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符合历史发展必然的正确决策秦浩
从1975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的国家发生了两件永载史册的大事。一件大事是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一件大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纠正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使我们的国家摆脱了危机四伏的困境，创造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和基础。
《邓小平文选》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它集中了党中央集体领导的智慧和亿万群众的实践经验，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个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
1975年的整顿力图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
1975年初到1976年10月是一页令人难忘的历史，记载着多次令人极度悲痛的事件，燃起过久压在人们内心的希望，也发生了几次震撼人心的政治风暴。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好的教科书，它催促人们去思索这些风暴骤至的内在原因；同时，也考验着我们党把握前进方向的能力。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多了。如果说，当初绝大多数人出于对党对毛泽东同志的信赖，怀着真诚、紧张而又带有某些不理解的复杂心理，迅速被卷入到运动中去；那末现在，几经反复曲折，真诚的愿望遭到现实的嘲弄，上了党章的接班人自我爆炸，使很多人感到愕然、迷惘。人们对“运动”已经十分厌倦，持冷漠、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了。人们要求安定，希望祖国兴旺发达。人民群众这种迫切的意愿，对社会历史的进程起着不能忽视的影响。
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仍在掀风作浪，不断施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已经苦斗了八年，为稳定局势、减少损失而耗尽心血的周恩来同志病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议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决定是符合人民意愿的。
邓小平同志就是受命于这样的混乱危难之际。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责任感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横下一条心”，积极而又谨慎地做了许多工作。他明确指出，全党的大局，就是周恩来同志在三届和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四化建设的任务，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伟大目标而奋斗。为此，他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以整顿为中心的工作方针。邓小平同志首先抓军队的整顿，接着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党的组织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整顿的任务，并着手整顿领导班子，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收入的这个时期的八篇言论，只是反映了他在为时不到一年内做的大量工作的一小部分，记录了他当时同“四人帮”进行的针锋相对但又很有策略的斗争。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实际上就是整顿“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虽然贯彻执行的时间很短，但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有的地方、有的系统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和生产向上的好景象。
当时，毛泽东同志希望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同意对某些方面的具体工作进行调整。但是，他仍然要从根本上肯定并继续“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因此，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于是，历史又发生了曲折，刚刚好转的形势又陷入混乱。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错误对待，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被停止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违反人民意愿的，很多单位抵制了这一批判。不仅如此，还由于“批判”的需要，广大人民看到了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方针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重要文件（所谓“三株大毒草”），了解了本来是在较小范围内邓小平同志发表的详细讲话内容。真理在和谬误相比较中，更加显出它的正确的光辉。广大人民群众很快就识别了，所谓“三株大毒草”，实际上都是香花。批邓的实际效果同“四人帮”的愿望相反。人民更了解邓小平同志了，他在党内外的威望反而更高了。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伟大群众运动。这个运动，正如《决议》中指出的，“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在客观上，这一历史的曲折，为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再次出来工作做了很好的舆论准备，加强了群众基础。
十月胜利后的两年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的斗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在饱受十年动乱的痛苦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纠正“文革”的错误，渴望祖国从此富裕强盛起来。
但是，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继续犯“左”的错误。他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照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口号；拖延和阻挠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等的平反工作，一大批老干部，包括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在内，都因被阻拦而迟迟不能出来工作；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虚夸现象又开始出现；旧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制止，新的个人崇拜却又流行开来。很明显，全党的指导思想不作根本的拨乱反正，要系统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是完全不可能的。
人民的意愿，党内正确的要求，总是不能长期压制和违背的。在人心党心所向的大势下，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职务。
邓小平同志从自己的长期革命经历中，深知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毛泽东思想被林彪一伙严重地割裂和破坏了，要求全党“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毛泽东思想，不要听到风就是雨”。197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他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7月，他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的同时，在实践上也开始运用实事求是原则批判“两个凡是”，进行拨乱反正。他从他当时主管的教育、科技和军队几个方面着手，作出示范。1977年8月、9月，他在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两次谈话中都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两条战线的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邓小平同志在9月的讲话中还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这是多么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在当时个人崇拜空气仍然十分浓厚的情况下，只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才能这样说，这样做。
