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龚育之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的出版，是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思想理论工作和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进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这样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创造这一成果的最杰出的代表，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对它的创造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科学成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形成，并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用这样的观点作指导，党的文献编辑工作逐渐打开了新局面。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了。1981年，《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了。《朱德选集》不久就要出版。这些著作都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们的出版说明我们不再以编辑毛泽东著作为限。当然，毛泽东重要著作仍在继续编辑。1982年，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今年，为纪念毛泽东诞生九十周年，正在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其他集子、周选和刘选下卷、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集子编选工作都在进行或计划中。
我们也不以编辑历史文献为限，而是十分重视当代文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选编和汇编，就属于这个领域。现在，《邓小平文选》又出版了。这些当代文献的出版，表明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在反映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新成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1975年以来党的正确领导的纪录
《邓小平文选》先从1975年以来的著作编起，是有重要理由的。因为，从这时以来，是邓小平同志代表着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他的这部分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新的代表作，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当前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先把他这部分著作编选出来，公开出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1975年到现在，通过粉碎“四人帮”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三次从危难和困境中走出，转向胜利和发展的伟大转折。这部文选反映了小平同志在历史的曲折进程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为争取和推动实现这一伟大转折所作的百折不回的努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但是，在这期间党并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如实地认清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我们的党有重要意义。《历史决议》在分析天安门事件这场群众抗议运动时说：“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收入《邓小平文选》的1975年的讲话，正是纪录党在当时复杂情况下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文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经历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粉碎和揭批“四人帮”，是巨大的前进。在揭批“四人帮”的推动下，许多方面的工作开始有了转变。但是，揭批“四人帮”要深入，势必引向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小平同志所实施的方针，就是要从实际上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的，因此发生了“批邓”这段曲折。粉碎“四人帮”以后，继续被“批邓”所打断的历史进程，认真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成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却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方针表示着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它的提出包含着要肯定发动“批邓”是“必要”的，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革命运动”这些尖锐的政治内容。它导致历史的徘徊。但是，党和人民要前进。党内外广大群众要求为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不是拥护哪个个人的问题，而是要求我们党有能带领人民前进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机构中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能够反映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并展开了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批评，确立了党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代表这种领导的，是党的好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和新进的领导人。而小平同志，正如耀邦同志所说的，“因为经验特别丰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长期斗争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小平同志是现今中国党的主要决策人”。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这两年的著作，是纪录党在这段时间又一种复杂情况下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文献。当然，这方面还有别的领导人的著作和党的其他文献，这些还有待编选和汇集。
三中全会结束了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这以后，历史前进的势头，如河出峡谷，浩浩荡荡，奔腾向前。尽管还有种种困难和阻碍，我们党是迈开大步前进了，各方面工作都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完整地记录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的历史进程。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后四年的著作，大多已选进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平同志的这些著作属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的核心部分。他那篇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宣言书。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我们党制定这个对统一全党认识有极重要意义的决议的基础。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精要透辟，是十二大全部文件的总纲。属于这个核心部分的，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的一些著作，以及党中央集体形成的一些文件。这些年我们党中央领导工作的实际情况是这样：重大的决策、重要的思想，许多是小平同志提出，还有许多是其他同志提出，经党中央集体讨论而确定，并且由党中央集体以及党和政府各部门对它们进行周密的研究，加以详细的论证，形成具体的政策，制定实施的办法。拿《历史决议》来说吧，小平同志的《意见》为决议的起草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基本的判断和轮廓。没有这些，决议是不可能形成的。同时，《历史决议》又是经过党内广泛反复讨论而形成的集体作品。它吸取了大量的各种的正确意见，在对历史事件作系统全面分析方面，在对历史经验作理论总结和探讨方面，由于集中了集体智慧，都进一步丰富和展开了。
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是集体领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由党的集体来实现和推进的。集体领导中会涌现出若干更突出的领袖人物，成为集体的代表。他们的突出地位是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形成的。强调集体领导，并不否定这些突出的领袖人物的作用，而是要正确地和科学地评价他们的作用。同时这些领袖人物只有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度，才能真正代表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
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的表现
