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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邢贲思
把实事求是提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并把它确定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这是贯穿《邓小平文选》全书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
我们党六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什么时候我们有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得到顺利的发展，什么时候我们丢掉了、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以至失败。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是我们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怎样对待这条思想路线的问题上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五十年代前期，我们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实践的发展，并以我们的新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初步成果，需要我们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的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不谨慎了，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它使党内外的许多有识之士痛切地感到，不彻底纠正这种错误，不把我们党的路线包括思想路线来一个根本改变，我们的事业就有被断送的危险。邓小平同志是最早出来同上述错误作斗争的代表。《邓小平文选》的有关文章，特别是其中关于实事求是的许多精辟论述，正是这种斗争所结出的硕果。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遭受长期打击后重新出来工作，当时正是“四人帮”暴戾恣睢，倒行逆施，猖狂到了极点的时候。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这种整顿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拨乱反正，是使我国摆脱困境、重新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唯一正确的方针。由于执行了这一方针，当时各方面的工作开始出现转机，使人们从困难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还针对当时党内思想路线不端正的情况，阐明了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现代迷信猖獗的当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发表这样的见解，需要有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邓小平同志严正地指出，党内存在着一种把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各取所需的恶劣作风。林彪是突出的典型，但并不限于林彪。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他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接着说：“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段话无异是向盛行一时的现代迷信挑战，同时也说明，邓小平同志在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也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同志的这些努力虽未能实现，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敢于拨乱反正的革命胆略，他勇于正视现实的求实精神，他的关于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们的党和人民面临着实现历史性大转变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时期，敢不敢于正视现实，敢不敢于承认我们的党犯了错误，敢不敢于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是对我们党的新的严峻考验。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接受教训，没有勇气回到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那我们的党就不配称作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如果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党犯了错误，那么其逻辑的结论就是过去的一切都对，应当一如既往、一仍其旧，应当“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们有的同志，有些党的领导人，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而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认为过去的一切糟就糟在“四人帮”，党的路线、党的领导、党的领袖都没有问题，只要把“四人帮”打倒，就从此太平，一切应当照旧。这就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一种偶然性，把一切问题归因于“四人帮”。这不仅违反了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要把过去的错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坚持下去，要把我们已经备受挫折的祖国继续陷于困境，使我们饱受风霜的人民继续遭受苦难，让我们民族的生机和创造活力继续受到窒息。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理论失误，而是一条思想路线，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是过去那条错误的思想路线的继续。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实质。因此，是附和“两个凡是”，还是同“两个凡是”的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巩固粉碎“四人帮”的成果，真正纠正以往的错误，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关系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国人民的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第一个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评，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完全摆脱逆境，而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于对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所主张的“两个凡是”进行批评，表现出了他对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正面阐述了什么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这就是应当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论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联系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应当讲它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那种不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一种科学体系而是任意加以割裂、各取所需的恶劣倾向，就是针对那种把毛泽东语录当作圣经的现代迷信的残留迹象，就是针对“两个凡是”。这是何等地切中时弊呵！在林彪、“四人帮”的毒害下，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已经降低到十分可怜的程度，有的人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忘光了，我们的党多么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在思想理论上，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也来一个彻底的拨乱反正呵！