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建立中国化的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
钱伯海 黄良文 翁礼馨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对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的建立也应有这样的要求。
科学指标是科学分析的基础。在我国，用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一般有两个，一是总产值，一是净产值，通常以总产值为主。总产值存在原材料转移价值的重复计算，很难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所以有人主张以净产值代替总产值作为主要指标。实际上，与总产值、净产值相对应的还有最终产值指标。从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最终产值指标有其独到的作用。我们建议建立以最终产值为主的与总产值、净产值相结合的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
最终产值是社会最终产品的完全价值
最终产品是与中间产品相对而言。中间产品是指本期生产而又被加工耗用的产品，如各种被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最终产品则是指本期生产、本期不再加工的可供最终消费和使用的产品。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中，曾多次提出最终产品这一经济范畴。而最终产值指的则是最终产品的完全价值。所以，最终产值也就是社会总产值扣除中间产品价值以后的产品价值。最终产值这个指标对于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国民经济计划都有其重要的作用。
最终产值与总产值、净产值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构成相互补充的国民经济生产综合指标体系。从统计制度来说，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核算体系，东方体系只对物质生产部门计算产值，西方体系对所有取得收入的部门（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都计算产值。但东西方都有上述三个指标，不过用辞不同，内容涵义有的也有些出入。
总产值包括本期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和全部消费资料。工业总产值用“工厂法”计算，各工厂生产的产品，不论是否被其他工厂加工为其他产品，都要按全价计算，所有工厂的总产值相加得到的工业总产值，必然包括工厂间被加工耗用的产品价值的重复计算。而且，社会分工愈细，重复程度就愈大。赵紫阳同志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指出：“计划体制方面，要解决计划指标体系的问题，以总产值为主要指标，弊病很大，不利于降低消耗，降低成本，不利于采用新技术。”
最终产值和净产值一样，排除了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价值的重复计算，但二者又有差别。在净产值中只包括本期生产的一部分固定资产价值，或者说，只包括用新投资购置的固定资产价值；而最终产值则包括本期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价值，它既包括新投资购置的固定资产，也包括用折旧费购置的固定资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用不同来源的资金——新投资或折旧费购置的固定资产，是很难直接区分的，而且折旧费和新投资又常常结合使用。最终产值正好完整地反映了这方面的物质内容，体现了很大的优越性。
应该指出，产值指标是产品生产数量的价值指标，应该是生产多少，统计多少，不能因为购置资金来源不同而肯定或否定其为本期生产的产品。因此，从全面计算本期生产的最终成果，综合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说，最终产值要优于总产值和净产值。
最终产值最适宜于国际间的对比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日益发展，统计指标的国际对比愈来愈显得重要。总产值由于包含着中间产品的程度不同的重复计算，不适宜作国际之间的比较。净产值扣除了所有转移的价值，照理可以作国际对比之用，但东西方不仅对服务是否提供净产值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净产值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理解。东方体系认为各部门净产值的总和就是国民收入，西方体系则认为各部门净产值之和不等于国民收入，只有其中构成个人收入的才算是国民收入。他们规定：
国民生产净值－间接税等＝国民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要用我国的国民收入指标与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指标对比，必须进行两方面的调整和换算。一个是调整服务价值，将我国的国民收入加上我国的服务价值，或者将西方的国民收入扣除他们的服务价值；另一个是调整间接税（间接税主要指商品销售税），将我国的国民收入扣除间接税，或者将西方的国民收入加上间接税。不仅换算工作比较麻烦，而且西方国家并不以国民收入作为主要指标。如果把最终产值指标用于国际对比，只需要通过一次换算，即将我国的最终产值加上服务增加值，就相当于西方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把西方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去其中的服务增加值，就得到相应的最终产值。我们曾利用美国发表的有关材料，就美国1950——198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逐项扣除它的服务价值，求出美国1950——1980年的最终产值；又将包括服务的国民生产总值，与相应的扣除服务的最终产值对比，得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包括服务价值在内的夸大比率。由于服务比重的不断增加，这个夸大比率也呈逐年增大的趋势。1950年为34％，1980年达到48％。有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上述的夸大比率，可以推算其按东方口径计算的最终产值。例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81年为29，377亿美元，夸大比率约为48％，则该年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即最终产值应为：29，377÷（1＋48％）＝19，849亿美元。
