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以革命的精神搞好机构改革
——学习《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白栋材
当前，在机构改革的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学习小平同志《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篇讲话，觉得非常亲切，感受尤深。
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重要观点，这是总结历史经验所作出的一个正确论断。早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就提醒我们注意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指出：“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多年来，我们不止一次地进行过机构的精简和调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十年动乱中，各级党政机构和干部队伍方面积累的问题愈加严重，愈加复杂。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把当时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归纳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任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决心未能实现。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我国进入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新时期，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实现国家振兴繁荣和长治久安所采取的一项英明果断的战略决策。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精干的、高效能的机构，而且需要有大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掌握现代知识技能的人才。显然，目前普遍存在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机构臃肿和干部老化、知识不足、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同这一要求是很不适应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一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越来越突出。如果不通过机构改革改变这种状况，迅速组织起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充分贯彻，四化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系全局、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严峻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非常紧迫。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这次机构改革具有不同于以往所进行过的任何一次精简的特点。小平同志指出，它是一场革命。这就是说，不是单纯裁并一些机构，而是要从根本上革除干部制度上的弊端，认真改革领导体制，改进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不是单纯紧缩编制和减少人员，而是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起用大批新秀，改变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顺利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使整个干部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不是单纯改革机关本身的工作，而是要以此来带动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带动全体人民解放思想，放眼未来，砥砺斗志，锐意进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这是机构改革这场革命的实质。
机构改革既然是这样一场牵动全局、影响深远的革命，必须克服一切困难真正搞好。小平同志在这篇讲话中说：“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胜的信心吗？我看这样的事应该抱必胜的信心。”这种坚定的态度，果敢的魄力，对我们是一个极其生动的教育。庞大的机构是由我们自己建立的，多年来已经习惯于这种多层次的管理方式，现在要由我们亲手去大刀阔斧地改变它，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同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发生抵触和冲突。同时，机构的精简和调整，必然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工作岗位的变动，同个人的利益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还有形形色色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及派性的残余等，也是客观存在的干扰和阻力。面对这些矛盾和干扰，一定要有坚定的态度。凡是不适应的，都下决心予以调整和改变。不管出现多么复杂困难的情况，都不犹豫，不妥协，更不半途而废。没有这种精神，机构改革便无法进行下去。
能否搞好这场机构改革，老干部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从实践的情况看，我们大多数老干部能够正确对待这次机构改革，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整个机构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决定性的保证。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不愧为我们事业的中坚力量。但是，一个人的生命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任何人的知识和经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在革命征途的一定阶段上发挥一定的作用。随着岁月的流逝，精力必然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工作的重担，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了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需要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同志退下来，选拔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有秩序、有步骤地实现新老交替。对这些老同志来说，思想上自然不可能不经历一番斗争。问题在于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干部要积极主动荐贤举能，对新干部“既扶上马，还送一程”，挑起传帮带的重担。