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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纲领
——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思想（一）
本报评论员
最近，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这个号召对于全党，对于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文选》是我党新时期的一部重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认真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这部著作，一定会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一定会大大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成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邓小平文选》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哲学、经济、科学、教育、文艺、统战、军事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和《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等著作，直接论述了思想理论和文艺工作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思想文化建设中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纲领。认真学习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并把它贯彻到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去，对于推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中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重视呢？
坚持解放思想和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并积极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讨论。这对于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扫除“两个凡是”等“左”的思想障碍，推动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为了顺利地实现四化，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邓小平同志在同一时期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精神是一致的，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也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要坚持解放思想。但同时，在实现四化的斗争中，在我们的文艺事业中，必须严格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各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我们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在文艺领域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且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就为正确解决新时期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个思想，党中央后来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新时期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这是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几年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文艺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一切向钱看”的不顾社会效果的完全商品化的倾向。这是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完全不相容的。我们应该给以足够的警惕和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切实纠正。
充分发挥新时期文艺的特殊作用，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积极的贡献。党的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提，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他曾经从多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谈到文艺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时，邓小平同志指出：“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文艺的作用之所以为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因为文艺有它本身的规律和特点。
邓小平同志充分注意到文艺通过艺术形象对人们起潜移默化教育作用的特点，特别提出了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近几年来，我们的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性活动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有少数人并没有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认识文艺的意义和作用，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努力创造和输送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是把自己的作品和表演当作单纯牟取名利的手段。对于这种错误的倾向，我们应该继续进行批评。我们应该引导文艺工作者继续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文艺队伍，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邓小平文选》中，有许多篇章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四化的队伍建设问题。