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日本女八路加藤昭江
西虹 王之琪
“我的祖国是日本，我的第二故乡是中国，我要为中国多做点事情。”
这是“日本女八路”、日中民间友好贸易的使者加藤昭江，在和中国同志接触中爱说的一句话。
加藤昭江原名武藤惠子，出生在东京，6岁随父母侨居中国。父亲武藤喜一是伪满铁道部门的技师，母亲武藤茂代是位心地善良的家庭主妇。惠子是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成人的。1945年“8·15”，东北光复了。东北民主联军某部来到本溪市，丁司令员带着患病的妻子借住在她家。通过丁司令员的口说笔谈，使她明白了日本关东军是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朋友，要联合起来争取和平。她亲眼看到驻在这里的人民军队确实不一般，他们常为她家劈柴、扫地、打水，什么重活都干，而且有礼貌，讲纪律，从不乱动她家一点东西。队伍里有男有女，男女平等。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她那纯洁的心灵里。她在观察，她在思索，她在比较……。最后，她毅然离开父母温馨的怀抱，投身东北民主联军。当她身穿草绿色军装，打上绑腿，头戴圆顶军帽，羞涩地站在人前时，人们亲切地称呼她是“日本女八路”。
在东北民主联军里，武藤惠子做过发放被服的后勤工作，还编写刻印《医院通讯》小报。她和中国同志一起，说服许许多多伪满时代的日本医务人员愉快地留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同时协助东北民主政府做日侨归国的遣送工作。
在解放战争中，惠子参加过艰苦卓绝的四保临江，参加过伟大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她跟随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跨黄河，渡长江，解放武汉，进军两广。从长白山麓一直到我国南部边疆，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惠子和中国同志一起，啃雪团子，吃高粱米，喝清水冬瓜菜汤，疾病缠身不休息，严寒酷暑不介意。她和加藤肇在结婚时就约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使她赢得了领导和中国同志的赞赏，并被评选为所在机关的模范工作者。
五十年代初，在中国铁道部担任技术工作的父亲，带着母亲和弟、妹先期回国了。惠子和丈夫经过领导批准，都被送到北京上大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科学，学习毛主席著作，精心地写下了一篇篇学习笔记。
1958年，加藤昭江要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回日本去。她挥洒着热泪，抚摸着那些非留下不可，然而却难舍难离、富有纪念意义的物件，脱下身上的制服，换上新做的西装，和丈夫、孩子一起从天津乘船离开了中国。
回到日本九州大分县丈夫家里以后，加藤昭江在生活道路上遭遇到一重又一重困难。然而，沉重的生活担子，繁忙的体力劳动，都没有使她忘记自己的第二故乡。她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人们介绍新中国的情况，自然，每一次她都要谈到日中友好。在她的宣传影响下，大分城里了解新中国和对中国人民产生友好感情的人越来越多。1959年，在她的倡议和组织下，日中友好协会大分县分会正式成立了，她担任了分会的秘书长。
日中友好协会大分县分会一成立，她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恢复已经中断了的日中友好贸易往来，组织本县工商界人士到中国参加秋季广州交易会。经过她的努力，大分县和中国的民间友好贸易，一年年发展起来。
1963年，她离开大分县回到母亲居住的东京，在一家公司当职员，同时担任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继续运用各种形式，开展日中友好的宣传活动。这年11月，她和几个从中国回去的人筹集资金，组织了一个商社，取名共和资材株式会社，专门从事日中民间友好贸易往来。每年从中国进口日本人民需要的物资。此外，还组织一些文化、技术和医学学术交流，促进中日两国互派代表进行访问，增进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
在中国十年动乱期间，尽管她从事的友好贸易事业遭到不应有的困难和损失，但她还是一往情深地热爱着中国。她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坚信一切都会变过来的。
“四人帮”粉碎了，她和中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的商社得到中国对外贸易部批准，在北京成立了分社。她所从事的日中民间友好贸易事业，从此有了飞快的发展。
