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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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种好心中的“责任田”
智杰
河南省鹿邑县知识青年宋秋萍,高中毕业后在自己家里办起了“青年之家”,自费购买了农业书刊、小说、画书三百余册,还有象棋、军棋、扑克、羽毛球等活动器材,丰富了青年和民兵的文化生活。群众赞扬说:秋萍在自个儿屋里种了一块全村最好的“责任田”!
种这块“田”是谁派给宋秋萍的任务吗?不是!这“责任”全是她自己揽的。她看到村里的青年们阴天下雨常常没事干,心想:如果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时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不是一件很好的工作吗?要组织学习就得有一个场所,可村里没有闲房子,于是她就把自己住的四间房子腾出一间来,种起了这块“责任田”!
种这块“田”,是宋秋萍闲得没事干了吗?更不是!她孩子小,丈夫又是特等残废军人。用她婆婆的话说:“光咱这个家就够你忙的了,你还办啥‘青年之家’,这不是忙上加忙吗?腾出一间房子是小事,把你的身体累坏了可是大事啊!”可秋萍考虑的事情比这还要大。她终于说服了婆婆,取得了支持,迅速把青年们组织起来,使大家学习有园地,娱乐有场所。
可见,要种好这样的“责任田”,自己首先要敢于承担建设精神文明的“责任”!
也曾有人劝宋秋萍:“你办‘青年之家’,一来忙上加忙,二来管不好还得罪人,能比你做缝纫活、种棉花好吗?”是的,这屋里的“责任田”,不同于地里的“责任田”。这里播种的不是麦子、谷子、豆子,而是精神文明的种子;这块田的收获不能放在场里、仓里、囤里,而是装进青年农民的心里。当精神文明之花在亿万农村青年的心田开放的时候,不也是一种值得庆贺的丰收吗?心里的“田”种好了,地里的田会种得更好;心里的“田”丰收了,地里的田也会丰收。如果只顾种地里的“责任田”,而让心里的“责任田”荒芜了,那就没有尽到建设“两个文明”的责任!
在河南,象宋秋萍这样以耕种“心田”为己任的青年还到处都有,方式当然也不止一种:郸城县女民兵班长王玉芝一年之内组织了七次青年读书会和讨论会;新蔡县铁台大队的青年在上政治课的同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授课,一年搞了12次讲座;杞县张庄户大队在青年中开展了“捐一本书看百本书活动”……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发:现在,我国农民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几乎每个村、每个队都有高、初中毕业生,如果这一大批有知识的青年农民在种好地里“责任田”的同时,都能种好心中的“责任田”,那将会出现多么喜人的局面?!种好这样的“责任田”,恐怕不仅是知识青年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各级领导的责任。不妨大胆设想:农村的物质生产可以实行“责任制”,精神生产是否也可以实行“责任制”?上海的工人可以组织读书会,广大农村是否也可以组织读书会?
