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努力巩固和发展良好的经济形势
桂世镛
经过这几年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正确建设方针,特别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扭转了比例严重失调的不稳定状态,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整个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如何使这种好形势持续发展下去,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过的曲折,这是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任务。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为解决这个任务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办法。
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建设过去发生过多次曲折。究其原因,一是政治不安定,频繁的政治运动不止一次地打断经济的稳定发展;一是指导建设的方针有“左”的错误,往往形势一好就头脑发热,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盲目扩大基建规模,造成比例失调。现在,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它的巩固和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逆转。应当说,今后经济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是有可靠保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不要发生大的失误。在这方面,现在也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条件。通过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我们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量力而行、积极奋斗、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任务,是要使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为什么只能实行这样的方针而不能实行别样方针的道理,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结合新的情况和问题,坚定不移地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完全可以避免重蹈已往的覆辙,把经济建设不断地推向前进。
就当前的经济情况来看,要坚持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现在经济生活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财力物力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降不下来;产品质量改进不大,有些产品质量还有所下降;扭亏为盈进展迟缓,企业亏损数额仍然很大。1982年工业生产比1981年增长7.7%,而国家财政收入只增长2.3%。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很多,而许多经济效益指标却达不到计划要求。今年以来,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所有这些说明,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的指导思想,还没有真正落实;一些单位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倾向,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这个问题不解决,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是困难的。
忽视速度的重要性,不去实现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速度,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所要的速度必须是能够持续增长的扎扎实实的速度,这种速度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我们国家建设资金不足,能源、交通十分紧张。如果耗用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去生产那些质量低劣、不合或者超过社会需要的产品,那就不但不能增加社会有效财富,还会浪费宝贵的资源。这样的速度决不能持久。现在的工业发展速度是用总产值计算的,它既不能反映产品品种的改进、质量的提高,而且包含着大量物资消耗的转移价值。因此,片面追求产值的增长速度,就容易忽视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不计效益地追求产值增长,是过去的老毛病,许多同志习惯了;而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却是一个新课题,做起来也艰苦得多。但是,我们要走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就必须从指导思想到工作方法实现一个根本转变,牢固地树立讲求经济效益的观念。无论是调整、整顿、改革、改造等各项工作,都要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为目标;一切计划和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是否提高了社会经济效益以及提高多少为衡量标准。考核一个单位的成绩,决不能单纯看产值增长速度,首先要看经济效益的高低。速度高而效益不好,说明那种速度并不是真正的高。今后职工奖金的发放、工资的调整和福利的增加,都要同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挂起钩来。
党的十二大确定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一是以提高效益为前提,一是从全国范围来说的。至于每个地方、部门和企业翻多少,则必须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在讲究经济效益和服从全国综合平衡的前提下分别加以确定,决不能搞一刀切。十二大同时确定,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分两步走,即前十年主要是理顺关系,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按照这个战略部署,前十年要着力于搞好调整、改革、整顿和改造,显著地提高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同时抓紧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应当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下争取可能达到的稳定增长的速度。否则,速度即使一时勉强上去了,由于关系没有理顺,效益没有提高,也势必难以为继。
第二、在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的前提下,加强重点建设,推进技术改造。
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是当前经济生活中又一个突出问题。1982年我国全民所有制系统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112亿元,超过计划110亿元,今年以来这种趋势尚未得到切实控制。基建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使一度趋于缓和的生产资料供应重新紧张起来,导致重工业生产回升过急,发生了挤生产维修、挤轻工市场的现象。这种状况如不坚决加以扭转,经过几年努力取得的经济比例趋于协调的成果,就有重新遭到破坏的危险。经济调整压缩基建规模,形势一好就不顾国力大上基本建设,是过去一再重犯的老毛病,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旧病复发。这是巩固和发展当前好形势的症结所在。
