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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几个问题
詹武 刘文璞 张厚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鲜明地提出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农民走向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这是在我国农村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正确方针，意义巨大而深远。这一方针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其中有一些问题通过实践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有不同的认识。下边谈谈我们的看法。
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我们认为，主要特征有三。
第一，依靠勤劳致富。根据大量调查，在农村中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中的劳动能手。他们或是勤劳节俭的模范；或是家中的劳动力较多较强；或是善于安排家中的辅助劳动力，发挥各自的长处；或是有一定技术专长的能工巧匠；或是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分子；或是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有方；或是了解市场信息，善于进行商品性生产和经营；等等。总之，他们是在国家政策法令许可的范围内，依靠劳动和正当经营致富的。至于极少数进行投机违法活动，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政策不允许，要受到法律制裁，还会受到群众的谴责，是决然没有发展前途的。
第二，先富带动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必然使一些农民富裕得快些，富裕程度高些，另一些农民，富裕得慢些，富裕程度差些。但同时这些先富户又可以作为榜样，带动后富户，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据对28个省市区、568个县的18，529户农民家庭调查，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6元提高到1981年的223．4元，其中人均纯收入300元以上的富裕户由1978年占总农户2．4％上升到1981年的22．6％，人均纯收入在100元以下的困难户则由占33．3％减至4．7％。这说明富裕户越来越多，困难户越来越少，同时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
第三，农民个人富和国家富、集体富，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个人富、集体富是国家富的基础，国家富是个人富、集体富的靠山。来自集体分配的收入是农民富裕起来的主要来源，家庭副业收入是重要的补充。只有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和家庭副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农民才能富裕得快。首先富裕起来的一些专业户，其中属于向集体承包的专业户，本身就是集体经济的一员，而独立从事家庭副业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专业户，也是紧密依靠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的支持，才能发展和富裕起来。这些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大都认真履行他们同国家、集体签订的生产承包和农商供销合同，积极向集体和国家提供积累，踊跃完成交售农副产品任务和其他应尽的责任。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有人用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达到个人致富的目的，偏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是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不允许的。
“共同富裕”的口号为什么能在三中
全会后开始实现？
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并且一直在寻找如何使农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道路。在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引下，这条道路终于由广大农民走出来了。可以说，现在农村开始出现共同富裕的好势头，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胜利成果。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三项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政策。
（1）在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改革经营方式，破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去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推行平均主义办法，束缚了广大农民的手脚，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使谁也不能发挥才能。虽然天天喊“共同富裕”，实际上只是“共同守穷”。只有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劳动报酬同他们劳动的好坏紧密联系起来，并有了经营的自主权，才能使广大农民获得劳动致富的“内在动力”，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才会象泉水一样涌流出来。现在到处可以看到：哪里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哪里首先富裕起来的农户就多，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也比较快。
（2）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鼓励扶持专业户。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政策的鼓励扶持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断发展，专业户大量涌现，打破了农村“小而全”的传统生产方式，使家庭经营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逐渐转变成专业化的集约经营，从而获得了比一般农民高得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纯收入。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同农民富裕的程度是一致的。
（3）承认农民中富裕速度和程度的差别，允许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过去，害怕一部分农民先富会造成所谓两极分化，采取了“限富均贫”的政策。对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集体分配，都设置了各种限制，不许“冒尖”，挫伤了全体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现在，党采取“奖富扶贫”政策，一方面允许和支持一部分农民首先富裕起来，用以激励、带动其他农民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大力扶持贫困户、贫困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样，广大农民劳动致富的劲头越来越大，信心越来越高，整个农村热气腾腾，繁荣兴旺。
