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全凭这颗心〔报告文学〕
——记优秀共产党员朱伯儒
刘宾雁
一
现在，朱伯儒的事迹已经广为传诵，对他的为人已有定论。然而有一个谜却尚未解开：在污风浊浪冲击和毁损着党和军队的肌体、给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造成严重伤害的那一整个历史时期，朱伯儒为什么能够屹然不动，长期地、主动地对群众扶危济困、排难解忧，鼓舞和抚慰了那么多人呢？他童年受过苦，对共产党有报恩之念，似乎不失为一个原因。然而不是有很多人比他更苦大仇深，也有过报恩思想，还受过战火考验吗？为什么有的人倒走上了与朱伯儒完全相反的道路呢？
朱伯儒的事迹在全国传开以后，早年跟他共过事的航空兵不免要回忆一下二十年前的往事。想不起他有过什么特别突出的异于常人的表现。但一致的反应又是：朱伯儒之成为今天的他，是不奇怪的，是有思想基础的。
这也许是件小事情：朱伯儒爱打篮球。爱打球的人都想上场。朱伯儒却常常不声不响地跑到球场划线去了。人一来齐，他就拿起哨子，作起裁判来了。好象他理所当然地要扮演谁都不愿意干的角色。他热心，有求必应。
人们哪里知道，那时候朱伯儒不声不响地做出的另一份牺牲，要比这大得多呢。在西安养病的时候，一位护士爱上了他。那是朱伯儒的初恋，而朱伯儒又是个很钟情的人。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对飞行员结婚，年龄上有个限制。掐指一算，那女的要足足等他六年！谁敢保险他朱伯儒在空中不出事故？人家等呀等呀，你叭喳一下子摔下来，完了，可人家已经是二十八九岁的老姑娘了，到哪儿去找对象呀？朱伯儒横横心，写信劝退。那姑娘死也不肯。好说歹说都不行，朱伯儒只好来硬的了：“反正我从今往后不给你写信了。”可又心疼对方，便附加一句：“但是等你结婚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作好朋友。”后来那姑娘结婚的时候，他还真送了一份儿重礼。但是二人重逢时，仍不免相对无言，大哭一场。
他为人老实巴交，与人无争，话也不多，可是一遇到大的是非问题，他就来劲了。操一口改不掉的广东乡音，很爱争论。1965年，报纸连续发表论“突出政治”的社论。三论五论还不够，一直搞到九论。少“论”几下子还好，“论”得越多，朱伯儒的反感就越重。他说话了：“噢，‘政治不能落实到业务上’。天花板上那个电灯泡脏了，能不能擦呢？不能。坏了，能不能换呢？不能。那都是‘业务’呀。可是那一来不就一片黑暗了吗？”林彪说，军事技术差没关系，一枪打不准敌人，还可以放第二枪、第三枪嘛。朱伯儒想不通，又发言了：“明明一枪可以打准，干吗非打两枪不可呢？三枪还打不着，可怎么办呢？”……有人说：这话出格了。
他不敢公开说了，就在私下跟要好的飞行员议论：“打枪，还好说。我们开飞机的，掉下来一架，还能再掉两架三架呀？”反正他朱伯儒不服，主意不变，照旧学习和钻研自己的技术。
他凡事先为别人着想，个人不怕吃亏，甚至主动吃亏；在原则问题上，却绝不含糊，死硬到底。这，大约就是航空兵们说的朱伯儒的那个“思想基础”吧。但是，并不是每一块基础上都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座壮丽的建筑的。
这就是我们还要继续讲朱伯儒的故事的理由。
二
在天空中飞行，总被说成是“自由翱翔”。其实何尝那么自由！一只鸟儿撞在飞机上，能产生一万公斤的冲击力。当机身驶入积云，便随时要提防雷电的袭击，还会陷入一片黑暗，迷失航向。夜航时，从地面上看，与繁星为伍，好美哟，岂不知此时天与地最容易在飞行员心中产生颠倒的错觉，潜伏着莫大的危险。
不过，除非是战争时期，在空中确实是遇不上人为的灾难的；飞行员离地面越远，地上的一切就越是显得宁静而美丽。
直到1970年，朱伯儒因耳疾停止飞行，永远降落到地面，他这才发觉他把地面情况看得太好了，原因是多年来收到的很多信息都是虚假的。
