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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防洪保险利国利民
张岳
我国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建国三十多年来，虽经大力整治江河，兴建了不少防洪工程，防洪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国河川众多，水情各异，洪水为害仍很频繁。水患严重的区域主要是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辽河和松花江七大江河的中下游地区，在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上，居住着我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分布着我国主要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地区的地面高程，大部都处在汛期洪水位以下，一旦发生较大的洪水或特大洪水，不仅会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有可能打乱整个国民经济部署和影响四化建设的大局。因此，如何保证大江大河不出现特大灾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防洪是要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任何防洪措施都只能起一定程度的防护作用。要比较好地发挥防洪效益，应当采取综合的防洪措施，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主要是通过建坝、筑堤、排涝等工程来调节或减缓洪水。非工程措施一般包括控制洪泛区的发展，制定洪泛区土地利用规划并指定用途，洪水保险制度，从洪泛区迁移，洪水预报和警报等。此外，还采取加重洪泛区居民税收的办法，控制洪泛区的发展。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十分重视非工程防洪措施和政策的研究，并把实行洪水保险作为非工程防洪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
非工程措施在我国历史上也早有记载，远在西汉时期，贾让在治河三策中提出的“还滩于河”，实际上是世界治河史上最早提出的一种非工程的防洪措施。但过去我们对非工程的防洪措施和政策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够。现在看来，在今后的防洪建设中，虽然主攻方向仍然要不断提高各大江河的设防标准，但光有工程措施，没有非工程措施相补充和协调，工程措施的防洪效益也难以充分发挥。因此，除了根据国家经济的需要和可能，继续兴建一些必要的骨干防洪工程外，我们应当把研究和制定非工程防洪措施和政策作为解决我国防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把防洪保险作为各项防洪措施的补充和促进，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作为国家的一项政策，对防洪安全、社会安定和减轻国家负担，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实行防洪保险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洪水保险的目的是运用经济杠杆，积累防洪建设资金，并通过立法，来控制和减少洪灾的损失。国务院曾经明确提出：“积极开展业务，积聚保险基金，组织经济补偿，防止灾害损失，增进社会福利，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保险发展方针。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当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万一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袭击而受损失时，通过保险积累的资金就可以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这对保障经济，安定人民生活，减少受害损失，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积累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我国保险业务从1980年重新恢复以来，有的地方已在试办防洪保险业务。1981年四川长江大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根据灾情对参加保险者的赔偿，充分体现了保险是一种补偿意外灾害损失，稳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有效手段，在灾区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说明制定国家洪水保险条例，举办防洪保险，设立防洪基金，对防洪安全、社会安定和减轻国家负担都有重大的作用。
实行防洪保险，把防洪保险与救灾计划紧密结合起来，就可以改变洪灾损失的负担方式，使洪灾损失的费用，不是一次性承受，而是分期支付，使损失费用，在较长时间，较大面积上，在众多的保险户中进行合理负担。此外，通过防洪保险立法和经济手段，还可以以较小的投资，恢复、巩固和提高现有江河堤防以及行、蓄洪区的防洪能力，并可以促进洪泛区土地的正确开发利用和经济建设。目前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行防洪保险，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的正在实行，有的正在研究。
