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同舟共济
刘甲
尽管我们已经握有了预测风云的手段，但祸不及防的情况还时有发生。我是5月27日离开蕉城的，刚回到北京就接到广东蕉岭县委会戴帆同志的来信：“6月3日，我县突遇百年未见的洪水。凌晨三时开始，特大暴雨连降三个钟头，两小时内，全县74处河堤决口，120多座中小型水利设施被冲刷，11，600多群众遭洪水围困……，损失惨重。”
这真是祸从天降，猝不及防了。
然而，突发的灾难，考验和检视了共产党人的素质和党群关系。
请再读一些这封来信中的片断吧：
“五个重灾公社的党员，许多人的家遭了灾，但他们在公社党委的指挥下，毅然舍家不顾，走上了指定的岗位。不少人完成指定的抢救任务后，又主动到另外的危险地段去。南砾公社的两个副书记带领党员、群众在湍流中抢救出57名学生之后，副书记李飞龙又踊身跳进南砾河，救出了已被洪水漂流了500多米的阮阿婆。”
“党员陈保英的家地势较高，她把没有被洪水冲走的米拿出来，找来柴，炊开锅，煮熟一锅锅的粥，党员们又一碗碗地送到群众手里。200多斤米煮完了，受难者个个吃得心里热乎乎的。突然，一个老大伯捧着碗大声说：‘你们知道吗？当年打大仗的时候，共产党员们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站到群众面前的呀，我们的党员到底是同我们心连心的呀！’”
“受灾最重的金丰公社，1，600人被困了整整一天。焦急中县委和公社党委组织的第三批救援队在昏暗中赶到了。被围困的人，一个个从高房的窗口、屋顶、树杈上被救扶到船上。在魏岭大队村尾洪峰最猛的出水处，深夜后有一条电船驶来，当全县最后30余名受困者被安置进座舱后，新当选的县长甘尧德同志，流着泪大声说：‘大伯、阿婆，我们来迟了呵！’泪水淋漓的群众，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在电源中断、公路淹没的情况下，县委书记、新当选的省委候补委员魏潘尧同志，满身泥水，亲驾小船，冲开狂涛，把饼干、面包送到了受灾最重的水东角村。当他在漆黑的夜中把一个个面包从窗口、瓦缝中塞到室内群众手里时，用沉静的声音安慰着人们：‘县委和政府的同志们都在你们身边，请安心，我们同舟共济’……”
老大伯说的“心连心”，县委书记说的“同舟共济”，便是通过灾难磨练出来的党群关系的结晶。而这也正是我们整个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缩影。我们的党群关系，在平常的日子里，往往被形形色色的矛盾所遮蔽，使得人们观之不清，有时还因某些杂质的混淆而显示状态异常。而当它一旦被严重的灾难所烧炼、提纯，就在透镜下清晰地显示出本质来。
灾难，在历史上常常成为民变蜂起，一代王朝崩溃的契机，其基因还是水火不容的阶级关系。而我们建国三十多年来，灾害频仍，特大洪水，大的地震不止一次，由失误引起的社会动荡也不止一次，但在灾难临头的时候，却往往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连结得更紧密，团结得更坚强。这种血肉相联、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成为我们社会结构的基础；而党同人民始终是心连着心同舟共济的。只要这种关系不变，那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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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给“记者热”降点温
杨际岚
一个时期以来，改进会风的呼声甚高，《人民日报》为此还发了专论。我认为，改进会风的重要方面之一是给“记者热”降温。
最近在福州举行电影第三届金鸡奖、第六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到会正式代表数十人，而记者从四面八方拥来，竟多达一百九十六名。与正式代表相比近三比一。而这许多记者，同大会有直接关系的并不多；大半只是稍微“沾亲带故”，甚至毫不搭界，竟不知因何而至。
获奖代表（女演员尤甚）既要参加大会演出，又要下厂、下连队，还要作学术报告，再加上记者的“热心围攻”，即使施展“分身法”，也力不胜支。不少记者虽然很热情也很辛劳，但实际上却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当地有人称之为“记者蝇集”。话虽刻薄难听了些，却反映了要求改革者的心情。
“过犹不及”。事物总得有个限度。电影“双奖”大会的情况也许是特别一点，有些其他会议恐怕也是有这种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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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边境小站
钟小军
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已经四年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云南边境那个小火车站。