愿精神文明的种子撒遍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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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访问记

他依然精力旺盛
——访儿童文学家贺宜
本报记者 郭伟成
在一所幼儿园的楼上,我见到了贺宜同志。从相貌上看,他不象是个年近七旬的老人。“这几年,一直在同疾病打交道。1981年,又确诊为小脑萎缩,身体失去了平衡。刚才我正在晒台上练习走路呢。”他操一口上海话,笑着说。
近几年来,贺宜同志一直在家养病,他的笔却一直没有停。最近,他给《中国少年报》写了童话《小天鹅》。假天鹅的遭遇,告诫孩子们既不能在逆境中自暴自弃,又不能在顺境里骄傲自得。他还给《上海少年报》和《少年文艺》写了童话诗和小说,就象他几十年来习惯做的那样,令人觉得这个肢体半残的老作家,仍然有着敏捷的文思,旺盛的精力。
贺宜同志告诉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文集,他正抓紧时间整理过去的一部分文稿。这套文集共五册,约200万字。两册童话、一册小说已经完成;诗歌、散文和低幼故事集也整理完了。眼下,他正忙于整理最后的那一册儿童文学论文。除此之外,他还要定期给《儿童文学研究》写理论性文章。
贺宜同志是上海金山县人。由于家道中落,他仅仅读过中学,21岁时进了“生生美术公司”,编辑《生生月刊》。这时,他结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他从自己童年时代无书可读,痛感孩子们缺乏精神食粮的危害,决心投身儿童文学事业。1934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童话《同盟会》,讽刺了伪善凶残的帝国主义。两年后,他的第一本童话集《小草》出版了,是由叶紫介绍,用“草芽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的。解放前,为了生活,他当过小学教员,又到幼儿师范任教。他利用经常接触孩子们的便利条件,边工作边写作,先后出了几十个童话集,包括一些活页的幼儿读物。1946年,贺宜加入了共产党,更加自觉地用进步的思想教育革命的下一代。解放后,他曾参与创办《中国少年报》,后调至上海从事儿童文学出版工作。
谈到儿童文学创作现状,贺宜同志说:“现在刊物多了,作者也多了,可是有些刊物质量不够理想,有的青年作者还不够成熟。”他说:“给孩子们写作切不可以粗制滥造,不然,要误人子弟的。搞儿童文学创作的,要熟悉孩子们的生活和思想,多接触孩子们。”
这时,从楼下传来一阵孩子们的喧闹声,“不觉得吵闹吗?”我问。他笑了,“1961年,我搬到这里时,楼下就是幼儿园。二十多年了,我习惯于孩子们的声音了,一天听不到还不舒服。你瞧,趴在窗台上,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这也是优越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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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份珍贵的艺术家“别传”
——介绍回忆录《徐悲鸿》
吴作人
中国现代美术新的成就,同徐悲鸿的美术活动(包括美术创作活动和美术教育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所做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虽然不幸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辞世时才五十八岁(一九五三),但他为拯中国绘画优秀传统于垂绝,大胆吸取国外艺术之长,以益己之不足,这个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今年是徐悲鸿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为了纪念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回忆他的专辑——《徐悲鸿》。这是一本对徐悲鸿生平事迹记录的见证。作者中有徐先生一九一五年在震旦大学时的同学、挚友,年逾八旬的盛成先生(现任北京语言学院教授)和他在上海时的患难之交黄警顽;有与他同时代或先后随游的画家李苦禅、李桦、李瑞年、宋步云;有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儿徐静斐、侄子徐焕如;还有他众多的学生如艾中信、冯法禩、王临乙、杨建侯、侯一民、曾善庆等等。全书撰稿者共有二十五人。文章追述徐悲鸿的身世、家庭、学画、艺术生涯、艺术思想、政治倾向,以及为人、思想、作风等。由于都是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所以内容丰富翔实,情节具体生动,实事求是,文情并茂。还有几十张徐先生的作品。这本书是一幅徐悲鸿先生生平事迹的历史画卷,是从不同侧面
“拍摄”下来的徐先生的立体塑像,也可以说是集体撰写的徐悲鸿先生“别传”。
我有机会先读到这本书稿,特向关心徐悲鸿先生和关心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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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杂谈

巧球与科研
王朝闻
