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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遗产
——学习《朱德选集》的体会
陈友群 孙济鲁 沈沉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敬爱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是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毕生英勇奋斗，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朱德选集》是朱德同志一生中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重要记录，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文献，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宝贵精神遗产。下面谈谈我们学习《朱德选集》的体会。
创建工农红军，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
朱德同志的功勋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最主要的功勋是在军事方面。
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组织人民拿起枪杆子，用革命武装反抗并战胜反革命武装。旧中国的一切反动统治者，无一不是用反革命的武装来屠杀镇压革命的人民，以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要推翻反动统治，必须领导人民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陈独秀不懂这个道理，放弃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抓不抓军队，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原则区别，也是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
朱德同志是我党最早重视武装斗争的领袖人物中的一个。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争，屡建战功，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名将。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德国期间，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后又到苏联学习军事，探索新的战略战术。《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谈到：“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回国后，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他把留守三河坝的部队带到饶平茂芝，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振臂一呼：“革命的跟我来！”坚决勇敢地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随后，他和陈毅同志一起把部队带到赣南地区的天心圩、大庾、上堡等地，分别进行了多次整顿，使军队由过去单纯打仗一项任务，转变为同时能在农村中做群众工作，并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使保存下来的部队更加坚强了。以后，又发动了遍及十多个县的湘南起义，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扩大到万余武装，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这支当时最主要的工农革命武装的创建，为日后战胜强大的反革命敌人奠定了基础。这是永垂青史的伟大创举。
井冈山会师后，虽然武装力量逐步壮大，而且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争的战法，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黄洋界等著名战斗的胜利，多次打垮了敌人的围攻和进犯，但是部队中还残存着某些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建立起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人民革命武装的问题，就迫切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红四军在频繁的战斗中逐步积累了经验，经过党的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正常的争论，根据1929年9月中央来信的精神，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于同年12月在闽西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纲领性文献，为建成真正的革命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1931年7月，朱德同志根据古田会议以来红军粉碎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经验，在迎击国民党第三次“围剿”的前夕，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明确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历史任务是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使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得到解放。”他在这篇文章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红军的阶级性，提出红军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提出“政治训练的重要”；提出必须注重“军事技术的提高”；提出必须“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提出“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并指出，“铁的红军的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这篇文章对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在斗争中逐步明确以后，如何正确使用和发展这支武装队伍，就成为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迫切问题。在这方面，朱德同志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随着红军的逐步成长和革命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反革命势力的“会剿”和“围剿”也不断增加。对于这些“会剿”和“围剿”，朱德同志同毛泽东同志一起，按照敌我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及时地提出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根据红军的特点，利用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采用正确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朱德等少数同志虽持不同意见，但未能改变会议的决定。这时，蒋介石部署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朱德同志又同周恩来同志一起，抵制了当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命令，用高度的军事艺术，在根据地边沿地区组织指挥了预期遭遇的大兵团伏击战，歼灭了国民党“进剿军”三个主力师，粉碎了国民党这次空前规模的“围剿”。这一胜利，使蒋介石不得不哀叹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耻辱”，并撤去了陈诚的战地司令官职务。（见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1页）收入《选集》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就是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战役总结。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虽然没有抵制住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使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而进行艰苦的长征，但是朱毛的旗帜终究没有完全倒下来，从而得以保存了一大批第一方面军的优秀干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毛泽东同志指挥、朱德等同志协助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运用了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胜利地完成了战役的组织指挥，终于使红军摆脱了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战役过程中，朱德同志签发了二百多份电报，收入《选集》的九份，是当时这一伟大战役的部分记录。在其后红军分兵北进的过程中，他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并促使了二、四方面军的会合，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同志一道，加上原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努力，终于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同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不失时机地进行争取某些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率部到上堡时，利用自己的历史关系和影响，同国民党范石生部建立起统一战线关系，实行有条件的合作。他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谈到，这次合作使部队取得了暂时的隐蔽休整机会，为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和以后上井冈山创造了条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朱德同志同周恩来同志一道，主持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关系的停战谈判，这为后来红军长征突破蒋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选集》中《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反映了这一活动，是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同志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建立和日益扩大。