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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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思想(四)
本报评论员
文艺队伍的团结问题,是历来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既是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保证,也是不断发展壮大文艺队伍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文艺界的实际,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同时也强调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邓小平同志特别指出:“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邓小平同志这里提出的文艺队伍团结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包括专业的、业余的、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以及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在维护祖国统一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实际上是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的思想。尽管在某一个问题上的团结范围可能小些,在另一个问题上的团结范围可能大些,而在总的目标上则是争取最广泛的团结,以促进四化建设的完成,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同时也不断促进文艺队伍本身的进步、提高、发展和壮大。所以,在提到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时,我们要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阐述,从更高的、全局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不要表面地理解为仅仅是思想作风问题。
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精神产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的巩固和发展,一方面要加强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团结。文艺工作者之间如果削弱了团结,或者出现了不利于团结的因素,不仅会影响到产生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而且会成为不利于安定团结局面的一种因素,影响到文艺队伍同党中央紧密地保持一致。从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大局来看文艺队伍的团结问题,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更应该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更值得严肃深思和认真对待。
自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以来,我们文艺的各条战线上又涌现了有出色成就的新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其中有极少数的同志淡忘了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们提出的祝愿,不能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或者受到某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因而出现了一种值得重视的不好的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所提醒的那样:“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这种不好的倾向,既包括不好的精神产品,也包括不好的言论和行动。直到现在,这种不好的倾向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和纠正。而这类问题的发生,恰恰又反映出文艺领导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软弱涣散,以及文艺工作者中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不良风气,这不利于文艺队伍的团结,甚至对团结战斗的集体起了腐蚀破坏作用。
文艺队伍内部不够团结的现象确实存在,应该积极地加以克服。妨碍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所提倡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思想一致的团结。因此,要团结必然会有斗争。邓小平同志一再重申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多年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破坏了这一正确的原则,损伤了很多好同志,留下了后遗症,使人一听到批评二字就反感,就心有余悸,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接受过去的教训,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除此而外,我们还能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更好办法么?丢掉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团结;抵制或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实际上是不愿意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革命的文艺队伍应该恢复、坚持并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离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会成为空话。
“老虎屁股摸不得”,“小猫屁股也摸不得”,这是人们对某些文艺工作者批评不得的形象说法。有的同志只喜欢别人吹捧,拉拉扯扯,沾染了不正派的作风。有的对自己的创作和演出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感。有的发表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如此等等,难道不应该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吗?难道不批评就是保持同志式的关系吗?不,不进行批评,听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岂不正是害了这些同志吗?
