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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论述
刘国光
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出版了。这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又一部珍贵文献,收入了邓小平同志从1975年到1982年9月的重要论著。这七八年是我国当代史的伟大转折时期。这个转折的集中点就是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学习《邓小平文选》,对于更深刻地认识这个转折的历史意义,进而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十二大精神的自觉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而积极奋斗,将起到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
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和我们的严重教训
无产阶级的党在执政以后,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物质基础的。
建国以后,百废待举,所有工作,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都是为开展全国范围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进行准备。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财经情况根本好转后,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道路。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之后,党的八大及时地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要“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重温这些论述,令人不禁忆起建国以后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的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各项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到处呈现一派兴旺蓬勃的景象,至今仍给我们以启示、信心和力量。
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决策,后来没有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对于中国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八大对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所代替,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论断被发展成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占着上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始终不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经济建设本身,由于受到种种干扰,加上缺乏系统的经验,发生不少缺点和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变本加厉地扭转方向,鼓吹“停产闹革命”,批判“唯生产力论”,竭力破坏生产力,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否定经济建设的任务。因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邓小平文选》第371页)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必须永远记住的严重教训。
但是,围绕着工作重心的斗争却是始终存在的。《文选》最初的八篇,纪录了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光辉业绩。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非常困难的特殊情况下,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力挽狂澜,向全党讲大局,指出这个大局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上第4页)。他曾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中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指出军队和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各方面都要整顿,还对发展工业等提出了具体意见。显然,这是要全面地、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把党的根本任务拨正到经济建设上来。他的艰苦努力,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由衷支持,促使形势迅速好转。可惜,为时不久,形势又发生了逆转,当时的“批邓”文章集中火力攻击邓小平同志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复辟纲领”,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同志转移工作重点的艰苦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但历史的进程是不以“四人帮”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次的反复,如春雷般地唤醒了全国人民,使人们分清了是非,鼓舞了斗志,这对后来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及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推动和指导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积重难返,实现这个转变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对于推动和指导全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的拨乱反正,发挥了决策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内,由于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在“两个凡是”的口号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我们党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为了实现我党政治路线的这一根本转变,邓小平同志深思熟虑,首先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展开了有力的斗争。他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这就为全面的拨乱反正跨出了第一步。不久,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等很多场合,支持当时才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旗帜鲜明地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以及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等问题。这就使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处于被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此同时,他还亲自抓科学、教育和军队工作,在知识分子等各个重大问题上清算“左”的流毒,为拨乱反正作出了榜样,并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新的历史使命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同上第129页)。这些,都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经过短短两年卓有成效的思想准备,召开了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讲话围绕着四个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许多精辟的阐述。讲话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我们才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同上第131页);指出当前要强调民主,特别要发扬经济民主,“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同上第135页);指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同上第139页)。讲话还提到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加强责任制、允许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等重要问题。这些,使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制定了政策,其指导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的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春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干扰破坏现代化建设的错误思想和活动,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保证现代化建设健康而顺利地前进。他系统地纠正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解决了新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他指出,“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68页)。这样,从理论上对工作重心问题作了完整的解释,并且与八大精神衔接起来,使全党工作重新走上正轨。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继续为组织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由于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再加上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党中央在1979年4月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同上第210页)。1980年12月,由于发现过去两年执行调整方针很不得力,造成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继续上涨,邓小平同志又和陈云同志一起,提出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尤其是基本建设要退够,使整个国民经济“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上第315页)。他还提出实现四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同上第212页)。后来他又提出到本世纪末近二十年内伴随着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一、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四、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他强调指出,抓紧这四件工作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
以上只是略举几点,但是可以看出,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一方面,必须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才能为实现这个转移提供条件和保证;另一方面,在全面的拨乱反正中,又必须突出这个重心,才能促其实现。邓小平同志在组织这个转移的过程中,高瞻远瞩,深思熟虑,掌握主要环节,注意统筹安排,既有革命胆略,又有科学态度,终于一步一步地顺应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长期没有做到的工作重心转移,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现了。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写着:“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接着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写着:“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言而喻,我们的工作重点清楚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一定会取得巨大的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解决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以后,接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同上第315页)。对这个问题,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372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同上第371页)。围绕这个思想,他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论述和重要的战略决策。
