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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
黄烈
郭沫若同志的历史学著作非常宏富，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的有八卷，收入考古编的有十卷；文学编也有好几卷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史学见解，如他的自传文就包含着中国近现代史和革命史的重要内容。如果粗略地估算一下，郭老著作中涉及历史内容的不少于700万字。仅从著述的数量来说，在现代史学家中，郭老应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着郭老所遗留下来的如此丰富的史学遗产，要总结出他的全面贡献，应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几个方面，来谈一点认识。
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中的贡献及其所树立的优良学风
历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但历史成为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才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中国社会的历史规律，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曾大力宣传了唯物史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就牺牲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史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的，郭老应是第一人。从1928年开始写作，1930年汇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郭老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下几点值得指出：
1、郭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与中国革命的需要紧密结合的，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产物。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掀起了一阵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叫嚣，其主要攻击之点就是所谓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究竟符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中国历史究竟经历了那些社会发展阶段？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过程中首先面临而且必须加以研究和解答的问题。郭老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革命任务而进行的。郭老在1929年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所说的“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就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从事古代史研究的革命意义。他在这本书中，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推移的过程，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相一致。郭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把钥匙开启了科学地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门，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郭老这部书是开创时期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这无损于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者开拓的功绩。
2、郭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方法上虽存在一些缺点，但我们从他在日本十年的大量史学研究，以及为了证史而进行的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全局来看，他的研究完全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他非常注意占有大量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经过认真的研究分析，从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如郭老在谈到他研究古代社会时所说的：“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郭老在二三十年代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就与教条主义分道扬镳，不套用西方模式，走中国自己的新史学道路，从而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引导到科学轨道上来，郭老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3、郭老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又重视大量历史资料的占有和钻研的精神，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明白了做人和作学问的道理”。1924年他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接受了这部书的影响；但他又指出了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旨”，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已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对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研读之精，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完全可以看到。他翻读《资本论》的情况，在1928年初的一段日记里曾有过记述，日记中还保留了一段德文原文和郭老自己的译文。他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二部书。正由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所以他具有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古代史，把握历史脉络，洞察历史本质的能力，从而在古代史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郭老在掌握古代史资料上所下的功夫也是惊人的。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可以背诵诸子，对基本史料往往不假翻检就可以引用自如。在四十年代他就说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可能的准备和耕耘”。正因为他勤于耕耘，肯在精细处下功夫，他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成果为诸多专家所佩服。文字学家唐兰曾说过：“夫甲骨之学，前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董（作宾）”。因为他们的字号中都有一个堂字，当时号称“四堂”。如果郭老没有微观研究的卓越成果，在当时是得不到承认的。但郭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古代典籍和古文字进行精心研究的，他的研究成果就与他的同时代人大不一样，而作出了他们所无法做到的贡献。郭老这种既通观历史全局又肯在精细处下功夫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立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主张及其对史学发展的推进
