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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回忆
钱之光
1948年，在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8月以后，大批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我曾负责接送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工作，至今回忆起来，印象十分深刻。
（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同时加剧迫害民主进步人士。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部分民主人士撤至香港。1948年夏，我在大连接恩来同志电示，要我作好准备，前往香港；大连的工作由刘昂同志来接替。不久，刘从西柏坡到大连。她临行前，恩来同志同她谈了话，交待了任务。于是，8月初我从大连出发，经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到达朝鲜的平壤。在平壤，我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便去罗津乘上“波尔塔瓦”号，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远途航行。
恩来同志叫我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当时与我同行南下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军舰。为了应付意外情况，我们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确定了假姓名。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必要时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
在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并不时呼啸而过；有时还遇到国民党的军舰。也许因为我们的船挂的是苏联旗帜，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当我们的船颠簸地驶进台湾海峡时，又遇到了强大的龙卷风。只见船的正前方忽然升起了擎天的水柱，海水激烈地旋转着往上升。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真是既惊异，又担心。幸好这股龙卷风离我们的船只还远，同时船已改变了航向，因此避开了它的袭击。
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出现了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成船上的锅炉工，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识别。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换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二）
我们的船到达香港时，苏联方面就派人乘小船前来接头。他们在香港设有办事机构，与船上有通讯联络，事前知道“波尔塔瓦”号到达的时间，并通知了我们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为了上岸便利起见，我上了他们的小汽艇。行在半途中，遇到了先期到港的袁超俊、刘恕同志也来接我们。上岸后，我们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的事宜和布置今后的任务，接着就与华南分局取得联系。华南分局当时由方方同志负责，潘汉年同志也是领导人之一，负责统战工作。我到方方同志家里，汉年同志也在座。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我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他们也已接到党中央的电报。我们一起商量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的筹划。为了尽快与中央和大连保持直接联系，我们还建立了电台，随时可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汇报，并通知大连方面。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具体联系的，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也有我们党其他方面的同志。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我们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等来决定的。这时，在“联和公司”工作的同志，象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负责接送了四批民主人士北上。每次都是由原来与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人去联系好，等载货回解放区的船准备好以后，就由他们负责，把民主人士护送上船。当时情况复杂，要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作了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做了调查了解，熟悉经过地段的情况，还事先约好，从哪条路走，要经过哪些街道；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对付等等。由于民主人士社交活动多，认识的人也多，为了避免遇到熟人，每次都是安排在黄昏以后上船的。
经过我们同志的努力和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密切配合，在较短的时间里，就作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党中央同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并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准备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很多，第一批不便安排太多。我记得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沈老（沈钧儒）、谭老（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先生。由章汉夫同志陪同，我派了祝华和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那是8月下半月的一天下午，我事先赶到船上了解情况。到黄昏时候，我在船上迎接了沈老等人。当时船停靠在离岸的浮筒处，沈老等是坐小舢板上船的。那时沈老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比起在重庆、上海时有些消瘦，但步履稳健。我和谭平山先生在重庆时有过从，这时相见，彼此很高兴。我对谭老说：“可能没有想到吧，在这里我们又见面了！”他紧握着我的手，连说：“是呀，是呀。”我们谈了一些别后的情况。当章伯钧先生攀扶着软梯上船来的时候，他一抬头就惊奇地说：“老兄，你也来了！”由于工作关系，我到香港后还没有与他见过面，突然相遇，他觉得出乎意外。
我下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党中央和大连方面报告了这一批民主人士出发的情况。以后，我一直焦急地等着船开出后的消息，直到第八天接到大连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这时，我才放了心。
（三）
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刘昂同志等在大连又租了苏联的货轮，装载解放区出口的物资来香港，以便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是接送民主人士，但需要运用经济贸易工作做掩护，也要从香港进口解放区缺乏的物资。因此，我们对设在香港的“联和公司”进行了改组和扩大。在皇后大道毕大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我和同志们商量：“要重新取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不能太暴露。”我提出：“叫华润公司。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办的贸易公司”。于是便挂起了“华润公司”的牌子，由杨琳任经理。以后，中央决定我任董事长。10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了香港。但是，在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我们只好另租一艘挂挪威旗的船到解放区。因此，到10月底才把第二批民主人士送走。这次走的，我记得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随行北上，我派王华生同志随船护送。