邓小平同志从理论到实践提倡实事求是，批判“两个凡是”，在群众和干部中得到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冲击着一部分干部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对于这样重大的根本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党内认识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虽然赞成“完整、准确”的提法，赞成实事求是，但认识不深刻，一接触实际问题，就受到“两个凡是”的束缚。1978年5月，报刊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并开展了群众性的讨论。这就诱发出一场尖锐的斗争。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认为，这是犯了弥天大罪，是“砍旗”，扣了吓人的帽子，想压制这场讨论。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立即支持并指导了这场讨论。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批评了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思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场意义深刻的思想斗争，是打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的斗争，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战胜反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斗争。1978年12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总结了这场思想路线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演说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准备了主题报告。这篇讲话也是贯串于《邓小平文选》全书的灵魂，是我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
从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全面地拨乱反正 走自己的道路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工农业生产虽有了比较快的恢复，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有所进展，但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还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理论，党的整个工作仍在徘徊中前进。1978年12月召开的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在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作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一重大决定，说明我们党已经从亲身的痛苦经历中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三中全会以后，党已经掌握了主动权，为各方面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我们的面前还有着成堆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理出头绪，权衡轻重缓急，认真地解决。
在这历史留给我们的现实面前，党满怀信心地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工作。拨乱，就是要拨十年“文革”的乱，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反正，就是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治理长期“左”的错误沉积下来的“病”，坚持和发展实践证明正确的政策措施，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放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大问题，需要依靠我们自己去学习和思考，实践和总结，才能找到正确的回答。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指导党和国家的全面工作，从总体上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四化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他的论著中反复强调，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要扭住不放，毫不动摇。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1979年3月，即三中全会后三个月，邓小平同志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他说：“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同志系统地阐明了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对当时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弄不清楚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和法制问题，对几个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说明。这篇讲话，既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怀疑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明确回答了当时对三中全会的种种疑虑和责难。讲话还深刻揭露和批评了林彪、“四人帮”搞的假社会主义、假马列主义和法西斯专政，指出这一套极左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同志这篇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促进安定团结，全面进行拨乱反正，保证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并用了很大的精力，指导全党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其他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就有了准绳，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有了明确的方向。邓小平同志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历史到现实，有分析地对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文选节录发表了其中的九次谈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谈话，排除了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两种错误倾向，既勇敢而恰如其分地揭露和批评了错误的方面，又慎重而理直气壮地肯定了正确的东西，对于形成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不仅要拨乱反正，而且要进行改革。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具体制度，有一些是照抄外国模式，并不适合我国国情；有一些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并不成功。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这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分析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发生“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总结，说明制度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有着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我们对各项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走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指导改革工作的方针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即使如此，改革工作难免发生差错。究竟如何判别一项制度改革得对不对、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小平同志提出三条要求作为检验的标准：一、在经济上有利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在政治上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行政和企业事业的权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在组织上有利于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建设人才。邓小平同志在改革问题上阐明的目的要求、工作方针和检验标准，是今后进行一切改革工作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这几年的实践经验和未来的建设任务，升华为这样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了我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时也是概括和提炼了他的这本文选中全部著作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我们学习这本书，紧紧把握住这一主要之点，就能融会贯通，受到教益，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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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许力以