完成这一严肃的政治任务，是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是选贤任能的问题。小平同志说：“选贤任能也是革命”。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是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化所急需的人才的。搞好选贤任能，必须解放思想，打破障碍，克服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和小生产的狭隘偏见，注重从知识分子（包括自学成才的）当中大胆地选拔干部。事实证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大量蕴藏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间。以我们省直机关调整后的领导班子为例，由于放开视野，广泛选拔，仅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这项工作就取得很大进展，破格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的优秀干部。这些同志当然不是“全才”，也不可能是“完人”，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是不足为怪的。他们的经验和威望暂时可能不够，但是，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干上几年，干得好，也就有了。有议论，有不同意见，不要紧。我们要冷静地、全面地对各种议论进行分析，择善而从之。只要符合干部“四化”的标准，只要大多数群众满意，就果断地提上来。这不仅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四化建设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决不能因为有一点儿风浪而动摇了决心，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羁绊住手脚。
机构改革在组织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臃肿的机构，重叠的层次，是助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的客观原因，在机构改革中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大力进行精简。小平同志说：“原则上是从紧”，“每个同志都要实实在在顶一个人做事”。这是针对我们各级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明确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各级领导机构，分工科学，职责分明，办事迅速，协调一致。机构设置一定要服从四化建设的需要，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重叠的机构一律撤销，业务相近的一律合并，能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适合改为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的就不再作为国家机关。事实证明，对机构精简从紧，不仅必要，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机构改革告一段落之后，还要抓紧在作风上进行改进。没有作风上的改进，机构改革的成果是不巩固的。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必须继续从根本上对现行的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等进行改革。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对干部思想作风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不坚决革除现行制度上的弊端，不建立一套合理的干部选拔、考核、升降、培训、奖罚制度，不健全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等，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仍有可能出现。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下决心精简机构的同时，就应当着手考虑如何巩固精简成果的问题。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这次的机构改革，由于方针明确，步骤稳妥，总的来说进展比较顺利，进度比原来预料的要快，效果也比原来预料的要好。但是，也必须看到，这次的改革是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尚未全面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质，不可能很彻底，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在机构精简、人员调整之后，还有一个完善和提高的过程。机构的精简是否适当，要接受四化建设实践的检验。新选拔上来的干部在工作中能否胜任，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经受斗争的考验。随着形势的发展，对机关工作的效率和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也必然会越来越高，越来越严格。如果我们认为机构改革可以一劳永逸，工作上稍有松懈，就很可能重新陷入被动状态。社会主义体制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作为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机构改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列宁全集》第33卷第355页）需要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经验。当前我们进行的机构改革，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勇敢的实践。我们一定要坚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统一起来，做到决心大，工作细，那么，这场革命的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第5版()
专栏：
《近代中国八十年》序言
陈旭麓
为了避免与众多的近代史同名，我们把这本书称之为《近代中国八十年》，也是标示出只写了近代的前八十年，“五四”以后的三十年还未能豁然贯通。
自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问世三十余年来，国内出版的近代史（包括讲义）不下于二百数十种，近年又出了胡绳同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两厚册和其他人的书，近代史已是够多的了。
我们何以不惮烦地还要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这本书，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都要懂得昨天的中国，了解昨天的国情，去今不远的近代史是一门必修课。如果说十亿多中国人中有上亿的人应学点近代史的话，那就需要大量近代史的书。过去的书虽多，但还不能满足当前广泛的需求量和适应不同层次的接受能力。所以，我们不顾谫陋，仍要撰写这本三十余万字的书，作为广大知识青年的备选读物。