……那是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我在小站上车。车厢里大都躺着重伤号，我是车上唯一的轻伤。我把头伸出窗外，毫无目的地用手接着外面飘洒的雨。就在这时，我发现月台的栅栏外，孤零零地站着一个小孩，正在向我招手。
我趁跟车的军医不注意，赶忙跳下车，向她跑去。原来这是个苗族小姑娘。有八、九岁光景，穿着单薄，赤着脚丫，一件大人的蓑衣披在肩上。见我到了跟前，她用手抹一把脸上的雨水，仰起脸问道：“你是伤员吗？”我指一指自己头上缠的绷带，点点头说道：“是呀，你有事？”她没有回答，却低下头，迅速地从身上取出件小塑料包，放在我手上。打开小包，想不到里面竟是十粒珍贵的治伤的天麻。
我吃惊地望着她。
她笑了，脸上露出两个动人的小酒窝，用手比画着，说：“一次只用一粒天麻，先碾成粉末，然后合着鸡炖，最好要炖乌骨鸡，那样更补人。”
我问道：“你家住哪儿？”她看着我，说：“云岭寨。”我问：“云岭寨离这儿远吗？”她用手指着车站后面的山说：“不远的，翻过这座山，再过两道梁就到了。”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那雾蒙蒙的山脚下果然有条曲曲弯弯的小路……
这时，火车要开了，车上军医在大声地喊我上车，我转过身来，把天麻递过去，非常感激地对她说：“小妹妹，谢谢你，但这天麻你还是拿回家吧。”不料她象触电似的一下推开我的手，露出那样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我对她说：“我不能收，叔叔有纪律呀。”她急了，说：“不、不、不，这天麻你一定要收下，要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山寨人……。”说着，眼圈儿红了。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禁不住也潮湿了。我又极温和地对她说道：“这天麻我不能收下，山寨人的心意我领了。”最后，我还是把天麻还给了她。她失望了，只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汽笛鸣了，我亲了亲她的小脸蛋，怅然转身向车门跑去。
车启动了。但她仍站在栅栏外的雨中，不住地向我摇着手里的天麻……
一晃四年了，但那小姑娘的影子总在我脑海里闪现，闭上眼睛还清晰地看见她挂着泪珠的脸庞。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后悔，我不知道她现在还会不会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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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尔沁草原的鲜花
——《哲里木版画展览》观后
马克
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哲里木版画展览》，仿佛置身于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辽阔的科尔沁草原，让我们看到勇敢勤劳的哲盟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近年来生活的新变化，和一派兴旺发达的绮丽风光；听到蒙古族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亲如一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团结前进的脚步声；闻到草原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饱含雨露的阵阵花香。
这的确是一次富有地方特色的展出。从展出的两百幅作品看，水平有高低，造诣有深浅，个别作品还比较粗糙，然而它们都努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真切地反映了本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和今天的四化建设，以及人们平凡而又丰富的日常活动，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更可喜的是，这些作品多数都出自年轻的有才华的业余作者之手。他们长期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善于敏锐地捕捉美的感情，美的生活，美的自然，把美的东西汇注于自己的笔底刀锋。因此，他们的作品很少凭空虚构的画面和臆造的人物，也没有脱离内容玩弄形式趣味的弊病，而是洋溢着一种真实感人的力量。诸如：气势矫健，充满进取活力的《出猎图》（田宏图作）；表情微妙，手持酒杯的盛装的《新娘》（刘宝平、张德恕作）；热闹红火，群众欢庆传统节日的《灯会》（宝石柱作）；悠然自得，吹着长箫，乐在其中的《牧歌》（刘宝平作）等作品，都重在开掘草原人民的精神美。就是一些描绘动物和静物作品，如敖特根巴雅尔的《有来无回》和赵维国的《迎客》，也间接地歌颂了蒙古族人民刚强的性格和热情好客的习俗。前者有如壮美的进行曲，绘形绘声，以强烈运动的节奏，表现群马战胜恶狼的搏斗；后者象优美的抒情诗，余味深长，通过地毯上摆好的奶茶和丰盛的食品，让人联想到画外即将到来的客人。