郭老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一直到1972年所写的《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这篇文章，前后将近半个世纪。可以说这个问题伴随了郭老研究古史的半个世纪，也贯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半个多世纪。
郭老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和深入的过程的。从1928年到1952年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说法有过几次变化，主要是奴隶社会上下限的见解。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老把殷代算作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起自西周。随着他对甲骨文金文等研究的深入，在三十年代他
已经发现自己对殷代社会性质的判断有错误，到了四十年代，他断然肯定殷代是奴隶制社会。对于西周是奴隶社会则是自始至终没有变化的。对于奴隶制的下限，也就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划界问题，通常所指的古史分期是就此而言的，郭老曾二易其说，最早认为是在东周，四十年代改为秦汉之际，到五十年代初最终确定为春秋战国之交，也就是公元前475年。郭老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在具体划线上虽有改变，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前后一贯的，他始终认定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无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进行变革。这是历史的事实。而这种变革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和王国间发生有早有迟，在经济上各个地区发展也不平衡，因此，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间是比较长的。把两个互相衔接的历史阶段一刀两段当然有困难。正因为如此，郭老在斟酌划线问题上经过了不断探索、仔细研究的过程，他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著作都包含了在这方面所下的功夫。当他最后确定为春秋战国之交的说法后，得到学术界不少人的承认，这决不是什么如某些人所说的在特殊条件下才得以推行的学说，而是说明郭老的主张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比较有说服力。当然郭老的分期主张只是一家之言，但在百花园中郭老的分期主张是光彩夺目的，有它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
更应该指出的是长达五十多年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其意义超出了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本身。
由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复杂性，在探讨古史分期问题时，必然接触大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应用古文献、古地理、科学技术、音韵、训诂等众多的学科知识。半个世纪以来，探讨古史分期问题的论著数量十分庞大，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专门谈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已达800篇（部）以上。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不仅带动了一大批人，出了一大批成果，也促进了理论的深化和更广泛的史料收集钻研。
我们从郭老这几十年来涉及古史分期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逐步深入的足迹。收入《青铜时代》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与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同样都讲到诗经的内容，但相隔十多年，由于研究精进，古代的井田制被郭老从诗经中重新发掘出来。又隔了近十年，到了《奴隶制时代》一书中，郭老广泛地应用了考古发掘的殷代人殉的材料，战国铁器出土的材料，凉山彝族的调查材料，以至于汉简的材料，在理论上更加注意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阶级变化的分析，这就大大丰富和充实了他的学说内容。
在整个史学界，通过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所出现的变化也是很大的。开创时期除了《中国古代社会》等少量专著外，主要是一些为数并不太多的论文。到了三四十年代，象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有分量的专门著作，都是这个时候问世的。尽管他们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有各自不同的主张，但都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展。到了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有飞速的发展，前面所举的800多篇（部）涉及古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和专著，三分之二是属于解放以后的。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古史分期讨论紧密相连，而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郭老首倡之功，不断推动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三、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及其在史学上的运用
郭老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几乎是同时开始的。郭老研究甲骨文、金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古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通过一些已识未识的甲骨文字的阐述，来了解殷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郭老决不满足于根据罗、王等家已有的释文和考证来研究历史，而是要深入到古文字学本身动手进行透彻的研究。这就使得郭老既在古史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资料来源，又对古文字学学科本身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把古代史的研究和古文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又相对独立地作出了各自学科领域的贡献，这是我们探讨郭老在学术上的贡献时所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
郭老甲骨文的著作主要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殷契余论》等，这些都是在日本期间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入集的散篇文章，如1972年写的《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等。