这趟船，是在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抛锚下人的。郭沫若等人就是在这里改乘小船上岸。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他们是经丹东去哈尔滨的。后来听说，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爱好无线电，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在船上收到新华社播发的沈阳解放的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到娱乐室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郭沫若、曹孟君出了节目。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还有朗诵的、讲故事的，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四）
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30多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
当时大连是苏军管辖区。靠船的码头，分军用和民用。军用码头是深水泊位，可停靠万吨船只，但对外不开放，别国船只，一律不准进港。我们虽然租用的是苏联船——“阿尔丹”号，但是不经过他们允许，也不得在这里卸货下人。经过冯铉同志的交涉，得到了苏方的允诺。为了顺利完成任务，在轮船开离大连之前，刘昂同志还特地宴请了船长、大副等人，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回除装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船回来，请多加照顾。”船长边吃边说：“请放心，船已租给你们了，由你们安排，我们尽力协助你们的工作。”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已经引起外界注意。10月后，连香港当局官员也以谈业务为名，来过“华润公司”。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确定第三批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我们行动的有利时机。
这一次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李嘉仁同志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同志随行，我派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这时，眼看国民党分崩离析，各种反动的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有人对李先生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那里就身不由己了。另一些人正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象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让一个国民党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他，打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先生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是阻力重重的。原来我们安排他第一批北上，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未能实现。为这件事，何香凝作了工作。1948年冬，有一天，吴茂荪先生约请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梅龚彬、陈劭先、陈此生等人吃饭。饭后，何香凝对李先生说：任公，你还是早走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我们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对他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还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走。经过这些工作，李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李先生离港十多天后，白崇禧派往香港的大员才到达，听说李先生走了，感到大失所望。
这次上船，是按预定计划，在12月26日晚上。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和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由我们派人去搬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远行的迹象，到达了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李济深先生动身的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老人也到场作陪。席后，他们便乘小艇上船。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是易于惹人注目的。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着小船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才靠拢苏联货船。上船后，李济深看到船上的熟人很多，有点惊异。我们特地把他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让他们不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当作坐船到东北做买卖的，所以口袋里还装一套货单，大家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开航后的第10天，船还没有到达大连。我们都十分着急。通过苏联办事机构，才知道船到青岛海面，遇到逆风，加上坏了一个引擎，每小时只能走六海里。一连几天，我们焦急不安，直到轮船过了青岛海域才放心。
船是在出发后的第12天，即1949年1月7日上午到达大连的。党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去迎接，他们还邀请朱学范先生一同前往。同时去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负责同志等。在大连期间，安排他们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的。那时天津已经解放。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俞震寰先生等人。是刘恕同志护送的。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人士，主要是分这四批，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另外，也有一些民主人士是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解放区的。
原来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准备在哈尔滨召开，后来由于形势发展很快，我军接连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我各路大军又横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了南京，解放了长江以南大片地区，因此，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条件成熟了。终于在1949年6月份，于北平召开了新政协的筹备会议。9月间召开了正式会议，通过《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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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
罗征敬
俞秀松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之一。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时，他担任书记，但后来却遭到王明、康生诬害致死，至今已四十五年多了。
俞秀松，又名寿松，字柏青，在苏联学习和工作时，名“纳利马诺夫”。在新疆工作时，曾化名王寿成。1899年6月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1908年入本村行余小学。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接受进步思想，领导杭州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起，出版《双十》周刊，后改名《浙江新潮》。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的发刊词中，提出了一个社会改造的纲领，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到劳动阶级身上。这份刊物，发行的范围很广。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施存统写的题为《非孝》的著名文章，轰动全国。北洋军阀慌忙连下禁令，取缔《浙江新潮》。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不能再在学校继续读书，遂于1919年底赴北京。1920年1月10日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开始了工读生活。
