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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站在改革前列的经济学家
齐翔延
学术、理论界的同志们对于光远同志是很熟悉的。他作为经济学家，这几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为改革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在这篇文章里，只能择要介绍他关于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几个片段。
探索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四人帮”刚被粉碎的那两年，社会上对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缺乏认识。“为生产而生产”、“为完成某些指标而生产”的思想仍有着深刻的影响。三中全会以前，再次盲目追求高指标，提出要搞“十来个大庆”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使我国刚刚得到恢复的国民经济又受到挫折。
于光远同志认为，不批判“四人帮”的谬论，不肃清“左”的流毒，改革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仍然要走弯路。他从1978年起，就多次讲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1979年9月，他发表了《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是其他。这就提出了改变多年来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问题。
他特别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各部门、各地区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自己的头脑中要把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置于首位。他认为，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提出，应该增产最终产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活动的最后目标，“在计划和安排整个社会生产的时候，应该从增产最终产品出发”，“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当时，在他积极带头参加下，《人民日报》等首都报刊从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出发，开展了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后来，讨论虽然中断了，但他始终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理论研究，始终未改变自己的观点。1980年11月，又重新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展开了讨论。于光远同志这时又写了十三篇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实际。他提出讨论要联系国民经济调整，联系改革，联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使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能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经济计划、措施和方案的制定，提供理论的依据，对经济改革产生有益的作用。
改革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
于光远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从理论上论证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
社会主义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与人类历史上以前存在的剥削制度有根本性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至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只是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不断摸索、寻找适合本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要调整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这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解决的课题。而且，这是长期的任务。完全有理由说，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革命胜利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不可能有比较详尽深入的研究。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模式，就被所有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缺点和弊病逐渐显露出来了。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首先果断地开始摆脱苏联的模式。六十年代初，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批判。一些摆脱了这种模式发挥了自己特长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就得到比较好的发挥。历史告诉我们，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斗争是很尖锐的。目前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对改革进行摸索试验的阶段，然而实践告诉我们，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
于光远同志在1979年8月就提出，我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现行体制不能适应实现四化的历史任务。在同年年底写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中，他论证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继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后一次生产关系方面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他认为，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改革是国家前进的希望。改革的完成，将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将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资本主义。这必然给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巨大的推动。
这几年来，于光远同志非常重视改革，积极支持改革，热情赞颂改革。当有人指责改革搞坏了、搞乱了的时候，他经过认真的仔细的分析后说明：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经济体制改革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如果根据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出现了一些困难，就怀疑其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那是很不严肃的。当有人提出调整时期改革要推后时，他强调指出，不能因为调整而中止改革，要充分发挥改革对调整的促进作用，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来为调整排除阻力。他阐明，旧的经济体制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体制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
于光远同志充分肯定这几年体制改革的成就。特别是对于农村的大包干，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大包干是真正合作经济的新起点。大包干提供了一条改革的路。在大包干的启示下，整个的、全面的改革被带动起来，为改革事业开创了新局面。这不仅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理论工作者一定要跟上改革的步伐，否则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事改革
