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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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价〔木刻〕 董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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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平原
邓友梅
棉花种下之后，麦子开镰之前，我又回了一趟故乡山东平原县。四十年来这是第二次还乡。年初看到报纸上登载一张照片，说平原县1982年人均分配达到280元。我惊喜之余写了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此后收到家乡老友来信，责怪我报道的分配数字不符合实际。写信人将我的军，问我“敢不敢回家乡来核实一下？”我也决心去弄个清楚明白，便约了两个伴儿同去，一个林斤澜，一个从维熙，想借助他们的慧眼来帮我观察，分析生活真相。
我一路提心吊胆。和林斤澜回我村呆了半天，访了几户人家，这心就放下了。原来信中说我“数字失实”，并非指我“虚报浮夸”，而是说我“漏报缩小”。经过核实的数字，不是人均280元，而是378元。这虽然也算“失实”，与浮夸虚报、粉饰生活相比总还可爱一点。这一个喜气洋洋的玩笑使我更增加了调查采访的兴趣。
我和从维熙一起去参观了寇坊公社。这公社两年前我来过。当时一位队长才盖起五间新房。这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水泥抹地，有单独的灶间和大玻璃窗。他为此很骄傲，对我说：“我这房在咱平原县算第一等的了。”这次我领着从维熙去看他，他招待我们喝茶，介绍队里的生产情况、社员的平均收入，却不再夸他的房。我说：“你给从同志介绍介绍你的房子呀。你这不是全县第一流的吗！”他一跺脚说：“完了，俺后悔了，你看看今年村里人盖的是什么房！我早盖两年，可落后了十年咧！”他领我们去看村里正动工修建的房屋。人们已看不上由土把式盖的一般砖瓦平房了。他们从济南拉来方石，从泰安等地请来包工组，盖那“石头墙裙一人高，窗框墙角石头包”的洋式平房。不少人买了摩托车。上工时扛着锄头铁锹，骑着“亚马哈”、“嘉陵”，故意绕着圈子往地头上走（因为地块太近没过够骑车的瘾）。
最使我惊愕的是许多人家锅灶顶上安了马口铁打的排烟罩！这种东西并不值钱。既买得起20英寸彩电，买它不算什么。可是人们对它的需要多半产生在对电视机的需要之后。排气罩是要在吃饱穿暖，有了起码的文化娱乐之后，人们要享受点窗明几净的乐趣，追求衣饰环境的美化时才用得着它。一年前我来这里，还没见有人安。目前我住的北京宿舍楼，安它的户也是少数。我说：“看样子这一两年，你们生活又提高不少！”那位队长说，在他们这43个大队，16，000多人的公社内，去年一年，粮食增产了288万斤，棉花增产了一万担。去年人均纯收入达到798．2元，比我来的那一年每人多收238．2元。我们设想到本世纪末达到的“小康水平”，是人均收入800美元，现在这个公社已经有两个队、865户超过这个水平了。
“人均收入378元”，这不仅仅是物质增产的结果，它还是人的智力、才干发挥的结果。
我请林斤澜和我一起到我家邓庄去。我们村在全县是中游偏下的地方，去年人均收入也达到370多元，1，000斤口粮。我看到了全村第一栋完全用砖盖的新房（以前连地主的房子也只在四角用砖，中心仍是土坯的），看了自己家用具齐全的住室，看了翻修整洁的小学校，心中很是激动。但林斤澜却冷静的点着头，没一点喜悦的模样，我对他相当不满意。隔了一天，我正想找他交换一下意见，他风尘仆仆的从外边归来了，面上闪着极喜悦的光彩说：“那天我看了你们村的情况，心上真凉了半截！你们村是老根据地，解放四十多年了，那小学校还这么简陋！你弟媳妇家的用具还这么欠缺！尽管人均收入370多元，我仍然感到心情沉重。今天我看了个新人物，发现了生活中的新因素，对你们平原的看法才变了。”我问他看到了什么人？他告诉我见到了坊子公社的张传军。
