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到引滦工地上去！
张洁
从引滦工地上回来好几天了，直到现在，我的心还不能平静。每每想起那些朴讷的战士，依旧激动不已。
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沉思的山峦》。它写的是引滦工地上，铁道兵十一师五十二团副团长周启明同志的事迹，下个月将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家里的人说：“你这个写小说的人，怎么写起报告文学来了，这不是串行吗？”
确实，一个写小说的人，怎么会改行写报告文学了呢？而且是这样充满激情地去写。那是因为，一种急于说出的感受已经使我来不及将得到的素材构思成小说。
凡是去过工地的人，谈起引滦工程，大都可以滔滔不绝。说工程如何地艰险；进度如何之快；通水之后，将如何造福于天津市的人民……然而，最使我感动的，却还是铁道兵参与这一工程的全体干部战士的献身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为了宣传的需要，由秀才们拔高的偶像——硬把一块面包干，泡成一块大面包。
这种精神，也不是罩在玻璃盒子里，只在有人参观时，才捧出来做点缀用的标本。
它是一片熊熊的大火……
因为，可能牺牲的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随时的。
它比任何挖空心思挤出来的文字都更壮丽，更辉煌，更真实。
把生活看灰了的人，可能不再相信一切。然而恐怕还会相信一条，死亡后面，是生命的结束。是有些人已经那么厌倦，却仍然紧紧抓住不放的生命的结束。
中国有希望。希望就在这些象石头一样沉默、坚忍的普通人身上。这才是我们大地的基石。国际歌里早就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在这样的精神面前，我感到自己的渺小。
我们喜欢娇惯自己，老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最不幸的倒霉蛋。一年、两年，没完没了，自艾自怜地舔着自己的伤口。要是和工地的战士聊上一聊，便会知道，凡是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烦恼，他们也同样遇到过。然而，在需要他们燃起自己的生命之火，去凿通并照亮那黑暗的隧道的时候，他们去了。不曾想到身后的什么事情，不曾想到生活有时对自己的不尽公正。
在这种精神面前，我感到自己的笔太过于纤弱，没有能力反映出这如大地一样质朴和浑厚的生活。但我愿用两只手来握住我的笔，真诚地、笨拙地为他们唱一支不太高明的歌。
铁道兵的同志轻描淡写地说，引滦工程比起过去修筑过的某些铁路，还不是最艰险的，牺牲还不是最大的。
啊！活到这么大，我坐过多少次火车了？记不清了。为什么到现在，我才格外地感到火车轮子底下的路，以及它们所承受的重荷呢？
现在，我非常非常想乘一次火车。上哪去呢？顺着它走，它会把我送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让我把自己的心，紧紧地贴着大地的胸膛。那里可以听见，心在跳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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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读《蔡楚生的创作道路》有感
少舟
自三十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以来，我们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他们创造的累累果实，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珍贵财富。
正值著名的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逝世十五周年之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蔡洪声的研究成果——《蔡楚生的创作道路》。
蔡楚生是我国最有影响的电影艺术家和中国进步电影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他从二十年代末走上电影创作的道路，先后编导（或与其他人联合编导）了《南国之春》、《共赴国难》、《都会的早晨》、《新女性》、《迷途的羔羊》、《孤岛天堂》、《南海潮》等影片；特别是他1934年编导的《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的影片；1947年他与郑君里合作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上下集），更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在中外享有盛誉。解放以后，他历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主席等职，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也没有逃脱江青对他的迫害，终于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仅62岁。
蔡洪声同志占有了丰富的资料，并结合蔡楚生的经历及其具体作品，对他的思想发展和艺术创作道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索，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蔡楚生的创作道路》一书。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艺术家一生从彷徨、探索的小资产阶级“纯艺术”迷宫，走上现实主义之路，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呐喊，进而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在创作中实现了由“现实主义”向“革命现实主义”的飞跃的各个时期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因此，该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使人们从蔡楚生这位艺术家身上，深深感到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首先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否则，是不可能成其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的艺术家的。这对我们今天青年一代艺术创作者来说，有着普遍的认识意义。