许多同志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常问“你主张学哪一国的模式？”于光远同志不赞成这种学某国模式的思想。他认为，把外国的经济体制、经验和做法照搬到中国来是不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实际情况，一种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适用，而对另一个国家就未必适用。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参照外国的经验，来考虑和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于光远同志认为，搞经济体制改革，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研究本国实际上下功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在世界历史上是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方面的现成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面临改革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今天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研究。应该象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那样，来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研究客观的发展过程。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认真研究，勇于探索，那么，在一些主要的问题上就可以得到科学的结论。他特别强调，一定要使改革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社会科学，还要研究自然科学；不仅要在已有的学科上下功夫，还要开创新的学科。要研究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国土经济学、部门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等等。所谓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就是通过刻苦深入的研究，对改革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新问题取得科学的结论，找出规律性。
于光远同志提出，另一方面还要在研究本国实际上下功夫。这就是要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科学的批判，分析本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客观条件。所谓批判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把现行体制作为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改革不等于抛弃一切，而是要弄清现行体制中哪些东西是好的、正确的、应该保留的，哪些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应该废弃的。不仅应进行定性分析，还要进行定量分析，这是改革的依据。只有把现行体制的弊害充分揭露出来，才能对症下药，提出正确的改革方案。
他这些年来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认为，改革的结论、改革的方案不能从头脑中凭空产生，不能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前。改革的方案要经过试点，要由实践来检验。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少走弯路而著有成效。他也特别提倡总结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的经验，强调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改革的正确道路必然来自群众。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
于光远同志反复讲，应该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需要进行的改革的广度与深度，要有充分的估计。我国现行的体制缺陷很多，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对现行体制的改革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寻找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经济体制；经过设计付之实施；在实践中检验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克服在实施新体制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排除各方面的阻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再继续发展。这样一个过程势必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急于求成是不行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它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要超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全面、系统。要有整体的规划，其中包括长期实行的、带根本性的、具有原则意义的改革方案，也包括局部的、专项改革的方案。有了全面细致的整体规划，还要确定实现改革的步骤。只有步骤选择适当，整个改革的过程才能顺利。就是说，改革需要做充分的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改革又要有紧迫感。有些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弊端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的步子不能走得太慢。一些局部性的、目前就可以进行的改革，应该尽快地改；或者先在小范围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革创造条件。我们的目标是实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不能以实现局部的改革为满足；但我们又要十分重视这些局部性的改革。要使每一项改革都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的作用，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
于光远同志还提出，应该重视经济改革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重要经验。改革要有明确的彻底的理论为指导。科学上已解决的问题要坚定不移；科学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要允许百家争鸣，继续探讨，求得彻底解决；科学上已经解决但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问题要作有力的宣传，使大家统一认识。有了理论的彻底性，改革才不至于带盲目性，才不会在根本问题上发生动摇，才能使改革保持稳定性和一贯性。而理论上的彻底性又要与行动上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有些理论上认为应该改的东西，由于主观条件不成熟，只要不妨碍大局，可以暂时等待。对于改革这样艰巨复杂的任务，采取这样的办法，可以减少由于思想不通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几年来，于光远同志为改革从事了许多实际调查、科学研究和宣传鼓动工作。他发起和组织了许多学会、研究会，这些学会对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对改革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组织、培养和锻炼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于光远同志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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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
穆福田
翻开中华民族文明史，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心血、智慧和勤奋的劳动，在我们祖国曾经称雄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中，作出过伟大的贡献；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优秀传统。这种优秀传统突出地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的坚贞气节；不重名利、不怕困难、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
（一）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有着较高的知识素养，往往对祖国的悠久历史更加景仰，对祖国的灿烂文化更加尊崇，对祖国的兴衰治乱更加关注，对祖国的命运前途更加萦怀，因而爱国主义的激情也往往更加炽烈。其中的许多人更把爱国主义的感情升华到为国献身的崇高境界。
一个人，当他春风得意，受到国家信用时，要求他爱国，也许不难做到。但当他因各种原因受到打击、诬陷时，能够经得住逆境的考验，受得了误解的冤屈，仍然同祖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这才是难于作到的呵！伟大诗人屈原就是这样一位风范长存的爱国者。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是楚国有名的学问家。年轻时，在《桔颂》中，他咏桔铭志，表达了忠于祖国的信念：“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当他受重用，任左徒时，一颗爱国赤心化作变法图强的繁冗劳作。然而，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楚国，他却屡遭诬陷、迫害，几达四十年之久。当时，屈原是可以出游他国求仕的。那个时期，“楚材晋用”、“朝秦暮楚”的事司空见惯。但是，屈原却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不忍为此态也”。他身处荒野，为多难的祖国忧心如焚。流放汉北时，他惆怅万端地唱出：“回我故国的路呵多么遥远，我的心每夜都要往返九遍”。流放江南时，他一往情深地长吟：“我远望四方呵，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也向着山岗。”秦军攻破了楚都，他“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以身相殉。忠贞爱国的侠肝义胆，光辉长留天地。