鉴于防洪保险业务涉及部门较多，亟需行政、立法、金融、水利等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商定出具体实施的条例和办法，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防洪保险实施条例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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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粮鱼结合 互相促进
农牧渔业部水产局调研室 佘大奴
在发展粮食生产中，近几年来，有些中低产地区采用粮鱼结合的办法，获得互相促进的效果，创造了一些很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低洼易涝地区，挖塘抬田
广东省斗门县，位于珠江入海口，全县46万亩耕地中有20多万亩低于珠江正常水位。由于碱涝灾害，产量低、收入少，多年没有甩掉穷县的帽子。1978年以来，这个县结合改造低产田，采用挖塘抬田的办法，把荒沟废坑和一部分低洼地挖成鱼塘，用余泥抬高田面，改善耕作条件，并在塘边养猪，用猪粪沤肥水养鱼，用塘泥肥田，形成一个粮、蔗、鱼、猪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经过四个冬春的努力，全县新挖鱼塘1．8万亩，抬田15万亩，粮食亩产由1978年的708斤，提高到1981年的840斤，甘蔗亩产由2．9吨提高到4．1吨，塘鱼总产由2．3万担增加到4．1万担，上调的粮、糖、肉成倍增长，人均分配从78元增加到236元。
斗门县委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提出按照“粮七、蔗二、鱼一”的比例，调整农业结构。也就是在低洼地易涝地区，只要拿出10％的面积挖成鱼塘，就可以改善90％面积的粮、蔗耕作条件，虽然粮、蔗面积略减，但由于单产提高，总产增加了，而且发展了猪、鱼等养殖业。据匡算，全国类似的低洼地至少在1．7亿亩以上，如能参照斗门的经验加以综合治理，就可以把多灾之地改造为鱼米之乡。
在丘陵地区修筑蓄水塘，抗旱养鱼相结合
湖南省祁东县是个丘陵区，原有蓄水塘由于浅、小、漏，蓄水和抗旱能力很差，“春夏洪涝地受淹，夏秋干旱底朝天”。近几年来，他们对5万亩山塘普遍挖深改造，蓄水能力净增1．12亿立方，相当于新建一座大型水库，收到了“一改（改造蓄水塘），三增（水、肥、鱼），两有利（粮、鱼）”的明显经济效果。1980年全县淡水养鱼产量比1978年增加30％，特别是1981年，衡阳地区因严重干旱淡水鱼普遍减产，祁东县却增产25．5％；粮食也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可见，有计划地改造或新建蓄水塘，既是丘陵地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根本措施，又是发展养鱼生产的重要途径。
全国分布在类似祁东这样的丘陵地区的耕地，估计约4亿亩，如果祁东经验得以推广，效益是很可观的。
在沿湖沿海围垦中的淹没或低洼部分，走粮鱼结合、综合开发的路子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沿海围垦海涂约1，000万亩，围湖面积更大，仅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即达1，700万亩，加上其他地区，已超过2，000万亩。在这么多的围垦面积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被水淹没或处于低洼沼泽状态，种不了粮食。例如：福建省三十年来围海100万亩，其中已种粮食效果较好的占35％；虽已利用但经营效果很差的占15％；种而失收，不得不丢荒的占15％；不宜耕种的淹没区或沼泽地占30％以上。江西省余干县康山垦殖场从1966年起，在鄱阳湖中围垦了51万亩，已耕农田只有10万多亩，有20万亩仍被淹没，另20万亩需要继续投资建设电力排灌站才能耕种。
这类地区也应实行“宜农则农，宜渔则渔，综合开发”的经营方针。对于地势较高，经过多年建设已实现稳产高产的，应继续搞好粮食生产，把其中的沟渠或低洼部分用来发展养鱼；对于既有农田，又有低洼地和水面的，应实行农渔并重，可以挖塘抬田，既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又扩大养鱼面积；至于近期内排涝排碱无法解决的，应以发展水产养殖业为主。
在旱涝盐碱地区，“挖葡萄串坑塘”，综合治理
我国全部耕地中，有盐碱地一亿多亩，生产水平很低，另有一亿多亩的盐碱荒地，有待开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集中在黄淮海平原。这一地区雨季易积涝成灾，其他季节则干旱缺水。正确解决“排”与“蓄”的矛盾，是黄淮海平原治水的中心问题。目前“排”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蓄水抗旱问题，一些科技工作者提出用修建葡萄串坑塘的办法解决，雨水多时，坑塘可以蓄水，容纳不下才由河沟排走；干旱时可以提水灌溉，还可以用于发展养鱼业，既增加社队收入，又为农田提供优质基肥——塘泥，一举多得。例如，山东省梁山县馆驿公社有一片面积629亩的盐碱洼地，过去寸草不长、颗粒不收。1979年他们在这片地上建造350亩鱼塘，垫高田面，既种了粮，又养了鱼。三年来年年增产增收，而且解决了周围5，000多亩低洼农田的排涝问题。如果黄淮海平原平均每30亩耕地挖1—2亩坑塘（水深2—3米），就大体上可以解决“排”和“蓄”的矛盾。黄淮海平原有1．3亿亩耕地，按照这个比例，就可以增加养鱼坑塘400—800万亩。如果全国的盐碱地都采用这个办法，既增产粮食又发展养鱼，就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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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报喜与报忧