如何全面认识勤劳致富？
目前农村中的富裕户，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家庭劳动力较强或充分挖掘家庭劳动潜力，在生产中付出了超过一般农户的劳动；（2）努力学科学、用科学，掌握了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能进行一些规模较大的专业化集约经营，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3）能了解和掌握一些市场需求变化规律，根据社会需要合理安排种植、养殖、手工业等商品生产以及从事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多种经营；（4）具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才能，在组织各种新的经济联合体中发挥了骨干作用。以上这些，都是勤劳致富的正当途径。因此，对于劳动的含义不能片面理解，它应该包括生产、流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领域从事社会必需的、有益的各种劳动在内。
在过去长时期内，只允许农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把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特别是购销贩运活动，统统看成是“不务正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结果，堵塞了农村致富的门路。这是违背农业经济发展规律的，是一种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观点的反映。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中剩余劳力将会越来越多地脱离土地去从事农业以外的各种劳动，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还应该看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依然是最基本最必需的物质生产，也是一种比较稳定持久可靠的生产事业。即使在目前价格体系不够合理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安排劳动，精耕细作，科学经营，勤劳节俭，从事种植业（不论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也可以致富。现在许多地区都涌现出一批依靠种植商品粮食致富的专业户，有的地方甚至占到富裕户总数25％以上，就是证明。
如何全面认识农民间富裕程度差别扩
大与缩小的趋势？
三中全会以来，农民在开始富裕起来的同时，相互间在收入上的差别比过去有所扩大。今后一定时期内，这种收入差距会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但各队之间的情况是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较穷的生产队，由于只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生产门路少，工作基础又差，对辅助劳力不能充分做到人尽其才，尽管收入水平都不大高，但农民间收入的相对差距却大些；而一些富裕队，由于生产门路广，多种经营开展得好，弱劳力得到更适当的安排，比较能做到人尽其才，农户间收入差距相对说来就会小些。前者如青岛市薛岛公社最穷的大洼大队，人均分配收入最高两户与最低两户的差距为3．8比1，后者如该公社最富的瓦屋庄大队，人均分配最高的两户与最低的两户的差距为2．7比1。
同时，在总的差距扩大的趋势下，也会有些队在一定条件下出现差距缩小的相反情况。例如安徽滁县地区小岗大队，1977年全队收入最高户人均收入相当于收入最低户人均收入的13．7倍，1980年缩小为3．9倍。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1）农民收入总水平的日益提高；（2）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3）广开生产门路，开展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全面综合发展，使农村各种劳动力特别是困难户的弱劳力、辅助劳力日益得到较充分合理的安排；（4）扶助困难队和贫困户的工作逐步加强；（5）农民家庭赡养人口的差距日益缩小等，总的说来，将使农民间这种收入差距逐步趋于缩小。不过这种由扩大到缩小的趋势，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如何正确认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和共同富裕的关系？
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是达到这个目标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实行按劳分配和发展商品生产，本身就是承认差别，承认富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承认和保护这种差别，就是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这对于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他们学习先进，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大大丰富起来，为真正的共同富裕创造物质基础。
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能够为广大农民树立劳动致富的榜样。这些先富户，一方面冲破“左”的错误影响束缚，相信党的劳动致富政策，可以现身说法，打消许多人“想富不敢富”的顾虑。另一方面，他们又各有一套致富的本领，在勤劳节俭、产量质量、经济效益、生产门路、劳力安排、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及劳动生产率、商品率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创造了较高的水平，提供了较好的办法，可以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启发帮助周围农民具体学到致富的途径和方法。富一户带一片的事例，全国到处可见。此外，他们当中还有好多人觉悟比较高，拥护党的路线和政策，热爱国家和集体，助人为乐，自愿帮助困难户，这些可以在道德上对周围农民起表率作用。
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他们向国家和集体多作贡献，使国家可以集中部分财力物力来扶助贫困户改变面貌。还可以使国家有一批推行党的劳动致富政策的积极分子，他们可以在广大农民中起骨干和桥梁作用。
如何正确认识农民富和国家富的关系？
共同富裕不仅包含全体农民共同富裕，也包含农民和国家的共同富裕。农民富是国家富的基础，国家富是农民富的靠山。我国十亿人口中八亿是农民，农民的富裕对国家富裕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一，它推动国民经济更迅速地发展。第二，它对于全国人民达到小康生活水平，起重要的保证作用。第三，它使农民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许多紧迫问题，使国家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搞好重点建设。因此，使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尽快富裕起来，应成为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一个中心思想。对农民劳动致富，应从精神上鼓励，生产上扶持，成果上保护，方向上引导，计划上指导。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现在农民中的富裕刚刚开头，同过去比是富裕了，但同党和国家的要求比，同发达国家的水平比，相差还很远。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特别是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从而使农业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农民是不可能有比较高的富裕水平的。而国家进行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在目前财政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的支援包括投资和价格补贴，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否则，将影响国家的重点建设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是不利的。同时，还要教育农民懂得“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和国家富是农民富的靠山等道理，农民在逐步富裕起来的基础上，应适当多向国家作贡献，并把钱主要用到扩大再生产上，自愿投资或合股集资兴办仓库、公路、小水电、小型农田基本建设和教育、文化、卫生、公共事业等基础设施，使国家能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
