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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思想（二）
本报评论员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在学习《邓小平文选》时，认真领会这个思想，对于正确解决新时期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深刻地论述了文艺要为千百万劳动群众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深刻地阐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邓小平同志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新时期的具体情况，辩证地阐述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深刻地论述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这个重要思想。
人民需要艺术，这是大家都懂得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广大人民群众有权利享受艺术，而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人民需要艺术。党的十二大提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利用各种教育手段，传播先进思想，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文学艺术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人民需要艺术”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它的意义，从而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人民需要艺术，文艺工作者应该拿什么样的艺术满足人民的需要呢？这里面就有好坏之分、粗细之分、文野之分了。邓小平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巨大的热情，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努力创造和输送好的精神食粮，以满足广大群众正当的娱乐和高尚的审美要求。这方面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少数文艺工作者偏离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一切向钱看”，把自己的作品和表演当作单纯牟取名利的手段，艺术上粗制滥造，甚至把格调低下的劣质赝品送给群众。对这种不顾社会效果的完全商品化的倾向，广大群众已经提出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有关领导部门也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切实纠正。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牢记自己光荣的社会责任，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深刻理解“艺术更需要人民”的道理。首先，我们要真正领会“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含义。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原料矿藏。只有从人民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才能进入创作过程，创作出深刻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离开了人民，就谈不上人民的文艺。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许多有卓越成就的作家，长期以来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从人民生活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才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作者对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不那么重视了，认为文艺要创新、要发展，主要是形式问题。有的甚至认为“深入生活”是过时的口号，不必再提了。这是错误的。不深入生活，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汲取营养，去汲取诗情画意，不管你的技巧再高明，创作的源泉也要枯竭，更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发展了。第二，要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社会主义文艺提倡题材多样化。但同时也应强调，要更多地去描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新时期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塑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但要提倡大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第三，文艺工作者应该时时记住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文艺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教育者。但他首先应该是被教育者，自己先受教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保持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割断了这种联系，艺术的生命也会枯槁。那些自以为比人民群众高明，甚至公然对群众采取鄙夷态度的少数同志，应该深思，应该警惕。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是艺术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和掌握这种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文艺定能兴旺发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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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作要注重“事信言文”