纯真的友谊，崇高的品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战争年代，武藤惠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火红的青春。如今，她又为中国的经济振兴而竭尽心力。她似乎忘记自己已经年过五旬，忘记曾经患过癌症的身子，从春到夏，从秋到冬，在海天相隔的日中两国之间，不知疲倦地往返奔波。她活象一只晶莹的桑蚕，从金子般的心田里默默地吐出丝缕，永不止息地为联结日中友好的绚烂纽带增添光彩。
啊，日本女八路，日中友好的使者，你多么值得我们尊敬！你那崇高的友情，中国人民将牢牢记在心里。（附图片）
加藤昭江（右）访华时与当年的老战友欢聚。 乔天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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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胜迹
岛上公园揽胜
侯凤菁
多瑙河水从布达和佩斯之间缓缓流过，河中狭长的玛尔吉特岛上，林木蓊郁、芳草如茵、曲径通幽，是个风光迷人的天然公园。
说起玛尔吉特岛的历史，还有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呢。数百年前，这里是个荒凉的孤岛。时逢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率军出征。他的女儿玛尔吉特向上帝祈祷：父王如能无恙还家，她甘当修女。不久，贝拉四世凯旋而归。玛尔吉特恪守誓言，毅然舍弃宫廷的荣华富贵，进了岛上的修道院。这个岛从此因这位公主而得名。人们尊重这位善良、虔诚的姑娘，至今还终年有人到她苦度终生的那座修道院的遗址去奉献鲜花。
人们怀念古代的公主，更为今日岛上的葱茏佳木所吸引。这里的树木种类繁多，有杉树、白杨、古枫、冬青、杨柳……当然最惹人注目的还是那树冠如盖、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浓荫深处，飞鸟争鸣。翠柳苍树之间，小路纡折，而每隔不远就有一座匈牙利历代著名科学家、艺术家或文学家的石雕胸像。四周空地上修剪整齐的草坪，有如一块块绿茸茸的地毯。每当假日，许多人自带饮食来此野餐，三三两两席地坐卧，谈笑风生，怡然自得。待到秋高气爽季节，红叶遍地，薄霜如施，满园一派“枫叶如丹照嫩寒”的景象，更使人赏心悦目。
我喜爱公园中央的玫瑰园，那里种满各种玫瑰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五颜六色，花海一般。她们嫣红姹紫，争妍斗艳，十里飘香。岛北端的园中之园——日本花园又别具一格：怪石间杂花满庭，溪水淙淙，美人塑像跪坐在漂浮着睡莲的水面上，真是意趣盎然。不远处的温泉水，瀑布般地从高处流淌下来。那怕是在严冬季节，泉水也相当温暖，游人可在池边饮用，能治多种疾病。更有流连忘返者，宁让那纷纷扬扬的水沫溅在手上或脸上。
久居闹市的布达佩斯人，都爱到岛上寻觅幽静。他们在花木扶疏的林荫道上徜徉，可以信步走入路边的咖啡馆、酒家和饭馆享用一番。最老的考西诺餐馆已有100多年历史。闻名的玛尔吉特大旅馆和新建的地热水旅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了理想的休息场所。
玛尔吉特岛还是个体育、文化中心。这里巨大的游泳馆可以举行世界比赛。夏天人们喜欢光顾保劳蒂努什浴场，矿泉池中的水温达摄氏38度。附近还有个容纳6，000观众的网球场，裴多菲夏令营也在这里。在岛中央高大的水塔下，六十年前修建了一个露天剧场，能容3，500名观众。至今这里上演的多数剧目，仍然具有传统的民族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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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姆——科威特的象征
沈富腾
布姆，是科威特一种古老商船的名字，但又是科威特人公认，并为官方所确认的科威特的象征。在今天的科威特，到处可见它的模型，甚至在科威特的货币和国徽（见图）上，都镌刻着它的图案。
科威特人在发现石油以前，只能下海谋生：捕鱼、采集珍珠和从事海上贸易。而布姆，正是这三种手段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大约整整两个世纪里，布姆载着科威特人，出阿拉伯海，越印度洋，绕好望角，直达西非海岸；往东，则跨印度洋，入太平洋，直抵中国黄海。它把当地的鱼虾和珍珠远销沿海各国，换回粮食、布匹和日用品，为科威特人的生存和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布姆之所以在科威特人的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还因为它体现了古科威特人高超的造船技术。布姆用硬质木板拼成，铁钉加固，焦油抹缝，底面刷漆，做工精细，行销海湾各国，深受欢迎。