近代中国激荡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表现为频繁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又反映为一浪高一浪的新旧冲突，互相联结，曲折多态。曾经有多少豪杰志士站在斗争的前列，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奋不顾身地拚搏，他们的业绩激励着一代代人迈进。无疑，这是论述也是学习近代史的主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推动下，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面是宽广的，所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社会生活等等，都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中，促进这些事物的新陈代谢，往往有赖于地区与地区、国度与国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触媒。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落后的，保守的，前进的路上障碍重重，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
拿反对外国侵略和学习外国这个对立统一的课题来说，是从鸦片战争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开始了的。它之所以被誉为先进的中国人的活动，不仅因为“师夷”是为了摆脱被夷制的困境，而且因为它是在冲开祖祖辈辈的闭关保守局面，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广阔的世界去，这是极富时代意义的爱国精神。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清末出使或访问外国所写的日记和游记，编为《走向世界丛书》，使人们重温前人远渡重洋和认识世界的辛酸历程，受到知识界的很大欢迎。这些书尽管精华与糟粕互陈，但它们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突破点，是向世界寻求知识的可喜行动。这里且以日本最初遣使欧美一事例比，1871年，日本首次派赴美国的署理公使森有礼，在办理交涉事宜外，访察美国“立国兴学”的途辙，向美国各部长官、国会议员和大学校长发出照会，列举若干问题请他们回答，然后将复件一一译为日文，题曰《文学兴国策》，寄回日本印行，成为促进明治维新极有影响的书，甲午战后中国也有译本。而清朝在五年后，1876年派赴英、法的第一个使臣郭嵩焘，他写了《使西纪程》，备述彼邦的政教、技艺和民俗，寄回总理衙门付印，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攻击而毁版。从《文学兴国策》与《使西纪程》的不同遭遇，不难窥见十九世纪时中日两国的脚步在维新道路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近代中国迈出这一步，并把这一步向前推进，却是坎坷的。尽管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早先的中国人，大都是激于外国侵略，耻己之不如人，要把别人打痛了自己的东西学过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仇雪恨。在其开始，却很少不被误解，不受到责难。其实，“师夷”除了“制夷”的要求外，还有一层，为使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徒以“汉官威仪”自诩，而要看到西方国家的发展，有所借鉴，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落后状况。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关心国家前途的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对此说了许多话，写了许多文章和书，以启锢蔽。“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梁启超这两句诗就表现了这样的意境。在满坑满谷的封建士人歌颂的还是唐虞盛世，把穴居野处当作世外桃源的当时，人们走向世界，引进新事物，是要有一股勇气的。
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明确的论述。对西学的学习与否，在近代中国通常表现为新旧之争，有的是尖锐的封建与反封建的斗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虽然有革命与改良、新民主与旧民主之别，但其中贯串了新学和旧学之争，一个比一个深刻。前此的洋务运动，虽然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一部分人的作为，甚至是以新卫旧，但表现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他们同顽固派的若干争议，也不无微渺的新旧矛盾存乎其间。
在近代学习西方的进程中，早就存在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怎样适合中国的国情。它一直有两种令人懊恼的倾向：一种是迎合传统的中国国情，不敢放手汲取他国的长处，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事物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惟恐蹈“以夷变夏”之嫌，前期的认识大都如此；另一种是不顾中国的国情和条件，把西方的东西盲目地移植过来，生吞活剥，奇形怪状，这种表现后期较多。前者是尚未脱落的封建型，后者则流为仰人鼻息的买办型。由于两者的困扰，以致长期不能把借鉴他国和走自己的道路摸索出来。在这两种倾向中，前者给中国带来的迷惘更大，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也难免不受到它的牵制，这是它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远不似后者的招摇过市，面目可憎。
近代中国的行程是曲折而畸形的，又总是冲破阴霾迎着困难而前进的。爱国和革新、革命始终是引导人们奋斗的旗帜，爱国的怒潮冲向帝国主义，革新、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主义，而革新、革命的思想武器又不能不借助于西方，尽管西方资产阶级那些东西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但它们曾经是先进的中国人奋斗的最佳武器，对封建势力反复作了较量，对帝国主义也不甘屈服。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进步学说，并不为后来西方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服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倒是启发了民族的觉醒成为反抗外来压迫者和国内腐朽势力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的文化所以连绵不坠者，因为它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也因为它有宽广的胸怀能纳众流而成其大。在近代，虽屡遭资本帝国主义的蚕食和分裂，但仍能屹立于世界，就是它能省察时代的趋势，借鉴西方，谋求革新，再接再厉地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于阐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这是主线，应充分记述。而认识世界，寻求新的科学知识，探索新的理论，对革新社会、促进近代化的重要意义，许多爱国求实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历史证明，没有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可能获得独立自主的；不去钻研和推广文化科学知识，中国也很难前进而改变其“一穷二白”的面貌。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长时期内虽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可否认，他们为衰败的中国社会增添了振奋国魂的活力，并从无数次挫败中，在五四运动后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确切结论。这就是近代史八十年要向读者展示的脊梁和前景。