他根据敌我形势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先后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敌后形势和建设民兵问题》、《革命军队的纪律》、《关于练兵与带兵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论解放区战场》等许多重要著作，从各方面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批判了当时的错误思想，全面地、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坚定抗战必胜信心和发展敌人占领区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论解放区战场》是向七大作的军事报告，总结了解放区抗战的经验，对军事路线、建军原则以及如何养兵、带兵、练兵、用兵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论述，是一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研究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要著作。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朱德同志根据自己带兵的经验，从我军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批判地汲取了古代军事家的某些韬略，形成了一套出色的治军方法，主要是：（一）强调爱兵。他说：自古以来能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红军的干部都应该是这样的名将。他自己就是时刻热爱士兵，关心士兵疾苦，处处同士兵打成一片，并受到下级和士兵衷心爱戴的总司令。（二）强调以身作则。他认为，要求战士做的自己应首先做到。他很注意事事带头，以身作则。在井冈山时期，他是红四军军长，带头下山挑粮，为广大指战员作出榜样。（三）强调练兵先练心。他主张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战士的心里去，通过政治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自觉练好本领，消灭敌人。（四）强调要有严明的纪律，要官兵共同自觉遵守纪律，不能厚此薄彼。（五）要求做到勇敢加技术，要求指战员既要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又要有熟练的高超的技术，这样才能克敌制胜，避免无谓的牺牲。朱德同志这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十分实际有用，不但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就是在今天，要带好部队，仍然离不开这些基本原则。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政治形势和战局的变化，朱德同志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运筹帷幄，指挥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许多次大规模战役。在解放战争前夕，他就指出要加强炮兵建设和兵工生产。中央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他深入部队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他成功地指导了石家庄战役。《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一文，就是他对这一重要战役的经验总结。这次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攻取坚固设防城市的阵地进攻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大大减少了后期我军攻取城市战斗中的伤亡，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到来。在《目前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一文中，他根据解放战争以来的经验，发展了行之有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他用“钓大鱼”作比喻，形象地阐述了对付强大敌人主力部队的战法。我军正是这样运用运动战的方针对付敌人，出神入化，变幻无穷，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随后，他和周恩来等同志协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在指挥战役过程中，他高瞻远瞩，对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选集》中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军战略战术的光辉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同志极其关心并积极主张加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及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建军方针和原则。《统一训练计划，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等文章，包括了关于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统一训练问题；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技术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问题；加强对敌军和对战略战术的研究，提高我军军事理论水平；加强海军、空军、装甲兵的政治思想工作，迅速掌握各军兵种现代技术问题；加强军事院校建设，培养大批同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指挥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论述。
总之，《选集》中收入的朱德同志的主要军事著作，记录了他从创建红军到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指挥经验，对加强我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在军事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始终不愧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人民的光荣”（这是朱德同志六十寿辰时毛泽东同志为他书写的贺词）。
提倡实事求是，探索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朱德同志虽然不主管经济工作，但是历来对党的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十分关怀，并且提出过不少有创见而切实可行的建议。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带头种瓜种菜，下山挑粮，解决部队生活问题。在华北敌后抗战的艰苦年月里，他一再电令各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注意开荒生产，减轻人民负担。1940年10月，他为延安《新中华报》撰写了题为《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的社论，倡导大力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他要求边区军队在保证战斗和训练的前提下，同人民一起进行工业、农业、运输等各方面的生产建设。1940年冬，他提出“南泥湾政策”，亲自勘察和指导南泥湾大生产。这次大生产运动对开发边区经济，实行生产自给，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等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指出：“‘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南泥湾精神在人民军队中代代相传，成为我军的一个优良传统。
1947年他在《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经济工作要有长期打算。他告诉我们，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他对冀中地区发展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合作社事业、贸易、银行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带方针政策性的重要意见，对经济建设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把更多的心血倾注于经济建设事业，不知疲倦地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每年都拿出一部分时间到各地调查访问，视察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以外的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同当地负责人谈话，参观军用、民用工业企业，参观各地农业生产，访问农村社员家庭。从漠漠黄沙到茫茫碧海，从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滨，处处都留下过他的踪迹。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对发展工业、矿业、农业、林业、水产、水利、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项事业，都提出过不少中肯的意见和重要的主张。可惜，他的这些宝贵意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朱德同志认为，我国地大物博，矿藏丰富，要因地制宜，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资源；同时，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他在五十年代初期视察东北军事工业时，就主张军工生产应同民用生产结合，并不断改善经营管理，保证优质高产。他多次到广东（包括两次到海南岛）视察，指出广东应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保证粮食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开展多种经营，并吸收侨资组织合股公司以加速广东的经济建设。他非常反对经济建设中的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现象。1955年他到内蒙古视察时，耐心地做说服工作，纠正了包头市建设中不切合实际的高标准计划。1957年他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时，看到工人在建好的厂房中生产，而厂长、党委书记等干部则在临时用竹木搭成的简陋房屋办公时，大加赞赏，立即向中央汇报，通报全国。