《邓小平文选》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理论内容，这里只想谈一点超乎这些具体内容之上的东西，比如说，通过这部著作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领导能力。
共产党员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来源于他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利益的。
1975年，面对“四人帮”势力的猖獗，小平同志下决心抓整顿。他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邓小平文选》第32页）“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第19页）小平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多年的人，明知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置个人利害荣辱安危于度外。他果然再一次被打倒了，然而他的形象在人民中反而更高大了。
当小平同志在人民的拥护下再一次出来工作时，他怎样对待自己的责任呢？他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作了一个勇敢的选择。这正是人民期望于他的。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的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畏惧和犹疑，没有采取“做官”的态度，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十年内乱及其严重后果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要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毛泽东同志两次（大革命失败一次，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又一次）领导我们党从危难和困境中走出，转向胜利和发展；又相继领导我们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领导我们在中国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信任和威望。这也是因为，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和国家中已经有长期的发展，达到很严重的地步。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我们许多同志习惯于以毛泽东为正确的化身，以他的判断为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之所以能俘获和迷惑许多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打破长期来个人崇拜所形成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用实践作检验真理的标准，敢于正视和纠正我们党和党的伟大领袖人物所犯的错误，这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我们党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其他领导人的领导下，表现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表明了我们党不愧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平同志等领导人既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正确意见，又善于照顾群众的多数，有步骤地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事物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领导者如此，广大群众更是如此。小平同志总是在适当时机，把问题提到适当的广度和深度，使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从而帮助人们一步一步地由此及彼，由浅入深，逐渐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这种引导，表现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和能力。
但是，这只是我们党面临的严峻考验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当着我们毅然公开地、郑重地指出和纠正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的时候，种种怀疑或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议论，纷至沓来。有国外的，有国内的，有党外的，有党内的，尽管情况和性质很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这些错误，能不能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的同时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是一种考验。在这一方面的严峻考验面前，我们党在邓小平等同志的领导下，也表现得很有勇气，很有远见，很有魄力。通读《邓小平文选》，给读者以极深刻印象的，就是他在反对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态度和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同时，用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冷静的科学态度，有力地维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维护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和发展的科学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强调必须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贯串全书的一条红线。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历史决议》把正确论述和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整个决议的中心。因为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尊重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把它作为我们今后继续前进的立足点的根本问题。在遭遇挫折和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所以，小平同志说：“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第264页）
所谓发展，就是要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接触过去未曾接触的问题，提出过去未曾提出的政策和原则，形成过去未曾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毛泽东思想有许多发展。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邓小平文选》的显著特色。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马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这些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他还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选四卷，以及周选刘选上卷和朱选的大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自己的理论，所写出的著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写出了一批成熟的、光辉的理论著作，构成毛选等集子的基石。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经过了顺利、挫折、转变的曲折发展。通过比较，我们在认识中国建设的规律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正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毛、周、刘、朱和小平、陈云等同志在建国最初十多年间已经写出了一些对于创造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重要意义的著作。《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则是这方面的新文献。随着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必将逐渐成熟，现在的文献中若干篇著作的成熟性也将逐渐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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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改革统计工作的几个问题
黄海
我国统计工作原来的基础太差，又走过曲折的道路。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计工作逐步恢复并有新的发展。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高质量地完成，《中国统计年鉴》的公开出版，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是，目前全国统计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统计工作的水平仍然未能适应形势发展和“四化”建设的需要。现在我国统计战线正在努力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