他在河南省内乡县看到的是什么？荒山秃岭，累累巨石。好象是为了同这风景相陪衬，人们穿的是黑衣裳，有的妇女头上还缠块白布。很多社员锅里煮的是清水加红薯干。他给妻子刘义文写信了：“这里是一片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半是安慰妻子，半是揶揄他多年来看到和听到的宣传。但是他的宣传也不能不露点馅，下文就写着：“家里用不着的旧衣服，多寄几件来，大小皆可。”
他的联想机制有点特别，看见老人，他就想起南洋老公公（就是他小时候饿得要命，给过他一碗粥的老人）。见到中年妇女，他想起可怜的母亲。看见孩子呢，当然是回想起童年时的自己罗。
“这就是社会主义？”朱伯儒又不“驯服”了：“越搞越穷，是哪一家的社会主义呢？”
但他仍然是很好使的“工具”，只不过是属于人民而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罢了。白天，他和战士们一起打山洞，假日和晚上，就走家串户，宋沟村左近的几个村庄都常见他的足迹。越看百姓的生活，他越觉得内疚：他是共产党员，有一份儿责任哪。怎么办？他有力气，就担水挑柴，修墙补屋。身上多余的钱，买点穿的用的，再买来一批又一批笔记本和铅笔，分赠给孩子们。妻子寄来捎来的食品和补养品，分送到最需要的人家。此外，他还有张嘴，讲讲故事和笑话，逗人们乐一乐，也可以解解忧闷……
他最不忍心的，除了食不果腹的现象外，就是有病无人医。他不是医生，可是他可以去张罗弄点药，他可以把病人的居住环境弄干净，消消毒，他还可以天天给病人清洗伤口和涂药，还可以给病人擦澡，洗去身上的积垢。
于是，他常常听见人们说这话了：“朱参谋，从来也没见过你这样的好心人呀。”看样子也不是故意捧他。朱参谋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不是有三千多万党员吗？不算少了，中国人二十五个里就有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会“从来也没有见过”呢？
那个生产队长是个党员，他不干活，光喊口号。这些年口号真多，越喊越响。可惜口号不能当饭吃，反倒越喊越穷了。刘大娘家现在吃的是地瓜干加芝麻叶，再喊下去，吃啥呢？公社里办公的，少说也有十来个党员吧？他们就看不见门口卖茶水的老汉那双烂得不象样子的手。他朱伯儒没费多少事，老汉的病痛就解除了。可是这么多年，那些党员进进出出，怎么硬是看不见那双手呢？
三
1975年，内乡工程结束，朱伯儒被调到武汉空军的20号工地，作民工大队长。
他的外貌和风度，跟这个职务很协调，他浑身上下不仅一点儿飞行员的味道也闻不出，连军人也不象了。他成天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身上的泥水和汗水比民工只多不少。一次到车站卸两车皮水泥，收工的时候全成了水泥人儿。一位白白净净的青年军官倒抄着手走过来，把朱伯儒和民工放到一起大骂一顿。朱伯儒实在忍不住了，叫住那小青年，很想训他一顿，可是到开口的时候，又忽然温和起来，只说了一句：“你呀，你太年轻了……”咽回去的话是：“民工也是人，不是干活的工具。”
在20号工地上，人家眼里好象没有他这个人。人家越瞧不起他，他就越往工人堆里钻；他越跟工人近乎，人家越瞧不起他。工人家属来探亲了，没房子，朱伯儒让出自己的工棚，和工人挤在一起过夜；或者找个大卡车，在驾驶室里蜷缩几个晚上。觉是睡不好，可是心里觉得挺舒服，因为那小两口儿可以睡得暖烘烘的呢。朱伯儒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咱们军队多少年来的传统不就是“官爱兵”、“军爱民”吗！可是有人看着不顺眼了。放着自己的房子不睡，到处打游击——给他起个外号叫“李向阳”。这外号还有更广的内涵：朱伯儒的编制本来在武空某航空师，档案在那边，可是人呢，却一连九年在外头打杂儿。朱伯儒虽然有时心里也觉着自己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但并不计较。可是有人却替他计较了：二十多年的军龄了，还当“临时工”，也没个官样儿，分明不是车马，是个“小卒子”！