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明确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路线，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是劳动者，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谈到对文艺队伍的估计时，邓小平同志驳斥了所谓“黑线专政”的谬论，代表党中央重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这个正确的估计，完全符合实际。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自信心和责任感。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战略目标出发，邓小平同志对于文艺队伍的建设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并且号召各级领导“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充分发挥中年文艺工作者的骨干作用。这些都是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努力遵循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使我们的文艺界成为一支坚强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应当看到，目前文艺界也确实存在某些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现象，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极端个人主义、争名夺利、无政府主义、不讲职业道德、不讲人格国格、经济文化犯罪等现象。这些虽然属于支流的问题，但我们也要注意，并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和制止。
正确开展文艺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保证我们的文艺沿着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轨道前进。文艺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思潮，出现“左”的和右的倾向。因此，必须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我国的文艺事业长期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现象，以及“左”的思想的流毒远没有肃清；同时，由于受到外来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近几年来，文艺界也确实出现了少数在政治上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或者作品格调庸俗、低级、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上也出现了若干错误的有害的观点。因此，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我们文艺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文艺领域里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我们要进行原则性的斗争。
如何开展文艺上的思想斗争？有一个指导思想和领导艺术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文艺领域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邓小平文选》里对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第一，要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第二，要注意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方法。邓小平同志说：“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第三，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邓小平同志十分强调，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粉碎“四人帮”以来，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领导思想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使文艺工作者真正感到了心情舒畅，如坐春风。这也正是我们的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决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艺术民主的结果。
《邓小平文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运用和发展的新成果。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方面的论述，是马克思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对于其中丰富的、深刻的内容，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和研究、并且切实地运用和贯彻到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去，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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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冲力与惰性
——谈陆文夫的短篇小说《围墙》
金燕玉
陆文夫的短篇新作《围墙》（刊《人民文学》1983年第2期）发表以后，引起强烈反响。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要求全省干部都读一读这篇小说。它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它触及了当前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问题。
这篇作品写的是关于如何砌院子围墙的一场小小的争论，表面看来，既没有正面描写工业、农业、商业方面的改革，也没有写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但是，透过这件小事，我们却看到了推动变革的冲力和阻碍变革的惰性之间的尖锐冲突。
作品的主人公马而立身上潜藏着改革的极大能量。他的性格轴心是行动，这轴心带动着他“灵活得象自行车的轮盘，一拨便能飞转”。他具有高效率工作所必需的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脑子敏捷，眼尖手快，腿脚生风，而又不流于粗疏、鲁莽、浮躁。他办事认真负责、细致稳妥。他虽不是领导人物，却很有组织能力，能指挥好一支人马，造出童话般的奇迹——一天一夜之间，建筑设计所的中西合璧、美观坚固的围墙就突兀而起。马而立的身上没有圆滑的外衣和世故的铠甲，也没有空谈高调的陋习和慢慢来的陈规。如果说要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话，如果说要改革的话，那么，今天的时代多么需要马而立这样锐意变革而又有才能的新人物啊！
