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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多次内部廉价处理商品
近一两年来，我局纺织品公司曾多次将出口商品和样品廉价内部处理。桑棉绸车线棉衣，每人4件，每件交5元。真丝双绉手绣绣衣有的收购价每件100多元，低的也要四五十元，处理给职工每件作价3元；素软缎手绣花旗袍，收购价100元左右，处理价4元。内部处理的还有针织秋衣背心、汗衫、毛毯、床单、羊毛衫等衣物。平均每人几十件，按收购价，值400多元，实际交50元左右，国家共亏损六七万元。通过关系人、关系户处理的，就无法计算了。
对此，我向上级作了揭发。省外贸局在上级的追究下，于1982年3月17日成立了7人调查组。4月29日将调查结果告诉了我，其中涉及我个人的一些问题。我要求看文字结论，未被获准。我指出，调查材料绝大部分不符合事实，调查组不予答复。
调查结论不顾事实，硬说处理的大批桑棉绸车线棉衣，是由于我工作失误造成了积压。事实是：1980年8月我与石晓华同志在上海交易会上与美国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桑棉绸车线棉衣的合同，10月，这位外商带领她的丈夫到广州交易会上找到我与盛科长，提出我方寄去的确认样错了，说他们订的是双面穿的，我方寄去的是单面穿的。双方为此争论不休。我建议查对合同，经查证，合同上签订的是单面穿的，我方没有差错。可男外商又提出，他妻子不识英文，签名不算数，无理纠缠不休。我当时指出：所订合同，既已签名，就应遵守，不识英文，怎么会审查合同？不审查又怎么签了字？他们词穷。可是到1980年底，这个外商多次来电来函，提出拒绝接受订货，并对我无理指责。公司有关负责人不向我了解情况，擅自屈从了外商的要求，现在却说我造成了库存积压。
我还被加上一大堆罪名，我却不知道所根据的事实，调查组又不向我核对，我将何以自明呢？
河南省外贸局 孔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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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勇于向不正之风作斗争
“专案”的遗风
本报记者 孟繁华
编者按：《“专案”的遗风》一文，通过对一个事件的初步剖析，反映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值得一读。
对人的处理，应持慎重态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原则。所谓慎重，主要是指：作出处理决定的事实依据必须确切无误；处理的分寸必须宽严适度。前者又是后者的先决条件。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调查、如何进行调查的一系列问题。调查必须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决不能把调查当作印证甚至迎合某种结论或意图的手段。否则，调查就难以取得可信的凭证，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对人的处理也就会出现偏差，甚至造成冤假错案。这种情况，十年动乱中盛极一时，惨重教训人们记忆犹新。
欢迎读者议一议这件事，以期在若干问题上澄清一些是非观念，继续肃清“左”的影响，让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发扬光大。
孔幽同志的揭发信，是去年5月寄给本报的。本报将来信印成清样后，寄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请帮助核实。7月底，河南省外贸局寄来了局党组的一份文件，题目是《关于孔幽上访信件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承认，内部廉价处理出口商品和样品是错误的。但是，其主要篇幅不是检查错误发生的原因，说明对责任者的处理情况，以及今后如何防止发生类似错误，而是列举了孔幽的大量问题，就连内部廉价处理商品，也主要归咎于孔幽工作失当，造成了库存积压。它给人的印象是，孔幽作风恶劣，业务不通，一塌糊涂。
记者为此前往河南调查时，省外贸局拿出了一本400多页的卷宗。这是外贸局调查组先后调查的成果，共有148份证言材料，上面提到的“调查报告”，就是根据这些证言写成的。孔幽是何许人？她有什么大问题，值得这样大动干戈？