如果说这种不好的倾向较多的表现在一些中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身上,那也不能减轻老同志的责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对老作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我们许多老作家,特别是担负一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老同志,是自觉地按照党的方针政策领导文艺队伍和组织创作的,对文艺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老同志,包括在具体单位担负领导责任的老同志,并不都是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严格要求自己的,因此难以作为中青年的表率,去带好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些同志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老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威望高,他们的心胸气度和道德情操,影响着中青年一代;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更对文艺队伍的团结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在为加强文艺队伍的团结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老同志更应起带头作用,这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关键,也是带好下一代所要养成的重要的革命作风。邓小平同志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好武器。
为了进一步繁荣文艺创作,必须加强文艺队伍内部的团结——文艺单位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之间,老中青作家之间,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间,作家、批评家和编辑之间,党员和非党员文艺工作者之间,以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作家之间的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团结才能步伐整齐,团结才能更紧密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集中全副精力生产更多的优秀的精神产品,用文艺这个武器更好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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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舞蹈艺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贾作光
为了开创社会主义舞蹈创作的新局面,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我认为舞蹈界除应加强队伍的整顿和思想建设外,还应积极地组织编导和演员深入生活,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丰富自己的感情,使我们的舞蹈创作和表演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热情地讴歌伟大的时代与人民的新生活,积极地“反映我们人民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激发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巨大热情”,是我们舞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五六十年代我们曾创作出为群众所喜欢的好舞蹈,如《荷花舞》、《孔雀舞》、《鄂尔多斯舞》、
《草笠舞》、《快乐的罗索》;八十年代的《再见吧,妈妈》、《无声的歌》等,也都起到了鼓舞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但是象这样的舞蹈节目为数太少了,有的在几分钟的舞蹈中硬塞进去某些政治概念的情节,既没有深刻内容又没有民族特点。在编舞上有的生搬硬套芭蕾舞和现代舞的动作,去取代现实生活。某些人热心于西方现代舞,在创作中盲目地模仿现代舞,本来好端端的民族舞蹈,中间却加进在地上打滚的动作,东倒倒西歪歪,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当然,探索、提高、突破、借鉴、创新的这种精神是应该鼓励的,发展各种流派也是允许的,但是离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离开民族传统和生活的土壤,醉心于西方的现代舞、芭蕾舞的动作技巧,一味地从个人的艺术情趣去创作、表演,甚至把舞蹈作品和表演当做牟取名利的手段,就大错而特错了。
为此,我们必须在提高反映现实舞蹈质量上下功夫,端正文艺思想,提高舞蹈工作者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在帮助整理、改编少数民族舞蹈时决不能把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搞掉,更不能以芭蕾舞、现代舞、中国古典舞以及杂技的动作来取代。民族舞蹈的鲜明的民族风格,首先是由民族特有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审美习惯和历史传统决定的。每个民族的舞蹈特点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宝库中的珍品,我们必须继承它、尊重它,要汲取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们必须深入生活去探求,加深我们对民族舞蹈艺术的感情,到人民火热斗争生活中去发掘先进人物、先进事迹、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和美的舞蹈传统,以此扩大自己的生活面,从生活中汲取丰富的滋养。现实生活是波澜壮阔的,生动而又鲜明的舞蹈形象必须在生活中去捕捉、塑造和熔铸。要创作出新颖独特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舞蹈作品,就不能闭门造车,只从画报书刊上摘取。浅尝辄止是不行的。创作要尊重舞蹈艺术的规律,编导要有创造性,必须深入人民火热斗争中去,只靠以猎奇的艺术手段和借助外来的东西弥补或遮盖生活的不足是徒劳的。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历史新时期,我们要把舞蹈艺术做为建设精神文明的有力工具,就要大力发挥舞蹈艺术的社会功能作用,用舞蹈艺术去陶冶人们的情操,鞭挞那些丑恶的事物,而不能去渲染那些落后的、低级的和病态的东西。刺激人们感官的难以用视觉接受的舞蹈动作、舞蹈形象,从来都是我们所反对的,决不能把西方的艺术污垢充塞到我们的舞台上。舞蹈工作者要珍重自己对人民所负有的重大责任,要考虑舞蹈的社会效果,决不能粗制滥造,甚至把舞蹈艺术商品化。
