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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清除“左”的影响 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
北京部队副政委 杨白冰
继续清除“左”的影响，仍然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部队在清除“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清除“左”的影响的任务还是很重的，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首先要看到，“左”的影响时间长、影响深。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多次犯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我们一些同志，都曾经长期生活在“左”的环境里，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年轻的同志，都是在这个期间成长起来的，接受了许多“左”的东西。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同志，也同样受到了不少“左”的影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许多同志逐渐形成了一些“左”的观念。看问题、办事情习惯于用“左”的眼光看，用“左”的尺子量，用“左”的模式套。因此，系统地清除
“左”的影响，进一步解放思想，还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
其次，这几年，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尽管在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的同志不仅对最近制定的某些政策不理解，甚至对经过几年实践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政策，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疑虑和担心，总觉得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吻合。为什么至今还存在这些问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强调了政治态度和政治纪律（这当然是对的），对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下功夫不够。我们必须在系统地清理“左”的思想上下功夫。没有思想上的一致，保持政治上的一致就没有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从部队实际工作来看，“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当前全党全国都在大力进行改革，军队在这方面的任务也很重。我们只有认真地清理“左”的影响，打破“左”的禁锢，才能加快改革的步伐，开创部队建设的新局面。
以上情况说明，清理“左”的影响、端正思想路线的任务，确实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一定要看到“左”的影响的顽固性。对于清除“左”的影响，一定要有很高的自觉性，有强烈的紧迫感。
深刻认识“左”的实质和危害，克服“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
影响我们清除“左”的影响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有些同志总觉得“左”比右好，因此对“左”的东西不敏感，缺乏清理的迫切感和自觉性。
认为“左”比右好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大家常说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些同志所以有这种看法，主要是对“左”和右的含义和实质还不很清楚。我们现在所说的“左”和右，也就是“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通常是指党内指导思想上离开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政治倾向。在这里，我们应该严格划清这样一个界限：不能把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同社会上的“左”的和右的思潮混为一谈。所谓“左”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现实，夸大主观力量，把在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情，勉强地拿到现在来做，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所谓右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甚至企图开倒车。从认识根源来说，“左”和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主观主义的。那种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当然也不能说，每一个有“左”倾或右倾思想的人，不论其程度如何，都是政治立场问题。我们许多人身上的“左”的东西，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还有些同志认为，“‘左’是要革命的，右是反对革命的，所以‘左’比右好”。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应当承认，党内犯有“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把革命干好的，但是他们的这种“革命性”，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和偏激的革命要求，缺乏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列宁批评这些人是：“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另一方面，革命事业能不能取得成功，决不是由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关键是看能不能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路线错了，主观愿望再好，也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甚至还可能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不能因为“左”是要革命的，就认为“左”好、“左”正确。对于右倾错误的性质和后果，人们比较清楚。党内的右倾，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严重的右倾会葬送革命。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有右倾思想的人说成是反对革命，更不能把犯有右倾错误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把右倾错误和反革命等同，是把表达党内不同倾向的概念，与表达社会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概念，严重地混淆起来了。在我们党内有些持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就其动机，也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所以，笼统地说“左”是要革命，右是不要革命、反对革命，是不科学的，更不能得出“‘左’比右好”的结论。
既然“左”比右好的观念是错误的，为什么它在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时间那么长，影响的面那么大呢？除了思想和认识上的原因以外，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建国以后，由于对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缺乏深入的研究，党内生活又极不正常，因而在反对错误倾向中，只反右，不反“左”，而且越反越凶。这样，就助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使“左”的错误倾向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清除“左”的影响
从思想和工作两个方面清除“左”的影响，应当着重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充分认识党的各项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几年，一项政策的提出，一项改革的实行，在一部分同志中，往往引起一些不理解和怀疑情绪。例如，一讲农业生产责任制，就认为是分田单干；一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担心两极分化；一讲长途贩运，就想到投机倒把；一讲实行奖金，就想到物质刺激；一讲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就怕贬低工农兵，等等。经过几年来的政治学习，特别是实践的教育，大家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怀疑和担心情绪有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是，有些同志在思想深处仍有疑虑，担心这些政策与社会主义方向不一致，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符。这种情况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真正弄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与以前的政策到底有什么根本不同，没有掌握衡量政策性质的正确标准，不大懂得怎样才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可见，如果不在思想理论上提高水平，使大家充分认识党的现行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很难真正做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有些同志所以对党的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同志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转变缺乏深刻的理解。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仍然把一些“左”的理论、观念当作真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党的政策，就必然会得出“偏了”、“右了”“倒退了”等错误看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打破思想上“左”的束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志由于思想方法不端正，也导致了对党的政策的性质发生怀疑。他们或者看到了某项政策的不完善的地方，或者看到了执行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某些消极现象，由此对政策本身发生怀疑。对于这种情况，就不能笼统地说是由于“左”的影响造成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怎样看待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只要我们的思想路线是端正的，对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认识是清醒的，就能正确看待这些不完善的地方和执行中的问题。
