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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人民，无生存”
——访老一辈革命家、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
黑龙江《党的生活》记者 卢殿学
“黄老您好！”我满怀崇敬之情，紧握黄老的手，向这位老革命家致意。
“好，好。”黄老亲切地示意我们坐下。黄老的慈祥与和蔼，驱走了我心中的几分拘谨。
黄老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旧得已经变成灰白色；一件褐色的绒线衣，下襟和袖口已经磨坏；脚上的一双青布鞋，鞋底也磨起了飞边。我的目光停留在黄老右手旁的那个茶缸上：这个普通的白搪瓷缸不知用了多少年月，已经几处掉瓷，黑白相间，用一块铁皮把缸盖同缸把连结在一起。
黄老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是最早上井冈山的老革命家之一。他1928年就担任了红军第四军三十五团团长，曾是七届、八届中共中央委员，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著名将领。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黄老实事求是地提了一些意见，被错误地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中，黄老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老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了中纪委常务书记。现在，黄老已八十一岁高龄，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职务。岁月的风尘染白了他的双鬓，林彪、“四人帮”的迫害，斗争、工作的艰辛，夺去了他的视力。然而，在他那清癯的面容上仍留下当年的坚定和刚毅。
“有问题你们就提吧。”黄老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我们请黄老谈谈解放战争时期在西满的工作和战斗情况。
黄老的记忆力很好。他回忆了抗战胜利后不久，毛主席电令他带部队向东北挺进，主持西满分局的日常工作，以及当时剿匪、土改、恢复经济建设、建立各级政权和扩大人民军队等方面的情况。
黄老感触很深地说：“东北的解放，就是因为发动了群众，有了群众基础。”当时以李富春同志和黄老为主要领导人的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在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还不了解，没有根据地，没有给养来源和遍地土匪等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把发动群众，做好群众工作作为一项根本任务。部队刚打下齐齐哈尔，西满分局就提出，要立即使这个遭到敌人破坏，还充满着硝烟味的城市电灯亮，马路净，下水道通，受到各界人民的拥护和赞扬。联系群众，不脱离群众，是当时对所有干部的一条根本要求。当时，还派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黄老亲自向干部们作动员，要求他们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同甘共苦。干部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跟（给）劳苦大众抗大活！”“劳苦大众没吃穿，就象自己家里没吃穿！”“劳苦大众受人欺，就象自己的亲兄弟受人欺！”广大干部身体力行，同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有一次，分局组织部长古大存同志到肇州县发动群众，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南方口音的古大存同志换上了马夫的衣服，使他得以脱险……
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历史一幕！我请问黄老，当时为什么能做到同群众有那样的血肉关系？
黄老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毛主席的长期教导。没有人民群众就活不下去，就生存不下去。”黄老加重了语气：“不管什么人，只靠军事力量是活不下去的！军队没有人民群众不行，党没有人民群众也不行。党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没有群众，党就是空的！”
聆听着黄老这些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朴素无华的语言，我不由地说：“老一辈革命家对这点认识很深，但现在有些人却淡薄了！”
“这是个危险。”黄老的思绪从历史转到了现实，不无忧虑地说：“党脱离群众，有人谋私利，搞发财，顾不得群众，同群众冲突了。儿子、房子、车子，搞那些东西去了。群众侧目而视！”最后几个字，黄老说得很重，看得出这位老革命家的激愤之情。
“党内潜伏着一个危机：不关心群众，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小团体、个人、家庭、亲属。这不是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个人谋私利，革命就谈不上了。”由于激动，黄老轻轻地咳嗽起来。
黄老的话，使我们陷入了沉思。“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仅反映着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我们的老革命家怎能不强烈关心，为之动容呢！
我打破了这短暂的沉默，说：“对搞好党风，大家还是有信心的：有党中央的决心和正确路线，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
“有信心就好。”黄老插了一句，又感慨地说：“老革命家也老了。”
然而，老一辈革命家仍然是我们搞好党风的中流砥柱，是全党端正党风的楷模。
黄老说：“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好党员、好同志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黄老以极为关切的心情谈到了有些地方在机构改革中突击提干的问题。黄老说：“我们依靠老同志，在党内三四十年就算老同志了。老同志有起好作用的，也有起坏作用的。不照顾全局的人也不少！”说到这里，黄老说：“你的乐观态度（指我说的对搞好党风有信心）我赞成，但要做好多艰苦工作。党内坏人坏事不少。有的人不愿做模范，怕得罪人，保乌纱帽，保选票。这不是革命的想法，是个人主义的想法！”
我如实地对黄老说：“怕得罪人在干部中相当普遍。”
“怕得罪人，坏人坏事就没人管，好人吃不开，坏人吃得开。什么坏事都有人做，社会主义没有的都有了。”黄老话语谆谆，“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好人好事就树不起来。一个地方，树好人好事，必须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能搞同时并存。这是个长期斗争的问题。”我默默地点着头。
同黄老在一起，仿佛时间的节奏加快了许多，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我别情依依，紧紧地握着这位老革命家的手，发自内心地说：“黄老，祝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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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法犯法 诈骗钱财