“李向阳有什么不好？”朱伯儒又是一派逆来顺受的架势，“没有千万个李向阳，中国还解放不了呢。‘小卒子’也很了不起，他过了河就只进不退呢！”
大吃大喝，他不参加。人家好意派他去北京散散心，他一见是送礼拉关系，不去。这就和某些人有点疏远了。他还尽干些让别人过不去的事儿：“你天天和民工一块儿劳动，还净干重活儿；你把钱呀红糖呀肥皂呀随便送人；你又常常把房子让给民工、战士……这叫我们怎么办！？”于是又添了一层隔阂。
朱伯儒何尝有意和别人作对？不过，他心里憋着一股气倒是真的。怎么口口声声说人民这伟大那伟大，做起事来却既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也不放在心上呢？有的人倒是自己骑到人民头上去了。难怪人家说有“假党员”，“冒牌党员”呢。朱伯儒先是在肚子里念叨，后来索性在小范围里说起来，最后在大会上也不忌讳，简直是大声疾呼了：
“看人，不能光看他挂的是什么牌子，要小心上当。千人同行，一人引路，可要看清楚那人是谁。有一种乌鸦干部，天天唱高调不干正事。跟着乌鸦走，它非把你领到死尸堆里去不可！”
他好象看见各种不正之风吹着滚滚黄沙正在吞没祖国大地的万顷良田。“共产党应该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大防护林带，一个党员就应当是一株阻挡不正之风的大树！”——朱伯儒这样想。他“官”卑职小，无权去管别人，那就尽自己力量减轻点群众的困难和痛苦吧。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一点同那些“冒牌党员”“乌鸦干部”对着干的意思。
对着干，也得量力而为。20号工地上，木材多得不计其数。打家具，很方便。别人打，他管不了。他说过：“我扛着背包进工地，五年后还要扛着背包走出来。”果然是干干净净走出来了。后来，他当了管理股长，手里有点权了，也是官卑职小，来硬的不行，他就拐着弯儿和不正之风斗。招待客人要酒，这不合规定，不给。还要，他还不给。可是人家非喝不可，又来要了。朱伯儒想：“事不可过三，搞得太僵也不好。”可是也不能渎职呀！这么着吧，给他瓶酒，朱伯儒自己付了钱。私人用车要付费，早有规定了，就是实行不了。好，他老朱打个头炮，先坐一趟车，然后照章付费。从此，对不起，不管谁用了车，付款单随后就到。当然有时候也得来点硬的。油库给上边的干部做了一批家具，打算折价优待。朱伯儒把紧大门：不行！结果是不折不扣地付了钱。
自己行得正，就有发言权。有人做错了事，别人说话不灵，他一站出来，那人就服了。也难免有批评错了的时候。朱伯儒登门道歉，人家说：“不要紧。你老朱批评错了，我也服气。”
难免要得罪人，那还用说吗！可是朱伯儒不图升官；再一个，官小也有小的好处，罢了官也不心疼。有这两条，还怕什么？
四
时间，在冲刷人的记忆的同时，还善于偷走人们身上美好的东西。苦大仇深也常常经不住消磨，何况养尊处优、远离群众的生活会在人的心上织起厚厚的茧子呢。朱伯儒得天独厚，他始终生活在底层的劳动群众之中。不要以为他仅仅是支出——拿出日复一日的时间和一把一把的人民币。他同时也在收入。他在观察，在学习。每见有人在衣食无着的困境中仍然不失人的尊严，穷愁缠身而不减助人的热情，他就不禁要赞叹起来：“是个中国人！”他常从观察中作出精辟的提炼。一个农民写春节对联，表示了对不正之风的抗议。朱伯儒佩服他，问同伴：“你敢写吗？”“不敢。”朱伯儒感慨系之，说：“我也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丢官。他农民就敢，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丢失的，所以他不怕，敢讲实话。就凭这一点，人民就伟大！”
就因为朱伯儒这样不断丰富着自己，而不仅靠忆苦思甜和背诵语录来维持他心中革命的老本儿，他才逐渐养成一种特殊的感觉能力。别人的一丝愁容，半点叹息，都会在他心中引起几倍于常人的反响。
他在武汉街头走过，忽见一对青年夫妇，女的怀抱婴儿在路旁哭泣。她怎么哭得那样伤心呢？朱伯儒不由得停下脚步，走过去细问端详。接下来就是奔走、交涉、费尽唇舌让孩子住了医院。还把这对夫妇接到家吃中饭。正赶上过中秋节，又买上月饼、蛋卷和罐头送进医院……