与马而立恰成鲜明对照的是只会原则领导不会具体指导的吴所长，夸夸其谈、脱离实际的清谈家黄达泉、朱舟，对一切变革都反对、又自诩为公正平允的取消主义者何如锦。作品通过砌围墙的“三部曲”，鲜明地揭示了他们和马而立在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上的矛盾冲突。砌围墙之前，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研究，茶吃了一杯又一杯，话说了一车又一车，就是制订不出一个方案来。马而立使出浑身解数造好围墙后，他们又纷纷发表高见，横加指责，无非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然而，情况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围墙得到专家权威们的好评，这些人面孔一变，又搜肠刮肚找出各自的功劳，准备摆功领赏了。空谈——指责——抢功，就是这些人的三部曲。事情一点不做，倒有批评别人的资格，倒有享受荣誉的权利！正是他们形成了一股顽固地阻碍改革的习惯势力。鲁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深刻地指出了这种“保守派”的本质，“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陆文夫将今天现实中还存在的这些人物在小说中艺术地表现出来，把他们身上的惰性刻画得真是入木三分。
发人深省的是，在整个矛盾冲突中，马而立始终处于劣势。他无职无权——连个副科长也不是；没有资历——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没有工农本色——衣冠楚楚，讲究整洁。而传统的心理和眼光总是以地位取人，以资历用人，凭印象看人，因此，马而立在生活中常常受到误解、委曲和不公正的待遇。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塑造了马而立这样的实干家形象，还在于向传统的取人、用人、看人的标准提出了挑战，通过马而立的经历提出了有才不能用的社会问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惟有将那些惰性和不讲科学的陈腐之见扫掉，铺平让人才辈出的大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小说与改革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这篇作品艺术上也颇有特色。对马而立，既用轻快的幽默的笔调作平面的渲染，介绍出他的独特风度，又着重在行动中进行刻画，使人物形象富有立体感。马而立赶到房屋建筑站去商量砌墙的过程中，他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活灵活现地显示出自己的性格来。特别是欣赏围墙那一段，作者用优美的抒情的笔触把围墙写得那么美，分明是在赞美杰作的创造者马而立，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对人物的喜爱之情。对四个具有惰性的人物，主要通过他们的言语来表现，因为他们都是光谈不干的人。人物语言和精神面貌的惊人的吻合，不由得使人叹服作者艺术概括和艺术表现的准确！有时作者也直接出面揭揭他们的老底，例如“他们的批判能力总是大于创造能力”等等，笔调是犀利的讽刺的，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整篇小说的风格是寓刺于谐，于轻快的笔墨后面跳跃着作者的深思、叹息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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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崇高的献身精神
——读从维熙的长篇小说《北国草》
吴光华
从维熙的长篇小说《北国草》，（载《收获》1983年2、3、4期）把充满献身精神的五十年代青春儿女群像，送进了文学画廊。小说以五十年代中期“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发北大荒为背景，较深刻地反映了五十年代青年人对理想、信念、事业、生活、爱情的追求和崇高的献身精神。作者以新颖的构思，情景交融的描绘，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富有时代特点和一定典型意义的一代青年的形象，真实地、生动地再现了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风貌。
马俊友和卢华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两个艺术形象。在今天的某些人看来，他们无疑是一对浑身冒傻气的“傻子”。马俊友这个“平凡得象一块荒地上黑土”的老红军后代，放着大城市的优裕生活不过，偏要跑到“古老而迷人”的千里荒原上去“受罪”。他外表憨厚、质朴，内心却蕴藏着一团炽热的烈火：当调皮的石牛子把儿马骑到了铃铛河，他默默钻到牲口套中顶替儿马拉犁开荒；别人午休，他抡着劈斧挖树根，为开荒扫清障碍；在一次“倒树”事故中，他把生的希望给了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了自己……这是一个五十年代的先进青年的典型。和马俊友不同，卢华是另一种典型：对敌人，他嫉恶如仇；对伙伴，却是无比的宽厚。他是垦荒队长，在垦荒队员的眼里，他就象荒漠中一头负重的骆驼，“身上没有披挂美丽的头缨，脖子上没有叮当作响的驼铃，脊背上却驮着超负荷的重载”，即使是对于品质恶劣的迟大冰，他宁愿自己背黑锅，也绝不放弃“帮助他悔改”的机会。作者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刻画了这个胸怀坦荡，心中无“我”的垦荒队长的崇高品德。
如果说，马俊友和卢华的性格比较单纯，那么，女青年邹丽梅的性格，却要复杂得多。作者用浓墨重彩，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了她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绘了她和马俊友质朴的爱情纠葛，描绘了她对爱情的执著的追求。当马俊友为了扑救从天而降的荒火而壮烈牺牲后，沉湎在感情潜流中的邹丽梅痛不欲生，甚至想以身“殉情”……作者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直面人生，正视矛盾，在这些复杂矛盾的漩涡中，成功地展示了邹丽梅这个富有立体感的五十年代的女青年形象。其他如贺志彪、石牛子、李忠义、诸葛井瑞等青年形象，在作家笔下，也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万花筒，五十年代垦荒队员的生活当然也不例外。马俊友、卢华、邹丽梅、俞秋兰等人是为了开拓新生活“抢”着去的。但也有不少人是抱着各自的不同目的去的：白黎生、唐素琴、迟大冰，情况就各不相同。作者用他那支多彩的笔，生动地描述了在垦荒队这个大熔炉里，垦荒队员的变迁和沉浮，描绘了他们对待理想、事业、生活、友谊和爱情的不同态度：把人物的起伏命运，荒原的瑰丽景色和垦荒队员复杂的心理活动，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给我们勾画了一幅绚丽多姿的五十年代青年的生活画卷。