遵义地区工商局长席常安等被撤职查办
地区收容所所长杜昭穆由公安部门依法逮捕，其他人将依党纪国法分别进行处理
本报讯 据《贵州日报》6月27日报道：遵义地区工商局长席常安等人执法犯法、诈骗钱财一案，最近受到了严肃处理。中共贵州省委批准遵义地委对席常安撤职查办的处理意见，由政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杜昭穆由公安部门依法逮捕，其他人将依党纪国法分别进行处理。
现已查明，1981年3月，席常安伙同地区收容所所长杜昭穆，以办理所谓“化肥案”搞了700吨尿素假提货单，欺骗买主。而后，席、杜又与地区工商局副局长俞有章、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邵金玉等人，公然采取制造伪证，利用诈骗分子化装成卖主，引人上钩的违法手段，进行诈骗。从1981年3月至1982年2月，共骗取人民币34万余元，收录机两台，手表两块，并非法收容审查五人（六次），有的被非法关押长达62天。在非法搜查买主住处中，强行取走现金4，250元。他们从上述非法没收的款项中，作为罚款收入80，465元，从中“发奖”用去11，060元，吃喝开销1，207元。被骗上当的买主都是无辜农民。
《贵州日报》同时以《从“化肥案”应吸取的教训》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光天化日之下，我们队伍中的某些违法犯罪分子，干这种执法犯法、祸国殃民的事，同旧时代的贪官污吏有什么区别？党和人民难道能够容忍他们胡作非为而不加以严惩吗？”
社论说，“席常安等人东窗事发、马脚败露已有一年了。人们有理由问：为什么此案长期搞不下去，久拖未决？应该指出，此案处理久拖不决，与遵义地委前段态度不够坚决，抓得不紧，同时我们上级领导也检查督促不够，有直接关系。”社论还指出：“应当通过对‘化肥案’的处理，从组织路线上、干部政策上，对各机关尤其是专政部门的组织状况进行一次检查整顿。通过检查整顿，对文革中的‘三种人’，对抵制、怀疑中央路线的人，对严重违法犯罪的人，现在还居领导岗位的，要坚决撤下来，触犯刑律的必须依法处理。决不能姑息养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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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风小议
想起焦裕禄的一句话
方文
中共湖北省委不久前通过了几项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规定，其中一项是：个人的重要讲话、报告，一律要亲自动手起草；以领导机关名义发出的重要文件和代表省委作的重要报告，一律由领导者亲自指导和主持起草。这个规定可谓“切中时弊”。靠秘书代笔，是某些领导干部的“通病”。如果念的稿子是秘书写的，稿子的意思也是秘书想出来的，自己不是显得太懒惰了么？
焦裕禄同志说过一句受到很多人赞赏的话：“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细察其意，就是强调领导者要多动脑筋，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方能取得指导工作的发言权，拟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方针，说出令人折服的道理。我以为，那些不愿自己动手起草讲话、报告的领导干部，恐怕主要不是因为文字表达水平不高，而是缺乏一种躬行实践的精神，缺乏对实际情况的透彻理解的缘故。心里没数，脑中空空，于是只能念别人的稿子。焦裕禄同志的那句话，强调的不仅是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革命精神。有对人民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有勤政不怠的革命精神，就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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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为真理献身的蔡和森
1931年3月，蔡和森同志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就在这时，曾经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蔡和森同志比较熟悉的叛徒顾顺章也跟踪到香港。
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蔡和森赴会前亲了亲小女儿的脸蛋，对妻子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角落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便带着4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很快被引渡到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施用各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吐露半个字。他被打得血肉模糊，被拖回监狱后，还把自己写的诗念给同志们听，表示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
敌人想公开审讯，又害怕社会舆论的指责，便决定用惨绝人寰的手段杀害蔡和森同志。这年初冬的一天，敌人把蔡和森同志拖到监狱的墙边，蔡和森同志面无惧色。残暴的敌人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用刺刀一点一点地将他的肉割下来。蔡和森同志就这样壮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和坚贞的革命气节。 张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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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觉接受监督 维护党规党法
嘉祥县委积极支持纪委开展工作
本报讯 记者顾建鹏、袁文忠，通讯员杜伯河报道：中共山东嘉祥县委成员带头遵守党的纪律，自觉接受纪委的监督，以实际行动支持县纪委的工作。
今年3月，县纪委检查党员干部在建私房、分住房方面的不正之风时，县委决定首先从县委12名常委查起。纪委干部逐户进行丈量，发现有3名常委的住房超过规定标准。县委常委会经专门讨论，决定超过标准满一间的一律退出，不足一间的按规定补交房费。县直某部门一个负责人的孩子在清理“农转非”问题时被清退，这位负责人多次找几位县委书记。几位县委书记没有一个为他说话，还对他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
县委了解到，纪委查处领导干部违纪案件，一是查案难，二是取证难，三是处理难。为了解决这“三难”，县委遇到这类案件时，坚决不搞“官官相护”，必要时由县委主要负责干部亲自动手调查解决。有一个局长利用检查工作之机吃喝，还违犯财经纪律，乱批条子，滥发奖金。群众揭发他的问题后，县纪委派人调查，他不但不检查，还以不上班要挟。县委负责同志知道后，先后与他谈话七次，终于使他认识了错误，如数补交了粮款。