今日科威特，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已成为一个富有的国家。但科威特人对于布姆的感情依然如旧，正如一位科威特朋友所说：“即使黄金铺地，我们也不会忘记布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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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针灸在法国
“上尉，我的屁股痛得厉害！”一个被禁闭的士兵对主治军医诉说着。军医诊断病人患有严重的痔疮，他顺手翻了翻《中国针灸简明手册》，取出两根银针，在病人左右膝盖附近的穴位上扎下去，留针20分钟。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呆了，以为这位医生一准是疯了。可是，患者第二天高兴地告诉军医，他的屁股一点儿也不痛了。
这是1936年发生在法国奥尔良城某军队禁闭室里的真实故事，而这位军医就是蜚声针灸界的法国第一代针灸医生乔治·格拉尔博士。他现年81岁，仍步履矫健、耳聪目明。
法国人运用针灸开业行医，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以前，法国全国的针灸医生总共只有150人左右。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针刺麻醉公诸于世，在法国掀起了一股针灸热。许多人象着了魔一样地崇尚这种奇幻的医术。短短几年中，涌现出35个针灸协会。目前法国已有七八千位针灸医生。几乎每一个针灸协会都创办学校，利用早晚工余时间开课教授针灸。
不过，针灸对于习惯于西医疗法的法国人来说，毕竟是一种新鲜的东西。大量的成功或失败的病例，往往带有偶然性，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银行家维克多说：“十多年以来，我时常犯腰痛病。针灸一两个疗程，就可以几个月不痛。”他的夫人尼科尔说：“我的眼睛肿胀起来，什么眼药也不管事，疼痛难忍，泪流不止。后来，也是针灸治好的。可是有一次我发烧去找他看，他却无能为力。”
商人让说：“有一天我劳累过度，精疲力尽，去找一位针灸医生，听说他可以使人安神静气。行针以后，我喜笑颜开，热泪盈眶；回到办公室，三小时以后仍旧象疯子一样大笑不止。随后恢复正常，什么症状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许多法国人对针灸采取十分严格的态度，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以现代自然科学为指导的针灸理论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开展，其中某些研究成果已经被用于临床实践。例如，法国有些针灸医生开始使用肉眼看不见的激光束代替银针，产生激光束的是一种很轻便的手枪型仪器。（见右上图）还有一种新型仪器可测定传统的中国针灸穴位的确切位置，这些穴位的电阻极其微弱。
针灸正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1979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规定43种疾病可以用针刺方法治疗。但是同时说明，这只是依据临床经验提出的，尚未经过系统的理论研究。
为了彻底打开针刺之谜，使它更好地造福于全人类，需要各国医学界进行广泛的合作，开展真正的多学科的研究。 果永毅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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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风情
欢腾的伊索科
杨汝生
我从小就爱赶集。来到布隆迪后，听说这里也有许多集市，这又引起我赶集的兴致。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驱车离开布琼布拉，沿着一号公路，朝卡扬扎的方向驶去。听说，那里的伊索科（基隆迪语“集市”的意思）规模大，东西多，很值得一看。
汽车开出布琼布拉没有多远，很快便进入了山区。公路两旁，高大茂密的桉树和蒙络荫翳的灌木连绵不断。漫山遍野种满了香蕉、木薯、茶叶和豆类等。举目四望，一片碧绿。浓荫深处掩映着布隆迪农家的一座座茅舍，给人恬静、舒适之感。
这时，赶集的人们也从一座座山坡上往大路上汇集，许多人都身穿节日的服装，一个个喜形于色。司机告诉我们，布隆迪人星期天一般不工作，许多人都去赶集。集市从早到晚，雨打不散。在这个山国，人们居住十分分散，至今还没有象样的村落，在广大山区更没有什么商店。于是，伊索科便成了人们交换商品、会见亲朋的主要场所。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曲折行进，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便听到嘈杂的人声，不久出现一片五颜六色的人海。伊索科到了！