——答《写作》杂志编者问
周扬
《写作》杂志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就当前青年写作中的问题谈点看法。这个问题很大，我的回答也可能不全面，但是，我还是愿意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关于写作的普及与提高问题 写作问题，实际上就是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教育不普及，文化程度不提高，根本就谈不上写作。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虽然未受过学校教育，也可以写作。比如，民间文学的一些作者，没有上过学校，也能写出民间文学来。但是，我们讲写作能力，受点教育，还是必要的。我一向是这样认为，普及教育，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是全国人民自己的事，列宁也讲过这个问题。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还有一种计算能力（搞数学），这三种能力，就是文化普及的基本内容。有了这三种能力，才能看，才能写，也才能够计算，这属于提高整个人类的文化水平问题。文化水平提高了，以后他是做作家，还是做理论家，还是做科学家、工程师，那又是第二步的事了，而且那也不是对所有人的要求。至于对每一个人的要求，就是要有表达能力，要有基本的文化知识。如果他没有基本的文化知识，他怎么表达，他表达什么东西呢？就是表达民间文学，也要有描写和抒情。所谓作品，无非是抒情和叙事。把这些讲清楚，讲得有条理，也就是表达了思想情感。当然，抒情里面也包括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有些青年有这样的愿望：他们想搞写作，有了写作能力，就进一步想当作家。要想当作家，问题就比较多了。要知道，讲写作能力、表达能力，这是一回事，要想当作家，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历史上许多作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你们的刊物（指《写作》杂志），是帮助青年培养一种基本能力，即写作能力。至于他们学会写作以后，是当作家，还是不当作家，那是另外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不管你当不当作家，要写作，就得要有表达能力。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首先就是指的能够表达，把意思讲出来，其次才是表达得好不好的问题，也就是艺术性的问题了。因此说，写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要处理好，不可偏废。
二、关于创作才能问题 当然，想当作家，还有另外一些问题，譬如深入生活问题、创作才能问题等等。写作需要才能，这句话不能一概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天津有一个作家叫王昌定，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创作需要才能，后来被一些人批判得一塌糊涂。我说，他这句话并没有说错，至少，不能说完全错，也许他讲得不那么全面。文学需要才能，创作需要才能，但才能不是神秘的观念，不是天生的。是不是有天生的成份呢？也可能有，但总的来说，才能是培养出来的，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才能不能一概否定。譬如说，写诗的人，他总得有诗人的感受。写诗的人和写理论文章的人不一样，他们对客观事物的感受不一样，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一种是形象思维，一种是逻辑思维。单单只讲逻辑思维不那么恰当，因为艺术思维里也有逻辑，不能没有逻辑，写诗的人也有逻辑，那是另外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已经不是理论形态，也不是概念了。所以说，从培养写作能力的角度看，不论是想当作家的人，还是不当作家的人，都得努力提高写作水平，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问题。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人人都应当获得这种能力。昨天，我看了河北省的一个调查材料，材料中提到河北省老革命根据地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经历很丰富的老同志，他们对革命有功劳，后来有的就成了革命烈士，但他们大多数是文盲，这当然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今天就不同了，革命干部不应当再是文盲，因为文盲毕竟不能看报，这就要影响工作。我觉得，今天的广大青年，就应当不断增强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需要，从实践中培养才能，这是很重要的。
三、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写作，包括写报告，包括做总结，包括写信，这是一种能力。狭义写作，就是指的艺术性的写作，也就是文学创作，这个范围就比较小，但也很需要。这两个方面，都是你们《写作》杂志的服务对象，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很重要。这两个方面，都有表达能力问题，也都有艺术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艺术性，没有表达能力，就是“言之无文”，就是“行之不远”。其言其文，也就不能流传，流传不了啊！我赞成普遍提高人民的写作能力。不论搞什么，就是搞四化吧，也要具备各种条件，就拿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来说，这里面也包括了表达能力。写报告、写总结等等，都包括在内，这是普遍的问题，大量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他们爱好文学，他们有这方面的才能，提高他们的创作能力，也是必要的。但是，一个人想搞创作，其目的就是想当作家，我看不一定很好。当然，每个人都有各人的想法，当作家，当科学家，当画家，这都可以。不过，我觉得，一开始就想当作家，这种想法不一定很好。