这位张传军，既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又是个给人带来思索的人。他今年35岁，共产党员，为人精明强干。因为家中七口人只有他夫妻两人是整劳动力，所以很贫困。三中全会以后，他除去承包责任田外，农闲时还经营一个酱豆腐作坊。从1981年10月起，在作坊开工十个月的时间内，他竟然使纯收入达到38，900多元。加上承包责任田和养猪养牛的收入，这一年全家净收入将近5万元，按人口平均每人收入近7，000元。他发财之后，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我都敢靠勤劳致富，你们大家还顾虑啥？别看我自己富了，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大家都走社会主义的富裕大路！”于是他拿出4，000多元去扶持经济困难户；拿出400元专门资助村中的小学校。并且买来木材请人为学校做一堂新桌凳。1982年过春节，他跑到集上一次买了七口肥猪，宰了900多斤肉，分送给全村各户中去，挨门宣传：“三中全会决议就是要放宽农村经济政策，让咱农民勤劳致富。别观望了，放手干吧，明年你们也大胆创业。”村里有个孤独老人叫耿传亮，张传军宣布这老头全年吃的咸菜和酱豆腐、臭豆腐全由他包了。过年时他除去给老人和一个残废儿童各送去15斤上好的肉外，还给每人送去10元钱添年货。因为这两人没有劳动力，他替他们把改善生活的义务担负起来。
张传军靠做臭豆腐发了财，可是他并不会做臭豆腐。技术上要请临清县的师傅来“指导”，劳力上也要请本村的乡邻来“帮忙”。对“指导”的师傅，他每人每月付150元工资，管吃管喝管抽管住，冬天送一身新棉衣，夏天送一套新单衣。师傅探亲来回除去发路费，他还给买一份礼物带上。一个师傅的儿子定亲，他白送300元帮忙。另一个师傅盖房，他又拿出700元支援。对本村“帮忙”的乡亲，他每月给工资60元。磨制32斤黄豆算一个活，每天做七个活算完成定额，超过七个活，每多作一个，提出纯收入30％作为奖励。豆渣、浆水，优先供给帮忙户养猪上地。不论师傅还是帮忙的，一律六小时工作制。每年秋收后开业，干到“五一”关门，然后各自仍去种责任田。张传军不仅不管做豆腐，他甚至也不管卖。谁替他卖，卖100元有5元经销费。这样他的臭豆腐就卖到了德州、沧州、济南、石家庄等十几个县市。
张传军既不做，又不卖，却挣这么多钱，人们服气吗？大家伸出两个大拇指头喊“服”。因为大家亲眼看见过队里以前集体办的豆腐房，不死不活毫无生气。这套筹划、经营、管理、推销的本事，关系到作坊的成败兴亡，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若把张传军仅仅看成个难得的经理人才就错了。张传军自办作坊的勇气不仅来自对能力的自信，更主要是来自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开作坊要雇工，他入党多年了，长期当干部。他心里明白，所谓请师傅“指导”也好，请乡邻“帮助”也好，说穿了全是雇工。如果政策有反复，他这个党员的帽子就会长翅膀。“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景象人们并没忘记。若只为挣钱养家，他干点更安全的事儿岂不更好？一个地方企业请他去当厂长，另一个国营厂动员他去当采购员，都答应待遇从丰。凭他的能力和才智，干什么也不拉后。但是，他全拒绝了。因为他长期种地，他比别人更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农民已穷到了极限，再不让大家生活有较大的提高，元气将难以恢复。所以三中全会决议一公布，人们如在大旱之年听到了雷声，望到了雨云。但农民也有他的保守性，疑虑重重，路子不看准是不敢迈步的。他们想：“要真照文件上说的这么办当然好，万一又是个临时措施呢？辛苦一年，粮食到手时政策又变了呢？刚挣下两钱又来掐尖子呢？大锅饭虽然吃不饱，可也饿不死。自己立灶虽有吃饱的希望，弄不好也有连砂锅也打碎的危险。还是先看看他们党里的人怎么操办吧。他们要敢致富，咱们也跟上。将来就是纠偏也有他们站在前边。不纠偏呢，既然共产党员都允许富起来，咱老百姓还有啥可怕的？”张传军感到群众用眼盯着他的脚步！
促使他下决心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看到三中全会以前，队里办的豆腐作坊浪费大，收益小，人人指责。他想证明一下，那个豆腐作坊办不好不是这门副业无利可图，也不是群众体懒手拙，更不是走了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原因就是一个：极左思潮。吃大锅饭这套主张根本就不该存在！他想叫人们看看，还是这伙人，还是这套工艺，政策一变马上改观。他要为三中全会作个例证，让那些“左”大爷们开开眼！
“政治经济学”将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下雇工怎么论述，他弄不清。但眼前党需要他作什么，群众希望他作什么，他是很清楚的。他不能不响应生活的召唤把这副有潜在危险的担子担起来。他认为一个党员作党号召作的事总不会错，同时，他尽自己所认识到的，在收益分配上作了些努力。他只留一部分生活费用，大部分用来扩大再生产、搞公益事业和帮助乡邻。他准备在几个城镇建立门市部；还要开办榨油厂、酿造厂，考虑将来吸收群众入股，把作坊、工厂办成自愿结合的、自由入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对张传军的行为如何评价，我曾费过一番思索。