口出发，应从真正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出发。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决定要在2000年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个定性指标。为了实现这个定性指标，我们还应当使之定量化。比如在吃的方面、穿的方面、住的方面应该达到什么水平，家用电气设备方面应该达到什么程度，等等。全国可以有一个设想，各地区、各单位可以有一个设想。在科学预测中，这叫做定标预测。
过去我们常讲我国地大物博和资源丰富。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我们在这方面并不算多。我国的耕地人均数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草原的人均数为世界平均值的二分之一，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森林资源仅为八分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我国的自然资源。
我们非但不要忘记我国有十亿人口，也不要忘记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农民的需要是一个最大的国内市场，我国的农村还有一半的农户每年缺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烧柴，还有40％左右的生产队没有通上电。我们必须对农村的发展前景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进行认真的探讨和预测。
我们所指的人民生活需要应当是广义的，非但包括丰富充足的物质生活，而且包括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舒适清洁的自然环境和互助互爱的社会环境。党中央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就是这个意思。科学预测的范围就应该包括与这两个文明有关的一切内容。我们不能只把眼光放在产值上。这就要求我们的预测工作者，对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广泛的科学预测。
科学预测的方法
科学预测的方法很多。总的来讲，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定性预测，它是建立在经验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如历史分析法、未来情景描述法、交叉影响分析法等等。另一类是定量预测，它是建立在数学、统计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计量学和电子学等学科的基础上，运用方程、图表、数字、模型和计算机等进行预测，如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计量经济法等等。
我主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充分运用数学工具和经验，定性预测与定量预测相结合，对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和鉴别，从而得出经得起实际检验的结论。各种预测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利弊，应当互相补充，取长补短。
为了作好预测，根据我国的情况和我们的经验，采用行政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结合、决策者与预测者相结合的方式比较有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许多重大问题要由各级行政部门贯彻执行。而学术团体集中了各方面有知识有经验的专家学者，他们能比较客观地提出宝贵的意见。行政部门人员参与预测过程，便于对预测工作进行指导，同时把预测结果及时地用于决策过程中。当然，预测不等于决策。预测主要是指出各种可能的发展前景和可能采取的各种对策、方案和方法。最后采取哪种方案则是决策者的任务。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进行预测的课题很多。除了各级领导重视以外，需要我们的预测工作者作大量的艰巨的实际工作。我们不仅要对未来作出推断，而且要对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提出多种应变措施。我们必须设想各种复杂情况，使我们的工作立于不败之地。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李闻惨案
1946年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世称“李闻惨案”。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生为“一二·一”牺牲的四烈士举行葬礼，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新到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阻挠不成，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指示，决定“等待时机，一网打尽”。5月，西南联大学生和教师开始分批复员北上。国民党当局以为联大师生离昆后，昆明的民主运动就会削弱以至停止。岂知5月4日，昆明学生在云南大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五四”纪念会，闻一多、李公朴等积极支持并参加了这次大会。6月初，他们又筹划成立“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发起万人签名运动。国民党特务叫嚷要马上采取行动。他们出无名告示，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李公朴、闻一多“要搞暴动”、“搞暗杀”。民盟昆明支部由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等出面，于26日、28日、29日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解决国是，决不搞暗杀暴动。但特务分子仍加紧活动，首先暗杀了李公朴。
李公朴，江苏常州人，生于1902年。1930年留美归国后，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5月，被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1月23日，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沈钧儒等六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时称“七君子”之狱。抗战爆发后李公朴被释出狱。1938年11月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到延安参观访问后，曾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各地培训抗日宣传人才。1940年8月写成《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出版，如实地反映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12月由解放区回到重庆后，被国民党当局解除“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职务。
皖南事变后，李公朴举家迁入昆明，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42年创办北门书屋（后扩大改组为北门出版社），出版、销售进步书刊。曾翻印《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数千册在昆明广为传播。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省支部，李公朴参加民盟，被推选为支部执行委员，并担任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的编委，经常和闻一多在一起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活动。1945年10月，李公朴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6年2月10日，他在重庆参加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召开大会，担任大会总指挥，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受重伤。5月初回到昆明，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恐吓和威胁，积极参加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运动。7月初，他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毫无畏惧地对人说：“既然要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11日晚，李公朴和他夫人一道外出，归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射击，受重伤，12日清晨逝世。
四天以后，7月15日，闻一多又被特务暗杀。闻一多，湖北浠水人，生于1899年。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二十年代已是著名的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是西南联大教授，研究《易经》、《诗经》、《楚辞》，是个专心治学的学者。抗战后期，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有增无已，人民苦不堪言，思想十分苦闷彷徨。1943年，他参加中共地下党员在昆明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在那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研究国内外形势。1944年10月参加民盟，任《民主周刊》编委。1945年10月，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及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亲自撰写挽诗和《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说“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参加四烈士出殡游行，走在队伍的前列。
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赶到医院里，站在遗体前哭着说：“公朴，你没有死！”大家劝他暂时避开，他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了，将何以对死者！将何以对人民！”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追悼会。大家劝闻一多不要去，他坚持去了。会上本来没有安排他讲话，他看见特务在会场上一再无理取闹，便拍案而起，怒吼道：“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接着，他痛斥反动派暗杀李公朴的暴行，厉声说：“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他出席《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半左右，他的长子闻立鹤接他回家，走到离宿舍大门口十来步远的地方，突然闪出一群特务，对着闻一多的头部开枪扫射，他当即倒地身死。闻立鹤扑到父亲身上保护父亲，也受重伤。
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正如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
“李闻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一时，斥责反动派、悼念李闻的唁电纷至沓来，追悼会在各地不断举行，争取和平、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不可遏止地向前发展。 （宗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