划清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平均主义、
“两极分化”的界限
由于小农生产方式历史悠久，我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农业合作化二十多年来，“共同富裕”的原则，一直被误解成一拉平、“吃大锅饭”，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共同守穷”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平均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观念，早就受到批判。它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反动的社会思潮。
有些人对“两极分化”的社会性质不理解，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之间在富裕程度和速度上的差别，同两极分化等同起来。其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那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生产者受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支配，向着贫富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少数人凭借占有生产资料剥削他人，成为资本家；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大多数人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不论从理论上看，或从实践上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是不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基础的。我们应当确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合理差别，同私有制社会的“两极分化”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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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决定蒋军覆灭命运的战略决战
1948年夏季以后，蒋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同年秋冬，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蒋军覆灭之局已定。
三大战役以前，蒋军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0万人；除去后方守备兵力外，用于前线的正规军只有170万人，而且军心动摇，士无斗志。蒋管区内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到处掀起反抗斗争。这时，蒋介石妄图采取集中大的机动兵团，吸引解放军攻其某一据点，待久攻不下，兵锋顿挫时，出机动兵团与解放军决战；如蒋军整补完成而解放军尚未发动攻势作战时，即主动发起攻势，寻求解放军之一部而击灭之，以挽回蒋军连年惨败的颓势。这当然是一厢情愿。
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是辽沈战役。
在东北战场上，蒋军50余万人，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蒋介石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稳定沈阳局势，确保北宁路的安全，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集中了53个师、70余万人，和蒋军进行作战。为了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解放军首先包围了锦州的蒋军。10月2日，蒋介石飞到沈阳，宣称：“东北局势好坏在此一战”。他调动华北五个师和山东两个师，连同原在锦西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由海、空军协同，于10月10日起向解放军扼守的塔山阵地猛攻。同时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十一个师又三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企图东西夹击解放军，以解锦州危局。蒋介石亲自到葫芦岛督战，令所属“有进无退”。然而，蒋介石此举恰中解放军围锦打援之计。结果，进犯塔山的蒋军尸横遍野，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西进兵团则被阻于黑山、大虎山地区。10月15日，蒋介石再度飞沈，大骂卫立煌、廖耀湘只将西进兵团用于彰武无用之地，严令廖部加速攻击前进，“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当日，解放军解放锦州，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10万余守军全部被歼。锦州失守，东北蒋军退路被封闭，成为瓮中之鳖。10月17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起义。19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官郑洞国率部投诚，长春解放，是役蒋军被歼9万余人。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沈，以卫立煌指挥不力，命杜聿明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辽热边区司令官，指挥廖兵团继续西进主攻锦州，又令锦西、葫芦岛蒋军也助攻锦州。廖兵团遭到阻截，慌忙向营口方向逃跑，受到迎击后，又仓皇向沈阳方向撤退。经激战36小时，至10月28日，廖兵团五个军10万余人全部被歼。蒋介石张皇失措，在10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11月2日，沈阳、营口解放，再歼蒋军14．9万余人。锦西、葫芦岛蒋军从海上逃跑。蒋军在整个战役中的行动，始终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但事败之后，他却诿过于人：“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起到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共歼蒋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