这本书限于篇幅，很难容纳更多的内容，只是就反帝反封建的主线作了点必要的延伸，使它尽可能触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在体例上与流行的近代史略有不同，有所更动。全书依次分列三十二题，题下有子目，每题可独立成篇，但又是前后衔接，首尾一贯的，改变了过去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十大事件各自分立的习惯格局，一依历史自身后浪推前浪的起伏进程记述，注意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链条和交错关系。不当和失误之处，请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间谍、资敌罪
间谍和资敌，都是帮助国内外敌人、实行危害我国安全的犯罪行为，罪名是两个，但其反革命本质是一致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构成间谍罪或者资敌罪：（一）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情报的；（二）供给敌人武器军火或者其他军用物资的；（三）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者接受敌人派遣任务的。
一、间谍罪，是指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情报，以及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者接受敌人派遣任务的行为。
这里所说的“情报”，主要是指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法、科技等方面的机密（可以供敌人利用对我国进行破坏的其他方面的消息、情况与资料也包括在内）。只要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上述情报，就是间谍行为。
“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是指履行了参加手续，从组织上加入了特务、间谍机关，成为这种机关的特务、间谍分子的行为。不论是否进行其他反革命活动，只要有“参加”的行为就构成间谍罪。
“接受敌人派遣任务”，是指接受、承担了国内外敌人布置、分派的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任务，包括接受从国外潜入我国进行破坏的任务和在国内接受敌人分派的任务。这里，不论是否参加了特务、间谍组织，也不论其反革命任务是否完成、完成得怎样，只要接受了这种反革命任务就构成间谍罪。
特务和间谍并无本质的不同。但一般说来，间谍主要是窃取、刺探、提供情报，特务除此之外，还进行暗杀、投毒、纵火、爆炸等破坏活动。他们都是国内外敌人对我国进行颠覆和破坏的工具。为此，刑法第九十七条将参加特务组织也列为间谍行为。在罪名上统称间谍罪。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单独定为特务罪。
在认定间谍罪时，要注意把间谍罪同违反国家保密法规、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行为加以区别。后者属于渎职行为，与间谍特务分子刺探、窃取和提供情报的行为不同，但同样会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情节严重的，就构成渎职罪。另外，还要注意把间谍罪同个别人由于不慎泄密失密而被敌人利用的行为区别开来。
二、资敌罪，是指向国内外敌人提供武器军火或者其他军用物资的行为。资敌罪与间谍罪有密切联系，因此，刑法把这两种罪合并规定在同一条文中。进行间谍活动为敌人窃取、刺探、提供情报，虽然也是一种资敌行为，但资敌罪主要是指用军火或其他军用物资来帮助敌人。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间谍、特务、资敌活动，都是国内外敌人对我国进行反革命隐蔽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严重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一种反革命犯罪行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建国以来，国内外敌人，为了达到颠覆、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特务间谍活动。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派人长期潜伏，伺机而动；或者以偷渡、空降等方法派遣间谍特务进行破坏；或者利用国际间的交往，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搜集、刺探我国情报；或者通过电台广播，引诱拉拢国内反动分子或政治上不稳定分子参加特务间谍组织，为他们搜集、提供情报，等等。在国内还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窃取机密文件和情报，主动越境投敌，或者主动向敌特间谍机关递送我方情报。因此，同这些危险的隐蔽的敌人作斗争，是我们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任务。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高警惕，加强同间谍、特务和资敌反革命罪犯的斗争，对于维护祖国的安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十分重要的。
依照刑法规定，对间谍、资敌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5版()
专栏：
《历史研究》编辑部举办优秀文章评奖活动
为了推动史学研究，提高刊物质量，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历史研究》编辑部决定举办一九八○——一九八三年优秀文章评奖活动。评奖范围：凡自一九八○年第一期起至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止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均在评选之列。评奖方法：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最后由评奖委员会讨论审定若干篇。评奖结果将在《历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上公布。优秀文章评定后，编辑部将结合《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活动，向获奖者颁发奖金、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