朱德同志是一贯主张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实行多种经营方式的。他对手工业生产先后发表过三次讲话，对手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前途作了充分的估计。他提出广开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主张种桑、种茶、种树、养蚕、养蜂等等。他提出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强调山区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重要的地位，对山区经济建设的方向、方针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他主张把山区经济纳入全国计划，做到全国支援山区，山区逐步支援全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朱德同志还强调要厉行节约，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
对于在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他能够积极提出纠正意见。在“大跃进”初期，他怀着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虽然也一度说过一些超越实际可能的话，但不久就察觉到有问题，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文，反映出他从实际出发，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指出：“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在农村办公共食堂的问题上，无论是在1959年中央举行的庐山会议以前、会议期间还是会议以后，他都是坚持公共食堂宜散不宜办的主张，批评大办公共食堂这种“左”的错误，指出吃饭不要钱、吃大锅饭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会给农民带来很大不便。要不要大办公共食堂，是当时争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并且常被当作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看待。但朱德同志没有因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所引起的不公正对待而放弃原则。1962年2月，他在党中央举行的七千人大会山东组全体会上，作了《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指出“‘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这些宝贵意见，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朱德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中，虽然没有留下系统的著述，但是作为一个赤诚的探索者，他是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的。
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反对党内不良倾向
朱德同志一生经历了我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成功、其后又产生过某些失误和挫折的过程，他深知党成为执政党后加强建设和及时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重要意义。
1949年1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朱德同志兼任书记。1950年5月，他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中说：“由于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因此，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时，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范围一天天广泛起来，合作的事务一天天增多起来。正因为这样，所以党的一言一行，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就很大。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这次讲话中，他批评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批评了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疾苦，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批评了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的错误思想；批评了某些贪污腐化的行为；特别是批评了某些党员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共产党人胸襟要广阔，气量要宏大，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所以，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这些精辟的论述，应当成为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座右铭。为了从上而下地整顿好党的作风，在1955年的另一次讲话里，他还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中，对于如何把执政党建设好，使党能够保证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的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只要接受过去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经验教训，采取整风的方法，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和压制批评的倾向；坚持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党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总之，我们只要能够在新的情况下，正确运用我们三十五年来所获得的丰富的建党经验，我们就能够防止发生严重的错误，就能够及时地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使小错误不致变成大错误，使暂时的错误不致变成长期的错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些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
朱德同志对干部要求是很严格的，同时又是十分爱护的。1947年6月，他在《关于干部问题》一文中语重心长地说，老干部“宝贵得很，社会上尊重他们，党也珍视他们，但怕的是自己摆老资格，故步自封，不求进步。这样就会掉队，金字招牌就会砸掉”。他主张“大量培养干部”，不要把“有上十年党龄的干部仍然看成新干部”，要提拔他们。“不从下边提干部，埋没了许多人才。”“大家都要培养代理人，以使自己在时工作做得好，走了也能做得好。”“只要做到层层都能接替得上，就不愁没有干部。”在对干部的选拔使用上，他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反对提亲排疏、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宗派主义倾向。他一生没有任用过私人，从来不搞“一帮子”、小圈圈。
朱德同志是非常重视加强党的纪律的。无论在军内，在党内，他都强调要有自觉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他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他为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召开过多次专门会议，作过多次讲话，对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进行了不疲倦的斗争。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他主张“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以执行纪律为辅。对于那些党曾告诫在先而仍违反政策和纪律以及违犯了纪律仍拒不改正的党员干部，必须给以应有的纪律处分。”朱德同志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是全党全军的模范。
朱德同志又是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模范，把党的团结视为党的生命。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他一方面同破坏党的团结的阴谋家、野心家，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同时，又反对把党内斗争扩大化。他在《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中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他从来没有利用过他手中的权力去不公正地对待过什么人。在他遭遇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他历来顾全大局，从不耿耿于怀。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他的敦厚慈祥和宽大为怀是党内外所共知的。
朱德同志还是严于律己的模范。他从来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也从不允许他的家人谋取特权和私利。朱德同志毕生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康克清同志把他们积蓄的两万多元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后代留下分文。他身居高位，但却一再教育干部正确对待荣誉、地位、功劳。在《选集》中可以多次读到他的“推功”的论述，谆谆教育干部把功劳和荣誉“推”给党和人民群众。朱德同志功高不自居，德高不自显，他既是我党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今天，全党为了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正在认真整顿党风，并且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整党，学习他的建党论述和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生气勃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勇前进。认真学习《朱德选集》，将会加深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加深我们对于中国革命走过的艰苦曲折道路的认识，丰富我们对于党史、军史、国史的知识，为更好地实现党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