郭老在甲骨文研究领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甲骨文的编纂整理创立了一个科学体系。郭老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距甲骨文的发现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从《铁云藏龟》到罗、王著作的陆续问世，甲骨文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但对甲骨文的整理还远未形成科学的体系。郭老的《卜辞通纂》一书，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精粹者”汇为一书，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作了考释，每一项还有一小结，创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到现在不失为研究甲骨文的入门书。
2、郭老在探求甲骨文本身的规律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郭老对古文字学的研究，是从掌握文字发展的规律性上入手的。在中国文字形、音、义三要素中，形是根本。郭老以甲骨文的构形为基础进行分析，摸清了文字结构变化的规律，从而释读了许多人所不识或释读错误的文字。根据文字的发展规律，
郭老又反用金文来释证甲骨文，这样也解开了不少难
读难认的字。郭老不仅注重字形，而且把形、音、义
的研究辩证地加以应用，这就大大提高了文字释读的准确性，辨认了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文字，超越了前人。他在古文字整理方法上，诸如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等，都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
3、郭老甲骨文的研究与古代史的研究是紧密结合的。以甲骨文证史，王国维已开其端，但他只限在极狭小的范围，由于郭老着眼于古代社会的研究，这就在甲骨文的应用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郭老甲骨文研究的成就，并不是说每一点都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的人，而是他作出了前人所不可能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例如《释祖妣》，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认定甲骨文祖妣二字的象形，“为牡牝的初字”，来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并结合古代传说中的婚姻制度作出了解释。这在当时，都属惊人之语，是在旧学中打圈子的人所不能想、不敢想也不敢道的，而郭老的解释却道破了中国原始社会发展所遗留的痕迹。又如《释臣宰》，解释为“所谓臣民者固古之奴隶也”；“宰亦犹臣”。从这里郭老又揭示了人类阶级社会之一页。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得不出这样的解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郭老甲骨文研究在主旨、方法和证史上都与前人有根本不同，对甲骨文学科的本身是一次重大的革新。
郭老对于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发掘周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自北宋铜器款识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后，专门著录已很不少，历代出土器物虽多，但由于时代不明，一团混沌，要作为考史的根据就很困难。王国维曾慨叹：“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王国维为之感叹而不知从何着手的事，郭老却做成了。
郭老金文的著作主要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书，以及直到他逝世前所写的新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的许多散篇文章。而早期集大成的著作要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部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把存世的重要青铜器作了系统的断代区分。图象根据器形排列，铭文按西周王朝先后排列，东周则按国别排列。他的断代方法是十分科学的。首先找出一些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标准器，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他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再就文字的体例、文辞的格调以及器物的花纹形式以参验之，大体上就可以断出各器的时代性。铜器铭文时代性搞清楚了，它才具有真正的史料价值。
这部书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郭老开创了青铜器形象学这一门新的学问。作为这部《图录》的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找出了青铜器物形态、花纹、文字等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许多特点，从而确定了青铜器发展的四个时期。他的分期方法，现在仍为中外研究青铜器者所采用。由于青铜器形象学的启示，在美学、艺术以至意识形态等其他的研究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因为郭老把青铜器铭文纳入了可靠的史料地位，并把青铜器铭文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古代史研究中去，他的古代史研究也就更加深入。
四、在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贡献
郭老在古代史研究中，既重视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的研究，也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他早在1921年就写过《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一文。这是郭老早期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郭老充分肯定了孔子和早期儒家的历史作用。他表明自己是肯定孔子，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而郭老对先秦诸子进行集中的研究，则是在抗战期间的事，集结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两部著作。这两部书研究了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从先秦古籍中析出互相渗透的各家各派的思想源流和相互关系，他评论了包括孔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至秦王政等历史人物，清理了他们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郭老所用的方法是首先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主张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作出对他们的评价。他并不是孤立地去研究和考证一个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中加以考察。这就比《先秦诸子系年》等著作，有不可比拟的深刻意义。郭老对先秦诸子和各派学说的评价是和他的分期主张相一致的，这时距离他开始研究古代史已有十五年的时间了。经过十五年的钻研，首先是对他所据材料作了严格鉴定。例如《周易》，原先认为是殷末、周初的作品，经过他的深入研究，断为战国初年的作品；又如《尚书》，过去只注意今古文之别，经进一步研究，才断定其中有些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关于卜辞，由于研究的进步，原先不认识的现在认识了，原先认错的现在改正了；关于周代彝器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在对史料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清理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把殷周绝然划分为两个时期的错误。郭老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就是对自己过去研究古代史的一次大清算，正确的东西坚持下来，错误的东西坚决改正。在清理的基础上重新认定殷代是奴隶社会。把奴隶制的下限也移到秦汉之际。郭老对于先秦诸子的批判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