我国古代，曾有过国力强盛、政治昌明的治世，也有过积贫积弱、民族离乱的岁月。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祖国繁荣鼎盛时爱国，在祖国危急存亡之秋，也敢于肩负起天下的兴亡，于离乱中益见其爱国的坚定，于窘迫中益显其气节的忠贞。南宋是个偏安一隅、日渐衰弱的王朝。在当权集团举世皆醉的昏愦中，却有一批知识分子激于爱国热忱，大声疾呼，力主振兴疲癃，统一祖国。诗人陆游身怀恢复中原之志，先是赞助大将张浚北伐，后是向四川宣抚使力陈抗金大计，并投笔从戎，亲事军旅。临终还留下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以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激荡着后人。与陆游同时的辛弃疾是集将才与诗才于一身的杰出知识分子。为了恢复中原，他向朝廷献《美芹十论》，进《九议》，提出抗金方略；他招兵买马，训练精旅，为统一祖国作准备。朝廷的腐败使他一事无成，但那洋溢着爱国精诚的《稼轩长短句》，却让人一读三叹！南宋末年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于一发，他投笔从戎，时而率兵东挡西杀，时而出使元营。被俘之后，宁死不降，为后人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最后从容就义。类似这样坚贞爱国的知识分子，史不绝书。例如明末坚持抗清斗争的大学者顾炎武、王夫之，清末虎门禁烟的林则徐（林二十岁中举，二十七岁中进士，与学者龚自珍、魏源一道提倡经世之学，当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等等。“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每当国家贫弱危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就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二）
东汉时期，我国出了一位大学者，名叫张衡。他精于天文学，制成了浑天仪和地动仪，并举世首次正确解释了月食的成因。他深谙机械学，制造的木鸟能飞数里，因而获“木圣”之誉。他富于文学才华，以十年功力完成的《两京赋》使文学大家班固的力作《两都赋》相形见绌。他一生中，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对名利地位却十分漠然。“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光是太史令这种小官，就干了十四年。有人问他为何不钻营仕途，他回答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其言其行，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不重名利、潜心学问、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
多年的治学实践，使古代很多知识分子深深懂得，人生有限，学海无涯，唯毕生努力、献身事业才是驶向胜利彼岸的舟楫。如果没有锲而不舍之志，只有浅尝辄止之心；没有实事求是之意，只有投机取巧之行，那结果将是可悲的。为了有所建树，他们总是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读书则韦编三绝，考察则餐风宿露，试验则寝不安席。
《宋史》曾称扬史学家司马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和司马迁编著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历来被称为史学双璧。为完成《资治通鉴》的编撰，司马光整整耗用了十九年，参考的书籍，除大量正史，还有野史、笔记、小说共达二百二十二种，计三千万字。每天亲手删改的稿纸，竟长达丈余。全书初成后，残稿就积满了两间大屋。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著书的情况：臣“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臣今筋骸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尚未刊印，司马光就溘然长逝了。当后人阅读这部范围广博、文浅事明的巨著时，怎能不由衷敬佩他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其实，凡是有作为的学问家，都有一部类似的经历。象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十四年时间写成《史记》，后七年的写作更是在蒙受被处腐刑的奇耻大辱中奋斗过来的。他死之后，其书才由其外孙公诸于世。东汉哲学家王充，苦心著述三十年写成《论衡》，因为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触犯了朝廷的宗教唯心主义而被视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不能刊行于世。明代杰出医学家李时珍，用二十七年时间，三易其稿，写成《本草纲目》，“将上之朝，时珍遽卒”，三年后才刊行天下。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在“举家食粥”的极端贫困中，十年呕心沥血，增删五次，写作不朽名著《石头记》，书未成就在贫病中搁笔长逝了。这些优秀的古代知识分子，不辞辛劳，不畏逆境，以毕生精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他们生前，连自己的著述刊行于世也未曾见到，连自己的心血受到社会承认的一声赞许也未曾听到，就匆匆离开了人间。然而，这些不重名利、献身事业的优秀知识分子却以自己杰出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永远地树起了光华璀璨的丰碑。
（三）
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除去几个短暂的政治昌明时期外，专制总是压迫着民主，愚昧往往欺凌着科学。当进步思想家的叛道之言触犯了当权者的宗教神学时，当正直史官“不为尊者隐”的秉笔直书揭露了当权者的疮疤时，当艺术家带有人民性的创作发出对腐朽制度的抗议之声时，都随时可能遭到统治集团的“围剿”和镇压。我国古代很多知识分子，因为对客观事物有着精深的研究，观察问题有着深邃的目光，因此既不会被强权者的蛮横无知所压服，也不会被世俗的似是而非所裹胁，他们总是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表现了正直学者的高风亮节。
南北朝齐、梁之际，围绕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的《神灭论》展开的一场斗争，就很典型。范缜年轻时，以学者身份被征召到齐朝宰相肖子良府邸。肖是个佛教徒，范缜却“盛称无佛”。范缜毫不畏惧顶头上司的赫赫权势，几次把肖子良驳得哑口无言。“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后来，范缜把自己的观点系统写成《神灭论》一文。肖子良请来名人高僧围攻他，又被他一一驳倒。肖子良派说客诱降说：先生若放弃神灭论，何愁不作中书郎？范缜仰天长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一腔正气，喷薄而出。肖子良恼羞成怒，把他贬出了京师。齐朝亡而梁朝立。梁武帝组织王公朝贵64人，写文章75篇，围攻范缜。梁武帝亲笔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斥责范缜“违经背亲”。范缜真理在手，胆大包天，一一回击，锋芒所及，权贵披靡。
坚持真理，刚直不阿，是要冒风险的。为此而丢了脑袋的事，也不乏其例。春秋时，齐国国相崔杼杀了国君，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怕留骂名，杀了太史。继任的太史又这样写，也被杀。第三个同样被杀。第四个照写不误。崔杼无奈，只好作罢。于是流传下来的《左传》里，不仅记载着“崔杼弑其君”，而且写上了崔杼杀史官的恶行。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气，常使某些专制帝王也畏惧三分。宋太祖曾一怒用斧柄打掉了一位大臣的两颗门牙，
“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其实，“上悦”是假，怕史官的直录才是实。
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圆，不唯上，不唯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带来贬官、杀身之祸。然而，他们仍然恪守不渝。
（四）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和上面述及者相反，古代知识分子中，卖国求荣者，有之；以文谋利者，有之；曲笔阿贵者，亦有之。这些劣行，当然为后人所不齿。但是，这种情况，终究掩盖不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良传统的光辉。
传统的形成，是一个积之久远的历史过程，它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例如，古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同我们现在提倡的爱国主义有所不同。在今天看来，他们当年的爱国主义，显然带有狭隘性、局限性。我们肯定他们的爱国主义，丝毫也没有肯定他们的狭隘性的意思存在。
在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发扬祖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的优秀传统，以建设我们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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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考·实践·前进》出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思考·实践·前进》一书，是近几年来童大林同志就我国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和知识分子问题发表的一部分论文汇集。这本小册子对了解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方针，以及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炎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