邓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了启蒙的作用，对思想解放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揭开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为什么这样一个命题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注意，引起遍及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广泛讨论，如果离开了上述的历史背景是难以理解的。这反映了全国人民渴望摆脱以往的错误，除旧布新、振兴祖国的强烈意愿，反映了全国人民渴望挣脱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假马克思主义所加给人们的思想禁锢，恢复活力、着意革新的强烈意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正好顺应了这样一种客观需要，于是这一普通的哲学命题的价值似乎一下子为人们所重新发现，重新认识。但是，有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甚至企图把一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加给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正当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力地支持了后者，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接着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论述了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在这场大讨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根本扭转了形势。
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三中全会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根本的一条就是在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把我们的工作重点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移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和贯彻，才可能正确地解决大量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创造性地开拓许多新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目前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些论断对于我们今天的各项工作以及今后的革命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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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王澈
新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不止一次地谈到了中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如第221页说：“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小平同志没有把这种落后条件说成是好事或优点，这就改变了过去的提法。
过去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理由是：穷则思变，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观点值得辨析一下。
“穷”不是好事，似乎容易弄清。如果因为穷与革命相联系就说它是好事，那么，革命难道不是要消灭贫困？既然要消灭贫困，又怎能说贫困是好事？其实这里要说的不过是，贫困可以刺激人们起来消灭它，从而变穷为富。这是坏事向好事的转化，并非意味着穷本身是好事。
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确实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因为据说富起来以后就会变得不革命（即所谓“修”）了，于是就宁愿要“穷社会主义”以保持革命性。这就越发说不通了：甘于贫困的现状，穷而不思变，又怎么能说是要革命呢？
另外，由穷变富，不但需要通过革命，还需要通过建设，这就需要掌握科学和文化。这就牵涉到“白”是不是好事的问题。
“白”就是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的意思。至于最新最美的图画应该是指社会主义文明。绘画宜于在一张白纸上进行，社会主义文明（不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却不能在空地上建设。列宁早说过，“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因此，底子薄（穷）、文化低（白），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文化科学对物质文明建设的作用比较明显，大家都懂得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那么，“白”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的回答是：“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同上）因此，一个国家的科学越是发达，知识越是普及，工人阶级能够继承的文化遗产越是丰富，越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而不是相反。
这是说的文化建设，那么思想建设又怎样呢？可不可以说，由于文化落后，象一张白纸，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呢？不能这样说。大家都熟悉列宁的名言：“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同上）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没有什么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报纸上已发表过论述文章，我就不多说了。
当然，对于以往的文化和思想遗产，要用批判的态度来加以审查，分清精华与糟粕。精华是我们的财富，糟粕却的确是我们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可不可以说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文化落后，负担就轻一些呢？我们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观念源远流长，它的影响并不决定于人们文化程度的高低；例如它在农村的影响并不因为农村文化水平低就小一些，因为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通过文字这个渠道，而且也通过传统的习惯、风俗、家庭教育，以及戏曲、说唱等多种渠道。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负担。进入近代，又加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污染，中国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了。在这个意义上，“一张白纸”其实是不存在的。话说回来，我们的祖先也留下了美的文字和图画，而西方资产阶级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这不单指科学，而且指文化。毛泽东同志说，“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论十大关系》）他老人家在这里也不认为“白”是有利条件。
总之，新的东西是从对旧的东西的斗争中产生的，最美的事物是从比较美的事物发展而来的。在创作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图画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费气力擦掉旧的和新的污痕，又要善于学习和利用传统的和外来的文化中的一切真正优秀的和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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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魏晋南北朝史纲》
张维训