我的看法是，要搞文艺创作，也应当想到这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为了社会的需要。他努力去搞文艺创作，也许他不想当作家，结果却当上了作家。也许他想当作家，结果却成不了作家。在我们的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确实勤勤恳恳地在写作，但他仍然当不了作家。我国有很多民间歌手和从事民间艺术的人，他们当中，会唱民歌的人很多，而会创作民歌的人，却不是很多。鲁迅、郭沫若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当作家的，他们都是学医的，当作家是由一定的条件促成的。所以说，我赞成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写作能力，无论广义的，或是狭义的，都要提高。你们刊物中提到的新闻写作、应用写作，这些都很重要。所有这些写作，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什么“家”才去搞写作的。
四、写作应当注重“事信言文” 另外，写作还应当注重“事信言文”，这是欧阳修的话。就是说，你写出来的东西，事是可信的，语言要有文采，这四个字概括得很好。事情是真实的，语言表达又有文采，这样才能写好作品。欧阳修不愧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再者，“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这八个字也很重要。言之有物就是不要讲空话，言之有序就是表达要有一定的顺序。事信言文、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做到这三点也不是很容易的。现在有些作品，也是不太可信的。有些人写回忆录，往往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角度来写。譬如说，从前有些人写文章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等等。写“我的朋友胡适之”，无非想标榜“我是胡适之的朋友”，是否真的如此呢？也很难说，我只不过举个例子罢了。所以说，无论写什么，一定要注意“事信言文”，这四个字对于写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于初学写作的青年人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原载《写作》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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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远见卓识 开发人才
——读报告文学《“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
黄柯
团、营、连的领导们，真是够伤脑筋的了：来自五光十色的大城市的新兵，不仅带来巧克力、麦乳精、照相机、溜冰鞋、镀金的十字架、柴可夫斯基的舞曲、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而且还有“桔红色的提琴、吉他”、“万花筒般的幻想、浪漫的憧憬”。天哪！这不是把“南京路”搬到兵营里来了么？
带来的东西固然五光十色，走进兵营的人呢？每个人又是一个世界。这些新时代的“开放型”的兵，鼓鼓噪噪地伸手要，要技术，要知识，要精神生活，要入团入党，要“四个口袋”，什么都要，一切都直言不讳。还有一些战士不太安心服役，他们想着家，想着今后的出路，想着军营以外的世界……。
是啊，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于过去的战争年代；今天的新战士，也不同于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战士。时代的历史性巨变，带来了许多新的矛盾，也给部队建设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把战士们的心载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列车上？
当我们读着《解放军文艺》上刊载的报告文学《“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及其续篇（刊1983年第2、5、8期）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作品所揭示的新的矛盾，提出的新的课题所吸引，所激动。作者是敏锐的，他捕捉到了来自生活激流深处的信息，一个刚刚诞生的新事物——“两用人才”，并为之热情呼喊。作品激越，率直，富有火辣辣的论辩性。它不厌其繁地把什么烹饪大厨师、人才普查法、“地下修表店”、西瓜模范、专业集训队、业余企业家等等一大堆新奇的事物推到你面前，逼着你去思索，去探究……。
这篇报告文学透露了什么新的信息呢？“两用人才”的开发将会把我们的部队建设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彼岸呢？如果说，在练兵的同时，学会第二套本领，是在军队建设中为地方建设培养和准备了人才；那末，当一批批带着军人气质和本领的人才，转到祖国各条战线上去之后，正是把军队和战争的伟力储藏在最深广的民众之中，把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这里奏出的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的、和谐的奏鸣曲，一首完整统一的振兴中华之歌。
在绿色的军营里，将开发物质和精神的矿，建设灵魂和肉体的美。勇敢是战斗力，技能是战斗力，智力也是战斗力。“两用人才”的建设，将使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发生什么样的深刻变化，现在是无法预计的。人们曾经赞叹长征的中国红军是一支“钢铁的队伍”。我们可不可以想象，若干年后，人们会以一支“电脑的部队”之类的词汇来描绘我们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呢？
是的，人是最大的战斗力。人才建设就是战斗力建设。但是我还要说，人不仅只是战斗力，人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我们社会主义的军队建设的目标，并不是只把军营变成一座操纵灵活的、高效能的战争机器。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崇高的、美好的、模范的人生大学。在这里，传统的直线加方块的韵律也将会揉合进立体的、交响的乐章；在这绿色的天地里，也将能映照出一片五彩斑斓的世界。