在除旧布新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中,舞蹈工作者很有必要到生活中去加强同人民的联系。现在我们许多舞蹈工作者对人民的火热斗争生活不熟悉了,只熟悉自己的宿舍、食堂、教室、排练厅、剧场。在舞台上所表演的舞蹈,常常表演的是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感情,因而给人一种印象,跳什么样的舞蹈总是一副面孔、一种风格,演工人、农民、战士也都是长发、白面、红唇细眉,有的连男女性别都难以区分。这怎能表现劳动人民的气质呢?我们一定要克服孤芳自赏的毛病,要表现农民就要熟悉农民的生活,熟悉农民的外貌,熟悉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素质和审美趣味。创作和表演都要符合农民的习惯,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为他们所能接受,不要硬塞给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反映现实生活就是要通过艺术形象把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和欢乐情绪表现出来,使人民在艺术享受中得到美的教育和感情上的愉悦,以唤起他们建设四化的豪情,特别是使广大青少年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感奋起来,勇往直前。
要把舞蹈创作的质量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必须在继续克服“左”的影响的同时,对于已经有明显表现和恶劣影响的某些精神产品不顾社会效果的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给以足够的警惕和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切实纠正。在舞蹈创作上,舞蹈工作者要尊重我们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风格,要把我国各民族不同特色的舞蹈都发展起来,创作出既有时代气息,又有我们民族气派的舞蹈。我们还要注意多为广大的青少年创作一些为他们所喜爱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舞蹈,特别是集体舞。我们一定要牢记“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使舞蹈艺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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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戏曲演员讲习会学员决心:
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播者
本报讯记者易凯报道:“努力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这是参加文化部第四届戏曲演员讲习会全体学员在讲习会结业之际表示的决心。
决心书内容有五条,摘要如下:一、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做又红又专的戏曲工作者。二,苦练基本功,学习和继承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做推动戏曲艺术不断发展的骨干力量。三、树立社会主义的戏德戏风。在艺术实践中,不争名利,不搞宗派,不谋私利,加强团结,尊重领导,遵守纪律,热爱集体,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戏曲工作者。四、坚持“双百”和戏曲剧目“三并举”的方针,努力提高戏曲艺术质量,特别要积极认真地演好现代戏。要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坚持演好戏,反对演坏戏,努力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反对把戏曲艺术商品化。五、积极参加剧团的体制改革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以
“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为指导思想,明确体制改革的目的,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戏曲剧团中发挥作用。
参加本届讲习会的学员中,大多数都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优秀中青年演员,曾被有些人称为各剧团的“台柱子”和“摇钱树”。他们决心身体力行上述各项决定,并请各级领导和广大观众予以监督。
历时四十二天的讲习会是在八月十二日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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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演员的风格
——记昆剧表演艺术家张继青
丁修询
张继青是建国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她努力吮吸着民族传统文化给予的极其丰厚的营养,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她的艺术成就,不仅在国内得到承认,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去年她在意大利演出后,就有人慕名从欧洲专程来到南京,一睹她的艺术风采。她在艺术上的成就并非偶然,除了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给她提供的客观条件以外,她的内在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从几件小事谈起。
张继青为人正派,办事公道,谦虚谨慎。1982年10月,由她主演的《痴梦》去意大利访问演出。其中有一个配角最早是由她丈夫姚继焜同志担任,近几年来改由另一同志扮演。这时,有人提议仍由姚继焜出国演出。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去,这对一个演员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她理解自己的丈夫,正确地对待了这件事——在党支部会上严肃提出仍应由后来配戏的演员出国。她说:“要是有利的事尽给自家占了,以后我怎么和别人合作?”组织上考虑了她的合理意见,大家心中也莫不称道。
她演戏、为人,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痴梦》是她的代表作,自1960年学演此戏以来,至少也演出150场以上了,可是每次演出以前,她一定要配乐排练。她常说“熟戏要生演”,所以只要通知有她演出,同志们就知道准要响排,不可马虎。她严肃地对待工作和事业的作风,已经在全院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
当她还是学员的时候,就接受了“要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的教育,并成为她的信念。她在艺术上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和恪守这样的信念有密切的关系。她从来不离开塑造角色而去讨好观众,决
不弄花哨,走捷径。《痴梦》一剧结尾时,可以处理作崔氏疯疯癫癫地笑着下场,因为这样看来能使观众产生更多的兴趣。但是张继青却在指着“破壁残灯零碎月”之后,无力地轻声抽泣下场。她认为这样做虽然可能得不到观众更多的“欢心”,但是角色当时的心情,应该如此,离开角色就是虚假!