这是他常挑的那种担子，属于最轻量级的一种。至于重的，挑起来容易，放下就难了。
就说民工胡仕元，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聪明勤奋，砌砖一个人顶四个人。忠厚老实，可惜身体很弱，听说家里也很苦……屋漏偏逢连阴雨。1977年3月8日清晨，偏偏是这个胡仕元，一夜吐血不止！按制度，临时工病了，给几十元钱打发回家就完了。可是他的家那么穷！回去，一条命也就完了。朱伯儒想方设法让他住空军的广水医院。谁去送他？开放性肺结核，谁不怕传染？朱伯儒哈下腰，把胡仕元背起来了。
这一背，可就足足背了五年！
那天，朱伯儒发着38°高烧，一点饭没吃，背着这一百多斤重的汉子，走几里路，上车，下车，又是几里路。病人不断把腥臭的血污吐到他的衣服上，汗水又从里头湿透了这全身衣裳。好几次，朱伯儒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停下步，把胡仕元放下来，扶好立着，喘几口气，再背负起来。这时鞭策朱伯儒行进的，只有一个念头：“为了这一条命！这是一条命呀！”只要把胡仕元放下来，他这个人就完了。而他一完，他一家人也就完了。
八个月后，病人出院了。这时20号工地早已解散，其后住院医疗的费用自然只能由朱伯儒负担。事情可以结束了吧？没有。朱伯儒的方针一向是“为人为到底”，而胡仕元这个“底”可深得很。朱伯儒必须先后两次把他从自杀的路上拉回来。他还要继续生三次病惊扰朱伯儒。他家缺钱、缺粮也得靠朱伯儒不断接济。为了这一家人，朱伯儒操过多少心，说过多少话，写过多少信，跑过多少腿，花过多少钱，他们两人谁也说不清楚。
这个负担，本来是不会这样重的，如果不是必须吃黑市高价粮，不是连点灯的煤油都买不到，不是由于这一切而更加穷困，以致使发育中的胡仕元更加缺乏最起码的营养，使病弱不堪的胡仕元又必须拚命干活养家糊口，甚至不得不每日减掉一餐饭……
朱伯儒并没有想到，他是在偿还二十年来某些人欠下的债务。但有一点他却是自觉的：这些年党的威信，军队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他为人民做些好事，可以多少（哪怕是微小得难以计量）挽回一点损失。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他多次对人说：“这是组织给你的补助。”“你总说我好，你看，这是领导给你的照顾，不是比我强得多吗？”其实，拿出去的都是他自己的钱。
钱，朱伯儒倒真是花了不少，可是为人民办好事，有时候并不需要花钱，往往花钱还办不到呢。没有一颗热乎乎的心，你甚至没法儿感知别人需要你做些什么。别人的心事，就未必会真真实实地告诉你。
心的信号，只能在特定的心里唤起反应。那种感应是相互的，定向的。一个人的愁云，也许只会引起一些人转瞬即逝的同情，或礼貌性的劝慰。但是1975年的那一天，一个汽车兵脸上的愁云却在朱伯儒心中唤起一场风暴。真挚的心立即撞开了对方的心扉。那汽车兵把对亲娘老子都不能袒露的一个秘密，向朱伯儒托出了：他要杀人！朱伯儒惊呆了。便问明情由，讲清道理，并且答应保密，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听我的话！”那青年听了。可是那个无端认定他贪污汽车零件、不听本人申辩还派人监视的连长，却不肯撒手。朱伯儒每天往返跑八里路，调解无效，无奈只好运用手中一点权力，还使了点计谋，还说了很多好话，才总算把汽车兵调离开了那个团队，来到他自己所在的20号工地。可事情还没有完。朱伯儒也依然关注着那个青年。一天早晨，无意中截留了他向别人发出的信号。朱伯儒见此人接连摸了三下帽沿。又发觉一个姑娘摸了三下衣袋。这是什么意思？找汽车兵来谈话，交代了：那姑娘看中了他，但他已结婚，她主张二人远走高飞，到新疆成亲。夫妇为什么不和？原来是由于女方不能生育。这可是朱伯儒解决不了的问题。但也不是无计可施。他把汽车兵的妻子接到他家，由他的妻子刘义文陪她去医治不育之症。就这样，朱伯儒先是防止了这个人走上绝路，又把他从另一条歧途上拦截回来，从而两次保住了一个家庭免于毁灭。
