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回忆邵式平同志
方志纯
邵式平同志去世已经十八年了。他那传奇的一生，不断进取的精神，长存在熟悉他的同志的记忆中。
（一）
邵式平同志于1901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被邵姓的贫苦农民合股集资选送到弋阳县立高小读书。他与同班的方志敏是莫逆之交，两人情同手足。在青少年时期，邵式平性格刚强，主持公道，有一股豪侠的气质。高小毕业，他考取南昌第一中学。一中读书期间，他曾创办《青年报》，传播革命思想。
1923年，邵式平同志中学毕业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在北师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入党后，邵式平同志担任了北师大党的小组长和学生会主席、学生军的负责人。“三·一八”惨案后，率领学生示威游行的邵式平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由党组织介绍回南昌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到处清洗共产党，邵式平同志在南昌无法存身，便化名为“余艳王”，到赣东北同方志敏同志一起，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根据地。
说起“艳王”，我们不少老同志都知道邵式平同志有个绰号——“邵阎王”。因为谐音之故，把“艳王”叫成“阎王”。的确，当时在赣东北，一听说“阎王”的部队来了，革命的人民就欢天喜地，敌人和土豪劣绅则心惊肉跳，生怕见“阎王”。
后来有人问邵式平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恢谐地说：人家都说我长得不漂亮，因此，我下决心取个漂亮的名字。余者，我也；艳者，美也，我是美中之王也。
1928年，是赣东北苏区最困难的一年。刚刚创建的根据地，脚跟尚未站稳，便遇到强敌“围剿”，根据地越来越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内有人主张埋枪逃跑，有人主张同敌人死拚一场，也有人主张转到白区打游击。邵式平同志坚决支持方志敏同志在根据地打游击的主张，并耐心说服少数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后来，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大战于金鸡山，经过激战，获得大胜。接着，三天三战，三战三捷，胜利的消息传遍赣东北，被动局面迅速扭转了。战斗中，邵式平同志不仅善于抓住战机，指挥若定，而且挥枪上阵，冲锋在前，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精神。
从此，邵式平同志便调任军事工作。信江特委成立后，他任军事部长兼军队政治委员，1930年任红十军政委。1933年初，奉中央军委命令，邵式平和周建屏同志率红十军南渡信江，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4月，中央决定成立闽赣省，又任命邵式平同志为省苏维埃主席。后来他又随军长征到延安。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从事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从事经济工作。全国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3月病故于南昌，时年六十四岁。
（二）
邵式平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1928年，赣东北的革命运动闯过了难关。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以弋阳、横峰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到闽、浙、赣、皖四省的50多个县，人口超过百万；武装力量从两条半枪起家，发展到工农红军第十军团，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人民军队。
然而，王明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却对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采取怀疑的态度。在1931年4月间，先后派曾洪易等人以中央全权代表的名义到赣东北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全面否定赣东北党的工作。诬陷方、邵“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右倾”。
在肃反问题上，曾洪易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以“肃反”为名进行打击和迫害，不少同志不明不白地含冤而死。邵式平同志怀着对革命和同志极端负责的态度，和方志敏同志站在一起，同曾洪易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保护了一批党员和干部。
当然，邵式平同志不是完人，在革命漫长的道路上也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他从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错误，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敢于批评，勇于改正，毫不犹豫。在长征途中，邵式平同志曾犯过错误。经朱德同志的帮助和教育，自知其错，断然同错误决裂，随朱德同志继续前进。
（三）
“邵是有见解的同志，这一点以前不够了解。”这是1949年邵式平同志离开东北南下到江西工作时，陈云同志对他的评价。
邵式平同志在东北局从事经济工作期间，曾花了数月时间，走遍东北各省，深入实际调查访问，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感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特别是懂得技术的经济工作干部，对我们太需要了。如果现在不认识这个问题，不着手准备，我们会吃亏的。”
邵式平同志有眼光，有远见，气魄大，这在江西人中是有口皆碑的。熟悉南昌的人都知道，解放后这个城市的许多重要建设，如宽广的“八一”大道，耸立在青松碧树中的江西宾馆，革命烈士纪念堂、博物馆、医学院、省政府大楼、人民公园等等，都是邵式平同志提议或亲自规划的。
对经济建设，邵式平同志常用“十年以后看”、“五十年不落后”的话教育干部和技术人员把眼光放远些。江西盛产木材，有些同志不重视植树造林和保护好现有森林，邵式平同志批评说：“现在我们是吃祖宗的饭。”1957年，根据中央要精简机构的指示，在邵式平同志的倡议下，江西动员了五万多干部上山下乡，建立一批农场、林场，开发和建设山区，发展林业生产。周总理赞扬说，这是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政策。