郭老把先秦诸子的渊源脉络和各家各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清理清楚，对各家内部的变化、分解理出头绪，如儒家八派的分析，前后期法家的继承和演变等等，这些是对先秦思想研究的很大推进。
郭老自己认为正确的见解，不怕违众，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他对于孔子和早期儒家的评价，以及对于墨子的评价，在当时就引起自己阵营内部的人的反对。但是他始终坚持直到去世。他认为要把孔子的原来面貌和汉代以后人们对孔子的重新塑造严格区别开来，也要把早期儒家与后来被改造过的儒家严格区别开来。孔子究竟代表了当时哪个阶级的利益，现在学术界的看法仍有分歧，这是可以讨论的。但郭老作为一家之言，有他存在的理由。
对法家郭老作了前后期之分，对于早期法家郭老是肯定的，他说“社会有了变革，然后才有新的法制产生，有了新的法制产生，然后才有运用这种法制的
法家思想出现”。又说“各国的变法都应该有法家式的前驱者”。这就充分肯定了法家出现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法家是有演变的，后来演变为法术家，帮助统治者走上极端专权的道路，成为压迫人民最残酷的工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便出自法术家韩非的主张，李斯不过拣起来向秦始皇建议而已。封建社会即使处于上行阶段，仍然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对统治者帮凶的法术家进行分析批判有何不可。
郭老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视为最重要的一条罪状。秦始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国家的创建者，当然应该为他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但他在政治上确有许多倒行逆施和以刑杀为威的行为，郭老对他批评没有什么不可，只不过是看的不够全面，有些偏激，郭老在解放后所写的文章中都已改正了。郭老把秦始皇当作奴隶主的代表，这是根据他当时的分期主张，认为奴隶制的下限在秦汉之际而定的，当他在五十年代初把奴隶制的下限改在春秋战国之交，这一看法自然得到了纠正。
总的来说，《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是郭老对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结晶，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光彩夺目的地方，是两部好书，《“十批”》决不是坏文章。
五、在整理古籍上的贡献
郭老非常重视古史的基础工作，即材料的整理。在他寓居日本的十年里，对甲骨文、金文的整理就很下了功夫。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身负多重任务、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仍不忘材料的整理这一基本工作。《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校注《崖州志》等，都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完成的。其中工程最大要数《管子集校》了。
郭老在1953年开始整理《管子》，他利用了已故许维遹、闻一多《管子校释》的基础，对许、闻旧稿约四十万字先加整理，然后扩充为字数达170万字的《管子集校》。正如有的研究《管子》的学者所指出的，“此书体例严密，规模宏大，所见版本之多，参考历来校勘书籍之广，不仅是以前学者所未曾有，而且也是解放以来第一部博大精深的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巨大著作，对学术界的贡献实在不小”。
郭老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气力来整理《管子》，他在叙录中作了说明，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而文字复舛误歧出，如不加以整理，则此大批资料听其作为化石而埋没，殊为可惜。……有见及此，故不惜时力而为此冗赘之举”。郭老对《管子》的整理，主要在校勘文字，当然其中也包括着释义的内容。校勘文字少不了要增、删、改字。郭老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勘各种文本，进行一字一句的研究，作出取舍，但他并不完全限止在对前人成果的鉴定取舍上，而有一些是他根据自己广博的学识基础校的。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我们认为，不拘泥于据本校文，而以理校文，这应该说是更深一层的研究。当然不是说郭老校改的每条都正确无误，那是可以继续考究的。郭老勉励我们：“研究工作有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郭老这种不畏艰辛的攀登精神，为旁人铺石修路的精神，以及他贯注在全书中字斟句酌、勤勘细审的治学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郭老在1962年利用在海南岛休假的时间，应崖县县委的请求，整理校注了《崖州志》，从而把这部将近散失糜烂的著作挽救了过来。他在序言中说：“从糟粕中吸取精华，砂碛中淘取金屑，亦正我辈今日应有之事。如徒效蠹鱼白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则不仅不能生活，而使自己随之腐化而已”。郭老对待古籍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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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消息
出版消息
《经济体制改革》杂志创刊
《经济体制改革》创刊号于八月出版。这一期发表了林子力的《要着重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理论》、蒋一苇的《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与经济体制改革》、林凌的《重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述评》等文章。《经济体制改革》开辟有《重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等专栏。《经济体制改革》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刊物。
（张泽荣）
《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出版
董辅礽著《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着重论述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并以一定篇幅对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同苏联经济学家索波里学术思想的异同作了比较，是目前国内较系统地研究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一本学术论著。（光）
《论经济管理》出版
周叔莲著《论经济管理》，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是作者近几年撰写的有关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方面的论文，马洪同志为该书写了题为《加强经济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的序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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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泗编著的《中州胜迹概览》一书，已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出版。
（刘光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