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先生的新著《魏晋南北朝史纲》，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继《隋唐五代史纲》之后，韩先生的又一部断代史专著。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从东汉末年以后，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中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四百来年，直至隋朝才重归统一。在这期间，军阀混战，民族冲突，经久而多变，头绪纷繁难理。本书着力于探讨其演变的原因，阐明其发展趋势和特点。
本书认为，在自然经济统治下，东汉以来坞堡组织和封建军阀势力的壮大和相互结合，蜀、吴地区性经济的发展，中原政权力量的不足，这是导致分裂割据代替统一局面的因素。本书围绕着三国的交争，探讨了当时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再到西晋短暂统一的过程，重点放在曹魏方面，放在它的以屯田为中心的各项改革上，指出：“在屯田和其他经济、政治的改革和措置下，曹魏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虽败，但经过半个世纪的继续经营，继曹魏而起的西晋，终于统一了全国。”
对于西晋只能维持短暂的统一的原因，本书认为，西晋的速亡在于腐朽的门阀政治和八王之乱，世家豪族的广占田产、奴僮和地方势力的发展，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下的流民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加上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昏愦痴顽。西晋覆灭，“五胡”并起，逐鹿中原，北方士族以晋皇室为中心，纷纷避难江南，引出了南渡侨姓士族和江南土著士族之间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穿插其间的还有士庶之争等。本书紧紧捉住这一历史变化中的新动向，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揭示了东晋政权成立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实质，阐述了这个政权的数次北伐统一中原的努力，每因内讧分散力量而屡败无功，形成偏安江南的定局。本书对北方十六国政权的纷争作了扼要的介绍，比较了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等方面的优劣，在揭露各族统治者的骄纵苛暴的同时，也顾及他们之间的某些差异，肯定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北燕在发展生产、选用人才和重视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措施。本书对南北朝对峙下南方宋、齐、梁、陈的兴衰交替和政局的重要变化，寒族的兴起，对北方的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均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十六国的云扰和南北的对峙，虽然使人民蒙受极大痛苦，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民族间的斗争和融合，提供了以后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迎来了隋唐大统一的历史新局面。
重视社会经济史，是本书的显著特点。关于这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经济，无论在总体估价上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历来都有争论。本书以大量史实说明，东汉末年以来国家的分裂和战乱相寻，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而西晋时期边境少数民族的内徙，又带来了大量奴隶制因素甚至氏族社会的残余。作者对当时复杂的经济结构作了分析，确认了封建关系的主导地位。在这当中，本书注意并多次叙述到：当时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权，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只要稍有作为，都多少采取一些措施，恢复和适应自己统治区域内原有的封建农业经济，而成效的大小，又直接关系各政权的兴衰存亡。
本书用大量篇幅系统考察了当时的土地问题，其中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又占有重要地位。它认为三国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和北魏的均田都是王朝政权为恢复农业生产而采取的重大步骤；又分别指出，曹魏的屯田与镇压黄巾军后利用它的“资业”是分不开的，占田由屯田演变而来，均田制则渊源于拓跋魏的计口受田。注意从特定的历史关系中阐明封建土地国有制产生和盛行的原因。在揭露这些土地制度剥削本质的同时，也肯定其在恢复经济、促进国家统一或民族融合中的作用。在探讨私人土地制度中，指出了南方田园别墅和北方坞堡组织的差异，特别是通过对东汉和西晋以来地主经济的考察，论证了以私人大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是造成当时社会动乱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本书经济部分的论述，是了解这个时期治乱兴衰演变过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据，也进一步扭转了忽视这个时代经济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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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年鉴—一九八三》出版
一九八二年是中国哲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教学、宣传普及、资料整理、翻译介绍、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的一年。这一部哲学年鉴以大部分篇幅，全面、系统地概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外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十余个学科的研究情况；同时，还通过七十几个专题条目，突出地介绍了一些取得研究进展的问题的情况；另外，它还从当年出版的哲学新书中选出五十六本，从全国报刊发表的大批哲学文章中选出八十二篇作了介绍。所有这些都为读者回顾过去一年来哲学界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客观的基本资料。
此外，在《哲学界概况》栏，发表了我国哲学界七十位教授、研究员简介；在“哲学界动态”栏，介绍了一年来主要的会议概况和全国各地的科研、教学、宣传、调查研究活动动态；在新辟的“国外哲学见闻”栏，介绍了美国、西德的哲学研究的某些侧面和一些动态，这些都是作者通过近年出国观察写成的。
（李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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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一九四九—一九八二）》出版
大型资料书《上海经济（一九四九—一九八二）》，将于第三季度正式出版。此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上海解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全书七百六十余篇文章、六百四十余种产品介绍、六十一种统计表，共约一百六十多万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组织编纂。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为这部书写了序言。（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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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出版
四川财经学院教授刘诗白撰写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若干问题研究》一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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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庆成、庄建平编辑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