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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转变 卓越的贡献
——学习《邓小平文选》
李德生
在庆祝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刚刚胜利闭幕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二周年之际，人们盼望已久的《邓小平文选》与我们见面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本文选收入了小平同志在1975年至1982年9月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讲话、谈话。在这七八年中，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切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都曾经在内心深处萌发过对邓小平同志着手整顿“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希望，产生过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和愤恨，经历过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巨大欢乐，出现过对“两个凡是”造成的徘徊局面的焦急和忧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左”倾错误的禁锢，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我们党终于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邓小平文选》就是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是指导伟大历史转变的理论武器，也是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光辉记录。它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也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学习《邓小平文选》，回顾这段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更加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在伟大转变中所发挥的决策作用和做出的卓越贡献，更加感受到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更加坚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心和必胜信心。
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持续了九年，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极大破坏，整个社会生活极度混乱，“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仍然十分猖獗，我们国家的上空乌云密布。在这种危难之际，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不顾可能再一次被打倒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从整顿军队开始，着手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这次整顿的实质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可以说是使我们党的工作从“左”的错误道路上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的一次尝试，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尽管这个尝试被后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了，但是它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播下了反对“四人帮”的种子。1976年4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就是这颗“种子”结出的硕果，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大浪淘沙去，砥柱立中流。”这段“整顿”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同志不仅具有敏锐的马克思主义洞察力，而且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所畏惧的胆略和气魄，突出显示了他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党的利益为重、国家的利益为重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崇高品格，表明他是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十年动乱。但是，我们党仍然面临着徘徊中前进的艰难局势。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当时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却违反人民的意愿，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样，两种抉择就摆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或者冲破“两个凡是”，在指导思想上实行彻底的拨乱反正，使我们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或者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左”的东西，使党和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之中。邓小平同志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历史发展潮流的前面，为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二种前途”，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在出来工作之前，他就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深思熟虑地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随后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出来工作以后，亲自抓科学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首先推翻了“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在“左”的禁锢圈上打开了突破口。他在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和呼吁全党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他的这一号召是随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讨论的先导。当华国锋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讨论，在思想理论界和全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这场讨论的深入发展。不久，小平同志来东北视察时，再次批判了“两个凡是”，明确地回答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他指出，“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假的高举”。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才是“真正的高举，最好的高举”。所有这些，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变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突出的决策作用，他既是开始这次转变的主要发起者，也是实现这次转变的“主要设计者”和掌舵人。在此期间，他从实际出发，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逐渐被全党所接受，成为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同志的决策作用和卓越贡献，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他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象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文选》的始终。他的这些思想，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亲身经历过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长期束缚、切身感受到那种思想僵化状态给党和人民造成的严重不幸的人们，才能深刻体会到这篇文章所起的巨大解放作用。它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如果说我们党长期以来犯“左”倾错误是从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失足的，那么完全可以说，我们党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是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步的。实践证明，把握了这条思想路线，就是把握了拨乱反正、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钥匙。几年来，小平同志指导全党坚定地贯彻这条思想路线，从党的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同时，又适时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使我们国家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这个问题，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很关注，是个极其敏感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我们就迈不开新的步伐，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当时，党内外有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深，认为批评毛泽东同志的缺点错误，就是“砍旗”、“丢刀子”；一种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想全盘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坚持了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同教条主义作斗争，一方面同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及时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后又多次强调，这是维护安定团结、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他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九次谈话中，反复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思想的关键。他严肃地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从而引导着我们的党和人民既毫不含糊地批评和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巨大的历史功绩；既明确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又把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错误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既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来我党所犯的“左”的错误中的主要责任，又不把全部错误推到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身上；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对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证明，在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显示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和高明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历史贡献。
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起到的决策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抛开八大的正确路线，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没有适时地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是建国以来我党最严重的失误。1975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中心就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批邓”的文章大叫大嚷这是“要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从反面证明了邓小平同志是八大路线的代表，是我们党内最早坚持实行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开拓者。1978年9月他在东北视察时就曾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差不多以后，就要抓日常工作。运动不能没完没了地搞下去；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得到满足。这些论述，实际上点明了全党必须及时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他的这个主张，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接受，成为全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决策。但是，要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国情，在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后不久，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了党的十二大，他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概括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小平同志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作出的基本结论，为搞好各个领域的改革、顺利地进行四化建设提供了基本依据。