孔幽，女，1979年从河南师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外贸局；同年11月，调局内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服装科搞丝绸复制品出口工作。起初，她协助石晓华（男，本科价格员，代管丝绸复制品）工作，后来以孔幽为主。1980年以前，河南的丝绸复制品出口额很小，最多的一年只有4万美元。为了发展这项业务，石晓华和孔幽作了很大努力。孔幽工作不到三个月，1980年2月就独当一面地参加了服装小交会，使河南的丝绸复制品成交额一下达到19万美元。1980年，共成交150多万美元。这一商品，从原来的单一面料、单一品种，一年之间，发展到多种面料、几十个品种。这项业务也初步建立起一套制度。这些都与孔、石的努力分不开，因而他们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群众的称赞。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8月，省外贸局的一位同志下去了解情况，听到对孔、石的一些反映，便写信给局党组。局负责同志立即批示：“严肃对待，认真处理”，并提出“不能让象石、孔这样的同志搞业务员”。之后，派出了4人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月。1981年2月，纺织品公司党支部根据党组的精神，“决定对石、孔同志调做其他工作”。孔幽当时正在广州交易会上；以后有病，没有上班。她认为调动不合理，曾到省纪委筹备组上访。不久，纺织品进出口公司连续发生内部廉价处理商品和样品的事，孔幽先后向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揭发。1982年初，上级的批件下达河南，外贸局又组织了7人调查组，随后写出了上面提到的那个调查报告。
记者翻阅了400多页的卷宗后发现，不但外贸局的调查报告和孔幽、石晓华提供的情况之间有很大距离，就是调查报告所依据的这些证言本身，也明显地存在着矛盾，有些则含糊不清。因此，记者建议外贸局就有关问题听听孔、石的意见，核实一下。外贸局有关人员却根本不予考虑。记者回到北京写出稿件，寄给河南省纪委筹备组，纪筹组转给省外贸局，结果迟迟不见答复。今年春节前不久，河南省突然有6人来京，谈他们过去早已谈过的有关孔幽的情况，并且再次拒绝了向孔、石核实情况的建议。以后，又经过种种周折，他们才算勉强同意这一建议。
今年春节过后，记者第二次去郑州调查，参加了他们双方交换情况、核实材料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记者进一步发现，外贸局的调查确实是粗糙的，结论是草率的。
例一。调查报告说，1980年4月，广州春交会上孔幽与科威特某公司签订的两个合同，因没有履约而造成了损失。经查，这两个合同是4月23日在广州签订的，而孔幽27日才到广州，显然不是孔幽所签订。调查报告中特别提到的一份合同，是1980年8月孔幽与美国某公司签订的桑棉绸车线棉衣合同。合同上订的款式是单面穿的，寄出样品后，客商又说他们要的是双面款式。孔幽以合同为证，客商无言答对。但客商回国后给河南外贸局写来一封信，对孔幽大加指责。河南省外贸局对客商的无理指责不予批驳，却把这封信当作孔幽业务上有问题的一份重要证言一再引用，而对自己的据理力争的业务员一再责难。
例二。调查报告说，孔幽、石晓华“卡人、训人，上至（地区外贸）局长、经理，下至科长、厂长，都挨过他们的训。”“卡”的什么？为什么“训”？其中有没有是非可分？局调查组说不出所以然来。孔、石却可以举出很多事实说明，所谓“卡”和“训”都是事出有因的。比如某些地区外贸人员不顾孔幽的再三劝说，把钉着河南外贸商标的出口商品私自送到别的口岸，造成经济和信誉的损失；有的工厂将成本价格定得过高，要求抬抬手，放过去，但是孔幽不抬手，不让步；有的单位延误了交货期，或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她都不留情面，不通融。在这类问题上，双方往往发生争执。孔幽和石晓华的处理方法也许有不当的地方，但是，调查组在下结论前，竟没有想到应该弄清“卡”和“训”的原因和其中的是非。
例三。调查报告中提到孔幽有经济问题，最主要的是“吃请不拿钱”。
驻马店某工厂的证言写道：“从1979年元月至1980年9月招待情况如下：1979年6月8日、6月26日，招待石、孔两次，178．78元；1979年7月18日招待石、孔，69．28元。”事情好象有根有据，认真一查，却又不然：1979年6月26日，石晓华正在大连；而孔幽，1979年6、7月，还没被分配到外贸局哩！
孔幽吃过招待饭没有？孔幽说，吃过。但正如证言所说：“省外贸有关同志来检查工作，不管来哪一位，我们都招待一次。往往来一二位同志，我们要去七八人陪着……我们厂应负全部责任。”孔幽虽然厌烦那种浪费大量时间的大吃大喝，但她却难以抵挡当时那种强大的吃请风，这种风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连第一个调查组在调查孔、石问题的过程中，竟也有人有一次“吃请不拿钱”。孔幽说，她愿意改正错误，把应摊的钱全补上，也希望那些吃喝的真正动力和主力军们（某些地区外贸局的局长、科长们，有几个是“原告”），也和她一起改正错误。
例四。调查报告说，孔、石“游山玩水”。证言是这样写的：“……在临回驻马店头天，……县外贸公司×经理想去看养蚕和壁毯情况，顺便看了一下（东风水库）……每人照了几张照片，孔照的多些。”这和孔幽说的大致相同，看来是事实。但问题在于，这能成为“游山玩水”的错误吗？有人曾问外贸局参加调查的同志：东风水库离县城多远？有多大水面？有什么好景？对方答不出。又问：蚕茧是丝绸的原料，搞丝绸服装出口的人去看看养蚕，增加点知识，算不算“游山玩水”？调查组有人竟然提出：“我参观故宫，可以增加历史知识；我想增加海洋知识，就可以去大连了！？”如此答问，真让人莫可奈何。