服务部门要否计算产值，在我国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主张算，有的主张不算，有的主张部分算、部分不算。这正是生产劳动的宽、窄、中三派观点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作为就业人数众多、品类十分复杂、而比重又不断上升的服务部门，借助于服务价值指标，反映服务部门的活动总量，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国民经济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将提供很大的方便。如果有了最终产值，又有了相应的服务价值指标，则随时可以相加，得到可与西方对比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便进行国际经济的对比分析。
产值指标的历史回顾
产值指标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早期社会产值的计算主要出于学术上的兴趣和研究上的需要，作为统计制度建设来说，产值指标的实际计算则是晚近百余年的事情。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都采用总产值指标。瑞典最早，在1830年，美国在1850年，其他许多国家，包括英国、德国、加拿大、俄国等，都相继采用总产值指标。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又陆续改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指标。美国最早，于1932年正式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指标，英国稍迟，于1938年采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主要指标。
资本主义国家由以总产值为主过渡到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这是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相联系的。各国编制国民经济帐户，都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基础。可见，最终产值在国民经济管理上具有它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十年以前，我们接受国家计委的委托，研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统计问题。在研究报告中，我们曾经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以最终产值为主的与总产值、净产值相结合的指标体系的建议，得到有关方面的关心和重视。事隔十年，由于形势发展，特别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精神，我们愈来愈感到这个建议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既必要又可行。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有的同志一度认为总产值、净产值是社会主义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资本主义指标。这是一种误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提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作为本世纪末的经济发展目标，达到小康水平。国家统计局和许多省市的统计部门，分别计算了全国和有关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并进行对比分析。建立以最终产值为主的国民生产综合指标体系，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而且可使指标体系具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
任何指标都不是万能的，应该用其长，避其短，相互补充，结合运用。我们建议以最终产值为主，仅仅是指用最终产值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计算某些比例关系。至于其他方面，如研究国民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研究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关系和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析等，仍应分别以总产值或净产值指标为主。至于一些分析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值利润率、资金周转系数等，宜采用哪个产值指标，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最终产值按分配要素法计算，只是净产值加上折旧费。因此，在我国计算各部门净产值的基础上，计算最终产值是比较方便的。问题是人们对最终产值指标还比较生疏，了解不多，因此，对它的涵义、内容和作用，需要作比较广泛的宣传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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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映光
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目前基本建设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必须对基本建设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杜绝各种浪费。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值得注意了。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人民日报》5月份重新发表了三十二年前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基本建设浪费严重》的报道。编者的按语说，重翻历史的旧帐，目的是温故以知新。
新的情况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近几年基本建设投资效益有所提高，人们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有所重视；另一方面是基本建设中的浪费仍然严重存在，有关部门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就基本建设中浪费的一面来说，现在的情况同五十年代相比，有三点大不相同：一是浪费的面比过去大，二是浪费的程度比过去严重，三是对待浪费的态度没有过去严肃。