邵式平同志对教育和科学工作比较重视，而且有研究。他特别赞成“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他常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光靠干劲还不行，必须要掌握科学知识。他亲自兼任江西科委主任，江西第一个科学院和科学试验基地，是在他过问下创建的。在他的倡议下，江西曾聘请近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和技术人员作为科学院的研究员。他常邀请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四）
邵式平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同时也是勤奋好学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邵式平不错，能武能文。”
邵式平同志诗情壮烈，文笔朴实，书法刚劲。他在史地、经济、哲学、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研究。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解放后，工作再忙他都坚持读书。晚年同病魔作斗争时，《资本论》、《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等书还是卷不离手。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研读数遍，而且写了三四万字的心得笔记。他在1947年7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革命愈发展，学习愈重要。……小孩子说错一句话，做坏一件事，人们是能够原谅的。因为其对社会影响很小，甚至没有什么影响，至多是前辈人用来作为笑柄和娱乐的材料。但是年纪越大，越是不能取得人们的原谅。尤其是较负责的共产党员，更是如此。因此，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做到不犯或少犯错误。
在繁忙的战斗和工作中，邵式平同志有坚持记日记的良好习惯。他病故后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日记、笔记、资料。他常给干部和大学生作形势报告和讲课。他的演说充满辩证法，深入浅出，风趣生动。工余时，邵式平同志好写诗填词。1963年他养病期间，他曾计划给江西八十多个县市各写一首诗，来表现那里的历史和新貌。可惜，只写了三十几个县，就因病危搁笔。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邵式平同志虽然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清贫”作风。他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生活简朴，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接待外宾或内宾时，凡送给他的礼品他都统统交出。有些老同志、老战友来南昌探望他，他都是在自己家里做上几个简单的“老俵菜”招待，从不到宾馆设宴大吃大喝。他的这些往事至今使人感到敬佩！
第5版()
专栏：
坚持奋战大青山
——回忆姚喆同志
高克林 奎璧 张达志 杨植霖 苏谦益 白成铭 黄厚
姚喆同志从1938年秋开始，在塞北地区战斗工作了15个春秋，为夺取绥蒙地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光阴荏苒，姚喆同志与世长辞已经四年了。我们这些同他在大青山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志都更加深切地怀念他。
姚喆同志1906年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里。1925年到1926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担任邵阳二区乡农会主席。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黄公略、贺国中等同志的率领下，参加了“平江暴动”，翌年入党。从此，他在彭德怀同志直接领导下，参加了艰苦的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以及保卫中央苏区的一、二、三、四、五次反
“围剿”。在长征中，他先后担任中央政卫团团长和红三军团十二团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红军到达陕北后，调他任陕北红军七十八师参谋长和独立师师长，参加了红军的东征和西征战役。在整个红军时期，他五次负伤，多次受到中央军委和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授予他三级红星勋章。
抗日战争时期，姚喆同志历任旅参谋长，绥远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塞北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历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曾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第四届人大代表和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7年9、10月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蒙古以后，在这一地区驻有一个旅团，四个伪蒙古骑兵师和大量的伪民团、伪警察，严重地威胁着我陕甘宁、晋西北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一地区十分重视，曾多次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发电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贺龙、关向应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组成了大青山支队。这支队伍由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率领，于1938年7月29日从晋西北的五寨县出发，冒着酷暑，突破了敌人重重封锁，于9月初胜利登上大青山，与杨植霖、高凤英、刘洪雄、贾力更等同志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在一起。从此，开始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长期、艰苦的斗争。
