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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重历史，给历史人物以应有评价
周扬
郭沫若研究学会到底怎么办？
郭沫若是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讲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有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有不到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两类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传统，一个是五千年，一个是不到一百年，后者比前者离今天更近得多，对今天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因此更应该大力研究。特别是象郭沫若这样一位大作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剧作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涉猎的方面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大，所以更值得我们很好地分门别类地研究。
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因此我赞成成立郭沫若研究学会。当然，现在有些学会也有缺点，好象太滥。滥了不好，但学会还是需要的；并非滥竽充数的学会不但需要，而且十分需要。这种形式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提高。学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意见，会有争论，这个没有坏处。没有争论、争鸣，学术怎么能发展繁荣呢？既然是学会，就是科学性的组织，所以研究郭沫若第一位的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既不要有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范围很大，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他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中都有专长。所以在开国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对郭沫若研究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分门别类进行。
研究当代作家，特别是当代伟大作家很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古代作家还麻烦。当代作家有的还活着，或者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正因为是朋友、熟人，研究时难免夹杂一些感情。当然，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时代的感情，革命的感情。但不能感情用事。没有革命的感情怎么能研究郭沫若，研究鲁迅、茅盾呢？这同科学性不矛盾，恰恰是一种需要，一个条件。对郭沫若的研究应该有热烈的感情。
“五四”以来有人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看作两大流派，我看是可以这样看的。问题是具体研究一下这些流派的产生、发展趋势及其影响。这两种流派都有它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因素。现在大家都承认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但它也有自然主义的流弊。我们对茅盾是很称赞的，他对这个自然主义也有所批评。郭沫若是文学家，是以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我跟郭沫若同志谈过，科学好象不能有浪漫主义，但科学应该有幻想，有革命的感情。研究郭沫若的一生，不能离开他整个思想感情以及毕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果离开这些就不能正确认识郭沫若。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那时候我们受郭沫若的影响，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感情上受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
我们对郭沫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伟大的文化巨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事情。象我们这些人，象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老一点的，受过各种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封建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信仰，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新的信仰。但郭沫若比我们强，因为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容易的。许多人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诩，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对历史上的事情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是很难的。首先一个问题是你掌握历史材料没有？如果你没有掌握材料，没有这个“物”，怎么能算是历史唯物主义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列宁也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相联系的思想”。所以我今天讲，是表示一种愿望，要做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掌握大量历史材料。郭沫若就有这个条件，鲁迅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掌握了中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当然，光堆积材料还是不行的，还要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材料，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把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奋斗目标提出来？