这一切现在仅仅是开始，因为生活仅仅才开始。作为报告文学，只能追随着生活的足迹前进。我们不应当苛求作者所捕捉到的每一个足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是他们所提出的每一道问题都那么严密和正确。但从这开始的报告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一种开拓性建设的远景，同时也感受到这种建设的艰难。改革远非一帆风顺，而且阻力的劲头有时候是同动力的势头成正比的，特别是习惯的势力。正如报告文学的作者一开篇就提出的，“传统的天平倾斜了”。这“传统的天平”就是一种巨大的习惯势力。
五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说过：“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即列宁），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当年的鲁迅即认定了要跟随“乌略诺夫先生”改革这个世界；今天，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更需要以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完成改革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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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示生活固有的复杂性
——读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胡永年
铁凝的中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载《十月》1983年第2期，以下简称《红衬衫》），是一篇颇耐读的小说。
先看看作者满怀着挚爱之情塑造的那个名叫安然的形象吧。这个16岁的小姑娘实在太可爱了！不仅因为她有一张胖乎乎的、光洁的圆脸，也不在于她具有那么多男孩子的秉性和那么广泛的兴趣爱好。更重要的，因为她浑身洋溢着一种令人神往的纯净的美。父母之间发生口角，她不象一般的子女那样折衷调和，息事宁人，而是据理责备貌似清高、实则俗气的妈妈。在冷饮店里，发现雪糕质量不好，她也无所顾忌地提意见。她认为，“青年很重要的两种品质是正义感和诚实”。所以，她敢于在作文中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个连“起码的诚实和正义感都不具备”的班长。她甚至还在课堂上公开纠正班主任念错的字。她未免太锋芒外露了！不过，在所谓“锋芒外露”的表象下，不正是跃动着一颗诚实坦荡、纯真无邪、嫉“假”如仇的心么？
但是，在班主任韦婉的眼里，这位可爱的姑娘就不那么可爱。为什么？就因为安然爱美，就因为她有个性，就因为她太诚实、太天真、太不世故，她穿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被视为“路子不正”；她和一个男生接触多，被看成“问题”；她在作文中批评圆滑世故的班长，被说成“爱贬低同学”；至于当众纠正韦婉的错字，就被说成“不自量”、“爱表现自己”。因此，尽管她品学兼优，但从初一到高一，从没当过三好学生。
无可非议的个性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作品揭示这一点，无疑是发人深思的。但是，作者的笔没有停留于此。我觉得作品的深刻、独特之处在于，它还塑造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安静的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向读者展示出生活中的一个不易察觉、令人忧虑的侧面，从而把读者引入更深的思考。
安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主要来自那个心灵严重锈损的班主任韦婉。韦婉的思想僵化、心胸狭窄、庸俗浅薄，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也就不难识破、不难解决。值得注意的倒是隐蔽在安静身上污染心灵的病菌。
安静和安然是一对患难姐妹。她对安然怀有一种掺杂着母爱的特殊感情。她喜欢妹妹甚至超过了喜欢父母。她具有许多令人喜爱的品质：热情、正直、富于同情心和上进心，等等。她也厌恶庸俗、鄙视油滑、憎恨世故。但她还有另一面：在厌恶庸俗、鄙夷油滑、憎恨世故的同时，也沾染了俗气学会了油滑，陷入了世故的泥淖。当然，我们不能把安静的违心之举和韦婉的庸俗行径混为一谈，但二者虽然动机不同，形式各异，结果却是殊途而同归。而且，正因为安静的违心之举是出于对妹妹真诚的爱，不是才更难设防、更具危害性么？
一方面担心安然的心灵受到污染，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亲自对她播散戕害心灵的毒雾，作品展示的安静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性格的两重性，是真实的、深刻的。安静的形象，向我们暗示了荡涤精神污染、建设精神文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作者从司空见惯而又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日常琐事中，捕捉到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用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深具匠心的朴素笔法，予以艺术的再现，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把握了安静形象的深刻内涵之后，善良的读者可能要为安然的前途表示担心和忧虑：她能保持心灵的纯净么？这种担心和忧虑不是毫无根据的。安然的妈妈原来也是一个天真无邪、热情可爱的姑娘，但曾几何时，她的灵魂也沾染了庸俗的污垢，世故的灰尘。生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考验。但是，作为安然们的父母、亲友，作为她们的哥哥、姐姐，作为一个渴求美好生活的人，我们不是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保护她（他）的美好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吗？这是安静的形象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思索。