但是也不要以为朱伯儒的仁慈是不分对象的。他可不是一个普度众生的佛爷。
1975年那年，他在从内乡撤回湖北的路上为抢救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而一次献出300毫升的血，几乎晕倒，连杯红糖水也没喝，就改变计划护送那位老人回到家乡。他在汉口乘车去工地，见三个青年流里流气，售票员再三催促，硬是不肯买票，还口出秽语，侮辱那位姑娘。朱伯儒大眼圆睁，始终盯住那三个人，车中乘客竟无一人敢出头帮助刹一刹这些人的邪气，朱伯儒倒也不以为奇，只是胸中怒气难以压抑。正想大喝一声，过去跟他们讲理，车已到站，那三人不顾售票员阻挡，挤出车门。那位姑娘也不是好惹的，立即跳下车去，拦住那三个流氓不放，非要他们补票不可。朱伯儒心中暗暗敬佩这姑娘的勇气。他警觉地注视着车外的场面，浑身的神经和肌肉都作好“起飞”的准备——偏巧他那天正穿着一双飞行员的靴子。这时，三个流氓便调戏起售票员来，一个上去揪住她的头发，另一个上去就一把手紧紧抓住姑娘的胸部。朱伯儒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一个箭步跃到车外，提起一只腿，狠狠向第二个歹徒的腿上踢去。那只很重很硬的飞行靴，加上老朱憋了半天的怒火全部化为冲力，那歹徒一声“哎哟”就跪倒在地喊娘。那揪头发的先是愣住了，后来就叫嚷：“解放军为什么打人！”朱伯儒接着飞起一腿，向他踢去，口里狠狠地说：“我解放军不打好人，专打坏人！”第三个流氓已经跑掉，这两个一见不妙，也爬起来撒腿就跑。朱伯儒余怒未消，哪里肯饶，拔腿就追，抓住一个，揪过来让他代三个人补足了该罚的票款。满车乘客，个个称快。开车了，售票员倒替朱伯儒担起心来，怕那几个流氓会跟上来报复。朱伯儒微微一笑，并不逞能，说：“你放心，反正这车一到武昌，我就上火车了，他们追不上的。”
也许，在朱伯儒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动武。这两脚踹出去，倒也真是解恨。不过事后一想，倒也添了一桩心事。那时，偌大的中国，到处恶浪滚滚，正制造着一批又一批流氓和罪犯，就是全国的飞行靴都动员起来，也踢不过来呀！于是心情又黯然起来。
五
朱伯儒的事迹公诸于世以后，有一位认真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朱伯儒接受了别人赠送的一副金耳环，为什么当时没有缴公？这是不是违反了军人的纪律？”
好象是，可又不是。不过，揭开金耳环的秘密，倒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一个谜：朱伯儒做的那些好事，并不违禁呀，他为什么非隐瞒起来不可，而且一瞒就瞒了十多年呢？
那是因为朱伯儒碰到了一个矛盾。
1965年，他在旅途中遇到一位老太太身患重病，侍候了一路。老太太该换车了，他还不放心，索性改变行程，把她送到了桂林。这段故事，简直象是从雷锋那里抄来的。朱伯儒超假了，可是不敢照实说明原因。因为那位老太太是个华侨。耳环是老太太偷偷塞到朱伯儒的书包里的。上缴，就得把那老太太的阶级成份说个明白。怎么说？一来朱伯儒根本没有打听，二来，十之八九她不是贫下中农。你朱伯儒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观念跑到哪里去了？后果很难设想，因为有过可怕的先例呀。一位女飞行员，就因为护送一位病弱的老人回家，又去看望过几次，后来查明那人是个资本家，便被解甲还乡了。朱伯儒想；这位老太太更复杂，我可别闹个里通外国呀。于是他便索性不提这桩事，硬着头皮报告自己违纪超了假，请上级批评、处分！
就算朱伯儒受过训练，弄清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他实行起来也有点困难。同行的老大爷忽然需要紧急输血，他来不及查清三代，就得把胳膊伸过去。汽车兵要拚命，他首先想到的是两个人的死活和两家老小的命运。按规矩，他应该汇报，可是那一来汽车兵就得被禁闭，甚至被打成“阶级敌人”，他就不是助人而是害人了。他抓住了企图偷他钱的扒手，又没扭送公安局，反倒带到家来，住了两夜，促膝长谈，寄与期望，效果还很好。……这一切，他能说吗？不能。怎么办？只好把半个自己隐蔽起来。