连自己也会的太极拳都被工作挤掉了,哪还有什么时间和兴趣看球赛。然而一次从电视上看见足球赛射门的片段集锦,却引起了很大兴趣。尽管我没有象看球赛的拉拉队那么有明显的倾向性,没有象射门成功的运动员那么互相扭抱在一起的愉快感,但是我也不愿放过运动员一个微小的动作;更感谢电视重播一次慢镜头。我不是球迷,为什么对球赛也会这样感兴趣呢?可能因为射门成功的巧妙成果和动人的艺术创作一样,体现着某种规律性。
谁都知道,足球运动员应当有训练有素的基本功。但是包括某些称为球队的脊梁或球王的运动员,他们获得成功的保证不单由于基本功等条件,随机应变的才能和智慧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条件。
如今,文艺界或研究机关,对待某些相互联系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譬如说,究竟基础研究重要还是应用研究重要,看法有分歧。对于这种矛盾的解决,我以为足球队员射门的成功值得借鉴。轻视基础科学的研究是不对的,正如运动员缺乏基本功一样。以艺术创作而论,如果对艺术创作的基本功掌握不到,要在创作上出现“巧球”,至少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任何基础研究都是应用研究所形成和丰富起来的,一般规律之所以是普遍规律,就在于它集中和体现着特殊规律。倘若没有应用研究也就没有基础研究,没有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难免“下落不明”。
最近胡耀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应当重视,但是,当前整个科研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加强应用研究上。”我对于这一论断的体会,以为作为重点的应用研究,不是排斥基础研究的,而是在互相依赖的两点中,强调重点而不是排斥非重点。没有非重点就无所谓重点,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他接着说:“不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都要按照各自学科的特点,尽可能地紧密结合四化建设,为生产的发展服务。”这些话虽然是针对物质生产和自然科学说的,我看也适用于文艺创作、美学研究等精神生产——即社会科学。文艺创作和美学(艺术科学),都可能而且应当出“巧球”。事实上,至少可以说文艺创作已经出现了一些“巧球”。“巧球”有时的出现形态是“险球”,这都有待作为精神生产者艺术家或美学家的基本功和随机应变的智慧与才能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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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摄影欣赏

创业精神的赞歌
张雅心
《大庆油田欣欣向荣》摄影作品在京展出,给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光彩。《油田晨曲》是这次展出获奖作品之一,它生动地展示了大庆生产建设蒸蒸日上的壮观景象。
《油田晨曲》(原彩色照片)画面色调和谐,冉冉升起的太阳映照着天空,呈暖色调,给人以开阔舒畅的感觉。高耸的井架掩映在蒸气和炊烟之中,渲染了油田繁忙的景象,增加了大干四化的气氛。画面下半部以地面的杂草和残雪表现了草原的环境特色,深浅相间的地块与竖线条的井架,芦苇横直相间,大小不等、疏密相间的三座井架互相呼应,使整个画面构图别具匠心。作品的不足之处是天空较为平淡,如能等到灿烂的霞光或云朵出现再按动快门,画面将更富于诗的意境,增加美的感受。
摄影艺术是现实生活形象的反映,应该表现特定的环境气氛,使人们在美的欣赏中受到启迪和感染。火热的现实生活为摄影创作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素材,只有深入生活,善于观察,勤于思考,才能捕捉到具有表现力的生活场面。《油田晨曲》的作者长期生活在石油生产第一线,他以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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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曲艺有新人
似 茵
在繁华的郑州市中心,有一个不起眼的陈旧的小楼,从那里不断传出优美动听的河南坠子、大调曲子的声音。原来这是河南省戏曲学校曲艺班的学生在学习、练唱!
河南坠子、大调曲子,是河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要说唱艺术。由于十年动乱,河南曲艺受到摧残,未能培养出较多较好的青年演员。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使这一艺术后继有人,河南省戏曲学校决定开办曲艺班。
曲艺班开办之初,一无校舍,二缺人员,至于教学设备就更谈不到了,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但是经过中国曲协河南分会副主席赵铮和几位热心者的奔走呼吁,积极努力,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办起了这个曲艺班,于去年春天正式开学。曲艺班分河南坠子演唱和伴奏、河南大调曲子弹唱三个专业。除教专业课外,还有政治、语文、历史等文化课和声乐、身段训练、念白、乐理视唱、音乐曲艺欣赏等基础辅导课,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曲艺工作者。