俞秀松在工读互助团里，参加抄印讲义、石刻印刷和制作粉笔等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哲学系，旁听胡适之等人的课。但是，时间不过三个月，工读互助团便宣告失败。俞秀松毅然南下，投身到“资本家底下的工厂”去。经过严酷的现实生活的教育，1920年3月，俞秀松果断地正式宣告：“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俞秀松回到上海，“改名换服”，到虹口区的厚生铁工厂当了工人。这是他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从此，他较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真正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那里，他与工人朝夕相处，深深体会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境遇。在这期间，俞秀松和陈望道一起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主办的《劳动界》创刊，俞秀松参加了编辑工作。在9月出版的《劳动界》第4期和第7期上，刊载“本社特别启事”，内容为商讨出版《上海店员周刊》一事，署名为“秀松、汉俊、独秀”。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工厂并与恒丰纱厂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12月发起成立“印刷工会”，目的是将广大的机器工人和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俞秀松通过办《劳动界》、《店员周刊》等刊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斗争实际，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当共产国际的代表维金斯基，由杨明斋陪同来到中国时，俞秀松曾给维金斯基当过一段助手。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陈独秀派他担任书记。据俞秀松的家人回忆，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见过俞秀松的日记和他亲笔起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面附有十多名团员的名单。日记中还记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本应由德文本进行校译，但当时找不到德文本，结果便用英文及日文本进行校译。而这份译稿，是由俞秀松亲自交给陈独秀的。可惜这些珍贵文物经过十年浩劫，已经荡然无存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之后，上海党的发起组为了掩护青年团进行革命活动和培养留苏学生，于1920年9月，办了一所“外国语学社”。这个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同时教授俄语。俞秀松担任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同时在校攻读俄文。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前往苏联出席少共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2年4月，俞秀松回国后，首先接受团临时中央局的指示，奔赴杭州建团。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指出青年团的现时方针为：在政治方面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制订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纲领。俞秀松在1922年10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讨伐陈炯明叛乱，并担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俞秀松表示：“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
1925年11月23日，俞秀松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大部分不懂俄文。苏联党组织为了尽快培养翻译人材，从学生中挑选了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李培之、庄东晓、王明等十多个能直接用俄语听讲的人，组成一个速成班。他们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只有王明是刚刚入团的团员。这个班的学习任务很紧。教学方法以自学为主，由主讲教师列出学习提纲，指定必读的参考书，经过讨论，最后由教师做总结。在学习中，王明对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的讨论，一言不发，而对列宁主义课的讨论，则抢先发言。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王明为什么对列宁主义课这样积极？不久，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列宁主义课的主讲人是副校长米夫。果然，克劳白夫（王明的俄文名）的表现，深深印在米夫的脑海里。每当列宁主义课小组讨论发生意见分歧时，米夫就指定克劳白夫谈谈自己的看法。在学校的墙报上，署名“绍禹”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了。王明对国内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同学中喜欢高谈阔论，夸夸其谈，引起大家的厌恶。俞秀松耐心帮助他，王明反而怀恨在心。后来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做了中山大学学生公社的主席，很快便入了党。
1927年11月上旬，俞秀松考入列宁学院。俞秀松虽然离开了中山大学，但是王明为了打击俞秀松等同志，竟公然捏造罪名，说他们在中山大学组织了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实际上，周达文是贵州人，只因反对王明，也被打进了“江浙同乡会”。1928年，共产国际监委、联共中央监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没有真凭实据，不存在这种反党集团的事实。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时俞秀松等对王明推行一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甚为不满，并加以抵制。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便以反对中央领导的罪名，给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戴上“托派”的帽子。
1933年，俞秀松与周达文、董亦湘等六位同志一起被派到苏联远东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中央派俞秀松等25人进入新疆。
俞秀松在新疆的两年多时间里，利用《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和反帝总会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这就不能不引起军阀盛世才的嫉恨。1937年12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延安，途经新疆。他们借此机会诬陷俞秀松是“托派”。盛世才将他逮捕，并于1938年6月，押往苏联。最后俞秀松在肃反扩大化时被害，享年39岁。
当俞秀松被捕，他的妻子安志洁前去探监时，他勉励妻子说：“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1938年6月，俞秀松被强迫押往苏联，当飞机马达隆隆在响，生离死别就在眼前时，俞秀松非常坦然地对妻子说，“你要坚持，不能屈服。相信党，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总有一天会胜利的。”
俞秀松的“托派问题”，经过详细调查，已经完全查明是王明、康生的陷害。特别是与俞秀松同时被诬陷为“托派”，又同时被害于苏联的董亦湘同志，早在1959年，由于其妻子的申诉，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就已予以平反。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曾于1962年给俞秀松家属颁发了“烈士光荣纪念证”。但由于康生的阻挠，这位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卓越贡献的烈士事迹，不为人所知，甚至连名字也不见党史记载。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推翻了加在俞秀松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
俞秀松同志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的一生。俞秀松同志是一颗洁白无疵的明珠，被埋藏了达四十五年之久。今天我们拭去覆盖在它上面的灰尘，这颗耀人夺目的明珠，将永远在党、团的历史上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