于永保
听某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抱怨说：“有的公社汇报雨情，天越旱，实际降雨量报得越小；天越涝，实际降雨量报得越大，使县领导难明真相。”
过去人们见过那些作风不正的人，为了骗取名利，“报喜不报忧”；而今的“报忧不报喜”，奥妙何在呢？同那位秘书深谈之后，我才明白，其一，是为了增大“对比度”：困难越大，不就越显出成绩来之不易吗？其二，是为了求得上级多拨点救灾的物资。
“报喜不报忧”者，夸大成绩，拔高吹牛，得手时便能骗得荣誉。“报忧不报喜”者，夸大困难，工作做得马马虎虎时，领导上还会误认为“满不错”；工作中出了差错，也可以把责任一古脑儿推诿给“客观原因”。可见，“报忧不报喜”比起“报喜不报忧”，在弄虚作假的手法上，算得上“异曲同工”。
“报喜不报忧”和“报忧不报喜”一样，结果只能是“喜”了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而党、国家和群众却大受其害。在那些人的头脑里，党和人民的利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
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依靠“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摸清情况，对症下药，以保证问题能够及时解决，经验能够迅速推广。喜弄成忧，忧弄成喜，搞得上级领导扑朔迷离，势必贻误农业现代化的大业。
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人，是不可能搞“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忧不报喜”的；那些只图自己“喜”，不顾国家忧的人，恐怕党和人民也不容他们老是“喜”的。所以，还是改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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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棉田不要套种瓜菜
最近河南、河北等地的一些读者来信反映，有些群众食用了棉田中套种的瓜类后，中毒死亡。
造成这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主要原因是，有的社员在棉花地里套种甜瓜、菜瓜、黄瓜等以供自食或出售。可是，当瓜类成熟之际，正是棉铃虫猖獗之时，需要喷洒剧毒农药灭虫，这样就使瓜皮上也洒满了农药，当摘了瓜果自食或出售给别人食用时，就会造成中毒。
河南省尉氏县小陈公社张剑虹来信说，7月3日在张市公社贸易市场，有五人因买吃了被农药污染的瓜而中毒，还有二人因吃了此瓜而身亡。西华县有个社员的独生儿子，吃了自家棉田里种的甜瓜中毒死亡。
许多读者在来信中说，棉田中套种瓜菜出售，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建议各级领导采取措施，做好工作，最好不要在棉田里套种瓜菜。市场管理部门也应禁止棉田内喷洒过农药的瓜类在市场上出售。
近来各种瓜菜大量上市，在市场上购买的瓜菜一定要洗净后方可食用，吃甜瓜时要去皮以防农药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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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袁志春办大鲵养殖场
湖北省竹溪县泉溪公社太平关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袁志春，在县水产部门的支持下，建起了家庭大鲵养殖场，1，500多条鲵鱼生长正常。
大鲵是我国珍贵稀有的最大两栖动物，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因它的前足形同人手，叫声好似小孩啼哭，所以俗名娃娃鱼。袁志春家住太平关河边，熟悉大鲵生活习性。今年春上，他在公社党委和县水产部门的支持下，将自己原来承包的一亩三分水田，改建为鲵鱼养殖场，从河里捕捉回野生大鲵放养在池里，实行人工饲养繁育，还采取措施防止水獭等大鲵敌害，使大鲵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附近群众和过往行人纷纷前来参观，县、社领导同志也登门拜访，鼓励袁志春为保护和发展珍稀两栖动物大鲵资源多作贡献。
邹谭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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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管水单位挖江堤 要鱼不顾人性命
湖北省水利厅鄂城凡口电排站管理处，于1980年冬违章在长江确保干堤禁脚内，开挖养鱼池三亩多。1981年5月13日，黄冈地区防汛指挥部要求他们迅速填平养鱼池。但该处仅仅填平了约三分之一。
鄂城凡口电排站管理处作为水利部门，竟知法犯法，违反堤防管理条例，在长江确保干堤禁脚内开挖鱼池，严重地危害着堤防安全。他们只顾吃鱼，不顾人民死活，对上级指示阳奉阴违，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目前，正值大汛期间，长江水位急剧上涨，超过设防水位接近24米警戒水位。广大群众要求上级督促他们填平养鱼池，确保堤防安全。 张水清 徐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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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知识小品