其次，作者通过对《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等代表作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及其在电影史上的地位的中肯分析，使人们看到，作为一个艺术家，坚定地坚持严格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要性。蔡楚生认为，电影是一种具有极广泛的群众性的艺术，最接近生活，接近真实，能给观众以最深刻的影响，观众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影片所表现的人物身上吸取力量和养料。因此，他主张积极地发挥电影的社会作用。为此，就更应该加强影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蔡楚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与评论家的密切关系和他接受批评的真诚态度，也是令人钦佩的。蔡楚生在彷徨、苦闷的低沉情绪中编导的《粉红色的梦》，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激烈的批评。当时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蔡楚生的作品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向他指出：“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了。蔡楚生看到文章后，亲自找上门去真诚地感激聂耳对他的批评。他说从这以后，“我总把他（指聂耳）看成‘畏友’，并得到他许多真诚恳切的帮助。”还有奠定了中国电影批评基石的尘无，对蔡楚生每一部作品也都有过评论和批评。就是在这些批评家的尖锐批评中，蔡楚生认真地思考了自己所走的道路，终于转变了立场，走上了一条新的创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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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真挚的革命友谊
林理明
这里记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展示了读者、编者和老作家之间的真挚的革命友谊。
这位老作家就是老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同志。1973年，曹老将他几十年来写的歌颂鲁迅先生和歌颂壮丽的祖国的散文集交给了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十分重视曹老的作品，很快就出版了这部散文集。在当时“四人帮”横行时期，出版这样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如此，曹老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81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王艺光同志出差到北京。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王突然患病。虽经某医院门诊治疗，却不见效。曹老闻讯后，立即叫他的女儿送王艺光同志到隆福医院医治，随后又亲自数次到医院看望，还送去了可口的食物和必要的用具。曹老对编辑人员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医护人员。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王艺光同志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恢复了健康。
曹老去年因病住院。王艺光同志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其他同志知道后很惦念。10月，艺光同志趁赴京参观一个藏画展览时，特意托人在临潼买了一竹篮特产火晶柿子带上，去北京医院看望曹老。曹老看到晶莹火红的柿子，非常高兴。
最近，北京一位老中医看望曹老时说，临潼火晶柿子对曹老的病有治疗作用。但是曹老在去年10月并不知道这种柿子有治疗作用，所以吃得很少。于是，曹老的女儿就给我来信，让我托艺光同志设法再购买一百五十个火晶柿子。艺光同志立即亲赴临潼产地购买；可是因去秋以来旅游者购买这一特产的人很多，当地已买不到这种柿子了！正当我们十分焦急之际，艺光同志忽然想起西安市一位制作有名柿饼的贾师傅，他那里说不定还存有火晶柿子呢。这位个体经营柿子饼的贾师傅得知曹老治病需要火晶柿子，非常热情，立即从储存的柿子中取出二百个交给艺光同志，并且执意分文不收。他一再表示说：曹老是革命老前辈，为革命文学事业辛勤劳动数十年，他的作品使我受到了很多教育，我对他十分爱戴。今天我能为曹老治病送点柿子，正好表表我的心意。
艺光同志将二百个火晶柿子包装好，第二天即托一位赴京工作的科学工作者带走，送交曹老。我们深切地盼望着，临潼的火晶柿子能给曹老带去愉快，促使曹老早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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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毕业歌
华东师范大学 张小波
我们告别了多梦时节，
折叠起最后一个夏雨岛的晨昏。
从这里，
沿着黝黑的铁路线，
去敲打沉寂的原野，
去采掘深埋的矿藏。
也许艰苦的劳作，
会成为终生的归宿，
但三星将永远闪烁在头顶，
矿石似的美丽，
再不会搁浅，不会黯淡。
我们插下不死的信念，
收获决不是荒凉和贫瘠。
当所有因我们的生命
而延伸或滋长的生命，
爆发出霞光和欢呼，
默然的心纵使枯竭，
也毫不懊悔。
呵，祖国，
你起伏的土地上没有角落，
我们将在需要开创的地方驻扎。
脚板敲打上升的生活，
双手向太阳索取花冠，
每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们从废墟和脚手架下，
都有一个大汗淋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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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淘气的孩子多吃糖”
史非
“淘气的孩子多吃糖”，这也是一种“时弊”。此类现象，到处可见，而且危害不小，影响较坏，的确应该认真“匡正”一下。
多年来，某些怕“麻烦”的领导，最头疼的事就是对付那些无理取闹的“磨头子”。这种“磨头子”，惯于“得寸进尺”。他们的种种要求和应该得到的东西，虽然已经答复了、到手了，但难以满足的私欲，又使他们更加追求无已。他们认为，“张嘴三分利，不给也够本”。“磨”来“磨”去，“磨”得领导“没辙”了，总会多少“让点步”，设法“变通”出一些不“磨”就难以得到的“便宜”来。为此，他们实在“泥腿”得出奇，动不动就打“持久战”。他们明白，无理取闹有时可能会闹糟，于是就打定主意只“磨”不“闹”。有时，某些领导被他们缠得直“发火”，他们却依然能够和颜悦色地“磨”，坚持“走板”的话不说，“出圈”的事不干。他们认为，似这般“不走板”、“不出圈”，只是一个劲地“苦磨”，“谁也把我咋不着”。而那些既怕“麻烦”又渴望“息事宁人”的领导同志，遇上这类“磨头子”，就往往“没咒念”了。万般无奈，只得拿“糖”“哄一哄”。“淘气的孩子多吃糖”，就是这样造成的。有些人尝到了“多磨多得”的“甜头”，竟得意忘形地说：“这买卖不错，干得过！”
有些很难算是“明白人”的领导同志，管这种“拿糖哄”的办法，叫“照顾情绪”。殊不知，那些无理硬磨的“磨头子”，本不该有什么“不满情绪”。他们的所谓“情绪”，是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情绪。对于这种错误的“情绪”，只能严肃地批评教育，万万不可加以“照顾”。因为无原则的“照顾”，是与迁就姑息划等号的。对他本人，会助长欲壑难填；对别人，会有不良影响，甚至会造成“无理取闹也能有利可得”的错觉。因此，即使我们的“糖”再“多”，也不能让“淘气的孩子多吃”。对于坚持“磨”下去的，当然要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倘若长期教育无效，那就得适当给他点必要的纪律处分，使他知道，当无理取闹的“磨头子”，也有可能“磨”出一个追悔莫及的结果来。只要我们上下左右的领导同志，都能这样毫不含糊地对待无理取闹的人，形成一股风气，那么，“淘气的孩子多吃糖”的弊病，也并不是不能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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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滦水清清到天津 〔摄影〕张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