倘若再仔细玩味一下，我们便会悟出，在安静的身上，似乎还蕴含着另一层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譬如，她想到经自己违心编发的韦婉的“甩膀子诗”就要变成铅字时，心中涌起的“一股又苦又甜的滋味儿”；还有当安然发现了“甩膀子诗”的校样时，她那又羞又窘、涨红了脸的情景，和突然变得异常粗暴的声音，等等，都极生动地传达出了她的矛盾心理。那么，是什么使她“不得已而为之”呢？这就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向了对于社会原因的思索。人们会发现：安静的带有悲剧色彩的思想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因素造成的。要使安静不再做那些违心之举，必须清除社会性的精神污染。
在《红衬衫》中，作者所要着意塑造的，也许是安然而不是安静。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相比之下，安然的形象固然可爱，却远不如安静的形象那样丰满、复杂、真实。安然的形象较多理想化的色彩，而安静的形象却显得更为真实。安静形象的塑造成功，大大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加了作品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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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全国部分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览》观后
沈鹏
从全国各条战线上的中青年书法爱好者、部分书法家作品当中，选出190件展览观摩，在书法界是一桩值得称道的事情。
展出的这些作品，水平不相等同。但是，作者创作态度严肃认真，率尔操觚或逢场作戏式的东西则难于跻入展览行列。我们祖先留下的书法艺术是如此辉煌、博大、繁富，今后继往开来的任务又是如此艰巨，中青年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从老一代书法家手里拿来传统的接力棒，还要以今后漫长的岁月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尽管书法艺术推陈出新中有许多任务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解决，但是历史赋予“上下而求索”的责任是无可推卸的。
现在，我们高兴地从《全国部分中青年书法家作品展览》中看到，有那么一批中青年，在书法艺术园地上辛勤笔耕墨耘，把这门艺术纳入时代的轨道，重视前人实践经验，尊重群众欣赏习惯，大胆而审慎地探索着。
这种探索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抒写高尚健康的思想情操，曲传丰富优美的内心世界。我国古代书法理论从汉代刘向的“书者，心学”，到清代刘熙载的“写字者，写志也”，都强调书法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以写“心”、“志”为美学准则。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理论上必然要提出继承与革新，时代感与个人风格以及技法上从用笔到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从这次展览会看，一些有成就的中青年书法家都是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刻苦的磨练，并把这种刻苦磨练同创造精神、追求表情达意、写心言志结合起来。在这次展览会上数量最多、成就突出的行草书部分中，除了广大观众熟知的作者以外，钟天铎、郭子绪、潘良桢等人的作品表现了对意境的强烈追求，格高韵足，令人回味。篆、隶、楷书与篆刻部分，也有不少作者深研古法，严谨大方，并力求自出新意。巡视整个展览，使我们感到书法同其他艺术一样，内容要求突破形式的倾向已经是不可遏止的一股潮流。顺应这股潮流，一切形式上的探索、追求、创新，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只要不是脱离法度一味狂怪，或者不顾客观效果，纯粹陷入“自我表现”，就不能对某种风格流派简单地予以否定。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劳动，需要更好地鼓励和扶植创造精神。真正的创造，是书写者从时代前进的漩涡中汲取灵感，从自然界和社会中酝酿情思，从古人和今人的笔墨中广取借鉴，直抒胸臆的结晶。
生活在今天的中年人、青年人，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动乱变得敏感和善于思索。他们的思想触角深入到社会里，从人民生活的土壤里吸取创造的营养，以开辟一代书风作为奋斗目标。因此，要说学习古人的治学精神，象怀素那样饱游饫看，象张旭那样善于从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中培育创造的激情，恐怕更能启发今天的书法家的刻苦创造。在继承传统上，今天的书法家，也不满足于拘守一家一派，而是要求宏观全部书法历史，跨越朝代，融会碑帖，囊括中外，从广采博取中加以选择、比较，为我所用。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使这一点成为可能。虽然今天我们的书法艺术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同历史上的盛期相提并论，提高水平还要付出极大努力，但是生活在今天的书法家毕竟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立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着创造。我们对书法的认识应当具有前人所没有的时代特征。
中年和青年处于人的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唐孙过庭《书谱》中有一段话：“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今天许多中青年（特别是中年）书法工作者的实际状况，正是处在“思通楷则”与“学成规矩”齐头并进的阶段。一方面，基础练习需要继续，点画功夫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迫切要求掌握书法艺术规律，扩大和深化艺术境界。在这次展览期间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多中青年书法工作者几乎众口一辞地谈到提高修养的重要性。书内求书，道路狭窄；书外求书，境域宽广。“学成规矩”，进一步要求“思通楷则”；“思通楷则”，必然要求在“学成规矩”的基础上加强思想、艺术素养，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我想一个有见识的书法家是不会把上述两个阶段截然分开，而是把扎扎实实的创造精神贯穿于整个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