为了打击入侵的日寇，扩大我军的影响，争取和发动群众，打开抗日局面，姚喆同志积极协助李井泉同志连续组织指挥部队进行了几次战斗：9月初首先打开了陶林县城，歼敌一部。10日攻克了绥北重镇乌兰花，全歼守敌日伪军百余名，接着又在归绥至武川公路上的蜈蚣坝伏击了日寇的十余辆运兵汽车队，歼敌80余人。10月上旬在石拐伏击了敌人的汽车队和袭击了三道营火车站。在大青山南麓沙尔沁和大青山中和山北的宫地后窑子和广业公司等地袭击了敌人的据点，共消灭日伪军700余人。这一连串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塞北，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使绥蒙民众的抗日情绪为之大振。人们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鬼子的队伍。”
大青山地区岗峦起伏，村落稀疏，在辽阔的草原和崎岖的山地上，步兵行动十分困难。而日寇和伪军不是机械化就是骑兵，行动比较迅速。党中央、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后，指示大青山游击队迅速将步兵改为骑兵，以适应斗争的需要。姚喆同志在具体执行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一方面从消灭伪军、围歼顽匪中缴获了大批战马，另一方面，向开明绅士和大地主募捐。有些蒙汉族群众听说八路军需要马匹打鬼子，有的青年就自带马匹来参军，有的自动献马献鞍具，很快解决了马匹问题，组建成一支精干的大青山骑兵支队。
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纵容，大青山里土匪成灾，他们抢掠奸淫，无恶不做。姚喆同志为民除害，率领部队，围歼了夏军川、肖顺义、郭长清等匪部。基本上消灭了匪患，安定了局面，从而争取了群众，站住了脚跟。
1938年12月，七一五团主力奉命开赴冀中地区，只留下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和动委会第四支队，在大青山坚持斗争。李井泉和姚喆同志根据毛主席“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导思想，将部队分散到绥南、绥中、绥西三个地区开辟工作。这三支为数不多的队伍，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很快发展成为一、二、三营。部队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寇惶恐不安。
1939年4月，日伪军集中五六千人一起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一带和绥南的蛮汉山地区进行残酷的“扫荡”。这时，在日寇进攻面前不战而逃的国民党骑二军的郭栖鹏、骑六师师长王照墉，也趁机带部队进入大青山，要从我军手中“收复失地”，形势十分严重。当时李井泉同志在延安汇报工作未回，姚喆同志立即部署各区，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同时，带领绥中部队转到外线，从侧背打击敌人。日伪军对我无可奈何，却给国民党骑六师以严重打击。
王照墉在仓皇北逃的途中遇到我军，苦苦哀求姚喆同志统一指挥他的部队以摆脱日寇的尾追。姚喆同志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允许王同郭的部队跟在我们部队后边行动。在姚喆同志的统一指挥下，使这几支部队很快摆脱了敌人。后来王照墉和郭栖鹏自知在大青山搞磨擦站不住脚，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骑兵支队在姚喆同志英勇机智的指挥下，取得了反“扫荡”和反磨擦的双重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1月李井泉同志调往晋绥工作，姚喆同志接任骑兵支队司令员。大青山地区的军政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姚喆同志肩上。这时，阎锡山在山西发动晋西事变，进攻新军；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同日寇勾结，在大青山频频制造事端，袭击我军，枪杀我地方工作人员。他们提出“绥远人治绥远”的反动口号，妄图把我军赶出绥蒙地区。为了反击顽固派的妥协投降活动，姚喆同志指挥绥中、绥西、绥南部队集中兵力，同时行动，一举歼灭了“自卫军”总部和各路指挥机关及其主力八团、十二团以及“自卫军”的绥南专署，俘虏2，000余名，缴枪1，000余支，还缴获了“自卫军”三路总指挥王有功与日寇勾结投降的秘密信件。接着，又在绥中和绥西粉碎了顽军各1，000余人的反扑，消灭、俘虏了一部，其余溃散逃窜。我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骑兵支队也从三个营发展为三个骑兵团。
1940年6月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对大青山工作的指示信中提出，要注意发挥政权作用，要建立绥察行署，决定由姚喆同志任主任，杨植霖同志为副主任。姚喆同志根据贺、关首长的指示，对大青山地区工作进一步做了部署。8月，他在武川县西梁村主持召开了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制定了“绥察施政纲领”，成立了绥西、绥中、绥南三个专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派出一批干部组成了绥东工作团，成立了丰东工委，在绥东开辟工作。到1941年，在丰镇、集宁、兴和、商都等县都相继建立了区县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发展了数百人的骑兵游击队。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大青山各个地区抗日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整个大青山的骑兵发展到3，500多人，根据地的建设也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使大青山地区和晋西北联接起来，形成了辽阔的晋绥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拱卫着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大青山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对内蒙主要城镇和交通线的反动统治，使其不敢冒然南犯和北进。从1941年到1943年，日寇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并且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姚喆同志领导大青山军民经受了这一严峻的考验。在地方党、政组织、蒙汉群众和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2年秋季，日寇搜罗了所有驻绥远部队，并从华北专门调来两个机械化旅团，配有飞机、大炮，共达30，000余众，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极其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我在大青山各地区的部队不过2，000余人。敌人凭借数量上超过我十余倍的绝对优势，企图把我抗日游击根据地彻底荡平。面对强大残暴的敌人，特别是骑支主力已突围转至绥南雁北一线后，姚喆同志仅带少数部队，利用绥西的有利地形，坚持同敌人斗争。他率领三团和教导队及支直两个连，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包围封锁中，声东击西，穿缝插隙，同敌人巧妙地周旋在大青山上。这时，一些同志考虑到他的安全，再三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但他说：“为了随时掌握这里的敌情变化，便于坚持斗争，我不能走。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度过难关。”他的话给了同志们极大的鼓舞。当严冬到来以后，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困难更加严重。为了减小目标，便于机动和解决食宿困难，姚喆同志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或班为单位单独活动。他自己也只带十几个人，在冰天雪地中，拖着伤残的身体，转战在大青山中。