战略决战的第二个战役是淮海战役，蒋介石称之为“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是敌我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至淮河的广阔战场上，集中大兵团（蒋军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所部，总兵力达8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共60余万人）所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战。蒋介石把80万重兵作了带有很大机动性的防御部署，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路东段和津浦路南段，部署了所谓“一点两线”的设防，采取所谓“固守一点，四方驰援”的战法。1948年10月下旬，蒋介石把东北蒋军送掉以后，又拟定“徐蚌会战计划”，企图集中兵力于蚌埠附近，与解放军决战。11月6日，解放军在东线向防守陇海路东段的黄伯韬兵团发起攻击。黄部星夜西逃。8日，蒋军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2．3万人在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9日，黄伯韬兵团刚过运河，即被解放军阻截。黄部折回碾庄，被压缩在纵横不到十里的包围圈内。其由新安镇西逃的一○七军，迅即被歼灭在窑湾地区。11月12日起，解放军向碾庄被围之敌发起攻击，蒋军踞守顽抗，并数次放毒。战斗至22日黄昏，黄伯韬兵团10万人全部被歼。当日，蒋介石竟宣扬所谓“徐州大捷”，并派张道藩赴徐州“慰问”。当黄部被歼之际，蒋介石于12日急令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共十二个师由徐州向东增援。蒋军在11天中付出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却只走出徐州30余里。当黄部全军覆没时，他们距碾庄还有40多里。蒋介石为解黄伯韬兵团之围，又从华中地区增调黄维兵团12万人，日夜兼程，北上驰援。一路连遭解放军阻击。11月24日刚到浍河南岸，即陷入解放军预设的罗网。黄维准备掉头南逃，但为时已晚，被包围在浍河和淝河之间的双堆集地区。27日，蒋军一一○师在战场起义。余部虽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蒋介石为救出黄维兵团，急令邱、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并令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由蚌埠北上，扬言要“打通徐蚌”，“三路会师”。但这些援军，都受到解放军的阻击，无法前进。蒋介石又令杜聿明率领邱、李、孙等部于11月30日放弃徐州向西南逃跑。30万蒋军刚一出城，立遭解放军数路追击。12月4日被围于永城东北地区。孙元良兵团妄图突围，6日被全歼，仅孙元良化装逃走。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部被歼，黄维被俘。这时，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开始了。为了不使蒋介石作出决策，让平津蒋军从海上南逃，解放军推迟了对杜聿明集团的最后歼灭部署，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10日战斗结束，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仅李弥逃脱。至此，蒋介石所谓的“徐蚌会战”以蒋军55万余人被歼灭而告结束。战局每况愈下，蒋介石急派宋美龄赴美求援；行政院长孙科向美国记者表示，欢迎麦克阿瑟来华指挥蒋军作战；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戴季陶相继自杀。蒋记朝廷，乱作一团。
战略决战最后一个战役是平津战役。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蒋军有60万人，分布在唐山至张家口一线，以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为基点，形成长约500公里的一字长蛇阵。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蒋军已成惊弓之鸟。是守？是逃？举棋不定。由于蒋傅之间的矛盾和错误地估计形势，所以未下立即逃跑的决心。他们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后才能入关，兵力至多50万人。认为如能增补兵力20万人，接受美械装备，即足以应付明春的决战。即使仗打不赢，也可收拾残部，从海路退往江南。他们没有料到：第一，淮海战役蒋军迅速被歼；第二，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立即挥师入关，且多达80万人之众，与华北两个野战兵团会合，兵力共达百万人；第三，解放军以神速动作将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各点分割开来，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稳住蒋军，封闭其南逃西窜之路。12月22日，解放军攻克西线的新保安，歼灭傅系“王牌”三十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张家口蒋军5万余人突围也被全歼。东线天津守军指挥官陈长捷企图凭坚顽抗，拒绝放下武器。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解放军攻克，全歼蒋军13万人，生俘陈长捷。17日，塘沽、大沽守敌5万人从海上南逃。至此，北平成为陆上孤岛。解放军百万大军云集北平城下，使20万守军陷于欲守无力、欲逃无路的绝境。早在战役开始时，解放军就向北平守军提出放弃无谓抵抗，接受和平解决的办法。北平守军取胜无望，仍然企图以战求和，因此，他们虽然开始“和平谈判”，却还犹豫观望。1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穿了蒋介石元旦文告中的假和平阴谋，蒋介石随即宣布下野。1月16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出最后通牒，指出：北平守军的出路一是放下武器，一是接受和平改编，否则将以“精确战术”攻城，破城之日，必将严惩。北平守军在这种情况下，由傅作义率领接受了和平改编，北平遂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0余天，蒋军被歼和被改编共52万余人。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历时142天的战略决战，蒋军被歼154万人，占其当时总兵力的42％，第一线兵力的90％。蒋介石赖以发动反人民内战和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面对进逼长江的百万解放大军和蒋管区内的人民反抗力量，处于四分五裂的蒋记王朝，它的最后覆灭，已经指日可待了。
（陈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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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上卷出版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宋涛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上卷，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阐述基本原理系统、准确、通俗，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作了分析和说明，对学术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及探讨性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对资产阶级有关经济学说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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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之路》出版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之路》（栾扶桂、王兴斌编著），是一本以广大青年为主要对象的传记性读物。本书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斗争经历，着重介绍了他们是怎样对待理想、事业、幸福、爱情、家庭、友谊等人生课题的。
（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