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应当努力去做，要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都不好。过去写的东西，机械唯物论不少喽！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既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不是很容易。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不是很容易的。信仰上可以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你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思想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很难说了。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很彻底的，但在他的晚年，唯物主义也没有贯彻到底，某些方面还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这一点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讲到了。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相信毛泽东同志，甚至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这是后来才觉悟到的，知道了自己并不高明。可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难的事情，要终身努力。1946年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个三十年代的老同志问我：你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什么收获？我想了一想，要讲心得只有一个：经过整风认识了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还是讲这个话，事隔三十多年了，我还是说：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易。拿这一点来勉励大家，也勉励我自己。
现在有些谈文学史的文章有一种倾向，贬低革命文学，好象“左翼”搞错了。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左翼”文艺运动。现在国外有些人专门贬低“左翼”，专门把受过“左翼”批评的人抬得很高。恰当地批评，纠正过去我们“左”的错误是完全需要而且应该的，但贬低“左翼”，专门抬高“左翼”以外，甚至反对过“左翼”的东西就不对了。当年鲁迅和梁实秋论争到底谁是谁非，是非界限不能模糊。鲁迅过去批评他并没有错，鲁迅也好，创造社也好，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是对的。如果有缺点，就是方法上可能有点“左”的情绪，还有一点就是不大讲策略。
评论前人的功过，不要因为革命运动犯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象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做出不正确的估价。譬如从事文学革命，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生命，而是牺牲了，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做出正确估价，听任一些人妄加曲解，把“左翼”说成还不如梁实秋啊！还不如胡适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就相信了这些。这样地对待历史，就完全不是唯物主义，完全不正确了。当然，我们对梁实秋先生还是要团结的；听说他也表示想回来看一看，这表明他还是爱国的嘛。
郭沫若是在六十多年前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现在的时代和那时很不一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潮呢？五十年前是有这种思潮的。鲁迅、郭沫若都曾和这种思潮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反复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创始人跟各种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了斗争，进行得很漂亮。马克思去世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不过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高明了。现在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潮，我们还要进行斗争，怎样学会更好地斗争？就是要知己知彼，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他们。
鲁迅谈到当年《中国青年》上有一篇文章，对朋友讲得很多，对敌人讲得很少，鲁迅认为应该更多地了解敌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重新分清敌我、是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现在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不同了，情况复杂了。最近思想界一度流行“萨特主义”。有人说鲁迅也是存在主义，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荒唐的。什么主义也好，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吸引力，一些较年轻的同志，觉得这是“新生事物”，所以鲁迅也变成存在主义者了。
我们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要加以注意和研究，不要想当然地乱捧或者乱骂一通，这不是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包括当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但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自己鲜明的思想旗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剥削阶级的思想混同起来，更不能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思想旗帜。
这次会开得很好，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一定能把郭沫若研究工作越做越好。（本文是作者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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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慧眼识新人