她是名演员了,但对别人十分尊重。《泼水》
一场,原来一位导演设计她穿的是粉蓝色的褶子,与头顶戴的一朵大红花相映衬,相当鲜亮、好看。可是后来另一位导演提出:这时的崔氏有些疯癫了,不能这样漂亮,还应该穿一抹平的黑褶子。作为一个女演员,谁不想在舞台上多给人们留下一些美丽的风采呢?黑褶子诚然是不漂亮的,但一经导演提出,她毫不犹豫地照样做了。虽然穿的是一朵花也没有绣上的黑衣衫,可是人物的悲凄遭遇却更加扣动人心了。成功是属于诚实人的。
前些时,戏曲界受到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冲击,在师生关系上,也不无影响。张继青是昆剧前辈沈传芷的得意门生,她很尊敬老师,但她不搞庸俗的师徒关系。她认为,尊敬老师的最好办法,是把老师教的戏认真学下来,演好它,使昆剧事业得到发展。给她教过戏的姚传芗老师对此印象很深,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踏实的学生。”《牡丹亭·寻梦》一般只要学四支曲牌也就可以了,可是她却把十几支曲牌全部学会,演的婉转缠绵,成为她的“三梦”佳作之一。“传字辈”老师们莫不满口称赞她的演技和为人。
她并没有比别人更好的天赋,相貌平常,嗓音也小,初学戏时老师说她象小猫叫。可是她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练功、拍曲一遍不少,学文化,导演从表演基础知识教起,还教
“斯坦尼”。剧团天天演戏,还下乡,她不仅扮小丫头上台,还在《秦香莲》里上个小太监,有时人手不够,还在鼻子上涂上“豆腐干”反串个小花脸……她是在大负荷量之下迈步前进的。开始,年老的教师说:“你们要唱出去,替我们争口气。”那时她努力学习、认真演戏是为了不辜负老师们辛勤栽培的苦心。后来随着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她逐渐明确演戏不是为了报恩,也不是为了有口饭吃,而是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应尽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明确地认识到应当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奋斗终身,更加踏踏实实地为昆剧艺术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她患有胆结石病,疼起来冒着汗、咬着牙,但她稍歇一会儿,坚持排练。这样的事不止一次有过,可是除了她的丈夫了解内情,暗暗心疼以外,她竟不使别人觉察出她在遭受病痛的折磨。事后她说“我学戏三十年,没有作出什么成绩,年岁不等人,真有紧迫感,不拚不行啊!”由于她的努力,党和人民给了她巨大的荣誉,可是她还是那样踏踏实实地勤奋工作和学习,作风还是那样朴实。一位初次见她的人惊讶地说“在台上那样光彩照人的艺术家,在生活里竟是这样朴实!”诚实、勤奋、走正路,这就是张继青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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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国前后的信息》读后
凌亢
我虽然每天读报,并且对于报纸上某些冗长的通讯和情节描写偶有别扭之感,却因未曾研究过新闻写作,和新闻专业隔行,所以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近得到李普同志的新闻作品集《开国前后的信息》,留心读了一遍,我的感觉忽然有些明朗化起来。李普同志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热心于这项紧张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劳动,至今“文锋未钝老犹争”,是颇有些事业心的。这本包括电讯、报道、特写、通讯、人物印象记等品种的文集,是作者自日本投降以后至建国初期的一部分作品,按时间和内容来说早已成了历史、成了“旧闻”了,但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值得研究的“新闻”。这表现出了它的生命力。这本新闻文集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尚简短而戒冗繁。人们读报纸和读别的什么东西不大一样,总想以最短的时间获悉当前最急需知道的事情。所以新闻贵短,这是新闻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作者对于这一点自我要求甚严,以惜墨如金自勉。本文集所收集的电讯、报道,最短的不过一二百字,二三百字。如《山东的问题》,偌大一个题目,只一百三十个字就把当时山东的要害问题揭出公之于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报道《冀鲁豫战场形势》、《八路军的战法》等,也都不过千把字,而眉清目明。而当时一些重要的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印象记,亦仅费二三千字,就个性突出,跃然纸上。象《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和《开国大典》这样的世界重头新闻和划时代的历史盛举,作者着笔也都不超过一千字。这,没有一定的功力是不行的。他的功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治识见。新闻记者固要重德,更要有识。有识,才能凭借政治敏感和判断力,捕捉新闻;才能要言不烦,着墨不多,而引人入胜。文集中记述军事权威人物对敌我的分析以及对战局的展望,虽是寥寥数语却抵得上洋洋几篇大文,这是作者的短新闻受人重视的要诀之一。二是概括能力。文集中的一些特写、通讯,是作者根据大量现场材料,
下了相当的取舍概括功夫写出来的。看来概括能力(这是一种抽象思维能力)是新闻记者所不可缺乏的。有人对新闻通讯只重形象思维能力而轻视理论思维能力,这是一弊。作者说,“短也有短的难处”,一点不错;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最难者还在于不识新闻的短为贵。现在报纸上好的短新闻固然不少,但是,把短的内容拚命拉
长的东西更多,而且有越多的趋势。有的报纸特辟“简短新闻”栏,但其意并不在奖掖、提倡写短新闻,而是把
“短”和“不重要”视同一律,所以总是放在报纸的偏僻处。这样的“简短新闻”栏我看不如改为“零讯”栏,较能维护简短新闻的声誉。