生物界的“亲朋密友”
胡延清
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是人类的美德。在生物界里，同样存在着互利互惠、相济共生的关系。不过，它们不是出自“美德”，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蛀木的害虫白蚁，本身没有分解木质纤维的本事，它只好与超鞭毛虫狼狈为奸，“请”它住在自己的肠子里，靠这个“同案犯”分泌一种酵素去分解木质纤维，从而达到双方满足食欲的目的。如果白蚁和超鞭毛虫不如此合作，彼此都不能生存。蚜虫是作恶多端、危害农作物的大敌。而蚂蚁却把它奉为“座上宾”，并充当其“帮凶”。当蚜虫遇到天敌的时候，蚂蚁便相助掩护，使其逃匿；当蚜虫危害作物不慎摔下来的时候，蚂蚁会将其“搀扶”，再送上作物；蚂蚁的穴洞还常常是蚜虫的“招待所”和越冬场所。为什么蚂蚁对蚜虫如此殷勤呢？原来，蚜虫分泌排泄的一种有甜味的蚜蜜，是蚂蚁最喜食的“美味佳肴”。它们就这样以互惠的条件达成了肮脏的“交易”。
不同动物之间这种休戚相关、相依为命的关系，在生物生态学上叫作“互利共生”。假如两种动物虽和睦共栖，但只对一方有利，那在生物生态学上就称为“片利共生”。比如，有一种线虫，终年“寄居”在马的肠子里，有吃有喝有窝，好不自在痛快。它对马的健康竟无什么损害。
在植物界，同样有许多“亲密无间”的“朋友”。以农作物为例，洋葱和胡萝卜是最喜欢相邻的，它们发出的气味可以驱逐相互的害虫。大豆最欢迎在自己的地边有一行蓖麻给它充当“卫士”，因为蓖麻发出的气味能使大豆的害虫金龟子不敢觊觎。对蓖麻来说，它虽不能从大豆那里得到报酬，但毕竟没有什么损失。
生物界的“互利共生”和“片利共生”，可供人类利用，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附图片）
李锡武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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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珍闻
杀鸡取一蛋 一斤三两五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湖南省石门县新铺大队养鸡专业户唐生万，从他喂的一只来亨鸡的子宫中取出一个蛋，重一斤三两五钱。这只鸡四斤多重。 冷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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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合木提的今昔
本报记者 韩文辉
年过半百的马合木提，是新疆墨玉县托乎拉公社达拉斯喀勒大队社员。达拉斯喀勒译成汉语就是水稻之乡。去年马合木提一家承包了16亩7分水稻地，秋后收获稻谷23，480斤，平均单产1，440斤，开创了水稻之乡的最高纪录。马合木提向国家卖了一万斤余粮。
今年元旦前，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表彰全县几位卖余粮多的农民。马合木提生平第一次登台讲了话，还向全县农民提出开展比向国家多作贡献的竞赛。春耕开始后，马合木提把自己的几千斤水稻良种无条件地兑换或借给周围群众。他还经常到别人地里指点翻地、播种，俨然象个队长或农业技术员。
人们称赞马合木提时，总不免要谈到他的过去。达拉斯喀勒虽有水稻之乡的美称，但在过去年年要吃返销粮。一天，家里断炊了，马合木提无法可想，就悄悄将二十年前老婆陪嫁的一对金耳环拿去卖掉，买了粮食。他想，今年好好干一年，秋后光景一好，再买一对悄悄放在原处就行了。不料，妻子苏皮汗发现自己珍贵的纪念物不见了，伤心地哭闹着追问。马合木提矢口否认，最后大家都说家里被盗了，这场家庭风波才平息。马合木提非常内疚，他盼望日子能很快好起来，给苏皮汗重新买对耳环。谁知大锅饭越吃越穷，那有力量买耳环！
就在马合木提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1980年马合木提承包了11亩水稻，包产4，000斤。他们一家人早出晚归，深翻细管，秋后收获稻谷8，000斤，超产3，000多斤。马合木提梦寐以求的好光景来到了。他卖了余粮，用70元买了一对比原来更重的金耳环，交给妻子苏皮汗，“坦白”了自己的“过错”。多年破不了的“盗案”真象大白了，一家人高兴得都流下了热泪。
马合木提的院落、房舍还很简陋，但是，院里稻草堆得象座小山；圈棚里喂着三头牛、两头驴、十三只羊；二十多只肥鸭在院内觅食；一百多只鸽子在房顶上空盘旋；库房里四个囤装满了稻谷；油菜籽装了十个大口袋。他家里还有座土油房，一年能收几千斤油渣。加上县上奖售的3，000斤，他今年有近万斤油渣作肥料。有这么雄厚的物质做基础，精神状态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合木提在劳动致富的道路上，步子越迈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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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利用本地丰富的陶土资源，兴办了533个社队厂。去年，总产值达5，215万元，占全区总收入的67％。今年上半年产值和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近一半。集体经济迅速增长，农民生活普遍提高。图为山头陶瓷厂工人在修坯。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