这次突破计划剧增的基建投资,主要是用预算外资金进行的建设投资。1982年超过计划的110亿元投资中,地方、部门、企业的自筹投资52亿元,国内贷款37亿元,两项合计占81%。这些投资大部用于一般加工工业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主要用于能源、交通等重点建设的预算内投资增加得不多,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81年的56.8%下降为49.8%。这种投资分配结构,使亟待加强的能源、交通的建设上不去,而消耗能源的加工工业却盲目发展,不仅造成建设资金和物资的严重浪费,而且进一步加剧能源和交通的紧张状态,弄得不好,过不了多久又要调整。
这种投资分配状况也说明,这次投资膨胀不是由于建设方针和国家计划要求过急,而是资金严重分散、控制不严的结果。因此,为了刹住基建投资过分扩大,一方面要对基本建设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克服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以便集中必要的资金加强重点建设。过去财政统收统支,地方和企业缺乏必要的机动财力,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几年改革经济体制,扩大了地方、企业的财权,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财力有限,而当前又面临着加强能源、交通等建设的繁重任务。这些方面的建设,主要应当由国家财政集中资金统一举办,地方联合建设和银行贷款只能作为补助,否则就会贻误时机。加上现在价格体系和企业组织结构还很不合理,一时也难以有显著改变,因而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地方、企业合理使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企业的财权不可以没有,也不可以过大,必须确保国家特别是中央的财政收入有较多增加,以适应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只有进行这样的适当调整,加上其他管理和监督基本建设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措施,才能坚决压缩目前过大的一般建设项目,适当控制非生产性的建设,加强重点建设和技术改造。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提倡顾全大局,树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观念。当然,调整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资金分配关系,决不是要走统收统支的老路,地方和企业的合理需要应当照顾,使它们有必要的机动财力因地制宜举办一些不宜由中央举办的事情。
加强重点建设,也要同国力相适应。在投资分配中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照顾一般,防止不顾一般的孤军突出。不然,也会从另一个方面破坏必要的比例,影响经济协调发展。长期以来,由于资金使用的供给制和其他原因,存在着越是重点建设浪费越大的情况。一些需要加强的部门和建设单位,往往觉得自己是要保的重点,因此不进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多要投资,不讲产出,效果很差。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建立严格的经济责任制,精心筹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确保各项重点建设项目高质量地按期建成投产,取得良好的投资效果。
第三、把发展消费品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同时适当控制消费基金的增长,保持和扩展已经出现的某种程度的买方市场。
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提供数量日益增多、质量日益改进的消费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始终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经过前几年调整,农业、轻工业长期严重落后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市场供应日趋充裕,人民比较满意。这是当前经济形势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基础。继续保持和努力扩展这种势头,也是巩固和发展好形势的一个基本环节。
由于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正确的农村政策,农业生产持续全面高涨,形势令人振奋。为了实现农业长期稳定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的威力,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增产经验,同时逐步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努力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我国人多地少,发展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这几年轻工业的发展也很快,从1979年到1981年,一直以高于重工业的速度增长。1981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为51.4%。1982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情况。重工业增长9.9%,大大超过计划;轻工业则没有达到计划规定的7%的速度,只比上年增长5.6%。今年以来轻重工业之间这种速度差距还在扩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动向。重工业经过调整由下降转为上升,总的说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回升过猛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最明显的是,随着一批技术落后和超过社会需要的加工工业项目的建设,许多早该淘汰的、型号陈旧的重工业产品盲目增产。这不仅会严重阻碍技术进步,而且势必在能源、运输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挤轻工业。由于轻工业上不去,今年第一季度工业品收购额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不得不动用库存供应市场。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改变,两大部类生产发展趋于协调的局面就会得而复失。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六个优先”的方针,在能源和原材料供应、运输条件、投资和贷款分配、外汇使用等方面优先保证轻工业的需要,适当压缩对某些重工业的能源供应量,控制重工业的增长速度。同时,轻工业要努力改进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开拓新的生产门类,为市场提供更多适销对路的、丰富多采的工业消费品。要清醒地看到,不在这些方面取得新的突破,轻工业的发展将必然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限制。