对于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多次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他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这就告诉我们,既要看到不利条件,又要看到有利条件。我们依靠一天天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其优越性,就能逐步克服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等困难,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经济,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立足点。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不可能象某些比较小的国家和地区那样走“捷径”。为了艰苦创业,他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反对特殊化;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废品,降低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还要兼顾积累和消费,要搞基本建设,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
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最早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同上第223页);“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同上第315页)。这是按照量力而行原则拟定的远大规划,是既积极又可靠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但是已经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应当看到,由于我们国家没有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同样是每人平均一千美金,我们的日子要比一些国家的日子好过得多。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邓小平同志对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和步骤也作了重要的论述。他针对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的特点,强调重视发展农业,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同上第321页)。他充分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同上第275页)。他特别关心智力开发对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大力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止一次地亲自过问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步骤上,邓小平同志把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指出在这十年把基础打好,下一个十年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振兴,实现四化目标。这些思想以及其他重要论述,在十二大制定的宏伟纲领中得到了反映。
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巨大工程中,改革旧的体制,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新体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邓小平同志对此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他指出,在实现四化的伟大变革中,“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同上第125—126页)。他很早就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同上第140页)。他谈到既要加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又要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他认为,现行制度中的弊端主要是权力过分集中,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同时又指出,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他还谈到必须发展专业化协作,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等问题。这些原则,把宏观经济的改革与微观经济的改革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政治体制、干部体制的改革和政治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兼顾三者利益并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等,都是我们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开展经济改革所必须遵循的。
在经济改革中,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是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同志很早就强调了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纠正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但提倡按劳分配,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这些精神,也都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必须掌握和贯彻的。
学习《邓小平文选》,特别是学习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论述,对于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他号召理论工作者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这为我们的经济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武器。我们应当积极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认真研究和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发展经济科学和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竭尽自己的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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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理论讨论会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理论讨论会,讨论了疏通渠道的主要设想、现行各种做法以及集镇的作用等问题。
一、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的主要设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模日益扩大,要求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做到货畅其流。与会同志在讨论中,对如何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提出的主要设想是:继续调整城乡市场结构,实行“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发挥供销社在农村市场的重要渠道作用,恢复合作商业的性质;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设置各种工业品的专业批发企业,组成经济合理、政企分开的批发商业网点;正确处理国合关系、批零关系;重视县城和县以下集镇建设,发挥它们在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二、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现行做法的比较
许多同志认为,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的长远规划看,国营批发商业下伸是疏通渠道、工业品下乡的重要形式。它的领导关系比较单一,阻力小,便于管理,便于按商品分工统筹安排城乡市场。
一些同志认为,在当前国营批发商业没有能力大力设置下伸点的情况下,利用供销社的现有设备、人员优势,组织各种形式的国合联营机构是适合时宜的。但选点要准,联营双方必须克服部门观点,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
多数同志认为,供销社兼代批发业务是条重要的渠道,国营商业不增加设施、人员、网点,供销社又可以扩大工业品批发业务。应适当放宽供销社批发作价办法,充分调动基层供销社就近小额批发业务的积极性。国营商业公司流动批发,简便易行,形式灵活,也不失为扩大工业品下乡的一种补充形式。
三、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地位和作用
许多同志认为,集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有一定的固定商业机构、一定数量常住人口、交通比较方便的场所,是一定区域的商业中心。
大家认为,集镇是城乡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1)它是农副产品收购、集中和中转的中心,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有重要的作用。(2)它是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中心和日用消费品零售中心;是农民生活服务中心;是工业品下乡的最终环节,对开拓农村工业品市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具有特殊作用。(3)它是农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商品交换的场所,对于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起着不可缺少的补充作用。(4)它是反映和传送城乡供求动态和商业信息的中心。(5)它是农村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批零商业的结合部。
怎样发挥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大家认为要解决四个问题。(1)充分认识集镇在城乡商品流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原则,合理调整集镇商业结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要以集体和个体为主。(3)按商品合理流向和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4)发挥地方传统和经营特色。
(商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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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版
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论文集中,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关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并对林彪、“四人帮”的谬论进行了批判。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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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国民收入计划工作座谈会
最近,国家计委综合局在浙江绍兴召开了全国国民收入计划工作座谈会。
大家认为,加强和改进国民收入计划工作,是搞好经济工作的需要,是提高计划工作质量的需要。无论从我国计划工作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保持和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的大好形势来看,都必须重视和加强国民收入计划工作。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最近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要考虑把总产值改为国民收入指标,并把它列为第一位指标的创议是及时的、科学的。与总产值相比,国民收入指标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效益和国家经济实力等方面都更为实在和准确,能够扣除重复计算部分,真实反映社会劳动成果。在当前情况下,积极创造条件,正确采用国民收入指标,有利于克服片面追求产值、速度的倾向,有利于把全国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大家认为,编好国民收入计划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种作用。(一)有利于把经济速度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二)有利于正确估量国力,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一定时期新增加的国民收入是衡量一国国力增长的重要标志。搞好综合平衡,必须正确估量国力,了解计划期新增加的国民收入有多大。编好国民收入计划,搞好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和使用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有助于实现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三)有利于党和国家总观全局,为确定重大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对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起到控制和指导的作用。
鉴于过去对国民收入宣传得很不够,很多同志建议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以引起各级领导重视。同时应结合实际,每年召开小型座谈会展开研究。
(余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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