第二，通过清理“左”的影响，为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打好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虽然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各部门、各地区、各条战线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清除“左”的影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使我们的工作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在工作指导思想上清除“左”的影响，必须结合各项工作的具体实践来进行。我们应当通过对各项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认真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切实纠正“左”的影响，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实际。比如，在有些同志当中，“突出政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做政治工作，强调保证作用不够；抓军事训练，仍然存在“心有余悸，怕偏怕单”的现象；后勤工作中还有轻视专业、鄙薄技术工作的问题；对科学文化教育，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得力的措施；在干部使用上，也有重资历轻视文化程度的问题；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那种“一刀切、一阵风、一哄而起”的现象，仍然时有表现。这些都是需要在工作中继续加以清理和解决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清理实际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影响，要实事求是。我们的工作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不统统都是“左”的影响，不要在什么问题上都分“左”和右。把不是“左”的影响的东西也贴上“左”的标签，反而会把问题搞混乱，使大家无所适从。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要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当前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
一是要打破本本主义的束缚。我们党犯“左”的错误，往往是与本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在本本主义的长期影响下，一些同志看问题办事情往往还习惯于从书本出发，贯彻上级指示习惯于照抄照转，学习外单位的经验也是生搬硬套，形成了“唯书、唯上、不唯实”的观念和作风。这种以思想僵化为特征的本本主义倾向，是一种很坏的作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们一定要继续破除本本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看问题，做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有创造，有生气，有自己的特色，才能打开新的局面。
二是要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因循守旧，顾名思义是指思想和行动落后于发展了的形势。从表现形式来讲，它应该是右的思想倾向。为什么在清除“左”的影响中，要把它提出来加以解决呢？这是因为，由于长期“左”的影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和反映在我们头脑中的那些老框框，实际上许多是“左”的东西，现在因循守旧，在很大程度上说，循的是“左”的老路子，守的是“左”的那一套旧东西。当然，也有一些过去是对的，在新形势下变得陈旧而不适用了的。因循守旧的对立面是改革创新。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就是要树立勇于改革的思想。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革命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作风，都应当坚决抛弃；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乐于吸收，坚决支持。如果我们不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而是真正具备了这种改革思想，那我们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充满改革精神的方针政策，就一定会接受得顺当一些，执行起来就会更加自觉。
三是要破除私心杂念。我们一些同志对清除“左”的影响所以不大自觉，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私心杂念作怪。有的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有的怕否定自己的工作成绩。这说明，清除“左”的影响不仅触动人们的思想，而且涉及到人们的实际利益。如果不克服个人主义，就不能客观地分析和认识问题，也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应当指出，清除“左”的影响，决不是为了整什么人，也不是为了算什么账，而是为了分清是非，总结经验，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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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分不开的。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并最后打败德国法西斯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红军在将德国侵略者驱逐出自己国境之后，乘胜追击，迅速解放东欧各国，并于1944年9月进入德国。同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间，美军越岛进攻，接连在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纳群岛、塞班岛、菲律宾登陆。1945年4月，美军在冲绳岛登陆，日本本土受到威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特别是德国法西斯投降，大大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日本法西斯的垮台指日可待。
可是，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之际，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仍然是腐败透顶，经济上凋敝不堪，以致军队战斗力急剧衰减，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国民党战场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出现的可耻大溃败，就是国民党黑暗腐朽的一次总暴露。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到1945年4月，已建立起来的十九个解放区共有正规军91万人，民兵220万，人口达9，550万。解放区和人民武装不仅成为抗日反攻的主力，并且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能够成为人民的胜利。
当时，中国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大国之一，中美两国是同盟国的关系。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味依赖美国的军火、金钱以及政治上的支持来稳定其统治，所以中国仍然处于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地位。美国政府的对华方针是：一方面为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抗击日本和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所受到的军事压力，从1942年以后，即不断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贷款、租借物资和训练军事人员等帮助。如1944年2月贷款5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6月签定《中美租借协定》，12月帮助国民党政府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并派遣大批人员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军队。另一方面，又以“援华”的名义，扩展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并逐步控制国民党政府，以便在战后取代日本，独霸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美国除了大力扶持蒋介石外，还伪装成第三者的身份，企图通过“调处”国共关系，让中共把武装交出来，以便扫除美国推行侵略政策的障碍。1944年10月至1945年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在中国进行活动的。