第二,写通讯、特写、人物记等注意符合我国文字的要求,重视新闻价值。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新闻记者不同于历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也不同于报告文学家,更不同于相声说唱者。新闻记者有新闻记者的特点,就是要求严格地真实地报道当前的事态及其中的人物活动,并且力求有现场感,使读者感到好象是随着记者一道进行采访。记者的分析、判断、评价、褒贬则从新闻事实中自然地引出,这是最能说服人的。作者收入集中的不少篇通讯、特写、人物记,都有这个特色。写陈毅将军在百战风暴来临之前的从容谈吐,写刘伯承将军在歼灭蒋军十一个旅的同时完成十万字的《合同战术》一书的校译工作,都是新闻手笔,而又见出重大的历史价值,作者向我们介绍“文摊”文学家赵树理,一个“唯一穿长袍的”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以及描写反面人物如豫北土霸王们的王国及其京城(一如古代封建诸侯的城堡),都显示出新闻手法的感染力。作者的描述是很有趣的,然而,这是新闻描述,与文学描述是有区别的。我以为,所谓“新闻文学”的提法不足取,这多少有点使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混同。作者很重视自己作品的新闻价值,我以为这是对的。他慨叹现在有些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过于看重通讯,忽视甚至看不起新闻,而写通讯又往往不适当地借重于文艺笔法。作者声明:他的这些新闻作品在当时主要是写给非解放区的人们看的,而他尊重新闻的要求,重视新闻价值,恰恰使这些作品在非解放区人们中间,特别在青年中间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因为,人们相信它们的描述是真实的,是向他们披露事实的。衡量新闻价值,首先就是要看这些新闻作品能否真正以事实说服人。
这本书当然不是一本完书,但是,现在出版这样的新闻作品集子的恐怕为数不多,至少在我是初见。新闻作品在我们国家的出版物中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愿这样的集子越来越多,并且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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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微而不轻
——读《不到顶点》
翟墨
美学家王朝闻虚心听取读者“感到著者的文章似有越写越长的趋势”的意见,近几年在写长文的同时,写了许多篇千字的艺术短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将他这样的短论百余篇汇集出版,书名《不到顶点》。
书中的文章几乎涉及艺术各个门类、美学许多范畴,但概括地说,都是借不同的对象谈审美问题。这些文章虽然型微,分量却并不轻,有许多是著者美学观点的升华与结晶。
《不到顶点》、《期待与惊讶》、《月满则亏》诸篇,阐发了作者五十年代已经提出、数十年来一贯发挥的重要论点:艺术的魅力在于把矛盾控制在接近解决的顶点之前;对于观众的审美感受来说,期待比惊讶更耐人寻味;艺术家应当使人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作者把莱辛认为只适用于造形艺术的论点,从矛盾关系和审美心理角度加以阐发,指出它对各种艺术的普遍意义,成为他美学思想中的重要核心之一。
在《从心上来》、《不与人苟同》、《我之为我》等篇中,作者强调创作个性,认为无论办刊物,搞创作,建园林,都要“有个自家在内”。在长期以来谈审美客体保险、谈审美主体危险的情况下,作者愈来愈重视审美主客关系中审美主体的心理因素对创作与欣赏的重要作用,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美学家的胆识。
这样的短文,可以不按次序看,暇时信手打开,如听著者绘声绘色地娓娓而谈,在轻松的浏览中获得美学知识,提高创作和欣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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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动态
△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选丛书》,是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代表作的结集。第一辑已出版了冯牧、荒煤、罗荪、黄秋耘、洁泯、胡采、萧殷、王元化的文学评论选等八种,其他文学评论家的评论选集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
为当代文学评论出版成套丛书,这是出版界建国以来第一次,其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扩大文艺理论队伍,提高创作和理论水平。
(刘春贤)
△为了给蓬勃兴起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园地,一个专门登载长篇小说的大型文学刊物《长篇小说——〈十月〉专刊》,最近即将由北京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专刊》将以主要篇幅发表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新作,同时也将适当选载国外的优秀长篇。此外,还将发表少量的文学评论、创作谈和国内外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向。
《专刊》第一期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和谷应的《从滇池飞出的旋律》。前者是以工读学校教育和改造失足青年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后者是描写音乐家聂耳成长发展的长篇传记小说。
(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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