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之后，组织路线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党面前。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都存在不少弊端，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很不适应。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为解决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解决组织路线的最大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就是选好接班人。他对这个问题想得很深很远，严肃地指出，如果不趁老同志健在时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天下大乱。他要求严格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接班人，特别是注意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以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与此同时，他还把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作为解决组织路线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根据我们党所犯“左”倾错误的惨痛教训，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革除现行制度的弊端，现代化事业就会被葬送。他的这些论述，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前，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新老干部的交替，之所以能够冲破阻力，顺利进行，是与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指导以及他的威望、魄力、影响分不开的，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的建设。这本文选收入了他在军队的讲话就有十篇之多。他对军队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诸如坚定地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办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大力培养军队地方两用人才等等，都在历史新时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新的重大的进步。最近召开的六届人大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必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军队的建设。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邓小平同志就是中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和这次历史性伟大转变时期创造出来的难得的人才。
《邓小平文选》集中了党的集体智慧，反映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是我党在新时期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书籍。我们深信，认真学习这部文选，必将极大地提高全党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有力地促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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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
6月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常州社会主义企业学研究会，在常州市联合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问题讨论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理论经济学家林子力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同志的两篇论文。
林子力同志的文章提出，解决经济体制即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问题，首先要深入研究劳动者与物质生产条件的结合方式（或者说劳动的支配方式）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劳动者与物质生产条件的结合方式，如雇佣劳动、联合劳动等等，反映生产关系的实质。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所有或占有形式包含在雇佣劳动的概念中，那末，社会主义的所有或占有形式，则包括在联合劳动的概念中。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联合劳动的具体形式。
林子力同志提出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具有两个层次（或两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是全社会范围内的联合劳动和按劳分配，那末，现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则是两个层次的联合劳动以及与商品交换相结合的按劳分配。第一个层次即全社会范围内的联合，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总体上掌握社会劳动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分配，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第二个层次是劳动者与物质生产条件在一个一个生产单位范围的联合，表现为企业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
林子力同志认为农业中联产承包制统分结合、两层经营的基本经验，对于工商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启示。工商业与农业有很多差别。农业体制改革经验中许多具体的东西不能照搬到工商业。但是，在工商业中，国家同企业之间，亦即联合劳动的两个层次之间，也有统分结合、两层决策的必然要求。因而，农业中两个经营层次之间的联系与结合，以及处理责、权、利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工商业的改革来说，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蒋一苇同志的文章讲了工业经济责任制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责任制”，主要解决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二是“企业经济责任制”，主要解决企业内部的关系。
蒋一苇同志认为，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特征、地位和作用，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五个问题。（一）承认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二）由企业全体职工承担经营责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也是可以分离的，同一所有制可以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三）解决国家对企业和企业内部的领导制度问题。厂长（或经理）作为企业的代表，既受国家委托管理企业，又受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领导。（四）实行权责一致的计划管理，国家指令性计划既下达给生产企业，也下达给物资、商业等流通部门，由企业和物资、商业部门签订合同，共同按国家指令完成合同任务。（五）企业应当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逐步建立净产值分配体系，将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使两者的利益随净产值增减而变动，真正体现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
联系林子力和蒋一苇同志的两篇论文，大家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言的同志一致认为，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上，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摆脱外国模式的影响和“左”的思想的束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这次讨论会上，汤永安、张东桂同志介绍了常州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和经验，受到与会者的重视。
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从事政治经济学、现实经济学和战略经济学研究的同志都认为：当前的经济的理论研究亟需同经济改革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须经过经济实践的检验，以验证其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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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举行经济体制改革咨询会
江苏省常州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6月9日受常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举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咨询会。正在常州参加会议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总干事童大林和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王琢、林凌、万典武、林子力、何振一等参加了讨论，并对常州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发展优势产品和优势产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科研型产业经济结构、商业体制改革和国营企业利改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常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咨询会，对这些建议十分重视，准备结合常州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进一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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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务之急是产品的更新换代
丁敬平
目前，部分消费品为什么滞销、积压？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商业销售渠道不畅的原因，有商品价格过高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技术水平低，规格花色少，不能适应人民消费需要的变化。
我国纺织产品的技术水平与国外比较，总的说来处于中、低档水平，大多数轻工产品比国外先进水平要落后10—15年。手工业中虽然有一些行业属于我国传统工艺，具有民族特色，但也有很多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相差很大。六十年代中期，我国玩具生产水平与香港差不多，现在落后了。国外家用电器的使用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有100多个品种，上千种规格花色。仅电冰箱就有直冷式、间冷式、单门、双门、三门和四门等多种规格。我国家用电器只有30多种，多数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他如塑料制品、服装、皮革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些情况说明，我国消费品生产的技术水平是落后的。这些落后的产品在消费品供应不足的时候还能维持一定的销路。一旦市场发生了变化，它们就失销了。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品生产不足，常常是工厂生产什么，群众就买什么。经济调整以来，消费品生产被放到了优先发展的地位，生产发展得很快。但供应市场的多半还是那些多年来基本没有变化的老产品，新产品则较少。
另一方面，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消费水平随之很快提高。人民群众对消费品质的要求逐渐增加，对消费品的选择性也逐渐提高。现在群众对消费品可以说是“五不要”，即：质量不好的不要；式样不新的不要；不急需的不要；不是名牌的不要；价格不便宜的不要。供需之间开始出现新的矛盾。
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使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企业的生产计划由上级下达，产品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产品不愁销路。企业生产的好坏与企业的干部职工缺乏直接的利益关系，使得企业没有开发新产品、追求技术进步的积极性。企业既没有一定的技术储备，也缺乏市场经营的经验，因而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老产品一滞销，积压就严重。
解决这个新的供需矛盾，根本在于改进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提高企业对市场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品滞销、积压的现象。可以说，消费品生产的当务之急是产品的更新换代。
但是，目前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少困难，主要是：新产品开发的资金不足。价格过死，优质不能优价。国家对企业下达的生产计划往往很满，利润上交任务很大，以致于许多企业忙于应付老产品生产，无法再搞新产品试制投产。同时，国家给企业下达的考核指标没有新产品开发指标，新产品开发好坏与否，与企业无直接利益关系。企业发展新产品还要影响利润，因此，企业没有开发新产品的主动性。消费品生产部门，除电子工业外，大都技术、设计力量薄弱，其中手工业系统更差。企业没有商情收集渠道，对国内外市场都缺乏及时的了解。国家对发展新产品搞得好的企业和个人缺乏奖励办法，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上述种种问题，应积极设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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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现代系统工程学概论》和《系统工程学的现状与展望》出版
系统工程学是一门新兴的关于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科学。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它的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现代系统工程学的书，一本是《现代系统工程学概论》，一本是《系统工程学的现状与展望》。这两本书分别介绍了现代系统工程学的概念、重要性、目前运用系统工程的现状及其今后发展趋向，介绍了系统工程学的研究途径，具有较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
（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