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东北，大大缩短了抗日战争的时间。还在1945年2月间，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曾于雅尔塔举行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在德国投降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的有关协定。在雅尔塔会议的基础上，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了中苏协同对日作战以及战后采取措施使日本无再事侵略的可能。在中苏谈判期间，苏英美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法西斯对《波茨坦公告》加以拒绝，准备顽抗到底。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然而这颗原子弹并未能使日本投降。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在远东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一指挥下，分兵三路进入东北。苏联的参战，使日本丧失了最后负隅顽抗的基地，因而不得不迅速表示投降。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日军没有放下武器，因此苏军仍按原计划继续进攻。在20多天的作战中，苏军解放了东北全境，俘敌59．4万多人，毙敌8万多人。
苏联出兵东北，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立即转入全面大反攻的阶段。8月10日，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军毙俘敌伪23万多人，攻克敌占城市190余座，收复国土31万平方公里，其中热河、察哈尔两省全部解放，其他地区如山东、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地，除少数大中城市为国民党抢占外，绝大部分地区均为人民军队所收复。
可是，正当解放区军民对日大举反攻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峨眉山猛扑下来，疯狂地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当时敌军所占据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大都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包围之中，而国民党军队却在遥远的西南、西北后方。为了阻止敌伪军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蒋介石在8月10日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军司令（冈村宁次）维持现状”，“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8月11日，蒋介石给朱德总司令一个命令，要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又命令伪军“负责维持治安”，甚至宣称伪军为“地下军”，委任汉奸为“司令”。为了抢占战略要地，美帝国主义派出大批飞机和海船，把长期散布在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地的国民党军队，从天上和海上运送到敌占区的大城市和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这样，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9月3日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
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艰苦斗争，蒙受了重大牺牲，仅据确实可查的统计，人民伤亡即达1，800多万（军队伤亡数字未在内），财产损失达6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壮烈、光荣的篇章。（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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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玻利瓦尔文选》评介
徐葆初
今年7月24日，是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诞生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十九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选译的《玻利瓦尔文选》，最近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玻利瓦尔是委内瑞拉人，他的战斗足迹遍于南美洲北部和西部，他领导了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等地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领导创建了委内瑞拉第二、第三共和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先后当选为这些共和国的总统，玻利维亚共和国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人民尊称他为“解放者”。
《玻利瓦尔文选》一书选辑了玻利瓦尔一生的重要著作、演说、政令和书信共50篇。其中重要的篇章，如《卡塔赫纳宣言》、《牙买加来信》、《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在玻利维亚制宪议会上的演说》等，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这是一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玻利瓦尔毕生献身于拉美独立的伟大斗争，尽管道路曲折，不断出现反复，他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持斗争，直至把西班牙殖民军逐出拉美大陆。1812年，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遭到扼杀，玻利瓦尔来到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今哥伦比亚境内），以此作为基地和远征的出发点。他在《卡塔赫纳宣言》中，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指出自身政体的软弱和队伍内部的分裂是导致第一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且表明自己的决心：“我矢志不渝，忠于祖国所向往的自由和公正的制度。我来到卡塔赫纳，是为了继续高举在我国各州的上空光荣地飘扬的独立旗帜。”他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以后，提出了斗争目标，制定了一套克敌制胜的策略。在他领导下，1813年8月解放了加拉加斯，成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1814年第二共和国又遭到失败，他在《卡鲁帕诺宣言》中，分析失败的原因，辩明自己的责任，并且发誓：“不管我是解放者还是死去，我将永远无愧于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地球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已下定决心要继续下去的历程停止下来”。1815年，玻利瓦尔流亡到牙买加，发表了有名的《牙买加来信》。他在这封长信中，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和压迫，他说，拉美人民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最正义的，从结果来说，是古代和现代所进行的所有斗争中最壮丽的和最重要的”，他深信这场斗争“最终必将胜利”。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玻利瓦尔在失败面前毫不气馁的英雄气概。
玻利瓦尔是拉美民主共和制的奠基者。他反对君主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政治主张，在早先的一些著作、演说中已有论及，而在1819年《在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阐述得更明确。他说，“委内瑞拉的政府过去是、现在还是、也应当是一个共和政府。它的基础应是人民的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禁止奴隶制，取消君主制和特权。”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得到采纳。这次国民议会通过的委内瑞拉新宪法和1826年制定的玻利维亚第一部新宪法，都强调人民主权是立国的基本原则。玻利瓦尔主张废除奴隶制，关心给印第安人以平等权利。1825年，他在秘鲁以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和秘鲁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的职衔，颁布了《关于印第安人权利的法令》和《关于给印第安人分配土地的法令》。玻利瓦尔还在几次通信中，严词拒绝某些人要他称帝的建议，坚决反对建立君主制。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及其实践，对于拉美独立运动的胜利，对民主共和制在拉美各国的确立和巩固，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玻利瓦尔是拉美团结和联合这一光辉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牙买加来信》中，他清醒地看到“因为不同的气候、各种各样的形势、对立的利益、迥异的特点使美洲四分五裂”的情况，但他认为拉美各国毕竟“有着共同的遭遇”，指出“只有团结才能驱逐西班牙人”。1819年，他发出了响亮的号召：“团结，团结，团结，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就是根据他的意见建立的；后来他又提出由大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组成联邦的方案；1826年，他提出《关于巴拿马大会的设想》，主张“结成迄今为止全球最广泛、最卓越或最强大的联盟”。虽然由于历史条件不具备，后来大哥伦比亚分裂了，美洲大联合的局面也没能实现，但玻利瓦尔拉美团结联合的思想依然光彩熠熠，今天仍在激励拉美人民沿着团结的道路去夺取新的胜利。
中国与拉丁美洲各国同属第三世界，中国人民和拉美人民有相同的遭遇和类似的斗争经历。《玻利瓦尔文选》的出版，对于增加我国人民与拉丁美洲人民之间的了解，增强相互间的友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