在加快轻工业发展、增加市场商品供应的同时,必须对消费基金的增长进行适当控制。前几年为了降低过高的积累率,消费基金增加得快一些是必要的。现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已基本趋于协调,消费基金的增长也要转入正常轨道,不能长期超过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否则,就会减少必需的资金积累,影响市场供需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今后农民收入的增加应当主要靠发展生产,降低成本,而不能依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征购派购基数和扩大议价范围,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也要加以控制。职工工资、奖金和福利金的增长,要低于企业利润和上交税金的增长,坚决制止乱发奖金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生活的改善置于生产发展的牢固基础之上,才能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使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我们还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许多问题同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相关,不进行改革,正确的建设方针就难以得到切实的执行。同时,改革的目的是促进建设,因此,一切改革措施都要有利于而不能有碍于正确建设方针的贯彻,都要有利于而不能有碍于上述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正确建设方针的实行,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关系的进一步协调和稳定,又会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使它们密切配合、互相促进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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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二○○○年的中国”的研究
马洪
开展二○○○年中国的研究,是多学科的全国性的规模宏大的学术研究活动。研究二○○○年中国的目的,是根据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客观和主观条件的综合分析,对二○○○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人民生活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进行总体的、综合的研究和预测,描绘出比较具体的、清晰的、生动的图象,探索达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择优选用,研究实现目标应进行的决策和依据,需要制定的政策,并对执行的后果作出预测,提出对当前国民经济工作的要求和应采取的措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而奋斗。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预测未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了到本世纪末要实现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应该把有关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斯大林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为了领导,必须预见,没有预见,就谈不上领导。这个话,我认为是正确的。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是自觉的行动,不是盲目的行动。而要自觉地行动,就要有远见,就要正确地预见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又经常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只有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占有精确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变不知为可知,才有正确的预见性。
“二○○○年的中国”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要总结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要特别重视经济和社会协调的研究,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研究工作的基本内容有:探索现代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趋势和它的一般规律;分析国际上对世界前景的各种预测方案,并对国际环境的演变进行综合分析;探索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当前和未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条件;研究国外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并建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及其预测和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世纪末我国社会环境及生产系统、经济区域及城市系统、社会经济及信息系统,探讨这些系统的依存和制约的机制和条件;研究本世纪末我国科学技术的特点、水平和能力,以及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影响程度,着重研究如何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以加速经济增长;研究本世纪末我国的产业结构、科技结构、智力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人口结构等的最佳方案,特别注意研究发挥我国十分丰富的人力资源的作用;研究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措施和途径;研究本世纪末全国的、区域的、部门的及中心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形态、结构、组成和内外部联系;提出并且论证按照时间的顺序,分阶段的、按层次分级的具体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技术经济措施。
开展二○○○年中国的研究,要采取远景研究课题和近期研究课题相结合的方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近期着手,确定长远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把总体概念的研究和具体图象的描述结合起来,把现代方法和常规方法结合起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处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关系、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关系、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进行“二○○○年的中国”的研究,要动员和组织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有关人员,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密切协作配合,才能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国家成立了各种学科的学会,各个学会集中了我国各个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可以说是人才荟萃之所。这些学者和专家对国际国内的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和趋势比较了解,又不受部门和地区要求的限制,有利于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希望有关学会对本行业世界的当前情况和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对本行业的我国现状同世界现状作出对比分析,研究本行业的发展战略和重大措施,预测本行业二○○○年的发展前景并作出上中下三种估计,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本文是作者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召开的关于“二○○○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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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南亚学会