申明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新人和产生新人的时代。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新人，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推动着祖国四化建设蓬勃发展。这样的新人，诚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该“去找他们”，去结识他们、研究他们、表现他们。
社会主义新人的“新”，最根本的就在于他们具有共产主义品格和精神。因此，要识得新人，就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断锤炼自己的灵魂，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和世界观水平。《庄子》里有一句话，叫做“绠短者不可以汲深”，说的是汲水的绳子短了，得不到深井里的泉水。同样的道理，如果作者思想境界不高，甚至很低，就很难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品质与精神风貌。有的老作家强调说，文艺工作者必须具有美的灵魂，与人民融为一体，与现实斗争密不可分，这样才能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发生感应，发生爱。如果自己心灵上没有一点美的感应，就无法心领神会；倘若自己趣味不高，就不可能塑造出光彩夺目的新人形象。
要识得新人，作者还得对他们怀有深情，与他们心心相印、交朋友。周立波同志在谈到自己深入生活的体会时，曾说过一句极其深刻的话：“心是需要用心换的”。要熟悉和结识新旧交替、新旧交错时代的新人，更需要到生活的漩涡中去，与他们同甘共苦，换取他们的信任。《赤橙黄绿青蓝紫》中的解净发过这样的感慨：了解一个人是很难，让人家了解自己就更难。而这个与刘思佳等人之间的“难关”，她最终还是胜利通过了，关键在于她的热诚和行动。我想，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结识新人，也是需要这种精神的。冷眼旁观者的手弹不响生活的壮美乐章，也很难弹拨出社会主义新人的心灵之歌。唯其“心有灵犀一点通”，才能深刻认识新人的思想品德与心灵世界，以至他们新的观念、新的力量、新的交往方式和新语言。
列宁有一句名言：“为了确立认识一个对象，人们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对于社会主义新人，也需要这样去“确立认识”。这里所说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是一个高标准。对于处于社会矛盾斗争中的新人来说，对于不断成长和成熟的新人来说，“确立认识”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全面地辩证地观察与对待。而要获得真知灼见，更其困难。因此，需要特别的细致和精心。这包括以下两层意思：一方面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考察新人与时代、与环境、与事业、与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关系，从各个方面探索新人性格内涵的丰富性与审美价值；另方面，就是要求每个作家观察新人都要用自己的眼睛，要求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新人没有固定的套子，没有统一的模型，要靠自己去细心观察、研究、发现。莫泊桑曾经说过，为了描写烧得很旺的火或平地上的一棵树，我们就需要站在这堆火或那棵树面前，一直到我们觉得它们不再是别的火焰和别的树木一样为止。“静物写生”尚且如此，对于世界万物中最可宝贵也最为活跃的人，其中包括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观察、了解，难道能够掉以轻心和粗心大意吗？文艺创作首先需要的是有所发现。如果在新人塑造上，我们不能独具慧眼，不能比别人看出些新东西而且看得深一点，要想写出高人一筹的作品，是很难的事。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慧眼识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沙里淘金”，需要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我们的“慧眼”，也需要在“识”字上下功夫：要不辞辛苦，做到“千淘万漉”。经验表明，坐在沙滩上叹息，是得不到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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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看话剧《沧海横流》
刘启光
今年“八一”，总政话剧团创作并演出的六场话剧《沧海横流》，同首都的广大观众见面了。这出好戏，为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增添了光彩。
话剧《沧海横流》反映的是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同志率领起义军的一部分，在陈毅同志的协助下，辗转鏖战在湘粤边境，并发动湘南起义（又称“年关暴动”），而后率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师的一段斗争历史。
如果把我军五十多年发展壮大的历史比作一条金色链条的话，那么《沧海横流》所反映的这段斗争历史，就是这条金链上重要的一环。熟悉我军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军面临着的是多么险恶的形势啊！一支疲惫不堪的孤军，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几万重兵的包围……，出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严酷的斗争现实，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就在这支革命部队濒于瓦解的严重关头，朱德同志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号召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坚决相信革命最后是一定要胜利的。在陈毅同志坚强有力的支持下，朱德同志指挥部队进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统战工作，在短短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创造了湘南大好的革命新局面。这真是一个奇迹！当年曾经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粟裕同志说过：“在这难以想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真是象青松那样挺拔，象高山那样耸立。他们坚决率领这支革命队伍，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成为整个部队的中流砥柱。”