党中央、毛主席和贺、关首长都十分关心大青山的斗争，多次给姚喆同志发报询问情况，姚喆同志每次都坚定地回答：“一定把大青山的斗争坚持到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决不下山。”姚喆同志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大青山军民的斗志。经过这次激烈的反“扫荡”战斗，大青山根据地的军民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1943年夏，大青山地区的对敌斗争的胜利，使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得到逐步恢复。1945年春，中央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任命姚喆同志为司令员，高克林同志为政委，张达志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当时，姚喆同志正在参加“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陕北骑兵旅、晋绥二十七团和九团，立即返回大青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接着组建了绥南、绥西、绥中、绥东四个军分区。
8月，遵照毛主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姚喆同志指挥绥蒙地区的步骑部队，昼夜兼程，向敌区挺进，配合晋绥和晋察冀部队，收复了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占领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经过八年艰苦的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姚喆同志率领绥蒙部队，继续坚持在大青山南北，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了三年。直到1949年，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解放了绥远全境，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起义部队解放军化，绥远全境解放区化”的方针。
从此绥远获得了新生，绥远人民摆脱了深重的苦难，在绥远（后并入内蒙古）上空永远飘起了人民胜利的红旗。
大青山地区是蒙古、汉、回民族聚居区。姚喆同志十分重视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他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作风，对蒙古同胞平等相待，兄弟相处，尊重蒙古、回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准影响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不仅严格要求部队，而且还带头做民族团结的工作，他同蒙古族群众广交朋友，取得了蒙古族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广大蒙古、回族群众在各方面积极支援我军，为开创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夺取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姚喆同志还亲自向一些较有影响的喇嘛和神甫做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还为我军提供情报，掩护伤病员，购买急需物资，对我帮助很大。
几十年过去了，姚喆同志已经变成了苍苍白发的老人，但是他那颗关怀他人的热诚的心从来没有变。
在十年内乱中，姚喆同志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对于康生、“四人帮”对他的诬陷，他泰然处之。他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判决。对于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姚喆同志尽他之所能，千方百计给予照顾和庇护，使这些在动乱中备受冷遇的同志得到很大的温暖，增强了度过逆境的勇气和信心。
1979年春，他抱病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同大家一道畅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共商国家大事，坚持到会议结束。在返回武汉途中，他突然休克，虽即返京抢救，终因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
姚喆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青山南北，了解他的蒙汉各族人民非常悲痛。
为了缅怀姚喆同志的功绩，寄托各族人民的哀思，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和广大干部和群众，恳切希望将他的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麓。武汉军区党委和姚喆同志家属给予了圆满的回答，在姚喆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派出代表，将他的骨灰接到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将骨灰安放在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让大青山地区人民永远铭记姚喆同志的不朽功绩。
姚喆同志和所有为内蒙古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的名字，象苍莽的大青山一样巍峨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