如果我们进行一次普遍的认真的检查，没有浪费的在建项目，恐怕是不多的。至于浪费的程度则要比过去严重得多。阳泉矿务局当年的浪费有多少，根据报道提供的材料估算，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这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是，拿这个数字同现今许多建设项目的浪费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比如，5月21日报载的郑州市黄河饭店工程，1979年9月动工，预定1981年6月完工，投资预算300万元，实际花去450万元，只完成全部工程量的26．5％，还要追加360万元，才能建成交付使用。这项工程的浪费就已超过当年阳泉矿务局浪费的几倍。然而，黄河饭店工程的浪费，还算不得现今建设项目浪费中的大巫。浪费在千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屈指可数；浪费在亿元以上的建设项目，不乏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对待建设浪费的严肃态度比过去差多了。1951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几十个浪费严重的典型，开展了“没有正确的工程设计就不能施工”的讨论，许多被批评的单位在报纸上公开检讨，确实是在改正。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7年，贵州省茅台酒厂扩建中浪费投资26万元，酒厂党委、省工业厅党组写了检查报告，请求处分，中共贵州省委发了通报，这些都在《贵州日报》公开发表。《贵州日报》为此专门发了消息、通讯和社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相形之下，现在有些部门对于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则显得有些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措施不力。
现在，我们国家一方面建设资金不足，一方面许多建设单位又在那里大量浪费资金。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改变当前资金过于分散的状况，又要狠抓基本建设中的严重浪费。提高投资效果，节约建设资金，也是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有效途径。这方面的潜力有多大？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据对176个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的检查，现在要花的投资就比原来的概算增加185亿元，大量的是由于种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可以想见，如果各个部门、各个建设单位都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其节约的资金，将会是一笔多么大的数字。
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中，曾经尖锐地提出过积累的正当利用和节约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问题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使用积累资金，反对浪费。他特别指出浪费国家资财是党风不正的重要表现。他强调，最值得注意的是非党群众有时还比共产党员更爱惜我们国家的资财，而有些共产党员在铺张和浪费方面的行动则是更有
“勇气”和毫不在乎，必须对这种浪费国家资财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能容许而且没有权利容许各种放荡行为和毫无节制的浪费行为。
基本建设中的浪费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浪费，是浪费中的大头。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可以很快收到明显的效果。赵总理提出的对基本建设实行严格的经济责任制，是杜绝各种浪费的一个好办法。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这次人大会议之后，立即组织必要的力量，对重点工程进行检查，表扬好的，揭露和批评不好的，对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损失浪费的，绳之以政纪和法纪。这是一项有力的措施。我们一定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这些措施以及其他有效的措施认真贯彻下去，把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资金真正管好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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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蔡元培全集》《梁启超集》《王国维集》将陆续编辑出版
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蔡元培、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集编辑整理工作正在进行，并将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
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对我国的民主革命、思想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几年来，《蔡元培全集》的编者在蔡元培后人的大力支持和有关单位的热情协助下，已经搜集到蔡元培的著述近三百万字。该集已编出前三卷，其余各卷也将在明年编竣。该集出齐，将是一部最为完备的蔡元培文集。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和学者。早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华书局曾着手整理出版梁启超著作，由吴晗、梁思成等同志组成《梁启超集》编委会，邀请一些学者参加工作。在梁启超家属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些搜集资料和整理工作。后因政治动乱而中断工作。现由中华书局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并邀请其他单位的同志继续该项工作，汤志钧同志任主编。
我国近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王国维，先后从事过哲学、文学、戏曲、古文字、古代史和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很大成果。新编《王国维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承编，吴泽同志任主编。该书是在以往出版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基础上，广泛搜集佚文，进行点校整理。全书估计在五百万字以上，将在几年内分卷出版。该集的第一种《王国维集·书信》即将在年内出版。
（陈 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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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场遍及皖中、皖西、赣北、豫南、鄂东广大地区，因会战是为了保卫武汉，故称武汉会战。