并和几个同志作过研讨。我最后的看法是：张传军确实在搞活农村经济方面起了一个党员应起的带头作用。他增加了社会财富，改善了一部分人的生活，他使一部分群众更加坚信党的政策，敢于放开手脚去创造财富和享用财富。这些显然都有利于四化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他富裕之后许多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行为（这方面例子很多），也起了某种示范作用。这样的党员难道不是越多越好吗？如今农村中成千上万有才智有能力的人才被发现，受支持，使他们把被禁锢多年的活力释放出来，为发展社会主义农村经济而充分施展，这是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一项大成就。它的价值绝不低于增产多少吨粮食。对这样的新事物我们应当放声歌颂。至于它的不完善之处，须要从理论上澄清匡正之处，不难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对平原县其它的一些人与事，我也是这样看。新的事物也带来些新问题，但是最根本的事实是人才辈出，各显神通；是劳动人民肚中有食，身上有衣，手中有钱。几千年来的饥寒之色从脸上扫去了。一个供销社负责人告诉我，恩城镇开物资交流会，存一辆自行车二分钱，看车的人一天竟收入800元的存车费！80元一床的毛毯来了就抢；几百元一辆的轻骑摩托一投放就光；连60元一辆的幼儿三轮车也是畅销货。他问我：“你说我们平原历任的县长，有几个舍得花几十元给孩子买这么个玩物的？”这能说不是开天辟地以来空前大好形势吗？
一天，给我写信的那个朋友来看我，我责问他为什么不明说我把数字报少了，而故意含糊其词的说我“数字不实”？他说：“故意将你一军，好促使你回来看看。”我问他：“我那人均分配280元的数字并不是自己造的，是报上登的，你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吗？”他说：“知道，这是去年秋收前县里估产的数字！”我问：“为什么估计数字与实际收入差这么远？”他笑了声说：“这是我县马书记的一贯作风。他对下边的态度是你估低了他不追究，你估冒了，他大会小会批评，因此大家都学会了他的原则：困难往大里估、成绩往小里估。所以平原县过去多少年都是中下游！”我说：“现在不致于这样了吧！”他说：“一个样。你要明白，成绩是干出来的，名声可是吹出去的呀！我要不把你将回来，这人均分配280元的印象就印在全国读者的头里了么，马书记不会叫人写信更正的！我替全县的人不平，已经达到的成绩为什么不可以宣扬宣扬呢？”
我临行前，马荣珂同志来找我闲谈，我把上边的意见转达给他。他不以为然地说：“总把事情往有利的方面估计，不肯朝困难和不足之处多看两眼，这毛病叫我们吃够苦头了。少报了点钱算什么，378元只是平均数，这个县还有100来个队人均分配在150元以下呢？为什么不说一说？大牲口的饲养数至今还没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呢？你别看好多农民买了电视机、洗衣机，大部分电视机不能看、洗衣机不能转！因为供电不足，这些东西只能当摆设！生产要再发展，不讲科学不行，没有足够的知识分子不行，这些都不是好解决的！同志，我也不是天生爱说泄气话的。我想争取到1995年产量翻一番，提前五年完成中央的号召。有多少困难愁得人睡不好觉，我哪来的精神头去吹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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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春〔外一首〕
李发模春夜，天空也成了问事处满天星星排满闪光的文字把一张“晴”的气象通知书报告乡民季节，象特快列车驰过乡野追赶春的脚步踏绿座座山岭责任地上，一双双茧手
握住锄把刀柄
催动犁铧车轮紧握住太阳孕育的每个日子
播希望
种信心大滴大滴的力的汗珠饱满而有分量光泽而又圆浑滋补着土地滋补着黎明滋补着
春花般争艳吐芳的美景
偏乡竟象明、清那样遥远远离现代化设施的山乡哟长途电话不能拨叫他的姓名公共汽车开不上他的山顶无数SM般的山路在脚下而思想仿佛在云雾里走前进是偏远再行也是偏远远远远难于用飞机火车缩短的距离哟柴烟与岁月熏黑的房檩不穿涤纶、茄克，仍穿
对襟汗衣的俭朴哟那黑压压的头发似的林子里
醒悟的旭日正东升……似乎感觉到走在前面的弟兄正用
高压电线的铁塔牵他
农科场站的钟声喊他但，他仍拄着那根
已有两千年历史的背杵他知道，在车轮还碾不上陡岩长途电话还未拨通所有偏远的
时候他需一步一步把信仰背上山顶只能用翻山的脚缩短差别
用勤劳的手收获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