长篇小说《北国草》是作家从维熙“献给当代青年朋友的一曲青春短笛”。虽然时代已经跨越了近三十年，应该说，作者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溶合问题。作者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高度上来剖析五十年代的生活，使作品既有五十年代的时代特色，又有八十年代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北国草》在艺术上也有新的追求和探索。它不象作家早年的作品，是“清晨的露珠”，追求的是诗情画意；也不象后来由于坎坷命运而形成的雄浑、悲壮的格调；在《北国草》里，诗情画意和悲壮深沉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部小说也有疏漏之处。据了解，黑龙江省因气候寒冷，多种春麦，种越冬小麦尚在试验阶段，而作者在这些自然背景的描写上有失准之处。目前，作者正在对小说重新进行修订，力求使作品更有色彩，更具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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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我们的太阳”
——评叶文玲的中篇小说《父母官》
范伯群
从小说集《无花果》、《心香》到《长塘镇风情》，叶文玲在创作道路上是一步步前进的，她开始找到了自己独具魅力的音符。近读她的中篇小说《父母官》（刊《莽原》1983年第1期），我又为她创作上的新突破而高兴。我们看到，由于生活的砥砺磨练，作家的腕力强劲了，能自如地把握复杂题材的错综生活；作家的视力深邃了，开始观察到平静海洋中的暗流和潜涡。
在生活中我们常听到人们的感叹：唉，现在的事太复杂，太复杂了！是的，生活象一张巨大的网，常常令人摸不清头又拆不开结。叶文玲在《父母官》中触及了这网状体的种种矛盾，勾勒出一群县委领导干部——俗称父母官的形象。她展开的是“庄严神圣”而条理不紊的县委大院中的汹涌暗流，象天空中冷暖气流交汇时孕育着狂飙和雹霰一样，这是一场为党风而战，为信仰而争的搏斗。
八十年代第二春，在横山县的笔架山下，雨后春笋般地窜出一片近乎青岛、北戴河避暑区的小洋楼，老百姓明讽暗喻地指这片宅区为“大观园”，“观”者，“官”之谐音也。人民来信控告干部占用良田营造私宅，而这股歪风邪气的带头人却是地区经委副主任的夫人、县委办公室主任盛嫣——人称“‘大观园’里的‘王熙凤’”。面对这民心民意的向背，县委第一书记凌子坤懂得，“民心不可欺，也不可侮”。他决心要尺之以党纪。但正在这时，他儿子凌飞参与走私集团的案情暴发。在对同志“尺之以党纪”之前，出现了一个对儿子是否“绳之以国法”的问题。这对凌子坤说来，无疑又是一场尖锐的心灵风暴。叶文玲按照生活的特定面貌，既描绘貌似风平浪静的蔚蓝大海，又深深探及人物内心深海区的激流怒潮。作家将这场斗争并不处理为剑拔弩张的白刃战，而是象海底石油勘测一样，让几千米深井中的石油喷薄出巨大炽热的火柱。
《父母官》的写法不一般，它是在为主人公的往昔立传中展开当今这场交锋的。作品大多数章节都侧重为某一人物立传，但通过多种穿插技巧将这场决斗写得曲折有致、声色俱佳。作家笔下的这场斗争不仅有着丰沛的现实感，而且她着力刻画的人物也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与凌子坤的大义凛然、公而忘私的秉性相对照，盛嫣却是笑里藏刀、歪才缺德的使绊子专家。而另一位落笔着墨较多的父母官是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主任董一宛。作者笔下的退休干部许怡也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感人形象。她每在群众中听到我们工作中的疏忽时，并不因“不在其位”而心安理得，而是抱着一种“甘愿受审”的内疚，倾听群众的衷诉，又以“为国分忧”的精神，在古稀之年办些与她的职级很不相称的“私营”小事业。作家通过各种政治品貌的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突现了中篇的主旨，在这个摸不清头拆不开结的生活之网上，找到一根“纲举目张”的准绳。
叶文玲告诉读者，有一位诗人曾抒唱：生命的黄昏，儿孙是太阳。但凌子坤却以自己的行动修改了被某些人奉为经典的诗句，他的誓言是：生命的黄昏，信仰是我们的太阳。只要他一息尚存，就要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贞操，只有信仰才是党风的最佳净化剂。
《父母官》中也还有某些赘文败笔，但就整体而论，却不失为有新意的好作品。我们还要长期地艰苦地进行一场为纯洁党风而战的斗争，败坏党风的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在这一历史性任务面前，我们的作家应该为人民谱写一曲曲“铁骨铮铮的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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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人生的彩虹
——鲁彦周的长篇小说《彩虹坪》读后
贺兴安
继《天云山传奇》、《春前草》之后，鲁彦周又奉献给了读者一部长篇小说《彩虹坪》（载《小说界》今年第一期）。这部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生活的作品，把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斗争和人物在爱情、婚姻上的悲欢离合交织起来，提出了触及每个读者心扉的人生追求问题，读来动人心弦，又发人深思。
有人说，作品着力写了三个女性的命运：被遗弃的邓大妈是不幸的，在事业和爱情上执著追求的吕芹是坚韧的，那交织这两种命运、铸炼出新生命的耿秋英是壮美的。但我以为作品虽然以这三个女性为底色，但作者着力刻画的、处于前景位置的，还是和这三位女性有着种种关系的吴立中和吴仲曦父子。
吴立中是继吴遥之后的又一个艺术创造。他与那些对三中全会的路线的认识或慢或迟的干部不同，这个省农委主任对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是清楚的。知道，偏又去阻挠，这是为什么？他的行事处世，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审时度势哲学。在他看来三中全会的精神维持不长，那种主张改革的“异端”终究要被党内的“传统”所代替；以省委第一书记钟波为首的改革派在省里没有根基，钟波是外来户，待不长，要谋求个人的发展，还得靠实权派。权衡利害得失，他断然扼杀了彩虹坪的生产责任制，以博得实权派的青睐。从个人权位的需要来取舍，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他遗弃妻子邓大妈，他竭力安插儿子上大学，他反对儿子在彩虹坪蹲一辈子，他对自己钟情的、又认为有改革派“危险异端思想”的吕芹，既倾慕又表现出戒备，都是和这一脉相通的。庸俗呵，渺小呵，如果你并非陷入僵化，而带有某种明知故犯的清醒，不是值得击一猛掌吗？
吴立中的儿子吴仲曦，也并非是那种靠父亲的余荫混日子的浪荡子弟。他有过诗一般纯真的追求。唯其纯真，耿秋英在迟疑再三之后，才献出了自己的爱情。然而，生活的剥蚀力量对那些还稚嫩的小草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从彩虹坪回城以后，父亲把他安置到了海滨。精巧的别墅，温柔的海水，丰盛的野餐，加上吉他、唱片和女友，动摇了他薄弱的意志，他开始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然而，四化建设是一场不允许停顿、不允许走回头路的变革。在各种外力和内力的推动下，吴立中父子双双重新来到了彩虹坪。而且在自己的恩人和受害者面前，作了一次涤荡灵魂的泪水的洗礼。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物的转化，写出了生活的感召，时代的力量。
作品在艺术上以深入人物心灵的抒情力量取胜。这种细腻的心理描写，给读者留下了人物的清晰的心灵轨迹，也常常弥补了某些细节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