纵观外贸局的调查和结论，疏漏和乖谬之处太多了。
调查必须实事求是，没有调查清楚，不可妄下断语，这应该说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河南省外贸局在对待孔幽、石晓华的问题上，有背于这个道理。外贸局某负责同志下去听到一些反映，未做深入调查，就向领导写报告，语句肯定，加的罪名很重。某领导人看到这个报告的当天，即挥笔批示，并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他们的用心也许是好的，但显然失之于武断和轻率。此后的两个调查组，虽然奔走调查，相当劳苦，但都只相信“原告”，一再让“原告”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把这当作证言，甚至把“听说”或“听说的听说”也都当成了证言。有了这样的证言，他们就认定问题已全部落实了；即使证言中有明显的矛盾，他们也不去管，而且固执地不愿听取“被告”的意见，核实材料。最后，他们又依据这些证言，作出结论，写成文件，作为人事处理的根据。孔幽就是这样被调动了工作，石晓华在工作中受到多种限制。孔、石一再提出，希望了解自己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以便正确认识或予以说明，但是外贸局有关人员一直拒绝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这一套调查和处理人的方法，不是大有前几年某些“专案”的遗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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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紧急呼吁
这个硫酸站及货场应该尽快搬迁
天津市物资局的硫酸站及货场，坐落在天津市河东区中山门新村西侧，占地约300亩。它的南面紧傍津塘公路，与市第二工人文化宫相对，东西两侧为近10万人的居民区。这个站常年堆放硫酸罐，少则数百罐，多则上千罐，散发出的酸气形成蓝色的硫酸雾，笼罩着居民区上空。一般人呼吸之后，咳嗽、流泪，年老和体弱的人呼吸后，胸闷、头晕，甚至流鼻血等。硫酸雾还严重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中山门一带畸形儿甚多）。津塘路是塘沽至天津的必由之路，汽车经过，需“穿云破雾”，内外游客路过时，无不捂鼻屏气！
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要求上级领导机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期把这一硫酸站及货场迁出市区。
水电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规划设计室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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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函照登
火车汽笛不能乱鸣
我们是居住在铁路道岔附近的居民。蒸汽机车在进出道岔时，常鸣汽笛，突然一声怒吼，小孩慌惧，老人吃惊。特别是没有立交桥的道岔，火车一来就封道，行人站立两旁，可是有的司机还故意拉一下汽笛，路旁的大人小孩都被吓一跳。
为此，我们于今年3月中旬写信给铁道部陈璞如部长。4月初，就收到了陈部长责成机务局写给我的回信。现请你报发表此信，一是对铁道部认真处理人民来信表示感激；二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好消息，也便于对那些不顾群众利益、随便拉汽笛的司机进行监督。
浙江金华试验机厂 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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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附：铁道部机务局的复信胡今同志：
你的来信已收到。关于蒸汽机车鸣笛问题，铁路新的技术管理规程已有规定，于7月1日实行。
新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规定：所有列车和机车，在城市运行，及在双线交会旅客列车时，一律鸣风笛。在市区及居民区附近担任调车和小运输列车的蒸汽机车，汽笛应予封闭。具体地区，由铁路局确定。敬礼！
铁道部机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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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待谈巷议
可怜的小带鱼
嵊泗列岛是闻名全国的渔场，盛产黄鱼、带鱼、虾米、海蜒等。但近几年，常听到一些老渔民说：“海里的鱼越来越少了。”
