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切实改革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丁学良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提出了我国改革的基本纲领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反复阐述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这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我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最明确、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论述，值得认真研习、深入领会。
具体地准确地分析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首先需要重视的，是小平同志所阐明的对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问题的思想方法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邓小平文选》第295页）这一方法论突出地体现在小平同志所划的三个界限上，即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鉴于以前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训，把握这个方法论对于成功地清除封建主义的遗毒关系重大。以前一提出反对某种倾向，往往就预示着要刮“风”。在那种不加分析鉴别的形而上学之“风”中，不该批的被批了，不该打倒的被打倒了，而明明应该被清除的反倒被当作“最最革命”的东西供奉起来。所以，在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区分上述的三个界限，既不允许有人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允许有人把封建主义余毒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保护。
小平同志强调的思想方法论贯穿于他讲话的始终。他先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揭示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无疑，对产生这类弊端的原因不能作单一化的解释。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就不纯粹是旧中国历史的遗产，更主要的病根是从外国搬来的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但不容否认，包括官僚主义现象在内的以上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比如，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几个书记，最后集中于第一把手，党的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集权。在视这种做法为天经地义的观念中，不是可以隐约见到“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吗？再如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现象，其特征是权力不受限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别人只能唯命是从、“尽忠”，把上下级间的同志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概言之，就是造成对家长式人物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陈旧的社会现象的历史渊源更是悠久。数千年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就是家长制。家长拥有对全部家产的所有权，因而也就拥有对家庭成员的人身支配权；尊长高高凌驾于家族组织之上，其意志在家族内享有绝对权威。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是家长制的扩大。把家长制作风搬进革命队伍，不能不严重侵蚀革命组织的机体。
剖析了具体制度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之后，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揭露这种影响在思想作风方面的表现，诸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工作中的某些作风，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轻视科学和教育的落后观念，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做法，等等。
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读了小平同志对封建主义遗毒尖锐而又准确的分析批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了三十多年以后，封建主义的残余对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小平同志在讲话中为我们探讨这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指明了线索。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文选》第295页）回顾历史，从面对的既定社会状况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是十分繁重而艰难的。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打击了封建主义，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太弱，并未能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它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错，时而前者显得突出，时而后者跃居首位。但是，既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封建主义是作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起作用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敌人中，往往需要革命把更多的火力集中于前者，这无形中使封建主义势力偶有喘息之机。三，消灭封建主义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在内的整体过程，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器的批判，其他形式的斗争往往退居次要地位，甚至暂时被忽略了。
所以，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和彻底的，但却没有能够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完全彻底地清除封建主义的余毒。中国封建主义的历史惰力毕竟是太久远、太深厚了，要在二十八年的短暂期间铲除二千多年的沉积，是难以办到的。须知，西欧封建主义的历史尽管比中国短得多，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清除它也还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按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应该从上述的历史过程汲取教训，大力开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斗争。遗憾的是这一点未能很好做到。主要原因是：在建国初期迅速解决了民主革命中留下的如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制度改革这样的重要问题，并在婚姻等问题上批判了封建意识之后，较普遍地以为封建主义已经成了“死老虎”，反对其残余的斗争已成历史。五十年代末以后，“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8条），越来越错误地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时刻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而把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对现今社会的消极影响忽视了。这样，目光全都盯在“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身上，封建主义遗毒却在那儿不被人们注意地扩散并起着侵蚀作用。与此同时，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了我们党的领导的错误。这伙野心家本身就具有封建主义的劣根性，在他们相继窃取大权的年代里，是绝对禁止人们思考批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的，而他们自己却正是在“狠批资产阶级”的大旗掩饰下，大搞其封建法西斯主义。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在主观上没有能够突出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任务，还有一个原因则使得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根除这种遗毒。马克思主义认为，要使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绝迹，必须具备发达的社会文明（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建国以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原先底子太落后，再加上“左”倾错误部分地抑制了社会主义商品化大生产和教科文事业的发展，我国经济生活中仍留存着一些自然经济的成分，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地比较低。这不能不使封建主义的残余有着存身的社会土壤。