对于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在这一时期对革命所作的杰出贡献，本来是应当肯定并广为宣扬的。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费尽心机对这段历史肆意进行歪曲、篡改和捏造，对朱德和陈毅同志进行无耻的打击和陷害。今天，当我们从舞台上看到总政话剧团的同志们用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澎湃昂扬的革命热情，艺术地再现这段斗争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是啊，历史总是公正的，人民是任何人也欺骗不了的！
《沧海横流》之所以激动人心，不仅在于它抓住了重大题材，而且在于它通过纵横交错的复杂矛盾，塑造了不少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朱德同志的形象。
在以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戏剧或电影中，朱德同志的形象，大都不占主要地位。令人高兴的是，《沧海横流》不仅以朱德同志为主角，而且从形象塑造来说也是基本成功的。熟悉朱德同志的人们看了戏，也许会从心底发出这样的感叹：“是的！朱老总就是这个样子！”这印象主要不是来自演员的形似和外部动作（这里附带说一句，饰演朱德同志的演员，在外部造型和内在气质的掌握上还需要再努一把力），而是来自那些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相当典型的艺术细节。《沧海横流》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并没有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孤立地去塑造人物，或者任意地去“拔高”人物，而是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物在这些具体环境中合乎规律的发展。朱德同志是一个革命意志十分坚强的人。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紧急关头，他巍然挺立，勇敢坚定地担负起了挽救革命这一历史的重担。朱德同志又是一个宽厚仁慈，通情达理，爱护士兵的优秀指挥员。当起义军战士王贵为了照顾老娘、堂客要求离开队伍的时候，朱德同志并没有责难他，而是拿出新打的草鞋和兜里的全部银元送给他，还嘱咐他“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危害革命，祸害百姓”。感人肺腑的话语，一颗诚挚的心，深深感动了王贵，后来他成了经得起各种艰难困苦考验的最坚定的战士。朱德同志还是一个最注重实际，并善于从实际出发决定斗争策略的好领导。在湘南这个特定的斗争环境里，他决定改变过去正规战的一套作战方法，而采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术。当“左”倾路线的领导盲目地命令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同优势的敌人死打硬拚的时候，他十分坚决地抵制了这种冒险行动。通过这一系列既具有时代特点，又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描写，一个高大、感人的艺术形象便矗立在我们的面前了。
《沧海横流》也较好地塑造了陈毅同志的形象。过去我们通过《陈毅出山》和《陈毅市长》等戏剧和电影，对陈毅同志在坚持赣南游击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在湘南这一段斗争中的卓越贡献却不甚了了。《沧海横流》相当生动地表现了陈毅同志这一段斗争生活，并且展示了他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和坚强的革命斗志。
《沧海横流》在艺术风格上是以粗犷、豪放为特点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以严肃的创作态度，炽热的革命激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幅色彩斑斓的革命画卷。这中间，既有粗线条的勾勒，又有工笔细描；既有刀光剑影的斗争场景，又有箫声悠扬的幽清画面。它把我们带到了五十多年前的湘粤山区，使我们尝到了斗争的艰辛，也使我们分享到胜利的喜悦。
《沧海横流》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整个戏中，大笔泼墨的地方比较多，而工笔细描却嫌少了些。结尾部分虽然几经修改，但仍觉得气势不足，似乎有些突兀和草率，没有把湘南暴动后的大好革命形势和胜利成果充分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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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漆画联展观后
吴劳
参观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福建、江西、天津二省一市的漆画联展，我感到这支既古老又年青的艺苑之花，正以自己强劲的生命力，显示着自己独特风格，欣欣向荣地开放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艺术园地里。这是各地的漆工艺美术家的刻苦钻研创作的成果。
漆画，首先是画而不是器。它和其它绘画一样，都是艺术创作，因此，必须遵循艺术创作规律，重视反映生活，并应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它在制作方面又有别于其它绘画艺术。这种区别，恰恰是它的独特性、局限性和繁难性。而艺术家一旦认识了这些特点，就能扬长避短，有所突破，有所前进。
福建的作品在磨漆工艺方面较突出，江西在刻漆点彩方面较为侧重，而天津则偏重于新技术新形式的探索和研究。这种植根于共同的土壤而又各有所侧重的开拓研究，必将使漆画这一艺术品种日渐丰富和发展。
漆画艺术，它既有东方艺术的气韵，又有现代工艺的风彩。从这次展出作品的装饰技法来看，就很丰富多采，除刻漆外，还有研绘、堆漆、镶嵌、填漆、变涂等。虽然它们在运用材料上是相同的，但每位作者似乎都不愿走别人走过的路子，总是设法在平淡中求得新奇，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作品。
从表现方法和艺术效果来看，这次展出的漆画也是多姿多彩的。漆画是以大漆为主加上其它材料制成的，只有掌握了这些材料的特性，才可能在制作过程中运用自如，使作品恰当地表达作者的愿望和艺术情趣，并显示出其它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艺术特点与魅力。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陈祖望的《百花园》、陈圣谋的《憩》和《家族》、蔡岳云的《夕照》、易武的《女友》、傅周海的《东坡赤壁赋》、游明元的《猫头鹰》、吴川的《木偶雕刻家江加走》、郑益坤的《鱼乐》等都各具风采。这些经过研磨的画面虽光滑如镜，但却能把内蕴丰富的色层交错和变化万千的纹理，跃然于画面，给人以深奥莫测的美的感觉。