专业课采取了基础课与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他们经常请各种艺术流派的曲艺名家前来指导。现在曲艺班的学生,经过一年多的课堂学习,已学会了一些优秀的传统和现代题材的唱段,并达到登台演唱的水平。它们填补了河南坠子、大调曲子专业教育的空白,也为曲艺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附图片)
文前照片:赵铮在辅导学生
彭高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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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信箱

悲切之时不宜歌
我们有些影片,在主人公受挫折、遭不幸而悲痛不已的时候,常常由伴唱者用歌曲来交代主人公悲痛的原因和当时的内心活动,直唱得观众心烦意乱,悲感顿消。对此,有的观众编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天悲地悲人更悲,骤然一阵歌声飞;观众本已入悲境,谁知悲感被歌吹。”人在悲痛的时候,一般都喜欢安静、沉思或者哭泣。在影片《山道弯弯》里,大猛不幸伤亡的噩耗传来和在大猛坟前,导演用金竹的悲哀哭泣和形体动作来感染观众,效果就比较好。我以为主人公悲痛的原因和当时的内心活动,观众一般都能理解,没有必要用歌曲来交代,完全可以让观众自己去思索。
旅大市 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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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角

秀丽的三青山
徐建中文并摄影
在江西省上饶地区的玉山县和德兴县交界处,有一座气势雄伟,山峰秀丽的三青山。当地人自豪地说:“三青山的风光敢与黄山比美,只不过尚未被人发现而已。”
三青山海拔1816.9米,是江西境内的几座高山之一,与怀玉山东西并峙。站在三青山顶峰——玉京峰(见上图),放眼远望,那笔挺挺的悬崖峭壁,那苍劲的古松,那叠翠的山峦,都历历在目,给人一种心情开阔、爽朗欢快的感觉。
据史籍记载:三青山“其三峰峻拔,如三清列坐其巅”,故名。三青山开发于明朝景泰年间,山上建有三清宫,相传为古代葛仙翁修道炼丹的地方。一路上山可看到冰玉潭、瀑布、三清列座、吊桥、灵泉井、千步门、浮云桥,以及东西南北中天门等。待爬到三青山顶,则又可观赏别致的石塔、紫烟石、飞仙石、龙虎石、元泉池等二十余景。尤其是在春暖花开季节,杜鹃花香满青山,再加上那些稀有的四百年以上的古松,以及樟树、古铁杉、红豆杉,它们都紧紧吸引着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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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角

宣笔古今谈
孙旭培
安徽不仅有驰名中外的宣纸,而且有历史上就颇享盛名的宣笔。宣笔跟宣纸一样,其故乡都是泾县,因古时地属宣州而得名。据说秦朝大将蒙恬南下征战时,发现这里兔肥毛长,便利用它制出第一批兔毫竹管的毛笔。东晋时,宣州的“程氏笔”十分有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极为推崇,为得此笔,亲向程氏书《求笔帖》。到唐朝时,宣州便成为制笔中心。当时都城长安,各地进贡船只云集之日,宣州船上尽为宣笔、宣纸。
“落纸惊风起,摇空浥露浓;丹青与纪事,舍此复何从!”这是唐朝一位诗人的《赋咏宣州笔》诗。唐、宋的文学家及书画家李白、韩愈、柳公权、苏轼、欧阳修等,都有诗文赞誉宣笔。
但南宋以后,由于战乱频繁,笔工流散,宣笔趋于衰败。到了元代,湖笔崛起于浙江,宣笔地位为它所夺。据记载,在以湖笔著称的吴兴等地,有许多笔工都是由宣州一带流去的。
宣笔制做,选料精细,加工精良。仅水盆车间,就要经过齐、切、兼、圆等百余道工序。这种艰苦细致的劳动,使人想起白居易的咏紫毫笔诗句:“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
新中国诞生后,宣笔获得新生。艺工们遍查笔史资料,挖掘传统工艺;送笔上门,请书画家试笔,征求改进意见。他们生产的仿古名笔,如“安吴遗制”、“玉管宣毫”、“七根猪鬃”等,选料和加工特别讲究。有一种“古发胎毫”笔,是根据失传已久的古笔设制,以细嫩的山羊毫为柱、婴儿胎发为被,异常柔软。运笔时只要凌空取势,就可开阖自如,“莲蓬斗笔”、“梦笔生花”等新品种很有特色。目前,宣笔已达二百多个品种规格,每年有十几万支运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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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油田晨曲 廖华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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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歪脖树  李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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