怎样才能开创统计工作的新局面？回顾过去，解剖现在，展望未来，关键在于对我国统计工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坚决而有秩序的、有领导有步骤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统计工作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使统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前，改革统计工作应该着重解决哪些问题呢？
一、在统计体制方面
早在196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加强统计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我国地大人多，经济情况复杂，为使数字准，情况明，便于党和国家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工作，必须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切实改进统计工作”。这个《决定》曾对全国统计工作的发展显示出巨大的促进作用。其后，由于十年内乱，统计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迄今，全国统计系统分散、软弱，未能更有效地执行日益繁重的统计任务。为了切实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重申党中央和国务院上述决定的精神和最近的指示，在全国建立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统计体制。各级国家统计机构应当独立设置。国家统计局应当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组织、管理和协调全国统计工作。各级国家统计机构执行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所需人员编制应当由国家规定，所需统计事业费应当由国家统计局统一管理。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主管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置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提供统计经费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越搞活，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指导越需要加强，统计的信息越要灵敏，统计监督越要加强。只有迅速建立起一个真正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统计系统，并从法律上保障这个系统在统计业务上应有的独立性，才能更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
二、在统计制度方面
我国现行统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国家真正必需的反映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效益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不完整；另一方面一些不必要的甚至是互相重复互相矛盾的统计给广大基层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造成沉重负担，妨碍国家真正必需的统计任务的完成。为了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计调查的计划管理。各级统计机构都应当制订统计调查计划，按照规定进行审批。经过批准的统计调查，分为国家统计调查、部门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这三种调查必须明确分工，相互衔接，不得相互重复。部门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不得与国家统计调查相抵触。现行的农业统计制度，必须针对当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进行彻底的改革。我们应当探索通过对农户的抽样调查更有效地反映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新途径；同时要使农村的统计调查更好地适应我国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一国家管理体制的需要，满足各级人民政府了解当地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其他各项统计制度也必须针对本行业改革的新情况相应地进行改革。
其次，要实行统计方法的标准化。国家逐步制定统一的统计标准（指标涵义、计算方法、分类目录、调查表式和统计编码等），使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搜集和整理各种原始数据和统计资料时，采用统一的方法。这样，取得的统计资料才能保证其科学性、统一性，才能互相比较、互相配套、互相利用，才能克服目前在进行统计调查时常有的混乱现象。同时，要对统计资料实施统一管理的制度，防止失密和政出多门。
再次，实行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协调一致。目前，我国尚未健全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的方法，有许多不衔接、不一致的地方，三种核算资料难以配套使用。这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效益的考核很不利。一般地说，统计核算应当建立在会计核算和业务核算的基础上，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应当适应国家统一的统计制度的要求。为此，应当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其他主管部门，指派代表、专家组成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协调委员会，进行三种核算的协调统一工作。协调委员会的重要决议，应报国务院批准，全国统一实施。
三、在调查方式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统计调查习惯于和局限于采用全面调查方式，很少利用非全面调查方式。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家对指令性计划指标必须进行定期的严格的检查、考核，统计机构有必要进行定期的全面调查。各种统计指标原则上应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全面、抽样、重点、典型等多种调查方式，来调查分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复杂情况。特别是面对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经济和社会活动，如果都用全面调查，则不仅费人、费财、费时、费力，而且调查误差也比较大。因此，积极推广抽样调查技术势在必行。在农村中，推广抽样调查技术，应当实现科学性同群众性结合，在坚持随机原则的前提下，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以便为当地群众所接受，并适应各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的需要。在城市中，面对大量分散的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亦应如此。应当做到花费最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取得最佳的调查效果。
四、在统计计算和传输技术方面
目前，统计数字大都采用手工逐级汇总上报，耗费了大量统计干部的精力，妨碍他们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和开展统计分析工作，限制了大量统计资料加工的深度和广度。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全国大陆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已建立电子计算站，并培养锻炼了一千多人的电子计算技术和管理队伍。因此，有必要和可能首先从国家统计调查着手，利用省一级的计算站，逐步对基层单位上报的统计资料，直接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的整理、传递、储存、分析、预测工作。在统计系统中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国家统计数据库系统建立起来。国家统计局和省、市、区统计局应当拥有专门为统计服务的电子计算机及其管理队伍。这样，才能更大量更有效地适应各个方面对统计信息的需要。
五、在统计立法方面
长期以来，我国统计工作没有走上法治的轨道。在统计工作上，有关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有关领导人员与统计人员之间的责任制，都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违反统计制度，虚报、瞒报、迟报、拒报可以不受法律上的制约；领导人员可以随便篡改统计数字，打击坚持统计制度的人员，而不受法律上的制裁。这样，统计的真实性就难以保证，统计对政策和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作用就难以发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制定必要的法律，做到在统计工作上，被调查者（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等）有依照法律和统计制度的规定向调查者（国家机关）准确、及时地提供统计资料和遵守统计资料保密制度的义务，也有依照法律和统计制度的规定使用统计资料的权利。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领导人必须对统计工作负责，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有严格遵守统计法规定、认真执行统计制度、如实反映情况的义务，并有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任何人不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