6月13日下午，我们因公乘登陆艇去各岛屿，看到嵊泗县壁下公社（野猫泗岛）的渔民，从十多条大小渔船上卸下白花花的小带鱼。这些小得可怜的带鱼，只有一厘米宽、十多厘米长。整个小岛上可晒鱼干的地方都晒满了这种小带鱼，少说也有上百担。我们问：“这么小的带鱼，能吃吗？”几位渔民满不在乎地说：“晒成鱼干后能吃噢，捕到总比捕不到好嘛！”
据有关资料介绍，带鱼在6—10月份这段时间生长得最快，正常情况下，重量要猛增几十倍。渔民捕获的这上百担小带鱼，就可能造成几千担大带鱼的损失。
我认为，要制止滥捕幼鱼，单是一般号召、发布规定不行，还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保证贯彻执行。否则，保护渔业资源，只能是一句空话。
浙江嵊泗县驻军 赵增祥
第5版()
专栏：来函照登
化肥问题不容再忽视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县。据我所知，今年巴中县的化肥供应问题十分严重。从五月中旬秧苗下田开始，许多社员就为买化肥而奔走。通过供销部门供应给农民的平价或议价化肥，一般农民很难买到，许多化肥都流入自由市场，以高出实际价格的百分之五十再转卖给农民。如一袋四十公斤尿素平价卖十八元，而自由市场却卖二三十元，甚至还要多；有的供销部门也趁机用化肥搭配一些滞销商品出售，有的一袋尿素要搭五十斤白糖。许多农民由于资金有限，只好望肥兴叹，有的人则忍痛出高价到自由市场上去买。目前化肥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这一地区农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铁路工程局
第五工程处 向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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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事窗
虫牙里真的有虫吗？
问：前些天，我们这里来了几个治虫牙的“大夫”。她们治虫牙的方法是：用一根小铁丝和一根筷子，沾上点“白药粉”，放到虫牙上，然后让病人闭上嘴，顷刻间就从虫牙上拨出象小蛹一样的虫子。请问：虫牙里真的有虫子吗？
北京市平谷县上营大队 于小东
答：在农村常有一些骗人的江湖医生，用花椒籽儿或葱、韭菜籽儿，在火上一烧，里面的心儿烧出来很象小虫子，乘人们不注意的时候，从病人嘴里拿出来，说是牙虫。这纯属骗人的谎言，虫牙里根本就不会长虫子。
那么，虫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虫牙学名龋齿，是口腔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患有龋病，在检查时就能看到患牙的硬组织有大小不一、边缘不整齐的洞形缺损，这就是龋洞，多呈黑色。它不仅会使牙齿破坏、丧失咀嚼功能，而且还能使颌骨发炎，影响身体健康。
引起牙齿龋坏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儿时营养不足（特别是缺少维生素和矿物盐类不足）、口腔不清洁（积存在牙缝中的食物残渣由于细菌的作用而发酵，产生酸类，破坏牙齿的釉质，形成空洞）、牙齿的形态和排列不整齐等。发现虫牙应及早治疗，把坏牙里的脏东西除去，再用药物充填材料把坏牙补好，这样可以防止牙齿继续被破坏，并能解除疼痛，恢复咀嚼功能。平时，要注意经常刷牙，保持口腔卫生，睡觉前不要吃东西，饭后要漱口等。
北京口腔医院 冯翠云
第5版()
专栏：心里话
这种摊派合理吗？
（一）
山东省泰安市摊派之风严重。据了解，在城市建设方面，已通知各单位摊派444万余元。在办学方面，准备筹集资金224万元。
今年上半年我厂就已上交摊派费用11，399元。其中有卫生箱费、马路柱子费、马路卫生费、修桥用车费和集资办学费等。
特别是筹集办学资金一项更令人难解。市教育局按城区56，000名职工计算，人均40元。据此，向我厂索要52，000元。我厂去年亏损，资金不足，但为了让职工子弟报名考学，我们还是暂交了3，000元，余数准备年底再交。但泰安市教育局一口咬定交不齐一万元不准职工子弟报名考学。学生不能报考，家长闹，孩子哭，影响了我厂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秩序。我们要求坚决刹住乱摊派的歪风。
泰安汽车制配厂 部分职工
（二）
我们长春市居民每月每户花卫生费0．35元，1980年物价大检查时，发现这件事不合理，但未革除。今年有的马路人行道铺水泥方块，又让每人摊钱，美其名曰“修路费”，每人5角。我家六口人共交3元钱。这种摊派合理吗？
吉林省粮食厅 刘佩臣
第5版()
专栏：立此存照
应有的联想——浙江义乌县所见
余子力 摄
面对狮子大开口式的邮筒，有人浮想联翩——
邮筒为何没门了？它本来是件必要的设施，还是件多余的装饰？群众早晚来投邮，是不是感到不便？会不会发出怨言？对这类设备，是应该让它及早成为便民之物，还是任它残缺依旧？
不知当地有关领导同志，可曾有过这类联想？
——编者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