嘉祥县委重视并支持纪律检查工作，使这个县的纪委在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促进了全县党风的好转。1980年以来，全县再没有人利用职权非法办理“农转非”户口，在招工、升学方面无一人违纪；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之风也大大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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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该刹刹机关公文的长风编辑同志：
报纸呼吁“刹长风，兴短文”，有一定成效。但在党政机关内部，印发的领导讲话、报告、文件，以至一些简报，超过万字是常有的事。如某市委发的一个文件长达100页，计5万字。由于篇幅太长，许多人看看大小标题就完事，效果甚差。
文风是透视党风的一个窗口。公文长，大多是领导不动脑，让秘书代劳，东抄西拼的结果。要写短而质量高的文件，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转变作风，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有分析概括的才能和理论水平；另方面，需要有较高的文字表现能力，才能写出观点鲜明，言简意赅的文件，使其真正起到指导作用。
因此，“刹长风，兴短文”，实际是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才能的问题。 福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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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蔺县委召开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本报讯 不久前，四川省古蔺县委召开有130多人参加的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
古蔺地处四川盆地边缘，是一个与云南、贵州边境毗连的山区县。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之战辗转迂回的重要地方。红军四渡赤水历时两月、途经九区一镇，给山区人民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三十年代初一大批青年加入了红军，一批青年在外地读书接受了马列主义，带回了革命火种，使古蔺成为川南地区地下革命斗争的根据地。
为了收集党的地下斗争史料和红军过境时留下的文物资料，古蔺县委邀请一些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有关老同志，贵州、云南两省有关地县的代表欢聚一堂，收集到2万多字的珍贵资料。有位老党员一次就献出了地下斗争时期的40多份资料。经过这次会议，弄清了古蔺在地下斗争各个时期的斗争史实以及地下党在革命斗争中立下的功劳。
（刘泰宁、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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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开好党的民主生活会
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生活会上，肯定成绩，表扬先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利于及时纠正缺点、错误，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提高党的战斗力。北京《支部生活》最近刊登的大华衬衫厂几位党员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敢于触及思想实际，值得一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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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刊上
争取在整党中取得“合格证”
最近，我在征求群众意见时，有人对我说：“你和我们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想了想，确实是这样。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对党的一些政策不理解，就跟着群众随便议论。生产纪律也比较松懈，不到下班时间，就跟着人流提前走出厂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回顾了这几年所走过的路程：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产生了一个错觉，觉得只要埋头把生产搞好就行了。于是，放松了思想改造，个人主义思想慢慢滋长起来。今后我一定按照新党章的要求，好好学习，正确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不断改造世界观，确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争取在整党中取得“合格证”。 孔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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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甩掉个人主义的包袱
我用新党章对照检查自己，感到最大的问题是还不能完全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比如，去年3、4月份，主任外出，车间纪律松弛，几次受到厂领导的批评。我和党支部同志商量，搞了几项规定。结果阻力很大，有人要我“积点德”。听了这些话，觉得这是受夹板气，就没有抓下去。今天，谈出来就是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陈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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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帮他找“病根”
在政工部门党支部召开的生活会上，党小组长程秀琳带头说：“团委书记小郭工作有魄力，就是不扎实。”工会主席刘秀云接着说：“我也有同感。就是说得多，做得少。”党委书记王忠兴指出：“他觉得搞这项工作不如搞管理有奔头。还是私心作怪。”
郭黎明说：“听到这么中肯的批评，是我入党以来的第一次。我要以实际行动回答同志们的帮助。”
（崔生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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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齐哈尔铁路局白城铁路分局工务段退休干部、省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李志唐，今年七十七岁。他退休后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带领两名女工对站内、机务段散落的废旧配件进行了清理，分类堆码、编号，建立了账卡。同时，变废为宝，为国家节约了大量钢材。今年4月，李志唐被白城分局树为“一心干四化的退休好干部”。 吴惟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