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所搞的个人崇拜、愚民政策、闭关锁国、文化专制主义以及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乃至下令“选妃”、上书“拥戴”等一系列活动中，人们亲眼目睹了封建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严酷的教训使人们回想起《资本论》序言中分析德国时所说的：“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历史在有些方面可以被跳跃而过，而在有些方面则不可以。就某些民族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从前资本主义就可以迈进社会主义而言，历史的一定程序是确实能够被跳跃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个被跳跃而过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内容——即从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意识诸方面清除封建主义的废墟，则是不能被省略的，必须由执政的无产阶级带领人民去继续完成，以便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扫清基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广大人民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认真严肃的思考所获得的积极成果，以更高的科学理论的形式体现在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里。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95页）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从思想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这是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决不是针对什么人的“政治运动”。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要想用“急风暴雨”式的方法来解决人们思想意识中的封建残余，是从来不成功的。必须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使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其二是制度方面，这是主导性的。“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296页）。这个重要的结论是小平同志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过去经验的令人心服的总结。唯物史观考察社会历史的进程，始终把制度性的因素置于个人主观性的因素之上。以前虽然多次提出过反对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等，但由于仅仅借助于思想作风方面的宣传教育，而没有制度上的保证，结果收效甚微，一遇风浪，甚至前功尽弃。思想作风作为个人主观上的一种自我制约，实在具有太大的随意性。相比起来，制度问题则“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93页）党和国家的组织、工作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尽管不能忽视思想教育，但更根本的战略措施是改革制度。只有抓好这个关键，整个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历史任务才能扎扎实实地顺利完成。小平同志把这一点提到关系着“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是否会“重新出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高度来告诫全党（《邓小平文选》第293页），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索。
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切切不可把我国正在逐步进行的改革看轻了，看作只是对某些工作细节的修改更易。而应该站在小平同志所提示我们注意的高度上来认识改革。通过这个深刻变革的进程，必将彻底清除数千年的封建主义历史给后人遗留的影响，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社会机体，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无庸置疑，如果对于改革缺乏这样一种历史感，就不能理解改革的伟大意义和艰巨性、长期性，就不能克服各种困难，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比较各国的经验，包括比较那些基本制度与我国相同、具体制度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比较那些基本制度与我国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另一方面要对资本主义思想展开科学的批判。决不能认为可以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作为我们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武器。我们的两个最有力的武器是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用前者肃清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用后者肃清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前者不仅是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而且是指科学文化知识。历史经验证明，去掉了这个方面，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也是不牢靠的。作为共产主义思想意识最高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不是奠定在科学基础上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决不会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着重点在于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自从小平同志作了这篇重要的讲话以来，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对从思想政治方面清除封建主义遗毒的任务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历届人大会议，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作出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决定，针对前述种种弊端，制定并实施了多项规章制度。特别是，我们有了一个新党章和一部新宪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不断发展和健全。当然，要使数千年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灭绝，还有赖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我们坚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数代革命先驱未能彻底完成的历史任务一定会完成。中国革命在这个问题上的实践经验，对那些在不发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必然具有借鉴意义。而对这种实践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进行这种概括的典范——也必然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
第5版()
专栏：
让消费者行使一份职权
宋力刚
用户、顾客、旅客等生产消费者和生活消费者，是工商企业的服务对象，是产品质量、商业服务质量的最好鉴别者。我们应该通过改革，让他们作为消费者，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质量管理中，行使其应有的一份职权，发挥其作用。
过去长期间里，我们对工商企业的主要要求，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产值、产量计划，很少让他们重视广大消费者的愿望、要求、建议，致使在改进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方面进展缓慢，成效不大，给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带来损害。
近来，实行各种工业经济责任制，调动了企业职工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许多企业改进了经营管理。但也要看到，在这些经济办法实施过程中，也滋长着一种为了追求利润和奖金，不问用户、顾客是否满意，不从根本上改进服务，甚至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倾向。这已经引起了广大顾客、用户的不满。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工商企业从根本上改善服务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利润呢？重要的一条，是创造条件保证消费者拥有一份参与评价工商企业成绩优劣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实权。为此，仅仅是征求征求顾客、用户的意见是不行的，应该以消费者的评价，做为有关企业利润分成和职工奖金多少的一个重要依据。
譬如说，每月发给职工或学生每人一张评价票，由他们对食堂的服务，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做出“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评价，然后，主要根据这个评价，结合其他方面的考核，确定该食堂某月应得奖金的等级。又如，在一定期间内，发给某工厂某种产品的主要用户几十张或几百张评价票，同样，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达出他们对该厂产品的评价，然后由该厂上级机关根据这个评价，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决定该厂提成或得奖的多少。如此等等。