哲里木版画的作者们说：“草原沸腾的生活是我们版画创作的母亲。”这话既形象又贴切。哲里木版画从六十年代开始，二十多年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之所以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正是由于他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深入生活的正确创作道路的结果。肯定这一点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现在有些人忽视生活实践对创作实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颠倒了源与流的关系。他们从别人的画中找灵感，在画室里面寻生活，甚至单纯在形式风格上变花样，这样产生出的作品，即使能取得一时的表面效果，但却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脱离生活的艺术是要枯萎的；只有植根于生活土壤的鲜花才能长开不败。哲里木版画的展出，又一次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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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病床小记
——赠医护同志们
宋文
请别提起烽火连天，
——身上那些弹洞伤眼。
沸腾的血染画着祖国江山，
今天，我们在这儿重又见面。
您们依然穿着素白长衫，
我们固有的亲密无间，
把生命活力点点滴滴地输入血
管；
慈母般地关怀体贴，
尽早的让我们再上前线。
啊！您们象宇宙里的繁星，
普照着我们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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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漫步
读《两当轩集》新刊本
吴德铎
黄仲则最脍炙人口的名句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尽管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九月衣裳未剪裁”者，已很少见，但这一改变，丝毫也不减少这一绝唱的感染力，今天读这诗，仍可尝到作者内心的酸辛。
古往今来，以黄仲则自况的诗人，为数不少。其中最突出的是郁达夫。他的短篇小说《采石矶》便是以黄仲则为主人公的，而其实是在“夫子自道”。达夫是那样的折服仲则诗。黄仲则虽然拥有众多的读者，但他的诗集一直没有一个较好的刊本。嘉庆、道光、咸丰、光绪虽均有刻本，内容互有出入。这些木刻本，现已很难见到。铅字排印本，不是选本，便是照刻本翻印。即使这种翻印本，近来也不可多得。因而一部经过整理的《两当轩集》新刊本，是爱仲则诗的人这些年来一直在期待的。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当轩集》（李国章标点）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这一全书22卷、附录7卷的新刊本是已有的刊本中最完备的一种。这个新刊本是以光绪刻本为底本，补入原刻遗漏的内容和新发现的佚作，卷前影印了仲则后人黄葆树在上海博物馆帮助下获得的仲则佚诗手迹，十分珍贵。这个本子对一般读者来说，自是大开眼界；对研究者和专攻文学史的人，则是一份较过去的刊印本内容丰富得多的资料。
英国的雪莱（1792—1822）、济慈（1795—1821）与黄仲则（1749—1783）的时代，相差不远，他们同样都以英才早逝为人们所惋惜，他们都给后人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篇。可是我们对黄仲则的介绍、研究，和英国人的介绍、研究雪莱、济慈比起来，显得很不够。诚如李国章同志在他为新刊本写的前言中所说：“解放以后，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对他虽有些介绍，但他诗集却没刊印过，致使青年读者对他的作品了解不多”。新刊本问世为人们诵读、钻研仲则诗，提供了便利，为研究我国这位十八世纪杰出诗人，创造了条件。标点者和其他有关同志为整理、出版这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值得深深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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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水的女孩〔油画〕 杨红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