历史就硬是有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在提倡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同时，却又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了整个社会，还一天比一天厉害，“助人”和“整人”并行不悖。就这么着，中国列车以全速向“文化大革命”的泥塘奔驰而去。
在郑州街头，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将一卡车人砸得血肉横飞的场面，把朱伯儒惊呆了。掷石者和被砸者都高喊着共产主义口号。从震骇中醒来时，朱伯儒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如此！崇高的革命口号是以如此野蛮而残酷的现实为内容的！朱伯儒是个现实主义者，自知无力扭转大局。但他又是个认真的人。从此他只好表演哑剧了。列队游行，他也得参加，语录本他也得高举，也得挥动；他的嘴也得一张一合，但他绝不呼喊支持打砸抢一派的口号。
你封得住人的嘴，可是锁不住人的心。朱伯儒不能大声疾呼制止武斗，反对人对人的冷漠和无情，他却还有点偷偷行善，默默以行动来实现自己信念的自由。恶人越是凶恶，小人越是得势，他朱伯儒越是要反其道而行，给人民送去点温暖和欢欣。这，就是对朱伯儒之谜的第二个答案。
现在，朱伯儒成了名人，“官”升几级，一个又一个荣誉落到他头上。一位年轻的同志对他说：“老朱，往后再出个吐血的胡仕元，你要背他可就不容易了。”朱伯儒紧紧抓住那人的手，说：“你这句话，我要永远记住！”
他记住了，而且常常为此犯愁。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人们要见他都不容易了。这可怎么办！有人又给他出了主意：“老朱你别慌。往后你不输血、不背人也行。只要好好运用你手里那点权为人民办好事就行了。”
“也对”，朱伯儒想。只要我们掌权的共产党人都把那颗心摆正，让它永远热热乎乎的，人民群众中的悲哀、痛苦和不幸就会少多了。
一点不假。朱伯儒为了救活胡仕元及其一家，费了多少力气！可是他权不在手，终究驱散不了二十年来压在胡家房顶上的那块乌云：这家人从1962年起忽然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由于得罪了人，1962年一家七口老、病、小，没一个劳动力，硬被遣送农村，农村不收，但城镇户口也吊销了，从此便成了“黑人”）。最近，胡仕元所在地湖北省孝感县的人民政府又忽然发出一封未盖公章的公函，说胡仕元本人已经同意放弃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了，急得胡仕元敢忙写信辟谣……
有人看了朱伯儒的事迹，产生一个疑问：朱伯儒有多少大衣（他曾把一件大衣给一位赤身裸体的疯女披上），这么大个中国，他送得过来吗？是呀，是送不过来。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来学学朱伯儒，特别是党的干部要学，要给自己的心加一点温。无论是直接影响人的命运的人，或是间接影响人的命运的人，比如管信访的干部，对公民都讲点感情。那时候，需要朱伯儒送钱、送药、送大衣和送手表的人也就不多了。当然，朱伯儒式的人物还会有，甚至多得不可数计，但他们的事业却将不同了。比如，我们可以猜想一下，是不是会有很多干部出钱出力办很多很多学校和图书馆呢？大约会的。朱伯儒不是已经开始捐钱办图书馆了吗？（附图片）
优秀共产党员朱伯儒
朱伯儒勉励上海宝山县工读学校的学生用实际行动告别昨天，书写自己今天和明天的新的历史。
张炳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