乍看起来，可能会觉得这办法太繁杂，不可能做到。其实不然。我们既然能够请成千上万的观众、读者投票评选优秀影片、优秀演员、优秀作品、优秀运动员等等，为什么不可以组织消费者或其代表进行上述的评价呢？既然我们能够积年累月地研究、讨论如何改进服务质量问题，既然我们工商业的基本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物质需要，既然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我们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并愿为它们的改进而做出努力，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采取这类事半功倍的有效措施，认真地、郑重地依靠人民群众办好我们的工商业呢？
自然，发挥消费者评价与监督的作用，在具体做法上和组织形式上，有待于摸索创造，在实践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可以预料，只要在方向上原则上肯定下来，大家就会结合实际，通过不同方式方法，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使它逐步发展提高。应该看到，一些地区、部门、单位，邀请用户、顾客、旅客等提出意见，评选优秀服务员，评选优质产品，根据用户、顾客的表扬和批评，增加或减少某些有关人员的奖金等等，早已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些探索和实践。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它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管理原则确定下来，使它逐步发展为评价和监督所有企业、所有产品和一切服务活动的一种制度。这将保证我国广大工商企业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经营方向前进，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够更好地落到实处，从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第5版()
专栏：学点民国史
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个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6年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以后，国统区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物价飞涨，使本来收入微薄的教师和学生的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几乎无法维持。加上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特务横行，广大师生不仅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在此情况下，南北各大学风潮迭起。1947年3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按物价指数调整工资等五项要求。随后，浙江、上海等地大学的师生也纷起开展反对各种不合理制度的斗争。5月，这些斗争逐步汇合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5月初，全国学生界为纪念“五·四”运动，举行各种活动。上海一些院校学生，除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会外，还进行了社会宣传。4日，上海法学院学生在街头张贴出“反对内战”、“打倒官僚资本”、“保障人权自由”等标语，遭到警察镇压，两名学生被打成重伤。次日，该院学生罢课抗议。随后，上海各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到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揭开了5月斗争的序幕。
南京的学生斗争从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增加副食费开始走向高潮。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得知副食费不能维持，群情激愤，决定罢课。嗣后，中大学生自治会代表三次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调整副食费都无结果。15日，中大、国立音乐学院和国立剧专等校3，000余名学生到教育部和行政院请愿，向教育部长朱家骅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提出严正质问。次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增加学生的副食费。随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学生们又把反饥饿与反内战结合起来，将斗争推向新阶段。17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集会并决定，在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并派人赴沪杭联络，组织华东各省高校采取一致行动。同时，致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各校，呼吁共同斗争。
5月中旬，平津学生的斗争在沪宁学生的影响下迅速高涨起来。15日，北京大学召开各系和社团联席代表会议，决定罢课。清华、朝阳、中法、燕京、汇文等大中学校相继响应。天津的南开、北洋等校也紧跟着罢了课。18日，清华、北大两校上千名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下午，在西单活动的宣传队，正在唱着“这年头，怎么得了，一百元的钞票无人要……”，突然涌来一大群国民党青年军，围殴宣传队，许多学生被打伤。“西单事件”激起平津学生的义愤。当天晚上，平津13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在北大开会，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并决定于5月20日举行示威游行。
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惶恐。18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发表谈话，对学生进行威胁。他声言，学生的活动已越出“法律所许可之范围”，要“严整法纪”。同日，国民党政府也通过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并授权各地国民党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镇压人民运动。
国民党当局的恐吓，并未吓退学生。19日，南京、上海、苏州和杭州16所高等学校的代表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按计划举行示威游行，并推选出领导游行的主席团，商定游行的路线。20日上午，数千名学生在中央大学集合，突破宪兵和警察的包围，高呼着“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和“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开始示威游行。国民党警宪早在学生必经的道路上设下重重障碍。当游行队伍行至珠江路口时，警宪开始用水龙袭击学生，接着又挥舞木棍、铁棒、皮鞭冲向学生，逢人便打。学生当场被打伤100多名，还有28人被逮捕，造成震动全国的大血案。学生们没有在暴力面前屈服，他们冲过敌人的封锁线，重新整理好队伍，继续前进。当队伍到达国府路时，又遭到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防护团、青年军等五道防线的拦阻。面对严峻的局面，学生们毫不退缩，就地开展斗争。宣传队带领大家高呼“反对政府屠杀学生”等口号，并向围观的群众诉说珠江路血案的经过。同时，主席团派出代表与警、宪指挥官交涉，要求让路。下午，南京市内骤降暴雨，但学生们屹立不动，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战歌，坚持斗争。市民们纷纷冒雨送来热茶和雨具慰问学生。直到傍晚，经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调解，南京卫戍司令部方撤走军警，让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终于按原定路线胜利返校。
“五·二十”惨案发生后，学生斗争继续扩大。22日，昆明学生罢课，长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接着，开封、广州、沈阳、重庆、南昌和桂林等地的学生也都相继行动起来。南北各大学的教授也卷入了运动。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校教授纷纷发表书面意见，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对学生表示同情。但此时国民党军警特宪却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加紧迫害进步学生运动。6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杭州和重庆等城市实行大逮捕，很多学生遭监禁。武汉大学学生因阻止军警特务逮捕同学，3人惨遭枪杀。2日，是全国学生罢课日，国民党政府如临大敌，各大城市都宣布戒严，军警日夜巡行街道。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及时指示学生取消游行活动，采取其他的斗争方式。15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从此国统区广大学生紧密团结在自己的组织周围，继续战斗。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持续一个多月，遍及60余大中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国统区人民斗争的高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成为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