日军于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中国政府虽西迁重庆，但军事、政治中心却在武汉。日大本营陆军部认为，只要攻占武汉，就可以控制中国，因而决定迅速进行武汉决战。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后，日军分别从津浦路南北进攻地处津浦、陇海两路交叉要冲上的徐州。5月19日，徐州失陷，日军打通了津浦路，截断了陇海路。日军机械化部队攻势凶猛地侵入豫东平原，蒋介石急调薛岳兵团组织兰封会战，但未能阻敌西进。6月6日，日军攻占了河南省会开封，直逼郑州。日军图谋攻占郑州后，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当时，从徐州战场撤退的数十万中国军队还未进入新的防地。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的攻势，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奉令于6月19日在河南郑州以北花园口决开黄河南岸堤坝。滚滚黄水，改道横流，中牟等数十县一片汪洋，无数人民惨死，数百万灾民无家可归。
日机械化部队无法在黄泛区前进，被迫改变进犯武汉的路线。于是，中国军队对以武汉为中心的防务作了重新部署：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部驻防信阳以北、平汉路以西，以一部兵力防守黄河并在豫东、鲁西、豫北游击，其主力布置于确山、汜水一线，阻止华北日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驻防大别山，担任长江以北的防务，以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担任安庆、桐城、舒城之守备；以徐源泉第二十六集团军守备舒城至六安一线；以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守备正阳关一线；以李品仙第四兵团在大别山南麓广济、潜山一线防守；以孙连仲第三兵团在大别山北麓霍山、六安、富金山、固始、商城一线防守；张自忠第二十七军团防守潢川；胡宗南第十七军团防守信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部驻防湖口以东的江南地区，将主力配置于东流、马当间。武汉卫戍司令部扩编为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以薛岳第一兵团防守南浔路并沿鄱阳湖设防，阻敌南犯；以张发奎第二兵团防守九江至田家镇，沿长江构筑阵地，另分别在瑞昌、阳新、丰城、清江、高安、宜春、万载一带派重兵设防。空军集中汉口、南昌机场，轰炸长江中的日舰，并袭击南京、芜湖一带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等沿江要塞。同时，对武汉外围已初具规模的国防工事突击抢修，在九宫山、幕府山、庐山、富金山等地筑成坚固防御阵地。
为了抗御民族的大敌，国共两党合作进一步加强。6月，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被选任为参政员。7月6日至15日，参政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大会，一致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作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决定。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强调“一切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日军意在迅速进行武汉决战，当陷于黄泛区的日军撤退时，溯长江西犯的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于6月12日攻陷安庆，为日军大举进犯武汉建立了补给基地，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日本大本营立即向华中增派援兵，调整了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统一指挥第二、第十军、直辖兵团及航空兵团。其部署为：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四个师团，主力集结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向大别山麓进犯。第十一军冈村宁次指挥五个师团及波田支队，主力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将主力放在江南地区。派遣军直辖兵团四个师团负责湖口下游地区之守卫。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率三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在华司令官及川古志率第三舰队溯江西上，配合陆军攻占武汉。
日军波田支队及一○六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7月22日在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直攻九江，激烈的武汉会战开始。26日，九江失陷，李汉魂第二十九军团退守庐山两侧及南浔路，利用有利地势，奋勇抵抗。日军一○六师团数度强攻，伤亡惨重，第一四五联队被全歼，双方对峙一月之久。8月22日，日军一○一师团在星子强行登陆，增援一○六师团，与薛岳兵团发生激战，在德安附近双方成胶着状态。10月上旬，薛岳兵团抽调三个军在万家岭一带歼敌四个联队，时称万家岭大捷，挫败了日军突破南浔路的企图。
日军在南浔路进犯受挫，急调第九、第二十七两师团增援九江战区，在海、空军配合下沿江进犯，进攻码头镇、富池口要塞，并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中国军队冒毒死守，数度将敌击退。9月14日，码头镇失守，24日，富池口陷落。日军主力由阳新、辛潭铺、龙港等处大举向西进攻，先后将大冶、黄石、鄂城攻占，直逼武昌。长江南岸的要塞阵地先后丧失，中国军队退守武宁、通城、岳州一线。
日军在攻陷九江的同时，第六师团及第二、第三师团各一部并配合机械化部队向大别山南麓黄梅、广济、田家镇一线大举进攻，李品仙兵团利用这一带江河湖汊交错、地形起伏纵横的天然障碍，布置防线，顽强阻击日军。日军在这一地区屡进屡退，第六师团伤亡惨重，先后补充兵员数千。日军第三师团在小池口登陆，协同第六师团作战，海军配合西犯。9月29日，田家镇要塞陷落。日陆海军迅速向武汉推进，将蕲春、兰溪、巴河、黄冈、阳罗先后占领。10月25日，日军攻占黄陂，直迫汉口。
日军第二军乘鄂东战场激战，由大别山北麓平原西进，分兵两路：一路自正阳关向河南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10月12日，日军攻占信阳。据守信阳的胡宗南不遵李宗仁南撤桐柏山据守平靖关之令，擅自撤往南阳。平汉路正面洞开，旋即武胜关、平靖关失守，日军直逼汉口之北。另一路日军攻占商城、麻城，与溯江西上的日军相呼应。至此，武汉外围的要塞阵地均被日军攻陷，武汉已三面在日军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外围部队。长江以南各军撤到湘北及鄂西一带。长江以北各军，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及第十军由廖磊指挥在大别山游击外，均撤往平汉路以西。25日，汉口弃守，武汉会战结束。武汉会战，日军投入兵力达四十余万，中国配置兵力一百余万，历时四个多月，攻势凶猛的日军遭到重大消耗。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并未达到，从此陷入长期的战争而不能自拔。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
（任泽全）