卡扬扎的集市的确壮观、热闹。与中国的农村集市相比，竟有许多相似之处。挨排的售货摊上，摆满了各种货物。靠近路边是香蕉市，地上摆满了一堆堆的香蕉。再往里走是酒市，有香蕉酒、高粮酒，还有不知用什么酿的酒。酒罐上面盖一片香蕉叶子，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酒香。再往前走，则是日用杂品了。大到生产工具，小到针线纽扣，样样俱全。其中不少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最为好看的要算布市了，远远望去，象是一个大花园。各种颜色的花布或挂在树上，或摆在地上，任人选购。供妇女用的花布都是一块块裁好了的，无需缝纫，围在腰里或披在肩上，便是一件衣服。布隆迪朋友指着那些花布，颇带自豪感地对我说：“这些布大部分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多亏中国帮助我们建了纺织厂。”
他们还告诉我，布隆迪是一个农业国，每年都种不少棉花。过去没有纺织厂，只好低价出口棉花，高价进口布匹。现在中国专家不仅帮助建了纺织厂，而且设计了布隆迪人喜欢的花色品种。我对布市一个老板说，纺织厂还有中国技术人员帮助工作，他若有什么意见和希望，我可代为转达。他连声说“没有。一点也没有。”但他迟疑片刻又说：“如果说意见的话，这个厂建得太晚了，你们若早几年帮助建成这个纺织厂，那就更好了。”听后，我也不禁笑起来。
买完东西，已是午后。这时浓云四起，大雨将临，我们决定离去。然而，那些赶集的布隆迪人，还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朝这里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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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西方世界掠影
应运而生的“自杀学”
彦满
近年来，西方国家厌世轻生的人有增无已，引起社会学者的密切注意。据西德《南德意志报》报道，应用社会学中的一门新科目——“自杀学”已应运而生。
“自杀学”主要研究人们走上自杀道路的情况、原因和条件，自杀与个人内在的、环境的、心理上的、家庭的、社会的因素和条件的关系以及怎样防止等。
与自杀问题有关的研究，受到了医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广泛注意。例如1972年在圣·莫利茨举行了有关精神压抑、错乱国际讨论会；1982年在慕尼黑举行了预防自杀讨论会，中心议题是“自杀是社会病态”。
他们的研究是事出有因的。原来，西方各国自杀者之多，已令人触目惊心。据报道，在西德，每年约有14，000人自杀，这比在交通事故中丧命的还要多。在美国，每年约有16，000 至20，000人自杀，平均每分钟至少有一位自寻短见的人，每天有60至70人自杀身亡。在日本，自杀的现象也很严重。特别是全家自杀的案件，每年至少有400宗，受害者超过1，000人。
西方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认为，尽管自杀之风盛行于世，但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社会对自杀仍是深恶痛绝的。”美国学者Ｇ·龙恩在一篇论自杀的文章中说：“自杀被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有意冒犯。这种行为就是否定人的存在价值。因此，自杀不仅是自寻短见者个人的事，家庭、朋友和集体，都因为同自杀的人有牵连，受到了波及，蒙受着耻辱。”
自杀究竟是一种病态，还是个人内在的、家庭和社会因素的后果呢？这是在西方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
许多医学工作者认为，自杀者乃是内心压抑危机的牺牲品，是代谢功能失调和失去控制的结果。
西德慕尼黑社会学家库特·魏斯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是造成人们自杀的重要因素。他说：“在我们这个个人奋斗的社会里，只有官运亨通的人、健康人、体育明星、富人和美女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关注，而运气不佳者、失败者、毫无希望者都得不到关心和尊重。人们对那些老人的态度更是这样。在自杀者当中，老人居于首位，他们也最不受人尊敬。”
为了预防自杀，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成立了许多防止自杀咨询和研究机构，在维也纳还建立了“国际防止自杀联合会”。可是效果甚微。
这是不奇怪的。自杀事件不断增多，根源在于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既然存在压迫与剥削，存在着引人沉沦、颓废、堕落的精神污染，那些受摧残、受侮辱的人，那些贫穷者，意志薄弱者，越来越感到悲观绝望，最后终于以自杀来了此残生，酿成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