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把出版工作提到这样重要的地位，这是过去没有过的，值得出版界和科学、教育、文化等部门重视。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版事业有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去年一年，图书出版三万一千种，发行五十八亿册；期刊的出版，据今年第一季度统计，共三千一百种，期发行总份数达两亿三千万册。书刊的品种与数量，远远超过1965年。许多图书质量也有显著的提高，出版了不少好书，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但是，出版工作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还很不适应。各种学术著作的出版，还不够丰富；有影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读物不多；反映祖国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有分量的图书还很少；自然科学的科普著作特别是适合农民阅读的著作，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出版单位追求利润，出版的书刊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有的书没有什么教育意义，却印数很大，争相出版，造成重复浪费；一些书刊上的作品，离开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所有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努力克服和改进。
我们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图书的出版，要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高和发展，要广泛深入地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近几年来，小平同志和耀邦同志都提出要加强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工作。小平同志号召大家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他说：“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邓小平文选》第166页）耀邦同志很重视政治理论读物的出版工作，他亲自开出书目，提议组织班子，分别编写，分批定期出书。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强调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乔木同志提议出版一套《当代中国》丛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总结各行各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教育和鼓舞全国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他还倡议出版《中国地理》丛书，反映祖国锦绣的河山、丰富的资源和人民改造自然面貌的成果，以激发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为了对广大群众和干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编写热爱祖国丛书，将祖国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特别是把近代史中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件，编成通俗读物，教育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留下丰富的艺术遗产，许多宝贵的东西都收藏在各地博物馆里，人们不容易看见。选出一些能说明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世界文明作过贡献的东西，包括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绘画、雕刻、书法、建筑、瓷器、服装用具等，分别汇编出版，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出版工作要积极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促使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相比，还很不适应。去年人口调查统计，文盲占全国人口23％。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地方已经扫除了文盲，但“文化大革命”中，宣传什么“读书无用”，“书读得越多越反动”，文盲又大量增加，迷信在农村中相当流行。因此，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当前，要特别着眼于占人口80％的农民。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不提高，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农村中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中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正在兴起，出版工作应当适应农民的要求，大量供给科普读物。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出版物要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出版工作者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要对人民有利，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科学上这个学派那个学派，艺术上这个流派那个流派，我们都应给予支持，根据自己的力量，选择安排出版。有些专门性的学术著作，读者范围较窄，发行量少，出版可能亏本，但是著作比较有价值，为了发展科学，推动学术研究，也应积极出版。
出版工作者本身力量是有限的。加强出版工作，根本问题是要广泛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作者，包括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共同努力，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发现人才，培养新生力量，图书刊物是很重要的园地。不少学者、作家能够成名，往往同书刊编辑的选拔、推荐分不开。有成就的学者、作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有经验的编辑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编辑要有锐利的眼光，要积极帮助作者，为他们提供资料和必要的条件。10亿人口的大国，有才华有造就的作者，大不乏人。要放开眼界，扩大队伍。
出版图书刊物的中心问题，是注意提高质量。判明一个出版部门的工作是否有成绩，首先看它出版了多少对读者有益的读物，对人民起了什么教育作用，对科学文化有什么贡献。我们要继续克服“左”的错误，提倡学术问题自由讨论；同时我们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反对降低精神产品的质量，反对不顾后果乱出书的倾向。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任何一种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一经成书出版发行，就会发生作用，甚至流传久远。书刊的质量和数量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我们要珍重书刊这个武器，努力做好工作，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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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原文物丛谈》出版
陈显泗编著的《中原文物丛谈》已由河南中州书画社出版。本书介绍了中国古代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物和历史，叙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里劳动和生息，最先进入农业文明，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情况。
（刘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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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中国人才研究会推荐
《站在改革前列的人》
中国人才研究会编辑的《站在改革前列的人》，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介绍了农业、工业和科教战线九位具有改革与创新精神的人，他们是：陈庭元、袁隆平、侯学煜、周冠五、陆东明、黄勋章、吴仲华、温元凯、刘静和。书中汇集了与这些同志有关的报告文学和其他形式的作品。其中，报告文学《凤凰展翅》，最早地反映了安徽省凤阳县在农业大包干过程中的动人事实，使人们知道中国农业大奇迹是在怎样的极端困境中出现的。关于袁隆平、侯学煜、黄勋章、吴仲华的几篇报告文学，同样地使人看到社会主义改革者的命运是如何同人民的事业息息相关。建设现代化中国，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在一个领域、一项重要事业上能够开创新局面的人。现在，这些改革者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得到鼓励与支持，他们的事迹也值得更为广泛地宣传。中国人才研究会要求各地人才问题研究团体，大力推荐这本书，作为正在兴起的青年读书活动热潮中的阅读书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