漆画的表现方法和装饰风格虽有不同，但在利用原料的性能特点上却是一致的。大漆的性能特点之一，是它的透彻晶莹，漆画就是利用这一特性，作为特殊的艺术语言来表达事物美的。透彻晶莹的度数如何掌握，这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不足则显示不出画面的层次和蕴而不露的艺术效果，过之则易显得单调媚俗。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不少作者都很好地掌握了这个“火候”，如尹呈忠的《锤炼》、童建颖的《心中的歌》、陈伯程的《勤嫂》、何小薇的《雾》、黄维中的《晚霞》、张伟杰的《童年》等。此外，大漆还具有耐高温、耐酸碱的特性，在今后的建筑艺术室内装饰方面有着广阔的前途。
我祝愿漆画这株与人民生活、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相连的艺苑之花，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艺术上可以吸收一些先进技术，但不要在现代工艺的潮流中，丧失自己的民族特点，或不知不觉地朝完全商品化的方向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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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应该有崇高的情操
——读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
龙化龙
生活，对每一个人未必都是公正的。假如你碰到了这种情况，人生的答案该怎样填写？张贤亮的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见《文汇月刊》1983年2期）里的卡车司机交出的人生答案是：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坎坷曲折面前，都不应该失掉崇高的道德情操。这个司机形象与近几年来出现的具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仰的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形象一起，对读者建立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健康的道德情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小说叙述一个初中毕业生因家乡河南闹灾荒，到新疆求职、落户、安家的故事以及两次不同的爱情经历。从题材看，小说写的都是日常最普通的生活现象，但作品探讨的核心则是道德问题。主人公曾受过灾荒的熬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当上了汽车司机。他没有利用职业上的便利干过损人利己的事，即便在自己的婚姻生活发生变故时，也能与妻子友好地分手。生活对他是不公平的，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自己对生活质朴与真诚的态度清白地做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为人的道德。小说对道德主题的成功把握，得力于作者对价值观的正确把握。常常看到一些作品，由于作者把握不准价值观，因而作品流于浮浅，训诫味儿十足，往往令读者不快。《肖尔布拉克》的作者把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定在了个人行为对他人和社会是否有益的水平上，并且不因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动摇。因此，他笔下的司机不管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都能做出与自己的生活哲学相应的行为。这样以道德眼光去看待和描写人物，自然使作品中对生活现象的描写都具有了道德意义，使生活现象、人物性格、作品主题一致起来，因而强化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力量。
作品不仅对道德问题作了探讨，而且在形象刻画和艺术结构上也有自己的探索。
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路数：大凡作品所要歌颂的主要人物都必须有英勇的行为。一旦作品中的人物完成了作者所赋予的英雄壮举，人物形象的刻画就算完成了。这似乎成了文学创作的传统写作法。《肖尔布拉克》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作者在完成司机形象的描写上，既写了司机的日常生活，也写了他的特殊行为。如司机发现孩子发烧，不顾开车的劳累和那个上海女“知青”的误解，驾车找医院、找医生，终于使孩子转危为安，这些情节都表现了司机的无私忘我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如果小说到此结束，司机的性格也表现出来了，然而作者毫不犹豫地越过了它，继续描写司机与上海女“知青”关系的发展。这种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读者对他驾车找医生的情节所形成的印象，甚至已经感觉不到他也是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了。但司机的崇高形象又的确是完成了，这是从整体的美感上完成的。我们通过司机之口可以看到作者对小说描写人物形象的看法：“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作者也确乎是本着这种观念来完成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
从剪裁上看，《肖尔布拉克》与传统小说观念也不同。小说的第一大部分的六七千字的描写，不能说与作品的道德主题无关，但至少与司机一败一成的婚姻的主要情节是无关的。如果从传统的眼光看，当然应该剪掉或压缩。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我觉得作者不是舍不得割爱，而是为了更逼真、更自然地传达出生活的气息，使作品更具有浓烈的生活味儿。从结构上看，《肖尔布拉克》也和传统小说不同。它的结构并不符合“紧密严谨”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松散的散文结构。小说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好象是三大块平面板的排列图。第一部分是没有主线没有故事性的散文化描写，第二和第三部分各叙述一个故事：一是司机与陕北姑娘的结婚和离婚，一是与上海女知青的相识和结婚。这两个故事，都可以各自成篇。比如，司机在妥善地处理了与陕北姑娘的婚姻后，他的那种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仍然是感人的；而他因搭救了上海女知青的孩子，与对方相识相爱并结婚，同情对方处境的同情心、正义感，也同样令人动情。但作者将这两个故事连缀起来，不是为了有个好心有好报的圆满结局（当然不能否认这个因素），而是为了充分描写司机的性格。第一个故事叙述司机对没有感情的婚姻的认识和处理，着重表现的是他的冷静与理智。第二个故事叙述他对爱情的感受，偏重于他的热烈。前者是后者的性格描写的缘起，后者是前者的性格描写的补充，这样，司机就不是平面的，而是富有立体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