举行第二次年会
中国南亚学会从六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年会。
会上,代表们认真总结了学会成立三年多来在研究南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翻译介绍南亚各国古典名著,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与会者还对修改学会的章程和今后的任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选出了新的理事。
(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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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豫湘桂战役
1944年初,美军加强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占领了马绍尔群岛各主要岛屿,并继续出动空军轰炸日本,逐渐迫近日本本土,威胁着日本对南洋的海运。日本侵略者为了挽回其厄运,于是年春策划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一次大攻势,其目的在于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这次作战,日本方面称为打通大陆作战,因战争在河南、湖南、广西三省进行,通称豫湘桂战役。
日本侵略者为发动这一战役,将防卫本土的地面部队及新式的飞机都调到武汉地区,并从关东军调来了各兵种部队。这次战役,日军总共调动了51万,是中日战争七年来最强大的一次兵力。
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河南会战。日本从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合计为14.8万人;而国民党军队集中了十八至二十个军,计约35万至40万的兵力。
4月18日拂晓前,日军利用新架铁路从中牟强渡黄泛区,揭开了这一大战的序幕。接着,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西犯郑州,一路沿平汉路南迫新郑犯密县。又一路则南侵尉氏,经鄢陵斜出许昌。同时,新乡之日军亦渡黄河逼进郑州,至是,郑州为日军四面包围,于22日陷落。
尔后,日军即以主力向陇海路西段猛进,指向洛阳。另以一部沿平汉路南下,5月1日侵占了许昌。同时,原在信阳的日军也沿平汉路北犯,5月8日日军南北两路会师西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此时山西垣曲之日军渡河侵犯渑池,沿陇海路东犯,孟津之日军也从北面拊洛阳之背,形成对洛阳的三面包围。日军自19日起对洛阳发起攻势,于25日完全占领洛阳。河南的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闻风远遁,日军只用38天即占领了河南全省。
在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直接指挥作战。于是,开始了此次战役主要部分的湘桂作战。日军投入兵力以十三个师团为基干,总计36.2万余人(不含海空军)。与此相对,中国方面的兵力,在长沙陷落前为十三至十四个军计40个师,在衡阳陷落前为二十个军计55个师。
5月27日拂晓,日军左翼部队在湘北发动攻势,中路及右翼部队也于同日晚及次日分别发起攻击。6月1日,左翼日军攻陷了平江,进逼浏阳。6日,右翼日军攻占沅江,分道攻宁乡和益阳。中路日军也渡过汨罗江,攻占了湘阴县城。日军运用从正面展开的钳形攻势,迂回围攻长沙。18日,日军侵占长沙。
长沙陷落后,日军继续南下,先后占领渌口、醴陵、攸县,逼进衡阳。6月22日,日军开始对中国战场西南方的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在这次衡阳保卫战中,由于4万守军中的广大士兵与中下级军官浴血苦战,给日军以重大伤亡,坚持孤城达47天,实为抗战以来守城的新纪录。
长、衡战后,日军西向发动桂、柳作战,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由浙江、江西、广东、湖南等地逃到广西的难民,不得不继续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向西逃难。由于国民党军队只顾自己撤退,不掩护难民,使得许多走不动、走不快的难民落在后边,成批成伙地被日本军队集体枪杀了,沿途各地到处都有这种目不忍睹的惨况。
11月10日,日军陷桂林、柳州。接着,一部日军乘机沿黔桂路北犯,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党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8日收复了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此外,由北海及雷州方面进犯南宁的日军,与越南东犯的日军,于12月16日会于思乐。至此,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行动告终。
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军事崩溃,表明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的严重危机,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所造成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和特务统治,扼杀民主,实施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措施,严重地丧失了民心。在军事上,为了保存实力,国民党把多数装备优良的部队从中国东部战线撤出来,把非嫡系部队派到前线,并以最精锐部队用于包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对于日军可能的进攻,只存侥幸心理,不作充分准备,尤其对日本侵略者倾注全力作军事冒险毫未预计,加上高级指挥官的腐败与指挥失当,因此战争一来即造成大溃退。在经济上,国民党官僚资本疯狂掠夺,大发国难财,使广大人民以及士兵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当时重庆报纸报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状况时,形容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正是国民党统治腐败的真实写照。
日军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并未达到它的作战目的。过分延伸了的战线,使其兵力更形分散,到处发生破绽。好不容易占领的空军基地,不久又不得不放弃。到1945年5月为止,几乎所有日军夺取的飞机场又回到了中国军队手里。纵贯大陆南北的铁路,因运输材料缺乏,始终没有全线通车。自称“本世纪大规模的一次远征”,不过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徒然付出了兵员重大损失的代价,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齐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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